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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是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叉对普渡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就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专题所作的访谈录。访谈中，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教授回顾了自己的生活与学术经历，讨论了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具备的条件，评价了比较文学及其标志性理论框架“比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探索了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建立问题，思考了“美国梦”和“中国梦”的理念，就如何提高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水平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比较文学；数字人文学科；文学经典；比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基金项目：2016年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项目“比较文学中外名人访谈录”（项目编号SC16E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叉，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美国普渡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
Abstract： This is the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teven T?t?sy de Zepetnek at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urdue University， conducted by Zhang Ch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Steven T?t?sy de Zepetnek discusses his personal and scholarly background and what he believes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 ought to have training in. Further， T?t?sy de Zepetnek comment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his signatu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and probes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t?sy de Zepetnek closes the interview with his thoughts about the notions of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Chinese Dream” and his suggestion as to how to improv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ship in China.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igital humanities； literary canon；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uthors： Zhang Cha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101，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studies. E-mail：zhangchasc@163.com. Steven T?t?sy de Zepetnek is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47906， the U. S.）， specializing in studies of comparative cul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E-mail：totosysteven@mac.com
張 叉：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教授，您已经多次应邀来四川大学讲学了，这也正是我今天对您进行采访的一个原因。首先，我想请您谈谈您在生活与学术方面的经历。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确实，我已经三次应邀来四川大学了：2013年作客座教授，2014年和2015年参加“实践及国际课程周”活动。我1950年出生于匈牙利。由于在那个时候（苏联殖民匈牙利期间），出身于“资产阶级”（也就是“表面是社会的一份子但实际不是的人”<“class alien”>）家庭的子女是不允许上高中的，所以我就在1964年离开了匈牙利。我在德国和奥地利上了高中，在瑞士完成了学业。高中毕业以后，我到了瑞士的一家玻璃纤维厂工作，然后决定离开欧洲移民到加拿大，在加拿大读完了本科，并于1989年在阿尔伯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直到2000年为止，我都在阿尔伯塔大学任教，因为我配偶乔安妮（Joanne）是神经科学和药理学博士，她收到了美国知名制药行业的邀请，于是，我们搬到了美国。尽管我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任职直到2016年12月才退休，但是在2002—2011年期间，我也是哈雷-维滕贝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德国）媒体和传播学研究的教授，此外，我还在美国、欧洲、印度、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担任客座教授。对于学术研究——这是同我“四海为家”（“cosmopolitan”）和“移民”（“migrant”）的成长和生活背景相关的——它是建立在对几门语言的使用和对“移民”好处的意识之基础上的，这促使我熟悉文化的差异，从而自然地同“比较”联系在了一起。 张 叉：您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成绩卓著的学者。在您的论著清单①上，有24多部独立完成的专著与编著，还有200多篇同行评阅论文，这些论著涉及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您看来，优秀的学者尤其是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我要坚持的一点是，在比较文学领域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也包括从事任何一种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能够使用几门语言进行口头交流与书面阅读。例如，在美国，大多数的人文学者除了母语之外最多只掌握了一门别的语言，而在我看来，这对于学术研究是不利的。中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在更多的时候仅仅只关注英语。
张 叉：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马瑞琪翻译的您的汉语版书籍《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Legitimizing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 New Pragmatism and the System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Culture），这是引人关注的。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版的？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1995与1996年（每年三个月）期间，我应邀到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在当时给那里的研究生作的讲座的基础上汇编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中的有一些材料可以在我1998年的书《比较文学：理论、方法、应用》（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Method， Application）中查阅到②。
张 叉：除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外，您还在其它各种不同的领域从事教学工作和出版著述，包括：比较媒体和传播研究，后殖民研究，移民和少数民族研究，数字人文、电影和文学、读者研究，欧洲、美国和加拿大文化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等。您经常论述文学经典的概念问题，我对此特别感兴趣。您认为文学经典的标准是什么？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文学经典的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几种。我对此的看法是，原则上，经典的形成是“累积的”。累积经典形成理论包括理论的层面，也包括方法论操作的和功能的层面，这些层面规定了研究文学系统的多种因素和组合因素的必要性，以便对经典的形成达到一个认识。换一句话来说，“累积”的因素包括系统分类的组合，它是一个创新的、经典的、正规的和回光线（catacaustics）（我的术语）的概念，而操作和功能的基本原理必须通过观察（经验数据）的和应用的要素来满足。在“讓”文本受到关注的时候，在诸如评论家的和学者的工作这样的其它因素中，累积经典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由读者的状况、机制、地位连同系统影响一起构成的。
张 叉：您在“比较文化研究”的框架中提出了一个研究领域——这也是您1980年代末以来一直都在拓展的研究领域——那就是，可以理解为“语境”的系统性和实证性途径的方法论应该把伦理学包含在内。您能就这一观点给我们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吗？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的确，最广泛定义的伦理学是我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工作时所关心的。或许，用我1999年的一篇文章《从现今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研究》（“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towar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中的话来对此进行解释是最快捷的方式：
比较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原则是用以在文化、语言、文学和学科之间移动和对话的理论的和方法的假设。这是本框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作为整体的手段及其方法论。换句话说，就是对其它文化的关注——也就是比较的角度——是本框架的一个基本的元素与创始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宣称民族文化在情感和智力上是至关重要的并随之宣称民族文化在由来已久的观念上是力大无比的都是站不住脚的。反过来，内置的排斥性观念和单个文化研究的自我指涉性及其严格定义的学科界限所导致的结果是同比较文化研究所主张的替代和平行的研究领域背道而驰的。这一范围延伸到了所有的他者、所有的边缘者、少数族群、边界和周边，它包含着形式和物质两个方面的东西。然而，必须要注意任何包容性的方法、认证、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怎样”的情况，以免重犯“高人一等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导致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普遍化”的错误。对话是唯一的解决方法③。
基于“对话”的伦理学的概念与应用也有其现实的原因，而欧洲当前的移民危机、移民同欧洲国家融合的策略和实践的历史缺失，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一个国家既不能够从实际上关闭所有的边境，也不可能从心理上远离移民的影响。因此，我的论点是，除了“普遍的”人文伦理学以外，要在任何社会中坚持维护文化的同质性与霸权都是没有意义的。积极的文化多样性意味着认同与包容，而文化的同质性和霸权则意味着边缘化与排斥。重要的是，就工业化了的和技术发达的世界的基本依存力量即商业资本主义和市场取向而言，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移民人口构成了一个现实的存在（他们是重要的市场，也是重要的创造就业的力量）。因此，更为可取的、同时也是展示商业智慧的是，要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积极的文化多元化是由官方认可而由各级政府、商界、教育系统等，换一句话来说，是由整个社会话语和实践来促进的。
张 叉：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自19世纪早期诞生以来，一直受到批评，说它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我们应该指出，从原则上来看，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已经是一种理论的（和应用的）方法。然而，比较文学的确是一门从其他学科和学术领域借鉴了理论、方法和观念的学科。尽管在具体发展，也就是说，在形成“土生土长”理论框架的时候，比较文学能够作得更好，但是我看这不是问题，反倒是一个优势。这恰好是我在比较文化研究中所作的，就是把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原则结合起来：“我相信，要让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一种同社会相关的学术活动，我们应该做一些与专业问题相关的语境工作，比如就业市场、学术出版、数字人文学科等，更广泛地说，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人文学科的作用相关的语境工作。因此，我建议，通过跨学科和新媒体技术实践的比较和语境方法——比较文化研究可以获得深入的学术研究和人文学科的社会相关性。”④ 张 叉：在您看来，比较文学研究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由于您提的这个问题取决于“在什么地方”（“where”）这一前提，所以我很难用简短的方式来进行回答。我想，在所谓的学科中心（欧洲和美国），其中一个问题是外语水平正在降低。在美国，比较文学大部分是通过翻译来进行研究的，也就是说，阅读与分析的文本不是原文，而是英文翻译。虽然在阅读和研究世界文学中依靠译文要比什么都不依靠要好一些，但是在我看来，对于学术研究，必须要能够阅读原始文本，当然也必须要能够阅读多种外语学术文献而不仅仅只局限于英语。另一个问题是您已经提到了的——换一句话说，就是理论的问题：因为自从1970年以来，不仅在比较文学领域，而且还（主要）在英语部门，理论框架都已经得以发展——尽管我认为“借鉴”应该不是个问题——但是这依然不仅贬低了比较文学的价值，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是减少了愿意在这一学科领域作为教师进一步从事研究的研究生的人数。然而，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在美国，比较文学正在受到限制，这意味着，能够获取的教师职位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出现在中国、拉丁美洲以及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但是，在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和德国，也存在限制）的上述限制就更不用说了。
张 叉：中国学者多年以来一直都在探讨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建立问题。对于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学派，还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中国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认为：“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第一阶段（欧洲阶段），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第二阶段（美洲阶段），以及比较文学在亚洲崛起后的第三阶段（亚洲阶段），这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体系之一就是已经成形的中国学派。”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佳亚特里·哈克拉维尔褆·斯皮瓦克（Gayatri Hakravorty Spivak）教授则表示：“我不知道什么法国学派、美国学派，更不知道什么中国学派”⑥请问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什么？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因为我认不了中文，所以只能尝试着回答您这个问题。我所能够说的是，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学者出版了著作，目标是同时要在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基础上创建理论框架。在共享（汤森路透索引）季刊中，我创建、编辑了1999-2016年——《比较文学与文化》（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⑦——我们正在关注这些进展，这本期刊中有相当多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可资查阅。
张 叉： 在文学以及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常常需要考察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宗教等问题。例如，“美国梦”（“American Dream”）就是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美国梦”可以追溯至早期北美移民，也植根于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美国的民族精神与理想。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时候提出了“中国梦”的构想，它也成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理想。在您看来，“美国梦”与“中国梦”的基本点是什么？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一般来说，“美国梦”指的是在美国寻求自由与机会的可能性。然而，尽管这在以前和现在的很多情况下都是事实，但是“美国梦”也是一种神话构想，因为它并不总是为摆脱贫困和迫害提供新的起点。我们不能忘记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移民的处境，对他们来说，“美国梦”是常常没有实现的，也是实现不了的。至于“中国梦”，虽然目前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是我却不确定应该怎么来对此进行思考。“西方”（我的意思是不仅仅美国，而且欧洲和拉丁美洲、印度、非洲、中东等，因此，中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地方都是隐喻性的）是否会对中国文化所提供的丰富多彩的内涵产生兴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换一句来说，若果“中国梦”仅仅指的是物质上的东西，那么它就不会取得杰出的成就；如果它是建立在物质的（金融的、工业的、技术的）和包括全球语境下的教育在内的文化的基础上的一种构想，那么它就会推动中国和中国人民进步。如果“中国梦”意味着人文学科贬低到次等的地位而自然科学与技术却得到专门的喜爱，那么虽然从短期来看，它可以取得很多成绩，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就会失败（对于美国，对于关于在教育中损害人文学科以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科目的讨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张 叉：像你这样富有成效的学者应该受到欢迎和尊敬。不过，“对知识界的这种精英的这种追捧，同那个音乐、电视、电影等娱乐界的明星比较起来还存在着一些差异，可以说，学术界的明星所受到的追捧是相形见绌的”⑧。您怎样理解这一现象？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我想，您的问题是针对美国吧，在美国，学者并未认同于欧洲文化中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雖然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让学者参与美国公共话语的尝试，但是我认为，学者首要的责任和作用还在于学术，如果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发展的话，那么我想也就只好如此了。我要补充一点，就像过去所说的那样，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公共话语或者媒体中对学者的认同是有限的，在欧洲国家，情况还有所不同。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我才当选为欧洲科学与艺术院（the 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 Academia Scientiarum et Artium Europaea）院士⑨。
张 叉：最后，我还特别想问一问：您能够就如何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给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年轻学者提一些建议吗？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中国从事普通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具备几门外语的知识而非仅局限于英语。英语应该是这些语言中的一门，而另一或两门（要么是另一种西方语言，要么是印地语或者其它任何一门外语）则可以提升中国学术的质量和影响力。在我看来，当前英语人文学科的关注点（因而大多数时候指的是美国）是知识限制。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当中国学者分析西方或其它文本的时候，他们不仅应该参考西方的资料，而且还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理论思想来进行文本分析。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不管在哪个学科或领域作研究或者学习，都应该具备丰富的中国文学与文学史的知识。 注释【Notes】
①See T?t?sy de Zepetnek， Steven， “T?t?sy de Zepetnek， Steven curriculum vitae，” Library Series，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99）. Sept. 01， 2018< https： //docs.lib. purdue.edu/clcweblibrary/totosycv>.
②Rodopi； the book is available online in the Library Series of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t http：//docs.lib.purdue.edu/clcweblibrary/totosycomparativeliterature1998.
③See T?t?sy de Zepetnek， Steven，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towar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1999）： 12 （http：//dx.doi.org/10.7771/1481-4374.1041）.
④See T?t?sy de Zepetnek， Steven， “Ab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Neighboring Fields in the Humanities Toda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2（2017）： 191（https：//doi.org/10.1080/25723618.2017.1387398）.
⑤參见曹顺庆，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外国文学研究》3（2007）：128。
⑥参见张叉、黄维樑，加强“以中释西”文学批评，构建中国比较文学的话语体系——黄维樑教授访谈录，《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8）：60。
⑦《比较文学与文化》主页http：//docs.lib.purdue.edu/clcweb
⑧参见张叉、乐黛云，乐黛云教授访谈录，《中外文化与文论》35（2017）：178-179。
⑨欧洲科学与艺术院主页http：//www.euro-acad.eu
责任编辑：翁逸琴
关键词：比较文学；数字人文学科；文学经典；比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基金项目：2016年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项目“比较文学中外名人访谈录”（项目编号SC16E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叉，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美国普渡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
Abstract： This is the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teven T?t?sy de Zepetnek at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urdue University， conducted by Zhang Ch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Steven T?t?sy de Zepetnek discusses his personal and scholarly background and what he believes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 ought to have training in. Further， T?t?sy de Zepetnek comment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his signatu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and probes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t?sy de Zepetnek closes the interview with his thoughts about the notions of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Chinese Dream” and his suggestion as to how to improv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ship in China.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igital humanities； literary canon；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uthors： Zhang Cha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101，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studies. E-mail：zhangchasc@163.com. Steven T?t?sy de Zepetnek is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47906， the U. S.）， specializing in studies of comparative cul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E-mail：totosysteven@mac.com
張 叉：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教授，您已经多次应邀来四川大学讲学了，这也正是我今天对您进行采访的一个原因。首先，我想请您谈谈您在生活与学术方面的经历。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确实，我已经三次应邀来四川大学了：2013年作客座教授，2014年和2015年参加“实践及国际课程周”活动。我1950年出生于匈牙利。由于在那个时候（苏联殖民匈牙利期间），出身于“资产阶级”（也就是“表面是社会的一份子但实际不是的人”<“class alien”>）家庭的子女是不允许上高中的，所以我就在1964年离开了匈牙利。我在德国和奥地利上了高中，在瑞士完成了学业。高中毕业以后，我到了瑞士的一家玻璃纤维厂工作，然后决定离开欧洲移民到加拿大，在加拿大读完了本科，并于1989年在阿尔伯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直到2000年为止，我都在阿尔伯塔大学任教，因为我配偶乔安妮（Joanne）是神经科学和药理学博士，她收到了美国知名制药行业的邀请，于是，我们搬到了美国。尽管我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任职直到2016年12月才退休，但是在2002—2011年期间，我也是哈雷-维滕贝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德国）媒体和传播学研究的教授，此外，我还在美国、欧洲、印度、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担任客座教授。对于学术研究——这是同我“四海为家”（“cosmopolitan”）和“移民”（“migrant”）的成长和生活背景相关的——它是建立在对几门语言的使用和对“移民”好处的意识之基础上的，这促使我熟悉文化的差异，从而自然地同“比较”联系在了一起。 张 叉：您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成绩卓著的学者。在您的论著清单①上，有24多部独立完成的专著与编著，还有200多篇同行评阅论文，这些论著涉及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您看来，优秀的学者尤其是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我要坚持的一点是，在比较文学领域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也包括从事任何一种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能够使用几门语言进行口头交流与书面阅读。例如，在美国，大多数的人文学者除了母语之外最多只掌握了一门别的语言，而在我看来，这对于学术研究是不利的。中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在更多的时候仅仅只关注英语。
张 叉：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马瑞琪翻译的您的汉语版书籍《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Legitimizing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 New Pragmatism and the System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Culture），这是引人关注的。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版的？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1995与1996年（每年三个月）期间，我应邀到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在当时给那里的研究生作的讲座的基础上汇编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中的有一些材料可以在我1998年的书《比较文学：理论、方法、应用》（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Method， Application）中查阅到②。
张 叉：除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外，您还在其它各种不同的领域从事教学工作和出版著述，包括：比较媒体和传播研究，后殖民研究，移民和少数民族研究，数字人文、电影和文学、读者研究，欧洲、美国和加拿大文化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等。您经常论述文学经典的概念问题，我对此特别感兴趣。您认为文学经典的标准是什么？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文学经典的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几种。我对此的看法是，原则上，经典的形成是“累积的”。累积经典形成理论包括理论的层面，也包括方法论操作的和功能的层面，这些层面规定了研究文学系统的多种因素和组合因素的必要性，以便对经典的形成达到一个认识。换一句话来说，“累积”的因素包括系统分类的组合，它是一个创新的、经典的、正规的和回光线（catacaustics）（我的术语）的概念，而操作和功能的基本原理必须通过观察（经验数据）的和应用的要素来满足。在“讓”文本受到关注的时候，在诸如评论家的和学者的工作这样的其它因素中，累积经典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由读者的状况、机制、地位连同系统影响一起构成的。
张 叉：您在“比较文化研究”的框架中提出了一个研究领域——这也是您1980年代末以来一直都在拓展的研究领域——那就是，可以理解为“语境”的系统性和实证性途径的方法论应该把伦理学包含在内。您能就这一观点给我们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吗？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的确，最广泛定义的伦理学是我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工作时所关心的。或许，用我1999年的一篇文章《从现今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研究》（“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towar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中的话来对此进行解释是最快捷的方式：
比较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原则是用以在文化、语言、文学和学科之间移动和对话的理论的和方法的假设。这是本框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作为整体的手段及其方法论。换句话说，就是对其它文化的关注——也就是比较的角度——是本框架的一个基本的元素与创始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宣称民族文化在情感和智力上是至关重要的并随之宣称民族文化在由来已久的观念上是力大无比的都是站不住脚的。反过来，内置的排斥性观念和单个文化研究的自我指涉性及其严格定义的学科界限所导致的结果是同比较文化研究所主张的替代和平行的研究领域背道而驰的。这一范围延伸到了所有的他者、所有的边缘者、少数族群、边界和周边，它包含着形式和物质两个方面的东西。然而，必须要注意任何包容性的方法、认证、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怎样”的情况，以免重犯“高人一等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导致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普遍化”的错误。对话是唯一的解决方法③。
基于“对话”的伦理学的概念与应用也有其现实的原因，而欧洲当前的移民危机、移民同欧洲国家融合的策略和实践的历史缺失，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一个国家既不能够从实际上关闭所有的边境，也不可能从心理上远离移民的影响。因此，我的论点是，除了“普遍的”人文伦理学以外，要在任何社会中坚持维护文化的同质性与霸权都是没有意义的。积极的文化多样性意味着认同与包容，而文化的同质性和霸权则意味着边缘化与排斥。重要的是，就工业化了的和技术发达的世界的基本依存力量即商业资本主义和市场取向而言，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移民人口构成了一个现实的存在（他们是重要的市场，也是重要的创造就业的力量）。因此，更为可取的、同时也是展示商业智慧的是，要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积极的文化多元化是由官方认可而由各级政府、商界、教育系统等，换一句话来说，是由整个社会话语和实践来促进的。
张 叉：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自19世纪早期诞生以来，一直受到批评，说它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我们应该指出，从原则上来看，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已经是一种理论的（和应用的）方法。然而，比较文学的确是一门从其他学科和学术领域借鉴了理论、方法和观念的学科。尽管在具体发展，也就是说，在形成“土生土长”理论框架的时候，比较文学能够作得更好，但是我看这不是问题，反倒是一个优势。这恰好是我在比较文化研究中所作的，就是把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原则结合起来：“我相信，要让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一种同社会相关的学术活动，我们应该做一些与专业问题相关的语境工作，比如就业市场、学术出版、数字人文学科等，更广泛地说，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人文学科的作用相关的语境工作。因此，我建议，通过跨学科和新媒体技术实践的比较和语境方法——比较文化研究可以获得深入的学术研究和人文学科的社会相关性。”④ 张 叉：在您看来，比较文学研究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由于您提的这个问题取决于“在什么地方”（“where”）这一前提，所以我很难用简短的方式来进行回答。我想，在所谓的学科中心（欧洲和美国），其中一个问题是外语水平正在降低。在美国，比较文学大部分是通过翻译来进行研究的，也就是说，阅读与分析的文本不是原文，而是英文翻译。虽然在阅读和研究世界文学中依靠译文要比什么都不依靠要好一些，但是在我看来，对于学术研究，必须要能够阅读原始文本，当然也必须要能够阅读多种外语学术文献而不仅仅只局限于英语。另一个问题是您已经提到了的——换一句话说，就是理论的问题：因为自从1970年以来，不仅在比较文学领域，而且还（主要）在英语部门，理论框架都已经得以发展——尽管我认为“借鉴”应该不是个问题——但是这依然不仅贬低了比较文学的价值，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是减少了愿意在这一学科领域作为教师进一步从事研究的研究生的人数。然而，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在美国，比较文学正在受到限制，这意味着，能够获取的教师职位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出现在中国、拉丁美洲以及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但是，在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和德国，也存在限制）的上述限制就更不用说了。
张 叉：中国学者多年以来一直都在探讨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建立问题。对于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学派，还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中国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认为：“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第一阶段（欧洲阶段），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第二阶段（美洲阶段），以及比较文学在亚洲崛起后的第三阶段（亚洲阶段），这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体系之一就是已经成形的中国学派。”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佳亚特里·哈克拉维尔褆·斯皮瓦克（Gayatri Hakravorty Spivak）教授则表示：“我不知道什么法国学派、美国学派，更不知道什么中国学派”⑥请问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什么？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因为我认不了中文，所以只能尝试着回答您这个问题。我所能够说的是，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学者出版了著作，目标是同时要在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基础上创建理论框架。在共享（汤森路透索引）季刊中，我创建、编辑了1999-2016年——《比较文学与文化》（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⑦——我们正在关注这些进展，这本期刊中有相当多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可资查阅。
张 叉： 在文学以及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常常需要考察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宗教等问题。例如，“美国梦”（“American Dream”）就是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美国梦”可以追溯至早期北美移民，也植根于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美国的民族精神与理想。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时候提出了“中国梦”的构想，它也成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理想。在您看来，“美国梦”与“中国梦”的基本点是什么？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一般来说，“美国梦”指的是在美国寻求自由与机会的可能性。然而，尽管这在以前和现在的很多情况下都是事实，但是“美国梦”也是一种神话构想，因为它并不总是为摆脱贫困和迫害提供新的起点。我们不能忘记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移民的处境，对他们来说，“美国梦”是常常没有实现的，也是实现不了的。至于“中国梦”，虽然目前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是我却不确定应该怎么来对此进行思考。“西方”（我的意思是不仅仅美国，而且欧洲和拉丁美洲、印度、非洲、中东等，因此，中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地方都是隐喻性的）是否会对中国文化所提供的丰富多彩的内涵产生兴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换一句来说，若果“中国梦”仅仅指的是物质上的东西，那么它就不会取得杰出的成就；如果它是建立在物质的（金融的、工业的、技术的）和包括全球语境下的教育在内的文化的基础上的一种构想，那么它就会推动中国和中国人民进步。如果“中国梦”意味着人文学科贬低到次等的地位而自然科学与技术却得到专门的喜爱，那么虽然从短期来看，它可以取得很多成绩，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就会失败（对于美国，对于关于在教育中损害人文学科以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科目的讨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张 叉：像你这样富有成效的学者应该受到欢迎和尊敬。不过，“对知识界的这种精英的这种追捧，同那个音乐、电视、电影等娱乐界的明星比较起来还存在着一些差异，可以说，学术界的明星所受到的追捧是相形见绌的”⑧。您怎样理解这一现象？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我想，您的问题是针对美国吧，在美国，学者并未认同于欧洲文化中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雖然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让学者参与美国公共话语的尝试，但是我认为，学者首要的责任和作用还在于学术，如果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发展的话，那么我想也就只好如此了。我要补充一点，就像过去所说的那样，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公共话语或者媒体中对学者的认同是有限的，在欧洲国家，情况还有所不同。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我才当选为欧洲科学与艺术院（the 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 Academia Scientiarum et Artium Europaea）院士⑨。
张 叉：最后，我还特别想问一问：您能够就如何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给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年轻学者提一些建议吗？
斯蒂文·托托西·德·让普泰内克：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中国从事普通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具备几门外语的知识而非仅局限于英语。英语应该是这些语言中的一门，而另一或两门（要么是另一种西方语言，要么是印地语或者其它任何一门外语）则可以提升中国学术的质量和影响力。在我看来，当前英语人文学科的关注点（因而大多数时候指的是美国）是知识限制。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当中国学者分析西方或其它文本的时候，他们不仅应该参考西方的资料，而且还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理论思想来进行文本分析。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不管在哪个学科或领域作研究或者学习，都应该具备丰富的中国文学与文学史的知识。 注释【Notes】
①See T?t?sy de Zepetnek， Steven， “T?t?sy de Zepetnek， Steven curriculum vitae，” Library Series，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99）. Sept. 01， 2018< https： //docs.lib. purdue.edu/clcweblibrary/totosycv>.
②Rodopi； the book is available online in the Library Series of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t http：//docs.lib.purdue.edu/clcweblibrary/totosycomparativeliterature1998.
③See T?t?sy de Zepetnek， Steven，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towar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1999）： 12 （http：//dx.doi.org/10.7771/1481-4374.1041）.
④See T?t?sy de Zepetnek， Steven， “Ab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Neighboring Fields in the Humanities Toda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2（2017）： 191（https：//doi.org/10.1080/25723618.2017.1387398）.
⑤參见曹顺庆，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外国文学研究》3（2007）：128。
⑥参见张叉、黄维樑，加强“以中释西”文学批评，构建中国比较文学的话语体系——黄维樑教授访谈录，《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8）：60。
⑦《比较文学与文化》主页http：//docs.lib.purdue.edu/clcweb
⑧参见张叉、乐黛云，乐黛云教授访谈录，《中外文化与文论》35（2017）：178-179。
⑨欧洲科学与艺术院主页http：//www.euro-acad.eu
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