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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废止凌迟、枭首、戮尸、刺字”、“大清新刑律”、“我国最早的民事诉讼法”这些词句，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中学时历史书上都曾对这些有所描述。可是说到沈家本，很多人都不认识了，其实上面那些词句跟沈家本都有关系。别着急，这期带大家走近法学家沈家本的故居，大家慢慢往下看。
出了宣武门地铁站往南，走不远就是下斜街。金井胡同与下斜街相交，大概走个50米便能看见金井胡同的标牌，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故居便深藏在这条胡同里。这胡同不算太长，不一会便找到了金井胡同1号，院子东边墙上挂着两块牌子，绿色字体书写的文物保护告示，上有几个大字：“沈家本故居”，下面两行小字分别是：一九九零年、一九九一年，北京宣武区人民政府、宣武区文化文物局。说明这座旧居，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由国家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了，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能想到保护一个清末的法学家的故居，确也是件不简单的事了。
沈家本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住进了金井胡同1号的这所宅院。这一年沈家本荣任了刑部大员，他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买下了金井胡同里破落的吴兴会馆作为自己的宅院。据史料记载，沈家本的宅院坐北朝南，平面呈矩形，共有三进院落，最前面的是高大宽敞的广亮大门，门前设垂花踏步，对面设影壁，门的两侧连接有门房二间和倒座南房六间。故居内整组建筑布局严谨，宽敞实用。
故居现状
走进故居，现实的情景与书上记载的大相径庭，这里俨然是淹没在众多大杂院中的一个。只见大门破旧，门口一侧明显有着冬日里堆过煤球的痕迹，旁边堆满了杂物，两侧门上挂着几个信箱。刚进门的影壁早已拆除，现在已经被见缝插针地盖成了一间简易房。
就在我拍照时，有一位老太太从外面回来，她热情地跟我介绍起来，这里曾是建于清代的一处“吴兴会馆”，属江南吴兴地方设在北京的一处会馆。到清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此处的会馆已逐渐衰微，才由沈家本购置成为他的私家宅第。老太太又继续指着北面的一栋二层小楼，介绍道，这楼就是当年沈家本用于读书并著书立说的有名的“枕碧楼”。朝西的木楼梯，扶手上的油漆早已脱落，露出了里面苍老的木芯。柱子和窗子都是木制的，看来都是原始的，只是墙体是砖的了。
我踏上枕碧楼的楼梯，脚下的木板随着我的走动吱吱作响。在忐忑与不安中，我终于登上二层的楼台，正南对着一小走廊，左右两侧各有两间屋，分别住着两户人家。伏窗望去，虽无花木扶疏，视野依然开阔，后廊檐还在，非常宽，木柱从一层的地上一直伸到二层楼顶，楼下的客厅前成了轩豁的凉棚。
当年，沈家本从清廷退职之后，就是在这个客厅接见了梁启超、沈钧儒等民国风云人物，包括袁世凯当大总统时派人请他出任司法总长而被他拒绝，也是在这客厅里。楼上的书房，既是他藏书的地方，也是他写作的地方，他的多部著作如《枕碧楼偶存稿》、《枕碧楼丛书》、《枕碧楼日记》等浩瀚的著作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他在此楼藏有5万余册的书籍，如今不知这些书都弄到到哪儿去了。
沈家本的历史地位
现在人们对沈家本很陌生，但他却是一位非常值得我们记住的人。初识沈家本源于一个学法律专业的朋友，从朋友的口中对他略知一二，后来不经意看到关于沈家本生平的描述，便对他的事迹产生了兴趣。作为清末维新变法中的修吏大臣，他是近代第一位称得上法学家的人，说他是我国法学的奠基者，如同说鲁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一样，其地位与价值相当，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同样，他也是“依法治国”这个理念的首创者。
1902年沈家本与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沈家本受命为修律大臣期间，最主要的活动是修订旧律、创制新律的立法实践。修订旧律，即是对《大清律例》的全面改造，改造成果主要体现在《大清现行刑律》中，该法典删除了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残酷的刑罚，禁止刑讯和买卖人口，废弃了奴婢律例，统一了满汉刑律。
沈家本在主持修订法律期间，还积极为将来法律的施行做准备。他奏请设立法律学堂以造就新型法律人材。1906年，中国第一所中央官办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学，沈家本被任命为管理京师法律学堂事务大臣。京师法律学堂的开办堪称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创举。
此外，沈家本还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虽然这些新法典未曾实行施行，但制定本身就已经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了。
1911年5月，清政府为挽救危机实行新政，成立了“皇族内阁”，沈家本辞去法部左侍郎一职。退出官场后，沈家本致力于《刑统赋解》、《粗解刑统赋》、《刑统赋疏》的整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在清廷四面危机的情况下，被迫起用袁世凯组阁，沈家本被任命为司法大臣。1912年，清帝退位，沈家本的仕途生涯随之告终。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沈家本在法律方面的显著成就，袁世凯任命他为司法总长，但沈家本已厌倦了官场生活，他称病不出，专心著述，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汉律摭遗》。
时光无情，沈家本壮志未酬，却已心余力衰。1913年7月12日他在北京枕碧楼家中去世，享年73岁。1914年，袁世凯为沈家本墓题词“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后以书传。”
提出行政、司法权分离第一人
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合一，但是在沈家本看来，司法权应从行政权中分离。1906沈家本上奏：“中国行政司法向来未分离……审判分权，系属创举，内则树直省之准的，外则系各国之观瞻，其事极为重要。”
之后清廷对各部院进行了调整和任命：法部尚书为戴鸿慈，左侍郎为绍昌，右侍郎为张仁黼(念fǔ)，大理院正卿为沈家本。同时，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
大理院就是近代意义上的“最高法院”，因此，沈家本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高法院”的院长。沈家本的品级低于同为司法机关的法部尚书，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构位置低于最高行政机关，这多少反映了近代中国人追求审判独立的艰难性。
晚清财政紧张，僧多粥少，沈家本不得不为经费而伤脑筋。1906年11月19日，沈家本上奏朝廷要求给大理院拨款，朝廷批准了其请求，但是只打了个白条。虽然在皇权之下的大理院与大理院正卿，谈不上任何独立性，但大理院从行政中分离出来却是审判独立的前提，因此，沈家本的言论以及沈家本的努力毕竟是中国审判独立迈出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迈的很艰难，但是意义非凡。
尾记
老太太又告诉我说后院有一棵皂荚树，全北京也没有几棵这么粗这么老的皂荚树了。就是这院子和这楼最后拆了，这棵树也得保留！我按着老太太的指点，走过曲曲折折来到后院，只见那棵皂荚树，被几所房子包围着，树干很粗，两人怀抱才抱得过来，树皮裂如沟壑纵横，枝干遒劲似龙蛇腾空而舞，干枯的枝条已绽出嫩绿新芽，显出旺旺生机。看其样子，似在与周围的环境做顽强的抗争，努力争取其生存的一席领地，此时，看到大树的形象不由得让我想起沈家本本人。
出了宣武门地铁站往南，走不远就是下斜街。金井胡同与下斜街相交，大概走个50米便能看见金井胡同的标牌，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故居便深藏在这条胡同里。这胡同不算太长，不一会便找到了金井胡同1号，院子东边墙上挂着两块牌子，绿色字体书写的文物保护告示，上有几个大字：“沈家本故居”，下面两行小字分别是：一九九零年、一九九一年，北京宣武区人民政府、宣武区文化文物局。说明这座旧居，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由国家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了，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能想到保护一个清末的法学家的故居，确也是件不简单的事了。
沈家本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住进了金井胡同1号的这所宅院。这一年沈家本荣任了刑部大员，他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买下了金井胡同里破落的吴兴会馆作为自己的宅院。据史料记载，沈家本的宅院坐北朝南，平面呈矩形，共有三进院落，最前面的是高大宽敞的广亮大门，门前设垂花踏步，对面设影壁，门的两侧连接有门房二间和倒座南房六间。故居内整组建筑布局严谨，宽敞实用。
故居现状
走进故居，现实的情景与书上记载的大相径庭，这里俨然是淹没在众多大杂院中的一个。只见大门破旧，门口一侧明显有着冬日里堆过煤球的痕迹，旁边堆满了杂物，两侧门上挂着几个信箱。刚进门的影壁早已拆除，现在已经被见缝插针地盖成了一间简易房。
就在我拍照时，有一位老太太从外面回来，她热情地跟我介绍起来，这里曾是建于清代的一处“吴兴会馆”，属江南吴兴地方设在北京的一处会馆。到清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此处的会馆已逐渐衰微，才由沈家本购置成为他的私家宅第。老太太又继续指着北面的一栋二层小楼，介绍道，这楼就是当年沈家本用于读书并著书立说的有名的“枕碧楼”。朝西的木楼梯，扶手上的油漆早已脱落，露出了里面苍老的木芯。柱子和窗子都是木制的，看来都是原始的，只是墙体是砖的了。
我踏上枕碧楼的楼梯，脚下的木板随着我的走动吱吱作响。在忐忑与不安中，我终于登上二层的楼台，正南对着一小走廊，左右两侧各有两间屋，分别住着两户人家。伏窗望去，虽无花木扶疏，视野依然开阔，后廊檐还在，非常宽，木柱从一层的地上一直伸到二层楼顶，楼下的客厅前成了轩豁的凉棚。
当年，沈家本从清廷退职之后，就是在这个客厅接见了梁启超、沈钧儒等民国风云人物，包括袁世凯当大总统时派人请他出任司法总长而被他拒绝，也是在这客厅里。楼上的书房，既是他藏书的地方，也是他写作的地方，他的多部著作如《枕碧楼偶存稿》、《枕碧楼丛书》、《枕碧楼日记》等浩瀚的著作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他在此楼藏有5万余册的书籍，如今不知这些书都弄到到哪儿去了。
沈家本的历史地位
现在人们对沈家本很陌生，但他却是一位非常值得我们记住的人。初识沈家本源于一个学法律专业的朋友，从朋友的口中对他略知一二，后来不经意看到关于沈家本生平的描述，便对他的事迹产生了兴趣。作为清末维新变法中的修吏大臣，他是近代第一位称得上法学家的人，说他是我国法学的奠基者，如同说鲁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一样，其地位与价值相当，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同样，他也是“依法治国”这个理念的首创者。
1902年沈家本与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沈家本受命为修律大臣期间，最主要的活动是修订旧律、创制新律的立法实践。修订旧律，即是对《大清律例》的全面改造，改造成果主要体现在《大清现行刑律》中，该法典删除了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残酷的刑罚，禁止刑讯和买卖人口，废弃了奴婢律例，统一了满汉刑律。
沈家本在主持修订法律期间，还积极为将来法律的施行做准备。他奏请设立法律学堂以造就新型法律人材。1906年，中国第一所中央官办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学，沈家本被任命为管理京师法律学堂事务大臣。京师法律学堂的开办堪称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创举。
此外，沈家本还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虽然这些新法典未曾实行施行，但制定本身就已经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了。
1911年5月，清政府为挽救危机实行新政，成立了“皇族内阁”，沈家本辞去法部左侍郎一职。退出官场后，沈家本致力于《刑统赋解》、《粗解刑统赋》、《刑统赋疏》的整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在清廷四面危机的情况下，被迫起用袁世凯组阁，沈家本被任命为司法大臣。1912年，清帝退位，沈家本的仕途生涯随之告终。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沈家本在法律方面的显著成就，袁世凯任命他为司法总长，但沈家本已厌倦了官场生活，他称病不出，专心著述，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汉律摭遗》。
时光无情，沈家本壮志未酬，却已心余力衰。1913年7月12日他在北京枕碧楼家中去世，享年73岁。1914年，袁世凯为沈家本墓题词“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后以书传。”
提出行政、司法权分离第一人
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合一，但是在沈家本看来，司法权应从行政权中分离。1906沈家本上奏：“中国行政司法向来未分离……审判分权，系属创举，内则树直省之准的，外则系各国之观瞻，其事极为重要。”
之后清廷对各部院进行了调整和任命：法部尚书为戴鸿慈，左侍郎为绍昌，右侍郎为张仁黼(念fǔ)，大理院正卿为沈家本。同时，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
大理院就是近代意义上的“最高法院”，因此，沈家本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高法院”的院长。沈家本的品级低于同为司法机关的法部尚书，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构位置低于最高行政机关，这多少反映了近代中国人追求审判独立的艰难性。
晚清财政紧张，僧多粥少，沈家本不得不为经费而伤脑筋。1906年11月19日，沈家本上奏朝廷要求给大理院拨款，朝廷批准了其请求，但是只打了个白条。虽然在皇权之下的大理院与大理院正卿，谈不上任何独立性，但大理院从行政中分离出来却是审判独立的前提，因此，沈家本的言论以及沈家本的努力毕竟是中国审判独立迈出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迈的很艰难，但是意义非凡。
尾记
老太太又告诉我说后院有一棵皂荚树，全北京也没有几棵这么粗这么老的皂荚树了。就是这院子和这楼最后拆了，这棵树也得保留！我按着老太太的指点，走过曲曲折折来到后院，只见那棵皂荚树，被几所房子包围着，树干很粗，两人怀抱才抱得过来，树皮裂如沟壑纵横，枝干遒劲似龙蛇腾空而舞，干枯的枝条已绽出嫩绿新芽，显出旺旺生机。看其样子，似在与周围的环境做顽强的抗争，努力争取其生存的一席领地，此时，看到大树的形象不由得让我想起沈家本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