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宅最早的主人叫鲜英，1949年前的四川闻人。他曾作过军阀，因倾向共产党，后放弃国民党军政界，归隐田园，在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修建了这座森森的庄园，在那里修身养性，结交社会各界贤达人士，周恩来、梁漱溟、张澜都是他的座上客。据说，他还叫自己的孩子拜梁漱溟为师。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亲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三顾”鲜宅，会见鲜英及重庆各界民主人士。鲜宅当时在重庆名重一时，被社会有识之士称为“民主之家”。
　　50年代初，鲜英去了北京，作为民主人士参与国政，把鲜宅留给了儿女。
　　大宅中旧时的气息
　　我上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时，常去鲜宅做功课、玩耍，因为它的小主人，即鲜英的孙子鲜述东，是我的同班同学。
　　鲜宅俯瞰嘉陵江。它的黑漆大门早已剥落，显得苍凉，门上有两个年代久远的大铜环。这门总是静静地关着，仿佛里面安息着什么古老的灵魂。
　　对于童年的我，它的院子确实太大了。进门后，是一排长长的石砌阶梯，让人有亲历古代暗堡的感觉，上完阶梯，景色才豁然开朗。以最后一级阶梯和一条由各色小鹅卵石铺就的镶花小径为中线，两边各有一个大草坪。左面的草坪一览无余，可用于各种体育运动；右面的草坪有十几株小树散落其间，靠外面的墙角有一棵遮荫蔽日的参天大树，风吹过时，簌簌有声。顺着中间这条小径走20米，就到了一幢三层小青砖洋楼。
　　楼里的一切都是旧的。楼梯的每一阶层都镶着黄铜护板，因常年磨蹭而发出稳重幽暗的黄光，这黄光透着一点微微的暗红。楼里有数不清的房间，安静小巧的卧室一间接着一间。到处都是旧时的家具、台灯、书籍，没有一件是新的，没有一件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所使用的。二楼的客厅面朝草坪，有一扇巨大的镂花雕饰窗户；春阳迷朦地洒进来，浅映着陈旧的大圆桌；室内溢满一圈圈古雅暗淡的光晕。我和小鲜常趴在桌边做作业，有时一做就是一下午。隔壁是一间书房，宽敞、舒适、安全，显得暖和，并不给人空荡荡的感觉。有一次，这古色古香的书房门打开了一小半，我刚巧经过，看见小鲜时值青春的姐姐正闲着无事，慵懒地躺在地毯上，给一只洁白美丽的小猫一点一点喂牛奶。家常的光阴在她周遭静静地徘徊，真是华丽、深邃。
　　楼房的后院是一个缺少阳光的花园，但各种奇花异草却长得很茂盛，中间叠以一些曲折起伏的假山，旁边是一碧暗绿的池水。花园幽寂的小径散发出陈年青苔的气味，那气味还夹杂着花草、树木、池水、假山等各种气味，那是这个庄园最秘密、最难察觉的气味，那是岁月停滞在这里的气味，让我第一次真正闻到了什么是旧时代的气味。
　　庄园中的童年时光
　　我和小鲜常在这湿润的后花园玩耍，攀援树枝、互掷果子、追逐嘻闹；或坐在阴凉得一尘不染的石头上拍香烟盒。寂寞的下午，传来两个孩子沉闷的拍击声，他们在争夺一张“至高无上”的彩色图案——香烟包装纸“白金龙”或“红塔山”。
　　庄园里还住着一个爱大声吵闹的古怪仆人，他姓杨，终日喝得醉醺醺的，孩子们都怕他。他跟随主人多年，养成了倨傲的神气，但全靠他大吼大叫，才给这个安静的庄园注入了唯一的活力。他的衣服油渍厚重、斑驳黑亮、从不洗涤；头上一年四季都戴着一顶稀罕的瓜皮帽，夏天也不脱去。他一天到晚出入乌烟瘴气的小茶馆和昏暗的小酒馆，酗酒使他谈吐谵狂、前言不搭后语，脸色不是蜡黄就是酡红。他基本无事可干，只专职饲养3只雪白的大鹅。
　　这些大鹅很怪，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又傲慢又费力，但也很美丽。它们一见生人就“嗷嗷”乱叫，陡然变得凶猛无比，好像尽逞了庄园的威风，毫不惧怕地向人直扑过来。
　　一天下午，鲜述东偷偷带我去了三楼上面的一个阁楼，那里有3间鲜有人去的小密室，唯一的小窗永远紧紧关闭着，因常年无人打扫，到处布满尘埃。
　　小鲜疾步走进一间密室，搬出一幅用大镜框框起的照片给我看，这照片几乎有一米长。我从未见过这么巨大的照片，而且与布满灰尘的阁楼相比，它显得非常干净。这真把我们吓坏了，难道有人每天来擦拭这帧照片的镜框，会是谁呢？总不会是幽灵吧？
　　照片上的人的穿着和我们现在大不一样：有些人穿西装、梳分头，戴着黑色的圆眼镜或细丝金边眼镜；有些人穿长衫、披马褂，无胡须或有胡须；还有一些人穿着威武的军服，双手肯定扶着军刀的把手，而军刀直立在向外大张开的双腿之间。照片上的每一个人不管出自什么职业，似乎个个都很神气，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神气的人。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一会儿，小鲜又从另一间密室拿出一把漂亮的军刀给我看。下午在寂静中纹丝不动，似乎在我们身边观看。这下午寂静得令人害怕，似乎连眨眼的声音都能听见。突然，我们几乎同时吓坏了，小鲜立即将东西放回原处，我们一起惊叫着奔下楼去。
　　“文革”时期的鲜宅记忆
　　而“文革”初始时，鲜家的人全被赶走了，家也被抄了，一家人只好迁到解放东路的一幢炎热、拥挤的“社会主义”大楼去住。
　　此时，白天的鲜宅已彻底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在这里打闹、践踏，留下生气和创伤；黄昏时，大人们也来乘凉、聊天。有时，大人们也把孩子们组织起来，举行集体活动，比如讲革命故事、听革命歌曲、看革命舞蹈。鲜宅，这个昔日著名的私家大花园，就这样成了名副其实的“人民公园”。
　　一个夏日黄昏，吃完晚饭后，我和一大群孩子坐在鲜宅的大草坪上，夕阳的余辉洒下来，把四周遍布伤痕的小树林的叶子染成了暗淡的金黄，晚风从嘉陵江面吹来，无限凉爽。此时，原本好动的儿童们在静静地等待，一个个故事即将开场。
　　那时听得最多，记得最深的，就是百听不厌的恐怖故事《一双绣花鞋》。虽然故事情节是固定的，但每一个主讲者都自有一套吸引听众、制造惊险悬念的方法。不久，一个邻居的大孩子成了我们的新主讲人。在此之前，他对我讲过巴金的《憩园》，他说过一句令我难忘的话：“你一定要把‘憩园’想象成鲜宅，这样你听起来就像真的了。”于是他以耸人听闻的声音，向我们这一群10岁的孩子讲述《一双绣花鞋》。
　　在他的讲述中，《一双绣花鞋》开始的场景——对春森路的那幢神秘莫测的旧洋楼的描述，与我们所在的鲜宅多么相像啊！此时孩子们挤成一团，都不敢出大气，仿佛夏夜已变成了寒气逼人的冬夜，仿佛某个神秘的黑影就要显身，并一把抓走或杀死其中一个孩子。不过，儿童的天性多么奇怪：越害怕就越要听，越听就越刺激，越刺激就越快乐，越快乐就越是我们的夏天。从恐怖的夏天到欢乐的夏天，在鲜宅的时光真是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