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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艾丽丝·门罗是荣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门罗的小说极其关注“自然与人”的主题，全面刻画了自然的边缘化历程以及裹挟而来的家园失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造成自然祛魅、家园失落，人的生存趋于机械化与漂泊，深刻洞见了人的生存困境。生存困境的无力更改，促使门罗对世人呈现的更多的是劝诫，其小说既书写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探究了摆脱困境的可能性，即不应一味逃离，而应直面人生。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自然祛魅；家园失落
中图分类号：I7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20-02
原始自然是一种神性的自然，人类敬畏自然、崇拜自然，认为万物有灵，自然与神同在，到处充满与透露着神意。也因此，自然保存了自身的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遭受破坏。但近代以来，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伊始，经由“神”向“人”的转变过程中，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不断遭到强化，促使人自由、自觉的享受世俗生活的同时，也促使人加紧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如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所说，“文艺复兴在积极提高对自然（它的‘秘密’和它的‘财富’）的劳动兴趣方面迈出了第一步。”①在接下来的世纪里，科学技术撩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神性的自然渐渐被人化的自然取而代之，自然成为人类任意操纵和控制的普通物质，成了随意享用的资源。因此，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人类早期与自然和谐相融、浑然一体；但随着文明的进程与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开始以自我为中心，控制自然，自然由远古的“附魅”走向了近代的“祛魅”。人与自然、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挽回之势。
一、自然祛魅与边缘化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说，“自然原来是一种模糊而神秘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藏身于树中水下的神明和精灵。星辰和动物都有灵魂，它们与人相处的或好或坏。人们永远不能得到他们所企望的东西，需要奇迹的降临，或者通过重建与世界联系的巫术、咒语、法术或祷告去创造奇迹。在这个感觉、机体、想象的世界中，魔法的作用借助于咒语、感应以表达爱恋与仇恨恐惧与渴望等激情的象征性动作，即巫魅世界的各种奇迹和巫术。”这里的附魅世界与门罗心向往之的自然一样，神秘而充满神性的力量。正像她的小说所描写的：“湖水冲刷着沙滩上的石头，声音静谧”②（《沃克牛仔放牛娃》），“瓦瓦那什河的水位很高，奔流冲激。水流的中间，被阳光照耀到的地方一片银光粼粼河水，如同飞溅一般穿梭，汇集成滚滚的洪流。河水的动静并不喧嚣，倒有几分幽深……在某些个隐匿的地方，水六从地下咆哮着，滚滚而出。”（《重重想象》）它们或古朴优美、或壮阔荒芜，它们静谧遥远。
自然空间是容纳人物的场所，是展示人物故事的平台。在原始自然的孕育下，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人们往往秉承了自然的本真状态，如《弗莱兹路》中的班尼叔叔。故事的开篇便充满了浓郁的自然气息：瓦瓦那什河边、泥泞的河岸、柳树、充满圆锥花序的植物、剑状叶草的沼泽洞穴，这些令人陶醉，班尼叔叔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书中写到，“按照他（班尼叔叔）的思维，河和树林，还有整个格兰诺沼泽差不多都是他的，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它们。他声称他是唯一走过整片沼泽的人，而且不仅仅是在边缘走过几次那么简单。他说那里有一个流沙坑，吞没两吨的卡车就像一口吃掉早餐似的……”③班尼叔叔对自然了如指掌，与此相对应的是他质朴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一生中每天都是穿着同样的衣服——胶皮鞋，外套，不穿衬衫，裹一件黑色夹克，锈迹斑斑，系着纽扣，露出V形的粗糙的红皮肤，带着柔和的白边，无论在哪里见到他都是这样。”④班尼叔叔这种远离城市文明、不矫揉造作的贫穷乡下人形象，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但不论是原始的自然环境，还是简约质朴的生活方式，都在不可遏止地边缘化。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紧逼，神性的自然早已失去了神性的地位。现代人已经无法理解与接受自然的孕育，他们认同的是文明的教化，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之相悖的一切，都被视为“落后的存在”、“亟需的改造”。自然不单被祛魅，而且横遭破坏。门罗亲历了这一历史进程，亲见了自然美的逐渐消失与人类欲望的不断增长。在其后期的短篇小说《法力》中，门罗勾勒了文明进程中裹挟而来的自然危机。
出自《逃离》集中的《法力》是门罗后期作品中探讨“自然与文明”问题的代表作。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南希回忆了好友泰莎的生命历程，着重突出了泰莎与自然环境、与城市文明的关系。在门罗笔下，泰莎是自然之子的象征，其住处被定义为一处“遗迹”——“更加优雅或说更加悠闲的时代的真正遗迹”——“一座没有上漆却全是木料的秋千架，有两个面对面的座位。左近的草地未给踩掉——足见不大有人用，它立在几棵树叶浓密的大树的阴影里。”⑤而其本人则具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自然神性力量——法力，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比如，“丢失的东西、找不到的尸体”，“有那么一个人，大家都认为他是沿着铁路轨道走开去的，后来遇上了暴风雪，必定是冻死了。大家都找不到他，可是她（泰莎）却告诉他们，到悬崖底下的湖里去找找看。果不其然。根本与铁轨不沾边。”在自然的孕育下，无论是泰莎还是南希，她们都真诚、单纯、善良，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像泰莎运用自身之法力帮助他人的行动非但不是对利益的追逐，甚至也不是对“善”的刻意谋求。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然，天性未泯、发自内心。
但随着文明人奥利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自诩为“文明之子”的人，总以自私自利之心揣度他人的善，总以自身的科学文明质疑一切他们所谓的“不合理”的存在。奥利得知泰莎的法力，表现出与南希截然不同的反应，南希毫不怀疑泰莎的力量，也领受着自然的神秘，然奥利却不同，首先考虑法力的不合理性，进而怀疑泰莎的用心，奥利与南希的对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奥利：）“她（泰莎）收费吗？” （南希：）“我想大概不收的吧。”
（奥利：）“她肯定是收的。”
（南希：）“为什么说她肯定收的？”
（奥利：）“她不是挺穷的吗？”
（南希：）“她饭总是能吃饱的。”
（奥利：）“她不可能什么时候都玩得转吧？”
（南希：）“呣，我想她必定是能看准的，否则人家也不会接二连三地来，是不是？”
……
（奥利：）“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人做一番考察呢？我的意思是，从科学上加以考察？”
（奥利：）“我不是说我不相信她。可是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奥利为了自己的名与利，将泰莎带离了自然，把泰莎从一个完美和谐的自然人变成了一只经受科学文明试验的小白鼠，接受着现代文明的审视。作为人的泰莎接受着一次次可悲无解的实验，“每种标志的一张牌面朝上地放在桌子上，其他的牌洗乱后面朝下的放着。泰莎得说出她面前哪张牌的标志与哪摞牌最上面一张相一致。这是睁开眼的实验。其他的实验也是一样的……”结果，“泰莎每回出来都像是给挤干了似的。那标志着一连好几小时都纠缠着她，不管她朝什么方向看去。她开始有头疼的毛病了。”进入城市的泰莎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失败，自然神性的力量已经沦落为乞讨度日的骗术，她感受着文明的虚伪也制造着文明的虚伪。门罗寄予了泰莎这一形象无限的隐喻意义。人类干扰自然进程的方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致命性的破坏。泰莎失去了自然，象征着人类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整体性、系统性被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毁灭。如果自然死了，人类也注定灭亡。
二、家园的破败与漂泊的必然
自然之家本是和谐美好，万物之间相容共存、自由自在，然而人类文明筑造的由水泥、钢筋、混凝土合成的高楼大厦，把人包裹在密密麻麻的“鸟笼”之中。《弗莱兹路》中班尼叔叔的妻子玛德琳新婚不久后就逃去城市，班尼拿着极为精准的地址——安大略，多伦多，里德雷街1249号，踏上了寻妻之路，却在城市兜转了一天，没有找到任何出路，门罗详细记录了班尼叔叔与城市交手的失败：
“他（班尼）在车上睡着了，在一家工厂院外，被拖下了公路。他在工厂区、死胡同、五金店、垃圾场、铁路线中间迷路了。她给我们描述了每个转弯，问过路的每个人；汇报了他们每个人说的话和他当时的想法，他考虑的选择，以及每次决定那样做的原因。他记得所有的细节。旅途的路线仿佛刻在他的脑海里了。他讲述着不同的风景——车辆、广告牌、工业建筑、道路、锁着的大门、高高的铁丝网、铁轨、陡峭的煤渣筑堤、铁皮屋、棕黄色的水沟，还有锡罐、破碎的纸板卡通人物、各种各样阻塞或漂浮的废物——所有这些都是由他单调的、不厌其烦的回忆的声音再现出来，我们可以看见那里是多么令人迷惑，你无法找到任何东西，也无法继续寻找。”
不难发现，自然家园的花草树木、花鸟鱼虫，这些饱含生命力的动植物无处可循，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工厂区、死胡同、五金店，是僵死的车辆、广告牌工业建筑，丝毫没有生命力和灵动气息。班尼叔叔被困城中，只得铩羽而归，城市僵硬的条条框框击碎了班尼叔叔的所有努力，他可以对大自然了如指掌，如今在城市却遭遇了水泥城墙的致命阻隔。班尼叔叔的城市遭遇揭示的是现代人家园破败的景象。
与破败的外在家园景象相对照的是家庭内部的风雨飘摇。“家”本应是温暖、明亮的港湾，而如今，家庭的温馨格局被打破，家庭因渗进了城市的冰冷而变得支离破碎。短篇小说《逃离》展示了家庭内部的状态，年轻女性卡拉因无法承受生活的束缚和丈夫克拉克的粗鲁而出逃，却在出逃过程中由于彷徨无助而最终回归原来的生活。卡拉想要逃离的家充满寒意：克拉克喜欢整日里摆弄电脑、拖车，却拒绝与人交流，除此之外，他不仅随意丢弃自己的宠物，坚决不想跟小母马丽姬有任何的瓜葛，甚至将折磨的对象对准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妻子，让妻子谎称被贾米森先生性侵而索要赔偿。家庭内部失去了饱含生命力的互动，变得冰冷、残缺，不再是可以带给人们亲切感和信赖感的生存之所。
随着自然家园的丧失，家庭和谐的消失，人变得无家可归、无处依存。身处现代社会，个体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的自我放逐感或失落感。门罗的作品充斥着流浪者、漂泊者、举家搬迁的人，如《沃克牛仔放牛娃》中本·乔丹一家，《弗莱兹路》中戴尔一家，《多维的空间》中的劳埃德更是带着多丽穿越了整个国家，逃到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逃离》中的克拉克带着卡拉四处漂泊，《匆匆》中的朱丽叶远去了鲸鱼湾，《法力》中的奥利闯入了边疆小镇……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人类费尽心力创建的繁华都市，已败坏了自然家园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生存根基的坍塌和精神家园的荡然无存。
门罗历经世事沧桑，对生活有着透彻的感触与体悟，对人们生存常态的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也有着深刻的洞见。门罗是慈悲的，生存困境的无力更改，促使她对世人呈现的更多的是劝诫，是精神关怀。其小说既书写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探究了摆脱疏离困境的可能性，即不应一味逃离，而应守望救赎。门罗没有明确对“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重大命题给出回答，却启示了摆脱困境的可能性——直面现实人生。
在门罗的小说中，不少曾经逃离出去的人物又回归到原来的生活，如，出逃的卡拉回归了家庭；远离的朱丽叶回归了家乡；分神的格雷斯回归了现实生活……这种回归并非是研究者通常所谓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直面现实人生的存在勇气，是一种扛起生活责任的担当。
门罗笔下的一些人物，不管多么悲观、多么绝望，但都表现出对生活充满希望或者在徒劳无意义的奔波中追求着一丝希望，他们在无法承受的生存困境中依旧隐忍、依旧顺从，也正是这份隐忍、顺从潜藏着无限的救赎意味。如劳瑞·克莱斯对门罗笔下人物的评价：“这不是流于表面的积极向上，而是对生活现状的默默接纳。”就像门罗一再真挚表达的：“我喜欢这个观点，我们过日子，活下去，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死亡并非人生最可怕的事实，存在才是生命的唯一价值。只有生命在延续，家园的故事才不会停止。
注解：
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② 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③艾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马永波 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④艾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马永波 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⑤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05页。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自然祛魅；家园失落
中图分类号：I7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20-02
原始自然是一种神性的自然，人类敬畏自然、崇拜自然，认为万物有灵，自然与神同在，到处充满与透露着神意。也因此，自然保存了自身的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遭受破坏。但近代以来，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伊始，经由“神”向“人”的转变过程中，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不断遭到强化，促使人自由、自觉的享受世俗生活的同时，也促使人加紧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如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所说，“文艺复兴在积极提高对自然（它的‘秘密’和它的‘财富’）的劳动兴趣方面迈出了第一步。”①在接下来的世纪里，科学技术撩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神性的自然渐渐被人化的自然取而代之，自然成为人类任意操纵和控制的普通物质，成了随意享用的资源。因此，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人类早期与自然和谐相融、浑然一体；但随着文明的进程与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开始以自我为中心，控制自然，自然由远古的“附魅”走向了近代的“祛魅”。人与自然、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挽回之势。
一、自然祛魅与边缘化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说，“自然原来是一种模糊而神秘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藏身于树中水下的神明和精灵。星辰和动物都有灵魂，它们与人相处的或好或坏。人们永远不能得到他们所企望的东西，需要奇迹的降临，或者通过重建与世界联系的巫术、咒语、法术或祷告去创造奇迹。在这个感觉、机体、想象的世界中，魔法的作用借助于咒语、感应以表达爱恋与仇恨恐惧与渴望等激情的象征性动作，即巫魅世界的各种奇迹和巫术。”这里的附魅世界与门罗心向往之的自然一样，神秘而充满神性的力量。正像她的小说所描写的：“湖水冲刷着沙滩上的石头，声音静谧”②（《沃克牛仔放牛娃》），“瓦瓦那什河的水位很高，奔流冲激。水流的中间，被阳光照耀到的地方一片银光粼粼河水，如同飞溅一般穿梭，汇集成滚滚的洪流。河水的动静并不喧嚣，倒有几分幽深……在某些个隐匿的地方，水六从地下咆哮着，滚滚而出。”（《重重想象》）它们或古朴优美、或壮阔荒芜，它们静谧遥远。
自然空间是容纳人物的场所，是展示人物故事的平台。在原始自然的孕育下，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人们往往秉承了自然的本真状态，如《弗莱兹路》中的班尼叔叔。故事的开篇便充满了浓郁的自然气息：瓦瓦那什河边、泥泞的河岸、柳树、充满圆锥花序的植物、剑状叶草的沼泽洞穴，这些令人陶醉，班尼叔叔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书中写到，“按照他（班尼叔叔）的思维，河和树林，还有整个格兰诺沼泽差不多都是他的，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它们。他声称他是唯一走过整片沼泽的人，而且不仅仅是在边缘走过几次那么简单。他说那里有一个流沙坑，吞没两吨的卡车就像一口吃掉早餐似的……”③班尼叔叔对自然了如指掌，与此相对应的是他质朴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一生中每天都是穿着同样的衣服——胶皮鞋，外套，不穿衬衫，裹一件黑色夹克，锈迹斑斑，系着纽扣，露出V形的粗糙的红皮肤，带着柔和的白边，无论在哪里见到他都是这样。”④班尼叔叔这种远离城市文明、不矫揉造作的贫穷乡下人形象，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但不论是原始的自然环境，还是简约质朴的生活方式，都在不可遏止地边缘化。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紧逼，神性的自然早已失去了神性的地位。现代人已经无法理解与接受自然的孕育，他们认同的是文明的教化，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之相悖的一切，都被视为“落后的存在”、“亟需的改造”。自然不单被祛魅，而且横遭破坏。门罗亲历了这一历史进程，亲见了自然美的逐渐消失与人类欲望的不断增长。在其后期的短篇小说《法力》中，门罗勾勒了文明进程中裹挟而来的自然危机。
出自《逃离》集中的《法力》是门罗后期作品中探讨“自然与文明”问题的代表作。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南希回忆了好友泰莎的生命历程，着重突出了泰莎与自然环境、与城市文明的关系。在门罗笔下，泰莎是自然之子的象征，其住处被定义为一处“遗迹”——“更加优雅或说更加悠闲的时代的真正遗迹”——“一座没有上漆却全是木料的秋千架，有两个面对面的座位。左近的草地未给踩掉——足见不大有人用，它立在几棵树叶浓密的大树的阴影里。”⑤而其本人则具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自然神性力量——法力，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比如，“丢失的东西、找不到的尸体”，“有那么一个人，大家都认为他是沿着铁路轨道走开去的，后来遇上了暴风雪，必定是冻死了。大家都找不到他，可是她（泰莎）却告诉他们，到悬崖底下的湖里去找找看。果不其然。根本与铁轨不沾边。”在自然的孕育下，无论是泰莎还是南希，她们都真诚、单纯、善良，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像泰莎运用自身之法力帮助他人的行动非但不是对利益的追逐，甚至也不是对“善”的刻意谋求。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然，天性未泯、发自内心。
但随着文明人奥利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自诩为“文明之子”的人，总以自私自利之心揣度他人的善，总以自身的科学文明质疑一切他们所谓的“不合理”的存在。奥利得知泰莎的法力，表现出与南希截然不同的反应，南希毫不怀疑泰莎的力量，也领受着自然的神秘，然奥利却不同，首先考虑法力的不合理性，进而怀疑泰莎的用心，奥利与南希的对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奥利：）“她（泰莎）收费吗？” （南希：）“我想大概不收的吧。”
（奥利：）“她肯定是收的。”
（南希：）“为什么说她肯定收的？”
（奥利：）“她不是挺穷的吗？”
（南希：）“她饭总是能吃饱的。”
（奥利：）“她不可能什么时候都玩得转吧？”
（南希：）“呣，我想她必定是能看准的，否则人家也不会接二连三地来，是不是？”
……
（奥利：）“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人做一番考察呢？我的意思是，从科学上加以考察？”
（奥利：）“我不是说我不相信她。可是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奥利为了自己的名与利，将泰莎带离了自然，把泰莎从一个完美和谐的自然人变成了一只经受科学文明试验的小白鼠，接受着现代文明的审视。作为人的泰莎接受着一次次可悲无解的实验，“每种标志的一张牌面朝上地放在桌子上，其他的牌洗乱后面朝下的放着。泰莎得说出她面前哪张牌的标志与哪摞牌最上面一张相一致。这是睁开眼的实验。其他的实验也是一样的……”结果，“泰莎每回出来都像是给挤干了似的。那标志着一连好几小时都纠缠着她，不管她朝什么方向看去。她开始有头疼的毛病了。”进入城市的泰莎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失败，自然神性的力量已经沦落为乞讨度日的骗术，她感受着文明的虚伪也制造着文明的虚伪。门罗寄予了泰莎这一形象无限的隐喻意义。人类干扰自然进程的方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致命性的破坏。泰莎失去了自然，象征着人类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整体性、系统性被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毁灭。如果自然死了，人类也注定灭亡。
二、家园的破败与漂泊的必然
自然之家本是和谐美好，万物之间相容共存、自由自在，然而人类文明筑造的由水泥、钢筋、混凝土合成的高楼大厦，把人包裹在密密麻麻的“鸟笼”之中。《弗莱兹路》中班尼叔叔的妻子玛德琳新婚不久后就逃去城市，班尼拿着极为精准的地址——安大略，多伦多，里德雷街1249号，踏上了寻妻之路，却在城市兜转了一天，没有找到任何出路，门罗详细记录了班尼叔叔与城市交手的失败：
“他（班尼）在车上睡着了，在一家工厂院外，被拖下了公路。他在工厂区、死胡同、五金店、垃圾场、铁路线中间迷路了。她给我们描述了每个转弯，问过路的每个人；汇报了他们每个人说的话和他当时的想法，他考虑的选择，以及每次决定那样做的原因。他记得所有的细节。旅途的路线仿佛刻在他的脑海里了。他讲述着不同的风景——车辆、广告牌、工业建筑、道路、锁着的大门、高高的铁丝网、铁轨、陡峭的煤渣筑堤、铁皮屋、棕黄色的水沟，还有锡罐、破碎的纸板卡通人物、各种各样阻塞或漂浮的废物——所有这些都是由他单调的、不厌其烦的回忆的声音再现出来，我们可以看见那里是多么令人迷惑，你无法找到任何东西，也无法继续寻找。”
不难发现，自然家园的花草树木、花鸟鱼虫，这些饱含生命力的动植物无处可循，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工厂区、死胡同、五金店，是僵死的车辆、广告牌工业建筑，丝毫没有生命力和灵动气息。班尼叔叔被困城中，只得铩羽而归，城市僵硬的条条框框击碎了班尼叔叔的所有努力，他可以对大自然了如指掌，如今在城市却遭遇了水泥城墙的致命阻隔。班尼叔叔的城市遭遇揭示的是现代人家园破败的景象。
与破败的外在家园景象相对照的是家庭内部的风雨飘摇。“家”本应是温暖、明亮的港湾，而如今，家庭的温馨格局被打破，家庭因渗进了城市的冰冷而变得支离破碎。短篇小说《逃离》展示了家庭内部的状态，年轻女性卡拉因无法承受生活的束缚和丈夫克拉克的粗鲁而出逃，却在出逃过程中由于彷徨无助而最终回归原来的生活。卡拉想要逃离的家充满寒意：克拉克喜欢整日里摆弄电脑、拖车，却拒绝与人交流，除此之外，他不仅随意丢弃自己的宠物，坚决不想跟小母马丽姬有任何的瓜葛，甚至将折磨的对象对准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妻子，让妻子谎称被贾米森先生性侵而索要赔偿。家庭内部失去了饱含生命力的互动，变得冰冷、残缺，不再是可以带给人们亲切感和信赖感的生存之所。
随着自然家园的丧失，家庭和谐的消失，人变得无家可归、无处依存。身处现代社会，个体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的自我放逐感或失落感。门罗的作品充斥着流浪者、漂泊者、举家搬迁的人，如《沃克牛仔放牛娃》中本·乔丹一家，《弗莱兹路》中戴尔一家，《多维的空间》中的劳埃德更是带着多丽穿越了整个国家，逃到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逃离》中的克拉克带着卡拉四处漂泊，《匆匆》中的朱丽叶远去了鲸鱼湾，《法力》中的奥利闯入了边疆小镇……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人类费尽心力创建的繁华都市，已败坏了自然家园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生存根基的坍塌和精神家园的荡然无存。
门罗历经世事沧桑，对生活有着透彻的感触与体悟，对人们生存常态的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也有着深刻的洞见。门罗是慈悲的，生存困境的无力更改，促使她对世人呈现的更多的是劝诫，是精神关怀。其小说既书写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探究了摆脱疏离困境的可能性，即不应一味逃离，而应守望救赎。门罗没有明确对“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重大命题给出回答，却启示了摆脱困境的可能性——直面现实人生。
在门罗的小说中，不少曾经逃离出去的人物又回归到原来的生活，如，出逃的卡拉回归了家庭；远离的朱丽叶回归了家乡；分神的格雷斯回归了现实生活……这种回归并非是研究者通常所谓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直面现实人生的存在勇气，是一种扛起生活责任的担当。
门罗笔下的一些人物，不管多么悲观、多么绝望，但都表现出对生活充满希望或者在徒劳无意义的奔波中追求着一丝希望，他们在无法承受的生存困境中依旧隐忍、依旧顺从，也正是这份隐忍、顺从潜藏着无限的救赎意味。如劳瑞·克莱斯对门罗笔下人物的评价：“这不是流于表面的积极向上，而是对生活现状的默默接纳。”就像门罗一再真挚表达的：“我喜欢这个观点，我们过日子，活下去，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死亡并非人生最可怕的事实，存在才是生命的唯一价值。只有生命在延续，家园的故事才不会停止。
注解：
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② 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③艾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马永波 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④艾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马永波 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⑤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