溽暑难消，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在准备外出度假。我随手翻看学者保罗·福塞尔的名著《出游》(Abroad；BritishLiterary TravelingBetween the Wars)，发现了一句原先没留意过的隽语：“旅行并非出自奢侈，而是生活的必需品。”这算得上应景的格言了。
　　在汉语阅读界，福塞尔以一部剖析各阶层品味差异的《格调》而闻名：怎样吃穿才有上流风度，哪些举止看似雅致得体，实则是俗气寒碜的中下阶层做派，那本书讲得敏锐而深入。谈到旅游，作者尤其语带讥诮：很多人参加旅游观光，只是为了给自己买个身处更高阶层的短暂幻觉而已；旅行社和景区的经营者们也投其所好，搭台布景，凡事吹嘘，用“发泡葡萄酒”、“假鱼子酱”等看似奢华的赝品满足了这群人的贵族梦。
　　在福塞尔看来，这样俗腻、附庸风雅的出游方式已经远离了传统旅行家们倡导的理念。《出游》一书的副标题是“两次大战间英国文人海外游踪考”，追溯的正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间那一段旅行的黄金时光。我在书中读到了这样的事例：一套20世纪30年代英国出版的《生活必读》丛书只设有四个分册：居住、饮馔、服饰和旅行(Shelter，Food and Cooking，Clothing，and Travel)——这无疑表明，在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中，出游更多地是为了满足生命固有的渴望，而不一定跟炫耀式的消费活动相关。
　　伦敦是世界上最早开设旅行俱乐部的城市之一，而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倒也有一家这样的俱乐部——不过是英国人开的。当时有个说法：法国人若是事业有成，第一件事就会举家搬到巴黎，做个时髦的都市人；而英国人则相反，越成功就越渴望离开伦敦，先是迁到乡下定居，再就是动身前往希腊或地中海云游去了。这种对旅途生活的热切追求驱使着一批批旅行者离开故土：著名的旅行作家法莫尔18岁时就开始了从荷兰角港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徒步旅行，4年后才辗转还乡；还有一位年轻女郎则在母亲去世后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一口皮箱踏上旅途，历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等地，最后定居在南美洲苍莽荒凉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直到她在1970年代被另一位传奇式的英国旅行家布鲁斯·查特文“重新发现”，世人才第一次听到她的故事。
　　在那个时代，出国游其实花费不高(用一个在1926年乘轮船环游世界的年轻旅行家的话说，
　　“像这样旅行其实是最省钱的生活方式，比定居伦敦还要便宜”)，而更大的收获则发生在内心：深厚的精神底蕴与不羁的旅人情怀一经遇合，形成了丰硕的文化果实——罗素的哲学，燕卜荪和瑞恰兹的文学理论，奥登的诗作，毛姆、乔伊斯、劳伦斯、衣修午德等人的小说，无不得益于他们多年在外的旅行体验。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旅行，其实更是辉煌文化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