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教学大纲是建国后比较成熟的一部语文教学大纲，它强调“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之后颁布的几次大纲，虽然逐步强调思想教育、素质教育和审美教育，但一直把语文的工具性放在语文教学的首位。
　　2002年7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首次提出“人文性”的概念，指出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指出“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吸收人类进步文化，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同时强调语文的工具性特点“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学生学好其他学科和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述上看，仍然把工具性放到首要的位置。
　　语文具有工具性的特点，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多年来我们对工具性的特点一再强调却使语文学科从教材编排到教学实施、再到考察验收全部陷入了纯粹语言技术训练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沦为“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成了其他学科的“附庸”（特别是在教学实践中，升学考试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倾向）。
　　另外，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语文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传承和弘扬。语文被抽掉了文化的核心，剩下的就只有纯粹的语言训练和文字游戏了。然而被抽掉了内容的形式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吗？这导致的不仅仅是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当代中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缺失和文化价值观的迷茫。当他们面对汹涌而来的“韩潮”、“日潮”的时候失掉了辨别的能力，因此也就只有跟着“哈”的份儿了。
　　从根本上说，语文素质的提高不是或者说不只是语文知识掌握的多少、阅读与写作能力有多大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对本民族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认同感并能结合现代科学观念对其进行检索和反思的能力。
　　只有对本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才能成为一个有国家有民族有文化归属感的人；只有用现代科学观念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才能不被传统文化所奴役。更何况没有这些内容，所谓提高阅读与写作能力的种种做法只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没有价值认同与价值判断的学生只能是阅读与写作技巧的训练工具，而不可能成为文章高手。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语文都应该承担起文化传承的重任。教师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这是语文教学的需要，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更是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的需要。
　　语文在弘扬、传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散文（先秦诸子及历代思想家的著作）、历史散文（《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政论散文等，都以文学性的话语方式传达着古代的先贤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悟和智慧反思，传递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其自身的文学性特质又保证了这种内涵、这种气质能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而不沦为枯燥的说教。历史上众多优秀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就是读着这些书长大的。然而可惜的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这些内容就再也不是中学生的主要课程，就连有幸选入的几篇文章也只是作为古代语言学习的材料而已，遑论其思想文化的系统性了。当然，我们理解五四先贤“矫枉过正”的疾呼呐喊，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旧有的封建糟粕未被扬弃，却丢失了优秀的文化传统，语文课失去了系统的文化价值体系。
　　翻翻我们的语文课本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凌乱的杂货摊：一篇文章，今天选进来了，明天又不见了；同一篇文章今天在一年级，明天又跑到了三年级，颠来倒去不知变的什么戏法，目的何在？语文课上充满了文章技巧的讲解，偶尔涉及到思想性又是浅尝辄止，或是极为抽象的概念化的概括，更不用说由于政治的影响、教师的素质等原因所造成的曲解。语文学科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缺失正是造成语文课堂枯燥乏味的总根源，也是学生语文素质总是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和建立崭新的语文教育价值体系。
　　那么我们该为中学生确立怎样的文化价值体系呢？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中华民族之根。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教学实践无疑是成功的，应该说他构建了他那个时代的素质教育体系并成功地付诸实践。在教学上他主张“述而不作”，这不是谦虚，而是为了忠实地传承先前的文化，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六艺”就是对前代教育教学内容的继承并结合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进行了重新修订。同时他为自己的教学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仁”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最高的理想境界，它是儒家学派的价值评判坐标，也是一个学者毕生追求的至高理想，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准则。
　　一切的教育行为都必须以实现“仁德”为归宿。据此他根据鲁国国史资料编订《春秋》，目的不仅是让学生了解历史知识，在以后从政的时候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他要在《春秋》中寓褒贬，所谓“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抑恶”；《诗经》原有三千篇，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其选诗的标准为“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即思想内容要纯正；其他如《礼》也不仅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合乎古礼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通过“礼”的规范而达到“仁”的境界，它是一个手段、一种途径，如果达到了“仁”的境界，那么你的一言一行就都会合乎“礼”的要求，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同样“乐教”也是他用来涵养德行、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所以说“广博易良，《乐》教也。”
　　其他不再多论，但由以上简单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实行的是“道”的教育，而不是简单的“术”的教育。所以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的学生子夏也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笔者以为：以道为先正是孔子教育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仁、义、礼、智、信、勇、忠”等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观念、素质要求从提出到现在，就从孔子算起也已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年来为国人所信奉是有理由的。它不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实在是一个人最为基本、也是最为崇高的道德标准。在现代社会中，以人为本、勇敢忠诚、待人诚信同样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因此，这首先应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也应该是语文教育的灵魂所在。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复古也不是排外，更不是回到孔子时期“唯我独尊”，而是要使学生建立起对本民族悠久辉煌的文化传统强烈的认同意识，同时还要主动地运用现代科学观念对其进行检索和反思，当然也要主动地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建立起现代人的价值观念。要意识到我们有传承这一文化传统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这也是语文课自身的要求。
　　建立具有系统的价值体系的语文课才是真正“得道”的语文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具有高素质、高修养的建设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