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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馆出版是当今图书馆界研究热点之一， 目前我国对这一课题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国外图书馆出版理论和经验的引介，关于我国图书馆出版的系统研究还是空白。论文回顾了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出版实践，分析了独立担任出版者、与出版机构、大学合作等出版模式，介绍了学术专著、古籍善本、雕刻版片、图情刊物等出版物类型，并从丰富图书馆馆藏、促进图书馆学理论建构、保存传播“国粹”等方面归纳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出版实践的意义。
关键词 图书馆出版 民国时期 出版模式 出版物类型
分类号 G259.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9.016
A Preliminary Study of Library Publishing Practic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i Xiaojing， Zhi Xiaomin
Abstract Library publishing is one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in today’s library field. Chinese researchers concentrate on introduc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publish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while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ones of China.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actice of library publish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alyzes the publishing modes including library publishing as independent publisher， cooperating with publishing agencies and universities， etc. It also introduces the types of publications， including academic monographs， ancient rare books， craving plates， library journals， etc.， and concludes its significance from the aspects of enriching library collections， promoting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preserving and spreading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etc.
Keywords Library publish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ublishing mode. Type of publications.
0 引言
图书馆出版（Library Publishing），也称 “图书馆出版服务”（Library Publishing Service），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因特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1]。北美地区的图书馆出版起步最早，发展也最为成熟。美国学术图书馆与出版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00年前后，当时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内建成了美国最早的一批学术出版社[2]。但直到1990年代前后图书馆出版才作为新的出版业态受到关注[3]，成为被赋予现代意义的一项图书馆服务。据美国图书馆出版联盟（Library Publishing Coalition， 以下简称LPC）第4版《图书馆出版名录》（Library Publishing Directory，以下简称《名录》） 显示：在被调查的118所高校图书馆中，最早的出版活动开始于1988年。这一年，美国富兰克林图书馆（Franklin Library） 出版了作者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签名的限量版《瑪士撒拉之死》 （The Death of Methuselah and Other Stories） 一书，标志着世界图书馆出版事业的开端。进入21世纪后，国外图书馆出版服务获得了飞速发展并日趋成熟，目前图书馆出版服务已成为国外图书馆完善学术交流、提升自身地位的重要服务内容之一[4]，据《名录》 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已有126所高校图书馆加入该联盟并开展出版服务[5]。
随着与国际图书馆界的逐渐接轨，我国图书馆界于1990年代末开始了对图书馆出版的关注。依托中国知网，对我国关于图书馆出版的研究状况进行调研，发现最早涉及图书馆出版的文献是1991年戴祖谋、麦群忠的学术论文《建国前出版的图书馆刊物》，述及图书馆出版的期刊[6]。随后，郭瑞华1998年的小论文简单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出版全国著名的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系列书，并分析了其意义[7]。虽然没有明确体现图书馆出版服务的意识，但反映出我国对这一课题的关注。2010年图书馆出版这一术语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学术论文中，孙坦等在论文中用两小节的篇幅对图书馆出版进行分析，简述了当时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成员馆已经开展或计划提供出版服务的现状，并指出：图书馆出版模式是当时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8]。2012年，“图书馆出版服务”一词作为主角正式出现在学术论文中，赵惠芳、毛一国认为图书馆出版是学术交流的新模式，并介绍了国外图书馆出版的三种主要合作模式：新成立出版社、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学者与图书馆合作[9]。 我国对于图书馆出版服务的研究近年发展迅速，2015年有14篇学术论文，2016年增加到19篇，2017年达到最高值29篇，2018年截至5月底，已有7篇。可见，对于图书馆出版服务的研究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图书馆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相较于其他研究课题，对于图书馆出版的研究显然数量较少。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图书馆出版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吸收与引进、分析与归纳方面，部分研究也分析了国内图书馆出版服务面临的问题，探讨了国外成熟的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对我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提出了一些建议与对策。但截至目前，还未发现对国内图书馆出版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涉及我国早期图书馆出版实践的学术论文只有6篇：郭卫宁（2004年）[10]、袁斌（2007年）[11]、周家华（2010年）[12]、刘洪权（2015年）[13]、王细荣（2016年）[14]、王细荣（2018年）[15];学位论文方面，则有孟雪梅（2007年）[16]、孟凡美（2011年）[17]、张敏（2015年）[18]、何婷婷（2016年）[19]四篇。这些学术论文有的只是某个（些）章、节涉及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出版实践，有的则从某一（些）方面进行论述。其实，研究图书馆出版的早期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好地服务当下，以史鉴今，继往开来，推动图书馆出版服务更好地向前发展。因此，本课题颇具研究价值。
1 图书馆出版的概念梳理
图书馆出版对于我国而言还是个较为新鲜的词语，即便在国外，这一概念的定义也尚未完全统一。因此，对相关概念进行梳理与分析，是做好研究的第一步。目前，国内既有研究都会包含对这一概念的介绍与阐释。孙坦等（2010年）将之简单阐释为主要由图书馆牵头开展的基于电子出版的服务[8]。赵惠芳、毛一国（2012年）借用伯格曼（Borgman）“出版”的概念，将之归纳为：依托图书馆平台，以数字出版形式公开发布图书、期刊、论文、会议文献、工作报告等学术研究资料，从而促进网络时代的学术信息交流[9]。这两个定义，将图书馆出版局限在电子出版或数字出版的形式，反映了我国接触这一概念之初理解方面的局限。强菁（2014年） 归纳了LPC对图书馆出版的定义：“一系列由高校图书馆承担的，以支持学术作品创作和传播的活动”[20]。苗美娟，刘兹恒（2018年）在LPC定义的基础上，整合出一条较全面的图书馆出版定义，即“学术型图书馆利用自身的资源、技术和平台，开展出版服务，有组织地制作、传播和保存任何形式的学术性、创造性或教育性作品，包括原创作品和非原创作品的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4]。”
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对概念进行归纳：图书馆出版，指图书馆利用自身的资源、人才、技术和平台，通过独立出版发行，或与大学、出版社、政府等机构合作，与学者、研究人员合作等多种途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一系列出版服务及附加服务，包含专著、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纸质文献及电子信息等各种版本资源的出版，学术、教育资源的数字化出版，为科研人员、高校师生提供学术性、教育性科研成果的创作、传播、保存和共享等方面的服务，为数字资源的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提供便捷途径，为作者提供版权咨询、注册培训等一系列服务内容。图书馆出版服务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及大力宣扬，是图书馆在信息、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顺应时代要求，拓展自身服务，参与信息、学术交流的产物。
2 我国图书馆与出版的渊源
我国图书馆出版实践虽然起步较晚，但也远远早于理论研究。清末明初，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创办伊始，就相继开展了出版活动。我国早期图书馆之所以会从事出版活动，有其历史渊源。早期图书馆的前身是藏书楼，有不少图书馆是由藏书楼改造而来，如宁波市立图书馆就是由揽秀堂藏书楼改造的，浙江图书馆（1915年改名“浙江公立图书馆”）的前身是浙江藏书楼。有些图书馆则是依据藏书楼的标准建立而成，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最初的馆名即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931年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科举制，促成了举国上下热衷读书的优良传统;自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大量纸质书籍得以印刷，改变了之前书籍紧缺的局面，也降低了图书价格，图书市场因此变得活跃、发达。这两方面因素造就了官方及民间藏书的繁荣，有条件的读书人大多热衷于收藏书籍，政府、民间团体、私人藏书楼越来越多。有些藏书者不仅将藏书楼当成收藏、研读图书资料的场所，也会对藏书进行筛选、整理、传阅，有的还自己刻印藏书并广泛传播。我国早期的图书馆自然而然地传承这一优良传统，将印刷、出版工作当成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3 民国时期图书馆出版实践
3.1 自设出版部门+馆社合作，刊印古籍、版片
我国近代图书馆创办一大宗旨就是“保存国粹”，1910年颁布的 《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21]129。所以大多数图书馆建馆之初就将购置古籍作为一项常规业务，通过接收宫廷、书院、官府藏书，购买私人藏书，鼓励藏家将私人所藏古籍捐贈、寄存在图书馆等方式不断充实馆藏，古籍善本、刻书版片等珍贵资源数量持续增加。为了更好地保存、流通古籍善本，当时图书馆界大力提倡古籍出版。《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第十二条规定：“京师暨各省图书馆得附设排印所、刊印所。如有收藏密笈孤本，应随时仿刊发行，或排印发行，以广流传。”[21]130在民国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等就提出：“本会调查登记国内外公私所藏善本书籍编制目录以便筹备影印案”“影印《四库全书》应每省指定一图书馆陈列以广流传而维国粹案”;第二次年会则“建议当局传钞及影印孤本秘籍以广流传案”，倡导图书馆“传抄及影印孤本秘籍” [22]，并提倡选印《四库全书》等古籍善本，建议采用赠送的形式将影印本赠与书店，以及各省市立重要图书馆和国立各大学图书馆，以发扬光大中华文化[23]。图书馆界积极响应倡导，各类型图书馆或采用自设出版机构的方式，如浙江、江苏、云南等省立图书馆等，附设印行所，自行刊印古籍，国立中央图书馆设有印刷所、发行部，负责馆内外一切出版业务;有的图书馆的印行部门，只负责本馆书刊的出版印行工作，如江西省立图书馆设印行股，负责馆内一切印刷、发行事宜，但不得招揽馆外印刷事务[24];或选择与出版社合作的方式，开展刊印、出版善本秘籍的活动，以推动古籍的传播与流通。国立的诸如国立中央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玄览堂丛书》，计304种子目;省立的诸如浙江省立图书馆，独立完成了木板《玉海》等14种古籍善本;大学的如燕京大学图书馆，采用木版、石印、铅印等印刷技术独立出版了含38种子目的《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私立的如立合众图书馆，出版了15种手写石印《合众图书馆丛书》、5种木板《咫园丛书》等。据学者刘洪权统计，民国时期图书馆总共出版了45种古籍丛书，含子目1824种另318卷[13]。 其中，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出版模式颇具代表性，不仅自设印刷所、发行部等出版机构进行独立出版活动，如出版馆藏中保存较好的北京文渊阁《四库全书》，也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其他出版机构合作，影印成《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35年该书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将100部出版物送给国立中央图书馆，作为“版税”。
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除了不遗余力地出版古籍善本，我国早期图书馆还致力于刻印版片。唐代雕版印刷术自问世后，很快就得到了普遍使用，即便宋代出现了活字印刷，雕版印刷依然更为普遍。版片即为雕版印刷的实物见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我国历代官府、书坊、私人、寺院等刊刻了大量的版片。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初创时期，版片也与古籍一道成为图书馆着力收集、购置的珍稀文献。除了收集、保存版片，图书馆还致力于出版馆藏版片，如浙江省立图书馆、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河南省立图书馆等都刊刻了版片[13]。有的图书馆不仅出版自己的馆藏版片，还负责经营合作机构的版片。江南图书馆（现为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自宣统三年（1911年）开放之日起，就负责经营管理淮南书局、江楚编译局、金陵书局三者拥有的版片，图书馆统一保存、整理这些版片，统一印刷并对外发售。这些合作机构的书籍，也由江南图书馆统一发售，“且以余利归于该馆”[25]。
民国时期图书馆古籍和版片出版实践，是保存和传播典籍孤本的最佳方式，推动了珍稀馆藏资源的传播和流通，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有效地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3.2 自设出版部门+馆社合作，出版地方文献
除了刊印古籍、板片，我国早期图书馆在创办初期也很注重地方文献的刊印出版活动。中华图书馆协会在第一次南京年会（1929年）上就特别强调各省立及地方图书馆要大力收集、出版地方文献：“各省立及各地方图书馆应尽力收藏乡贤著作，兼应刊行掌故丛书及乡贤遗著”[26]。各图书馆，尤其是省立图书馆纷纷响应这一倡导，积极展开地方文献出版活动，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刊印《金陵掌故丛编》，云南省立图书馆辑刻205种163卷（另有不分卷51册）《云南丛书》，浙江省立图书馆刊印《西湖志》等有关杭州西湖的书籍、《浙江通志》 等有关浙江的书籍，等等[13]。这些地方文献出版物专录地方人士著述，搜集、整理地方史料，普及地方风土人情，涉及地方历史、地理、人文等各个方面，对研究地方问题、弘扬地方文化，及地方古籍整理和文献保护等都具有深远意义。
3.3 独立出版发行馆刊，推介馆藏资源，促进图书馆理论建构
这一模式以我国最早的图书馆期刊《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为代表。该刊于1915年12月创刊，1927年1月停刊，共出版11期。该刊由浙江公立图书馆独立编辑创办、印刷出版、发行推广，刊物性质类似浙江公立图书馆的馆刊，主要内容是宣传报道该馆入藏的图书、期刊、报纸目录，特别是馆藏古籍的报道占较大篇幅，在“附录”栏目转载当时的文化、教育类等其它类报刊上的图书馆学文章[27]。这是我国图书馆界出版的第一个期刊，是我国图书馆作为独立出版者出版期刊的第一次实践，意义深远。
此后，国立、省立、市立、县立、乡村、大学、专门、私立等各类型图书馆都进行了编辑、出版馆刊的实践。据统计，民国时期图书馆出版的刊物，可考的有164种[18]，如1924年创刊的《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金陵大学圖书馆丛刊》《图书馆月刊》，1925年创刊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图书馆》（我国图书馆界创办的第一种地方性图书馆专业期刊，）1926年创刊的《图书馆学季刊》（我国图书馆界创办的第一种全国性图书馆学学术刊物），1928年创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29年创刊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月刊》，1931年创刊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933年创刊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1935创刊的《大夏图书馆报》（大夏大学图书馆），1946年台湾省图书馆出版的《图书月刊》 等。这些刊物都是同一个出版模式——由图书馆独立承办一系列出版工作，直接进行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图书馆既是刊物的编辑者，也是出版者，主要充当馆藏资源的揭示者、新书的推介者、国内外学术动态的汇报者等角色。图书馆一般设有专门的与图书编辑出版相关的机构，专门负责出版事务，如中华图书馆协会就设有执行部、出版委员会等部门，负责协会出版物策划和实施等与出版相关的事务。
通过刊物的出版发行，图书馆向读者大众推介馆藏文献，特别是馆藏珍稀文献资源，方便读者利用馆藏资源，同时也发挥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向民众普及图书馆知识，介绍西方图书馆先进的办馆经验和服务手段。此外，还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学术阵地，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建构。但是，因为经费不足等问题，这些刊物普遍存在刊龄较短、出版周期不稳定等问题，有些甚至被迫停刊，这一时期出版的164种刊物中有30种仅出版过一期，出版时间不足一年的有67种[18]。
3.4 与学者、研究人员合作，出版学术性、教育性、图情类专著、论文集、会议论文集
除了出版并公开发行上述馆刊性质的刊物外，图书馆还出版文人学者、研究人员的学术作品，如：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王伊同的《竹汀经史子答问分类辑》、汪士奇的《悔翁诗抄》 《悔翁词抄》 《悔翁笔记》等;北大图书馆出版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等著作;金陵大学图书馆印行了《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其中第一种为毛雝编 《中国农书目录汇编》（1924年），第二种为刘国钧编《中国图书分类法》 （1929年）。1927—1936年间，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丛书》，含王重民的 《老子考》 《日本访书志补》、朱士嘉的《官书局书目汇编》 等共11种学者专著。燕京大学图书馆从1931年开始整理、出版书籍，出版物推广方式多样，包括与书店，如北京文奎堂书肆合作，交由书店出售;读者用其他书籍和图书馆直接交换;赠送等，很好地推动了书籍的传播，学术的交流。 除了出版专著，图书馆还进行了出版论文集、会议论文集的尝试。1929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作为发起者之一，参加了在罗马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图书馆协会会议，会后将征集到的四篇论文以会议论文集（英文版）的形式出版，名为“Libraries in China”（《中国图书馆概况》）。193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借协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征集纪念论文，并编辑出版了英文版论文集《中华图书馆协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23]。
3.5 与大学合作，印刷教学讲义、教材
中国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中国近代设立的第一所大学是北京大学，始创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学，其他的如同济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则创建于1910年前后。民国时期正值中国大学的创始期，教材建设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之一，传统的教学材料或参考书籍显然不能适应新的教学需要，正规统一的教材尚未形成，教师们只能自己编制讲义，或选择外国相近教材自行翻译并编写成讲义，晚清学部曾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文规定大专学校“现定科目之中学用书，应自行编纂;西学各书外国皆有教人课本，宜择译善本讲授。”[28]当时的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学校、北京高师、南京高师等高校都采用讲义授课。北京大学明确规定各门课程的老师都必须印制讲义：“各类学科率皆按课授以讲义”，讲义“积有岁时，粲然成卷帙”[29]。有不少高校就把讲义印刷任务分派给图书馆，印刷讲义成为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日常工作事务中，“印刷本校教授的讲义是一大宗”[30]，因为教师不时会将自己新的科研成果补充入讲义，或者根据教学反馈重新修订讲义，所以当时的讲义就必须随着修订而经常重印，工作量很大，图书馆为此成立“讲义室”“讲义收发室”等机构[7]，专门负责讲义印刷事务，专人专职，比如聘请书记和印刷工誊写讲义等。
由于印刷讲义需要聘请专人，且油印讲义所需要的纸张、油墨耗资不浅，随着正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的出现并被广泛利用，高校图书馆的讲义印刷业务逐渐减少直至取消，转而印行教材。即便如此，仍有某些学科不容易买到合适的教材及教参，还需教师自行编写。不少教师就将讲义修订、编定为教材或教参，仍由图书馆印刷出版。
4 结语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出版实践，发生在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初创时期，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据王细荣统计，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图书达1701种以上，其中出版年份可考的有1607 种，责任者可考的有1647种[15]。这些出版物包含专著、珍稀古籍善本、雕刻版片、教材讲义、论文集、会议文集等各种类型，内容涵盖教育、学术、图书情报、地方文献等各个方面，不仅极大丰富了建设中的图书馆馆藏，而且有效地传播、弘扬了中华文化，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同时，给零基础起步的我国图书馆界提供了学习西方先进图情知识、建构自身理论体系和实践操作的平台。另一方面，图书馆承担了相当分量的出版业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不健全、无体系的出版发行业的压力，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图书馆尝试的独立充当出版者、自设出版机构、与出版机构合作、与大学合作、与学者合作等各种出版方式，为之后进入发展、成熟时期的我国图书馆事业、出版发行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訓，这些出版方式虽然传统，但依然沿袭至今且还在发挥重要作用，同当今盛行的数字出版、OA出版等现代化出版方式一起，不断拓展我国图书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图书馆参与学术交流、信息交流。
由于没有理论的指导，也缺乏专门机构的引领，当时各个图书馆各自为政，一般都是根据本馆的业务需求展开出版工作，所以整体图书馆出版工作显得杂乱，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出版实践，但并未形成图书馆出版服务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建构，可视之为我国图书馆出版事业的初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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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图书馆出版（Library Publishing），也称 “图书馆出版服务”（Library Publishing Service），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因特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1]。北美地区的图书馆出版起步最早，发展也最为成熟。美国学术图书馆与出版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00年前后，当时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内建成了美国最早的一批学术出版社[2]。但直到1990年代前后图书馆出版才作为新的出版业态受到关注[3]，成为被赋予现代意义的一项图书馆服务。据美国图书馆出版联盟（Library Publishing Coalition， 以下简称LPC）第4版《图书馆出版名录》（Library Publishing Directory，以下简称《名录》） 显示：在被调查的118所高校图书馆中，最早的出版活动开始于1988年。这一年，美国富兰克林图书馆（Franklin Library） 出版了作者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签名的限量版《瑪士撒拉之死》 （The Death of Methuselah and Other Stories） 一书，标志着世界图书馆出版事业的开端。进入21世纪后，国外图书馆出版服务获得了飞速发展并日趋成熟，目前图书馆出版服务已成为国外图书馆完善学术交流、提升自身地位的重要服务内容之一[4]，据《名录》 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已有126所高校图书馆加入该联盟并开展出版服务[5]。
随着与国际图书馆界的逐渐接轨，我国图书馆界于1990年代末开始了对图书馆出版的关注。依托中国知网，对我国关于图书馆出版的研究状况进行调研，发现最早涉及图书馆出版的文献是1991年戴祖谋、麦群忠的学术论文《建国前出版的图书馆刊物》，述及图书馆出版的期刊[6]。随后，郭瑞华1998年的小论文简单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出版全国著名的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系列书，并分析了其意义[7]。虽然没有明确体现图书馆出版服务的意识，但反映出我国对这一课题的关注。2010年图书馆出版这一术语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学术论文中，孙坦等在论文中用两小节的篇幅对图书馆出版进行分析，简述了当时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成员馆已经开展或计划提供出版服务的现状，并指出：图书馆出版模式是当时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8]。2012年，“图书馆出版服务”一词作为主角正式出现在学术论文中，赵惠芳、毛一国认为图书馆出版是学术交流的新模式，并介绍了国外图书馆出版的三种主要合作模式：新成立出版社、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学者与图书馆合作[9]。 我国对于图书馆出版服务的研究近年发展迅速，2015年有14篇学术论文，2016年增加到19篇，2017年达到最高值29篇，2018年截至5月底，已有7篇。可见，对于图书馆出版服务的研究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图书馆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相较于其他研究课题，对于图书馆出版的研究显然数量较少。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图书馆出版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吸收与引进、分析与归纳方面，部分研究也分析了国内图书馆出版服务面临的问题，探讨了国外成熟的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对我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提出了一些建议与对策。但截至目前，还未发现对国内图书馆出版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涉及我国早期图书馆出版实践的学术论文只有6篇：郭卫宁（2004年）[10]、袁斌（2007年）[11]、周家华（2010年）[12]、刘洪权（2015年）[13]、王细荣（2016年）[14]、王细荣（2018年）[15];学位论文方面，则有孟雪梅（2007年）[16]、孟凡美（2011年）[17]、张敏（2015年）[18]、何婷婷（2016年）[19]四篇。这些学术论文有的只是某个（些）章、节涉及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出版实践，有的则从某一（些）方面进行论述。其实，研究图书馆出版的早期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好地服务当下，以史鉴今，继往开来，推动图书馆出版服务更好地向前发展。因此，本课题颇具研究价值。
1 图书馆出版的概念梳理
图书馆出版对于我国而言还是个较为新鲜的词语，即便在国外，这一概念的定义也尚未完全统一。因此，对相关概念进行梳理与分析，是做好研究的第一步。目前，国内既有研究都会包含对这一概念的介绍与阐释。孙坦等（2010年）将之简单阐释为主要由图书馆牵头开展的基于电子出版的服务[8]。赵惠芳、毛一国（2012年）借用伯格曼（Borgman）“出版”的概念，将之归纳为：依托图书馆平台，以数字出版形式公开发布图书、期刊、论文、会议文献、工作报告等学术研究资料，从而促进网络时代的学术信息交流[9]。这两个定义，将图书馆出版局限在电子出版或数字出版的形式，反映了我国接触这一概念之初理解方面的局限。强菁（2014年） 归纳了LPC对图书馆出版的定义：“一系列由高校图书馆承担的，以支持学术作品创作和传播的活动”[20]。苗美娟，刘兹恒（2018年）在LPC定义的基础上，整合出一条较全面的图书馆出版定义，即“学术型图书馆利用自身的资源、技术和平台，开展出版服务，有组织地制作、传播和保存任何形式的学术性、创造性或教育性作品，包括原创作品和非原创作品的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4]。”
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对概念进行归纳：图书馆出版，指图书馆利用自身的资源、人才、技术和平台，通过独立出版发行，或与大学、出版社、政府等机构合作，与学者、研究人员合作等多种途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一系列出版服务及附加服务，包含专著、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纸质文献及电子信息等各种版本资源的出版，学术、教育资源的数字化出版，为科研人员、高校师生提供学术性、教育性科研成果的创作、传播、保存和共享等方面的服务，为数字资源的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提供便捷途径，为作者提供版权咨询、注册培训等一系列服务内容。图书馆出版服务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及大力宣扬，是图书馆在信息、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顺应时代要求，拓展自身服务，参与信息、学术交流的产物。
2 我国图书馆与出版的渊源
我国图书馆出版实践虽然起步较晚，但也远远早于理论研究。清末明初，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创办伊始，就相继开展了出版活动。我国早期图书馆之所以会从事出版活动，有其历史渊源。早期图书馆的前身是藏书楼，有不少图书馆是由藏书楼改造而来，如宁波市立图书馆就是由揽秀堂藏书楼改造的，浙江图书馆（1915年改名“浙江公立图书馆”）的前身是浙江藏书楼。有些图书馆则是依据藏书楼的标准建立而成，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最初的馆名即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931年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科举制，促成了举国上下热衷读书的优良传统;自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大量纸质书籍得以印刷，改变了之前书籍紧缺的局面，也降低了图书价格，图书市场因此变得活跃、发达。这两方面因素造就了官方及民间藏书的繁荣，有条件的读书人大多热衷于收藏书籍，政府、民间团体、私人藏书楼越来越多。有些藏书者不仅将藏书楼当成收藏、研读图书资料的场所，也会对藏书进行筛选、整理、传阅，有的还自己刻印藏书并广泛传播。我国早期的图书馆自然而然地传承这一优良传统，将印刷、出版工作当成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3 民国时期图书馆出版实践
3.1 自设出版部门+馆社合作，刊印古籍、版片
我国近代图书馆创办一大宗旨就是“保存国粹”，1910年颁布的 《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21]129。所以大多数图书馆建馆之初就将购置古籍作为一项常规业务，通过接收宫廷、书院、官府藏书，购买私人藏书，鼓励藏家将私人所藏古籍捐贈、寄存在图书馆等方式不断充实馆藏，古籍善本、刻书版片等珍贵资源数量持续增加。为了更好地保存、流通古籍善本，当时图书馆界大力提倡古籍出版。《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第十二条规定：“京师暨各省图书馆得附设排印所、刊印所。如有收藏密笈孤本，应随时仿刊发行，或排印发行，以广流传。”[21]130在民国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等就提出：“本会调查登记国内外公私所藏善本书籍编制目录以便筹备影印案”“影印《四库全书》应每省指定一图书馆陈列以广流传而维国粹案”;第二次年会则“建议当局传钞及影印孤本秘籍以广流传案”，倡导图书馆“传抄及影印孤本秘籍” [22]，并提倡选印《四库全书》等古籍善本，建议采用赠送的形式将影印本赠与书店，以及各省市立重要图书馆和国立各大学图书馆，以发扬光大中华文化[23]。图书馆界积极响应倡导，各类型图书馆或采用自设出版机构的方式，如浙江、江苏、云南等省立图书馆等，附设印行所，自行刊印古籍，国立中央图书馆设有印刷所、发行部，负责馆内外一切出版业务;有的图书馆的印行部门，只负责本馆书刊的出版印行工作，如江西省立图书馆设印行股，负责馆内一切印刷、发行事宜，但不得招揽馆外印刷事务[24];或选择与出版社合作的方式，开展刊印、出版善本秘籍的活动，以推动古籍的传播与流通。国立的诸如国立中央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玄览堂丛书》，计304种子目;省立的诸如浙江省立图书馆，独立完成了木板《玉海》等14种古籍善本;大学的如燕京大学图书馆，采用木版、石印、铅印等印刷技术独立出版了含38种子目的《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私立的如立合众图书馆，出版了15种手写石印《合众图书馆丛书》、5种木板《咫园丛书》等。据学者刘洪权统计，民国时期图书馆总共出版了45种古籍丛书，含子目1824种另318卷[13]。 其中，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出版模式颇具代表性，不仅自设印刷所、发行部等出版机构进行独立出版活动，如出版馆藏中保存较好的北京文渊阁《四库全书》，也与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其他出版机构合作，影印成《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35年该书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将100部出版物送给国立中央图书馆，作为“版税”。
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除了不遗余力地出版古籍善本，我国早期图书馆还致力于刻印版片。唐代雕版印刷术自问世后，很快就得到了普遍使用，即便宋代出现了活字印刷，雕版印刷依然更为普遍。版片即为雕版印刷的实物见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我国历代官府、书坊、私人、寺院等刊刻了大量的版片。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初创时期，版片也与古籍一道成为图书馆着力收集、购置的珍稀文献。除了收集、保存版片，图书馆还致力于出版馆藏版片，如浙江省立图书馆、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河南省立图书馆等都刊刻了版片[13]。有的图书馆不仅出版自己的馆藏版片，还负责经营合作机构的版片。江南图书馆（现为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自宣统三年（1911年）开放之日起，就负责经营管理淮南书局、江楚编译局、金陵书局三者拥有的版片，图书馆统一保存、整理这些版片，统一印刷并对外发售。这些合作机构的书籍，也由江南图书馆统一发售，“且以余利归于该馆”[25]。
民国时期图书馆古籍和版片出版实践，是保存和传播典籍孤本的最佳方式，推动了珍稀馆藏资源的传播和流通，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有效地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3.2 自设出版部门+馆社合作，出版地方文献
除了刊印古籍、板片，我国早期图书馆在创办初期也很注重地方文献的刊印出版活动。中华图书馆协会在第一次南京年会（1929年）上就特别强调各省立及地方图书馆要大力收集、出版地方文献：“各省立及各地方图书馆应尽力收藏乡贤著作，兼应刊行掌故丛书及乡贤遗著”[26]。各图书馆，尤其是省立图书馆纷纷响应这一倡导，积极展开地方文献出版活动，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刊印《金陵掌故丛编》，云南省立图书馆辑刻205种163卷（另有不分卷51册）《云南丛书》，浙江省立图书馆刊印《西湖志》等有关杭州西湖的书籍、《浙江通志》 等有关浙江的书籍，等等[13]。这些地方文献出版物专录地方人士著述，搜集、整理地方史料，普及地方风土人情，涉及地方历史、地理、人文等各个方面，对研究地方问题、弘扬地方文化，及地方古籍整理和文献保护等都具有深远意义。
3.3 独立出版发行馆刊，推介馆藏资源，促进图书馆理论建构
这一模式以我国最早的图书馆期刊《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为代表。该刊于1915年12月创刊，1927年1月停刊，共出版11期。该刊由浙江公立图书馆独立编辑创办、印刷出版、发行推广，刊物性质类似浙江公立图书馆的馆刊，主要内容是宣传报道该馆入藏的图书、期刊、报纸目录，特别是馆藏古籍的报道占较大篇幅，在“附录”栏目转载当时的文化、教育类等其它类报刊上的图书馆学文章[27]。这是我国图书馆界出版的第一个期刊，是我国图书馆作为独立出版者出版期刊的第一次实践，意义深远。
此后，国立、省立、市立、县立、乡村、大学、专门、私立等各类型图书馆都进行了编辑、出版馆刊的实践。据统计，民国时期图书馆出版的刊物，可考的有164种[18]，如1924年创刊的《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金陵大学圖书馆丛刊》《图书馆月刊》，1925年创刊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图书馆》（我国图书馆界创办的第一种地方性图书馆专业期刊，）1926年创刊的《图书馆学季刊》（我国图书馆界创办的第一种全国性图书馆学学术刊物），1928年创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29年创刊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部月刊》，1931年创刊的《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933年创刊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1935创刊的《大夏图书馆报》（大夏大学图书馆），1946年台湾省图书馆出版的《图书月刊》 等。这些刊物都是同一个出版模式——由图书馆独立承办一系列出版工作，直接进行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图书馆既是刊物的编辑者，也是出版者，主要充当馆藏资源的揭示者、新书的推介者、国内外学术动态的汇报者等角色。图书馆一般设有专门的与图书编辑出版相关的机构，专门负责出版事务，如中华图书馆协会就设有执行部、出版委员会等部门，负责协会出版物策划和实施等与出版相关的事务。
通过刊物的出版发行，图书馆向读者大众推介馆藏文献，特别是馆藏珍稀文献资源，方便读者利用馆藏资源，同时也发挥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向民众普及图书馆知识，介绍西方图书馆先进的办馆经验和服务手段。此外，还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学术阵地，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建构。但是，因为经费不足等问题，这些刊物普遍存在刊龄较短、出版周期不稳定等问题，有些甚至被迫停刊，这一时期出版的164种刊物中有30种仅出版过一期，出版时间不足一年的有67种[18]。
3.4 与学者、研究人员合作，出版学术性、教育性、图情类专著、论文集、会议论文集
除了出版并公开发行上述馆刊性质的刊物外，图书馆还出版文人学者、研究人员的学术作品，如：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王伊同的《竹汀经史子答问分类辑》、汪士奇的《悔翁诗抄》 《悔翁词抄》 《悔翁笔记》等;北大图书馆出版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等著作;金陵大学图书馆印行了《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其中第一种为毛雝编 《中国农书目录汇编》（1924年），第二种为刘国钧编《中国图书分类法》 （1929年）。1927—1936年间，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丛书》，含王重民的 《老子考》 《日本访书志补》、朱士嘉的《官书局书目汇编》 等共11种学者专著。燕京大学图书馆从1931年开始整理、出版书籍，出版物推广方式多样，包括与书店，如北京文奎堂书肆合作，交由书店出售;读者用其他书籍和图书馆直接交换;赠送等，很好地推动了书籍的传播，学术的交流。 除了出版专著，图书馆还进行了出版论文集、会议论文集的尝试。1929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作为发起者之一，参加了在罗马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图书馆协会会议，会后将征集到的四篇论文以会议论文集（英文版）的形式出版，名为“Libraries in China”（《中国图书馆概况》）。193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借协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征集纪念论文，并编辑出版了英文版论文集《中华图书馆协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23]。
3.5 与大学合作，印刷教学讲义、教材
中国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中国近代设立的第一所大学是北京大学，始创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学，其他的如同济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则创建于1910年前后。民国时期正值中国大学的创始期，教材建设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之一，传统的教学材料或参考书籍显然不能适应新的教学需要，正规统一的教材尚未形成，教师们只能自己编制讲义，或选择外国相近教材自行翻译并编写成讲义，晚清学部曾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文规定大专学校“现定科目之中学用书，应自行编纂;西学各书外国皆有教人课本，宜择译善本讲授。”[28]当时的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学校、北京高师、南京高师等高校都采用讲义授课。北京大学明确规定各门课程的老师都必须印制讲义：“各类学科率皆按课授以讲义”，讲义“积有岁时，粲然成卷帙”[29]。有不少高校就把讲义印刷任务分派给图书馆，印刷讲义成为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日常工作事务中，“印刷本校教授的讲义是一大宗”[30]，因为教师不时会将自己新的科研成果补充入讲义，或者根据教学反馈重新修订讲义，所以当时的讲义就必须随着修订而经常重印，工作量很大，图书馆为此成立“讲义室”“讲义收发室”等机构[7]，专门负责讲义印刷事务，专人专职，比如聘请书记和印刷工誊写讲义等。
由于印刷讲义需要聘请专人，且油印讲义所需要的纸张、油墨耗资不浅，随着正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的出现并被广泛利用，高校图书馆的讲义印刷业务逐渐减少直至取消，转而印行教材。即便如此，仍有某些学科不容易买到合适的教材及教参，还需教师自行编写。不少教师就将讲义修订、编定为教材或教参，仍由图书馆印刷出版。
4 结语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出版实践，发生在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初创时期，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据王细荣统计，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图书达1701种以上，其中出版年份可考的有1607 种，责任者可考的有1647种[15]。这些出版物包含专著、珍稀古籍善本、雕刻版片、教材讲义、论文集、会议文集等各种类型，内容涵盖教育、学术、图书情报、地方文献等各个方面，不仅极大丰富了建设中的图书馆馆藏，而且有效地传播、弘扬了中华文化，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同时，给零基础起步的我国图书馆界提供了学习西方先进图情知识、建构自身理论体系和实践操作的平台。另一方面，图书馆承担了相当分量的出版业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不健全、无体系的出版发行业的压力，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图书馆尝试的独立充当出版者、自设出版机构、与出版机构合作、与大学合作、与学者合作等各种出版方式，为之后进入发展、成熟时期的我国图书馆事业、出版发行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訓，这些出版方式虽然传统，但依然沿袭至今且还在发挥重要作用，同当今盛行的数字出版、OA出版等现代化出版方式一起，不断拓展我国图书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图书馆参与学术交流、信息交流。
由于没有理论的指导，也缺乏专门机构的引领，当时各个图书馆各自为政，一般都是根据本馆的业务需求展开出版工作，所以整体图书馆出版工作显得杂乱，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出版实践，但并未形成图书馆出版服务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建构，可视之为我国图书馆出版事业的初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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