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历史上曾有过很多外国居民，无国籍人（白俄）、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英国人、捷克人、犹太人……
　　那次，谢瓦是特地带着44岁的儿子回哈尔滨。他的儿子也和他一样，有着一个俄罗斯的名字：萨沙。
　　谢瓦是以中友好协会耶路撒冷分会会长、希伯来大学教授叶甫谢伊·波多利斯基的小名。我们是在耶路撒冷认识的。当时他非常热情地为我安排在希伯来大学进行的采访——采访定居在耶路撒冷的老哈尔滨犹太人。
　　之后他来哈尔滨参加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文化研讨会，那年我们在科利亚的家里一起吃饭。餐桌上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犹太人玛拉·穆斯塔芬，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梅里霍夫博士，以及来自波兰的一对老夫妇，还有瓦莉亚·韩。几十年前他们都曾经是哈尔滨侨民，也都是我的朋友。记得当时科利亚非常高兴地说：“看，这个桌子有5个国家的人，但是我们都是哈尔滨人。”
　　谢瓦的父母都是从俄罗斯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父亲是在1932年来的，母亲则是在1916年随她的父母一起来的。父亲叶菲姆·波多利斯基在中央大街与十二道街交界处的一座建筑（靠中央大街一侧）租下店面经营毛皮、布匹。商店的名字叫康库连特（Конкулент）。这座建筑的两街交角处，就是著名的惠康呢绒庄，即另一位犹太人经营的伦敦呢绒商店。康库连特在紧邻犹太国民银行的中央大街一侧。
　　后来，谢瓦的父亲赚了钱，就在安宁街和安德街拐角处建造了一座四层楼房。他们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61年离开。
　　谢瓦也和大多数哈尔滨犹太人一样，小学在马街（现为东风街）的塔木德托拉学校读书，中学在玫瑰学校（苏联侨民学校，后为第十三职业中学）读书。1953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建筑系，1958年毕业。
　　我问他是否记得离哈工大（现哈工大建筑学院）不远的苏联领事馆，他说：“当然。1960年，我和娜塔莎结婚时是到苏联领事馆盖的章，1961年8月我们一家人离开哈尔滨去以色列时，也是到苏联领事馆办签证。”我告诉他，我曾经在那个院子住过34年。他说：“对，我们都是哈尔滨人。哈尔滨人都知道，都知道。”
　　科利亚说，谢瓦的妻子娜塔莎原来住在马家沟，离科利亚的家不远，那时他们就认识。
　　谢瓦的儿子1961年4月出生。他还记得，那天，他和妻子从道里安宁街来到医大一院，但是大夫们都开会去了。过了50个小时儿子才出生。这期间，他们就一直祈祷。妻子的女朋友还跑到东大直街的巴克洛夫教堂为娜塔莎拿来了祈祷文。
　　我问：“巴克洛夫教堂是东正教的教堂，和你们的信仰不一样。你们不介意吗？”谢瓦两手一摊：“没有关系，这就是哈尔滨。”
　　谢瓦已经是第三次回哈尔滨。带儿子去了他出生的医院，去了他们家的大楼，也去了玫瑰学校。非常高兴的是，这几处和他们的生命有关联的老房子当时还都健在。谢瓦激动地说：“你知道吗？我找到了我的家！”他边说边拿出老照片给我看。然后，他和科利亚说，这都是历史，老房子都是历史！
　　谢瓦和萨沙沿着中央大街，由北向南散步，还去金帝商城、曼哈顿商城购物。他们夸赞中国的东西价廉物美。但是当来到中央大街和十二道街拐角，试图找到谢瓦的父亲经营的商店旧址时，却发现那里已经夷为平地，并且正在建造新的建筑；紧邻的犹太银行旧址只剩下一堵墙。父子俩觉得非常遗憾并且十分不解。
　　谢瓦说，回来还特地到这里来探望，今年带儿子回来也想让他看看爷爷的商店。没想到再也看不到了。我把在拆迁现场拣到的一块砖送给谢瓦。这样的砖我已经拣过好多了。谢瓦很珍重地收下了。
　　我告訴谢瓦，大安街上的犹太人梅金的面包房旧址（临街的面包店和后院的面包厂）已经列入第四批保护建筑了。谢瓦听了很高兴，他还告诉我，原来在大安街和通江街交界处，有一个姓舒尔德茨的德国医生开的德国医院，这个医院很有名。科利亚说：“我是在这个医院出生的。”
　　是吗？哈尔滨的历史啊！
　　谢瓦还给我画了一个示意图，他说，在德国医院对面，原来还有一个姓茨维贝尔的犹太医生开的牙科诊所。可是我知道，大安街从梅金面包房往西已经没有老房子了。谢瓦说，是，德国医院也没有了。
　　谢瓦离开哈尔滨的那一天，我在安宁街和安德街交界的老房子里面找到了谢瓦的中国邻居。一位名叫孙永林的老人，他是20世纪50年代搬到这座楼的地下室居住的。他还记得这家“苏联人”，他管谢瓦叫“苏联孩子”。
　　编辑/桃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