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使小公司真正步入公司治理时代，唯一的路径不是给“棒子”，而是给“胡萝卜”
　　看过电影《华尔街》的人恐怕都无法忘记，在泰尔德纸业的股东大会上，由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戈登·盖柯所说的话。他站起身来，手拿麦克风，扫视全场：“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的是，贪婪（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表达了）是很好的，贪婪是正确的，贪婪是有效的。”这一幕当然是电影史上的传奇。那么，对小市值公司的治理来说，“贪婪”是否也是关键？
　　那些安坐在中高市值公司系統中的企业，经常会自豪地宣布，他们的董事会不再由“CEO的朋友”组成。相反，那些把大把时间花在董事会会议室的人——特别是小微市值企业的董事们——体会可大不相同。尽管有纳斯达克和纽交所的治理标准放在那儿，但是无数的董事会仍然是由CEO精心挑选和编排的。
　　自从安然时代的各种丑闻爆发以来，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震慑下，小型上市公司的治理，有没有得到改善？答案是：改善了一点儿。
　　机构投资者们都很清楚，小公司的董事会，其有效性反映了CEO个人对公司治理的看法。在治理良好的小公司幕后，总是站着一位看重治理价值的CEO。反之，亦如此。
　　机构投资者也经常抱怨说，许多小公司的CEO都认为“公司治理”这个东西既昂贵，又费时，而且重形式、不重实质，几乎没什么价值。总之，公司治理是万恶之源。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著名的投资机构都会花大把的钞票来分析相关公司的治理情况。换句话说，那些管理数万亿美元的人相信，治理得好的公司会给客户带来更多的收益。但小微公司的CEO则认为，公司治理是在浪费时间。那么，是哪些原因造成了小微公司如此的治理观念？
　　其一，创始人综合症。许多小型上市公司仍然与创始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创始人往往自信心爆棚，常常感觉只有自己能带领公司继续前行。（当然了，不可否认，这种想法有时候是对的。）换句话说，远见者必须要对未来有一览无余的洞察，因此那些“非远见者”都应该靠边站。
　　其二，自我实现的魔咒。当CEO感觉自己无法从董事会那边获益，他们就会向董事会安插一些不履行监管职能的“董事”。企业治理也就沦为空话套话了。
　　其三，法规和行动主义在作祟。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是因为其思想及其独立，且经常和一切事情唱反调。于是，当国会、证券交易所、对冲基金想对CEO有所建议时，他们压根就不会搭理。施加在小公司CEO身上的监管越严格，他们就会反抗得越厉害。
　　基于以上事实，要想使小公司真正步入公司治理时代，唯一的路径不是给“棒子”，而是给“胡萝卜”。其实，大的投资经理都知道，上市公司巧妙地将有胆识的、敬业的、处事客观的董事们网罗起来，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只要把这“胡萝卜”丢出去，小公司的CEO自然会认可甚至拥抱公司治理的。凡事都必须有利益驱动，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问题不在CEO身上，而是在董事会身上。
　　我在一个投资者会议上就测试了自己的“胡萝卜理论”。当时有众多小型CEO在场，我把我的想法与英国董事学会的史蒂夫·沃克作了交流。结果，得到了热烈的回应。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会议结束后的几周，我收到了许多参会CEO打来的电话。其中，有一名高管很懊恼地承认，他从未想到，更有效的治理也会为公司赚得更多的收益。还有一个也自嘲说，他的陈旧观点永远无法与黑石等大公司的治理理念相较。
　　也许，一点点贪婪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改变现状。正如一个CEO所表达的，“如果更好的治理可以给我和我的股东带来收益，那么算我一个吧！”这种贪婪可能不是戈登·盖柯式的贪婪，而是更像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的“贪婪”。
　　来源：公司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