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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瓒（1896—1984），字宝珩，生于辽宁锦州黑山县八道壕乡大夏村。1914年参加东北军，1929年入东北讲武堂第九期学习，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调至张学良身边工作。调赴西安后，任“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营长。1936年12月12日，奉张学良之命率部活捉蒋介石，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父亲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讲述他参与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始末。
面授机宜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为防止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向红军靠拢，亲自飞抵西安，部署“剿共”计划，其行辕设在临潼的华清池。父亲所率的“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负责华清池头道门和外围的警卫任务，蒋介石带来的侍卫则负责二道门以里的守卫任务。
1936年12月4日，为逼迫张、杨两将军“剿共”，蒋介石再一次来到西安，仍旧住在华清池，头道门和外围的警卫任务仍由父亲所率的卫队一营负责。
据父亲回忆，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张学良几次到华清池进行“争谏”，他慷慨激昂地向蒋介石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但蒋介石一意孤行，还严厉斥责了张学良。
12月11日，张学良同蒋介石进行了长谈。下午4点多钟，张从蒋的办公室出来，走到头道门时，看父亲正在那里值勤，就对父亲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父亲骑上三轮摩托车，跟着张学良的汽车来到张公馆。
对于张学良对他下达捉蒋命令的经过，父亲记忆犹新。当时，父亲跟着张学良到了西楼的客厅。由于父亲只顾跟着张学良走，竟忘记了关门，张学良说：“关上门。”此时，屋内只有他们两个人。
张学良沉默了一会儿，又上下打量一下父亲，严肃而坚毅地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
父亲心里马上犯了合计：“你刚从他那儿回来，怎么还让我去‘请’呢？”
“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张学良继续说。
父亲这才意识到张学良要实行“兵谏”，立即坚定地回答：“我保证完成任务！蒋之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捉来！”张学良见父亲很有信心，十分满意地看了看他，像同意，又像嘉许，接着以深沉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做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西北剿总”卫队第二营营长）要互相协助，把这件事办好。”紧接着又叮嘱说：“你营是华清池的守卫者，应先行动……”“要改穿蓝色的棉军装，以便与蒋之身着黄色军装的侍从人员有所区别，免得夜间动手时误遭伤害。具体事宜由谭海副官长告知。”
战前准备
父亲告别了张学良，来到中楼找到谭海副官长，把受命情况告诉了他。谭海听后说：“好。开始的时间是明天拂晓。你先换衣服吧。”随即令卫兵把衣服拿来，父亲很快换好衣服。为了保密，父亲当夜没有回家，只在谭海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一阵，床上靠一会儿，但毫无睡意，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完成这次任务。好不容易熬到12日凌晨两点多钟，他告别谭海，跨上三轮摩托火速出城。
父亲首先赶到十里铺，找到骑兵连长邵兴基传达了捉蒋命令，令他们立即策马前去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逮捕一切外逃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镇，令手枪排排长金万普率全排士兵迅速到华清池参加捉蒋。接着赶到华清池外的步兵第一连，令少校连长王世民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找到一起，部署捉蒋事宜。
一切安排妥当，父亲便带领王世民连长、马体玉排长等一连士兵，进入头道门，趁夜色悄悄向二道门摸进。跟上来的士兵“哗啦哗啦”地装子弹，父亲怕被院内的守卫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让他们先别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骊山捉蒋
每当讲起骊山捉蒋的具体细节，父亲总是神色凝重，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紧张而激动的场景。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万事俱备，父亲率兵穿过庭院，三园门已近在眼前。黑夜里，只见蒋的一个步哨来回走动。父亲甩出手枪，对着他连击三枪。这三枪，就是信号，就是命令，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式拉开了序幕。霎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凭借门窗拼死抵抗，父亲率兵浴血奋战，拼命攻击。这时，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五六十名官兵，卫队第一营金万普排长带领的手枪排，也赶来参加战斗。
父亲和连长王世民等人翻过荷花阁，绕过贵妃池，攻到五间厅外的平台上，一见蒋介石住的三号厅的门没全关上，他们就飞步冲入蒋介石的卧室。床上没有人，被子一摸还有些温乎，父亲急忙猫腰瞧床下，也没发现人。但是，蒋的衣帽和黑斗篷还挂在衣架上，桌上的一只杯子里还放着假牙。大家发现蒋介石已经逃走，但又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心急如焚。父亲几步跨到五间厅外，令官兵四处寻找。不一会儿，一连士兵石志中跑来报告：在五间厅外的后墙根处发现一只鞋。父亲当即意识到，蒋介石可能是越墙逃向后山了，急令士兵们从左侧上后山搜索。孙铭九则令二营士兵从右侧搜索后山。
父亲跨过飞虹桥，闯出开阳门，同士兵们一起上山捉拿蒋介石。此时，天已微明，枯草和树枝在晨风中瑟瑟作响，满是乱石、草棵子和树杈子的骊山北坡，上上下下尽是搜蒋的士兵。大家不顾山陡难攀、荆棘扎人，恨不得一下子把蒋介石捉拿在手。
这时，在距五间厅五百米开外的半山腰上，躲在一块大石（即卧虎石，后在此处修建了“兵谏亭”）后边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是又怕又冷，不时探出头来，窥视四周的动静，恰被一营手枪排刘允政班长发现。刘允政连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儿哪！委员长在这儿哪！”父亲闻声跑去，大家把蒋介石连推带搡地架下山去。此时，蒋介石已失去了平常的威风，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白色睡裤，光头跣足，面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连问：“张副司令在哪儿？张学良在哪儿？”上午8点钟左右，大家把蒋介石塞进一辆小车里，由谭海副官长和孙铭九等人押送回张学良、杨虎城两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
母亲曾对我们讲过：“那天晚上，你爸一宿没回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他一进门，我就问：‘你昨晚上哪儿去了？’他说：‘昨天晚上我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他把事情仔细地跟我讲了一遍，我说：‘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啦！’”
云南起义
捉蒋成功后，父亲被提升为团长，还被奖励五千块钱。1982年，父亲在致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卢广绩先生的信中写道：“我是个素无积蓄的人，张学良先生因我捉蒋有功奖给我的五千块钱，为子女读书早已用尽。”父母用这笔钱供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读完了大学。现在，我们兄弟姐妹都已成长为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
西安事变后，父亲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抗战胜利后，父亲担任云南二十三临时教养院院长。1949年年底，父亲率全院千余名官兵与云南军政长官卢汉一起参加了云南起义，欢迎陈赓、周保中将军率解放军进驻昆明。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文化大革命”后，父亲被增补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后被选为政协辽宁省第五届常委。1984年2月17日，父亲于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病故，终年88岁。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参加西安事变骊山捉蒋的辉煌事迹，和他为国为民、正义刚强的品格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回顾父亲的一生，可以用党和政府给父亲的六个字来评价：爱国、正义、有功。
（口述者王文琳系王玉瓒之女）
父亲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讲述他参与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始末。
面授机宜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为防止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向红军靠拢，亲自飞抵西安，部署“剿共”计划，其行辕设在临潼的华清池。父亲所率的“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负责华清池头道门和外围的警卫任务，蒋介石带来的侍卫则负责二道门以里的守卫任务。
1936年12月4日，为逼迫张、杨两将军“剿共”，蒋介石再一次来到西安，仍旧住在华清池，头道门和外围的警卫任务仍由父亲所率的卫队一营负责。
据父亲回忆，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张学良几次到华清池进行“争谏”，他慷慨激昂地向蒋介石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但蒋介石一意孤行，还严厉斥责了张学良。
12月11日，张学良同蒋介石进行了长谈。下午4点多钟，张从蒋的办公室出来，走到头道门时，看父亲正在那里值勤，就对父亲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父亲骑上三轮摩托车，跟着张学良的汽车来到张公馆。
对于张学良对他下达捉蒋命令的经过，父亲记忆犹新。当时，父亲跟着张学良到了西楼的客厅。由于父亲只顾跟着张学良走，竟忘记了关门，张学良说：“关上门。”此时，屋内只有他们两个人。
张学良沉默了一会儿，又上下打量一下父亲，严肃而坚毅地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
父亲心里马上犯了合计：“你刚从他那儿回来，怎么还让我去‘请’呢？”
“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张学良继续说。
父亲这才意识到张学良要实行“兵谏”，立即坚定地回答：“我保证完成任务！蒋之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捉来！”张学良见父亲很有信心，十分满意地看了看他，像同意，又像嘉许，接着以深沉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做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西北剿总”卫队第二营营长）要互相协助，把这件事办好。”紧接着又叮嘱说：“你营是华清池的守卫者，应先行动……”“要改穿蓝色的棉军装，以便与蒋之身着黄色军装的侍从人员有所区别，免得夜间动手时误遭伤害。具体事宜由谭海副官长告知。”
战前准备
父亲告别了张学良，来到中楼找到谭海副官长，把受命情况告诉了他。谭海听后说：“好。开始的时间是明天拂晓。你先换衣服吧。”随即令卫兵把衣服拿来，父亲很快换好衣服。为了保密，父亲当夜没有回家，只在谭海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一阵，床上靠一会儿，但毫无睡意，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完成这次任务。好不容易熬到12日凌晨两点多钟，他告别谭海，跨上三轮摩托火速出城。
父亲首先赶到十里铺，找到骑兵连长邵兴基传达了捉蒋命令，令他们立即策马前去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逮捕一切外逃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镇，令手枪排排长金万普率全排士兵迅速到华清池参加捉蒋。接着赶到华清池外的步兵第一连，令少校连长王世民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找到一起，部署捉蒋事宜。
一切安排妥当，父亲便带领王世民连长、马体玉排长等一连士兵，进入头道门，趁夜色悄悄向二道门摸进。跟上来的士兵“哗啦哗啦”地装子弹，父亲怕被院内的守卫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让他们先别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骊山捉蒋
每当讲起骊山捉蒋的具体细节，父亲总是神色凝重，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紧张而激动的场景。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万事俱备，父亲率兵穿过庭院，三园门已近在眼前。黑夜里，只见蒋的一个步哨来回走动。父亲甩出手枪，对着他连击三枪。这三枪，就是信号，就是命令，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式拉开了序幕。霎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凭借门窗拼死抵抗，父亲率兵浴血奋战，拼命攻击。这时，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五六十名官兵，卫队第一营金万普排长带领的手枪排，也赶来参加战斗。
父亲和连长王世民等人翻过荷花阁，绕过贵妃池，攻到五间厅外的平台上，一见蒋介石住的三号厅的门没全关上，他们就飞步冲入蒋介石的卧室。床上没有人，被子一摸还有些温乎，父亲急忙猫腰瞧床下，也没发现人。但是，蒋的衣帽和黑斗篷还挂在衣架上，桌上的一只杯子里还放着假牙。大家发现蒋介石已经逃走，但又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心急如焚。父亲几步跨到五间厅外，令官兵四处寻找。不一会儿，一连士兵石志中跑来报告：在五间厅外的后墙根处发现一只鞋。父亲当即意识到，蒋介石可能是越墙逃向后山了，急令士兵们从左侧上后山搜索。孙铭九则令二营士兵从右侧搜索后山。
父亲跨过飞虹桥，闯出开阳门，同士兵们一起上山捉拿蒋介石。此时，天已微明，枯草和树枝在晨风中瑟瑟作响，满是乱石、草棵子和树杈子的骊山北坡，上上下下尽是搜蒋的士兵。大家不顾山陡难攀、荆棘扎人，恨不得一下子把蒋介石捉拿在手。
这时，在距五间厅五百米开外的半山腰上，躲在一块大石（即卧虎石，后在此处修建了“兵谏亭”）后边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是又怕又冷，不时探出头来，窥视四周的动静，恰被一营手枪排刘允政班长发现。刘允政连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儿哪！委员长在这儿哪！”父亲闻声跑去，大家把蒋介石连推带搡地架下山去。此时，蒋介石已失去了平常的威风，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白色睡裤，光头跣足，面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连问：“张副司令在哪儿？张学良在哪儿？”上午8点钟左右，大家把蒋介石塞进一辆小车里，由谭海副官长和孙铭九等人押送回张学良、杨虎城两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
母亲曾对我们讲过：“那天晚上，你爸一宿没回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他一进门，我就问：‘你昨晚上哪儿去了？’他说：‘昨天晚上我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他把事情仔细地跟我讲了一遍，我说：‘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啦！’”
云南起义
捉蒋成功后，父亲被提升为团长，还被奖励五千块钱。1982年，父亲在致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卢广绩先生的信中写道：“我是个素无积蓄的人，张学良先生因我捉蒋有功奖给我的五千块钱，为子女读书早已用尽。”父母用这笔钱供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读完了大学。现在，我们兄弟姐妹都已成长为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
西安事变后，父亲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抗战胜利后，父亲担任云南二十三临时教养院院长。1949年年底，父亲率全院千余名官兵与云南军政长官卢汉一起参加了云南起义，欢迎陈赓、周保中将军率解放军进驻昆明。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文化大革命”后，父亲被增补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后被选为政协辽宁省第五届常委。1984年2月17日，父亲于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病故，终年88岁。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参加西安事变骊山捉蒋的辉煌事迹，和他为国为民、正义刚强的品格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回顾父亲的一生，可以用党和政府给父亲的六个字来评价：爱国、正义、有功。
（口述者王文琳系王玉瓒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