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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朝时期在西藏地区实行萨迦派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藏传佛教支配着藏族人民的政治生活，藏族文化尤其是文学亦深受宗教的深刻影响。藏族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佛教紧密联系，其主题、人物、情节等各个方面，几乎都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在藏传佛教文学历史上，大部分作品集历史、哲学、文学特征于一身，作品创作者本人同时也是僧人、文学家、诗人、思想家：此类现象俯拾皆是。本文通过对元朝统治下藏族佛教文学的研究探析藏族文学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形态以及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藏传佛教；萨迦政权；佛教文学；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邓楠（1992-），女，汉族，山东枣庄人，西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文化多种多样。从元代开始，吐蕃地区（即今西藏自治区）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元朝在十三世纪中叶，领土不断扩大，许多发展不平衡的兄弟民族纷纷被收入元朝版图。如何有效地治理这些新加入的地区促进国泰民安，以此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格局？这种情况下，元朝统治者想到了以宗教信仰达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经过一番时间的考验，藏传佛教被元王室选中，很快凌驾于其他宗教而被尊奉为“国教”。《元史·卷二百二·列傳第八十九釋老》云：“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1]P4517
在藏族社会里，佛教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几乎没有看不到宗教影子的文学作品。许多藏族文学作品中，处处表露出人生苦海、世事无常、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修佛解脱等佛教思想，结局也往往以大团圆式的出家修行，潜心佛法，博得正果而告终。很显然，藏族文学与佛教文学不等同，但是在藏族文学中佛教文学或者说僧侣文学所占比重颇大。
一.元代蒙藏关系及其对佛教文学的影响
自十三世纪开始，在接下来的七百多年中蒙古族和藏族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占据突出地位，以下方面足以表明：第一，从地域来说，蒙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既加强了北方草原与青康藏高原的密切联系，同时又促进了这两大地区和中原农业区域的交往；第二，从经济来说，蒙藏关系的建立及其后发展强化了从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产品与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通过贡赐和互市的形式进行交换的格局[2]P83；第三，从文化来说，蒙藏关系的存在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传播，对藏传佛教后来上升为国教发出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形成了一个包围广阔的中原大陆的藏传佛教文化区，在此后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自元朝后的诸多中央王朝把处理好与高原藏族的关系提升为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问题。
元朝时期，吐蕃地区由分裂混乱走向稳定统一，结束了原来的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社会稳定、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再加上与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原内地的频繁交流，各种因素共同促进了西藏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兴盛与繁荣。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当属元中央王朝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
二.元代吐蕃社会中的佛教文学
众所周知，现如今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全民皆信佛，而几百年前的元朝时期，佛教对吐蕃地区的影响也是广泛而全面的。表现在文学方面就突出在两个方面：其一，在藏族文学的作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是造诣颇深的宗教理论家；其二，作品内容涵盖丰富，按内容可分为作家诗、传记文学、佛经文学、历史文学、伏藏文学等。
（一）萨迦派创作的佛教文学
1260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始终忠实追随忽必烈且深得宠信的萨迦派首领八思巴受到封赏，被尊为“国师”，赐玉印，统天下教门。[3]P70从此以后，萨迦派的根基更加夯实，独尊地位更加稳固。据史料记载，为了凸显“国教”萨迦派的至尊无上地位，忽必烈曾打算下令禁止萨迦派以外的其他派教流传，但受到八思巴的极力劝阻而放弃。但元朝的统治期内丝毫没有动摇萨迦派在西藏的霸主地位。这一时期萨迦派产生了一大批佛教文学著作，其中以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的最为著名。
萨迦班智达学通五明，开创了藏传佛教后弘期各教派的祖师中不仅精通佛学和密法修行而且精通各种社会学问的先例。在弘传佛法方面要做到“讲辩著”，即不仅要讲经辩论，而且要写出自己的论著。[4]P14萨迦班智达的声明类的论著有《智慧引出》、《入声论》、《语言之略义》、《凡夫易学‘入行论’之注疏》、《文字组合》、《声势论》；因明类的论著有《智慧之宝本释》；修辞类的论著有《贤者口饰促发修伽陀之悲心》；韵律类的论著有《韵律之花束》；词藻类的论著有《词汇之宝藏》；戏剧类的论著有《极喜地入门论》和《乐器论》；工巧类的论著有《佛像量度论》和《察地品》；医方类的论著有《八支摄义》等。[5]P80著名的《萨迦格言》亦是出自他手。
八思巴继承萨迦班智达的传统，其著述凡三函，内容涉及赞烦祈祷、显密经释、修法仪轨、目录、因明、护法、戒律、书信、偈颂、回向等。其中为真金太子著的《彰所知论》最为著名，在元代就由沙罗巴译成汉文，于1306年刊印成本，收入汉文《大藏经》中，另外还有蒙译本。其弟子雄敦译师在萨迦寺翻译了《时轮经续注疏》，还邀请印度高僧一起翻译了很多从未翻译的梵文文法及文学诗歌等作品，并对已经翻译的进行认真校勘。
（二）其他佛教派别创作的佛教文学
元朝在藏族地区“因俗而治”，尊崇藏传佛教，激发了藏传佛教各派的全力发展，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格局，尤其是书籍创作方面更是不同往日。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最古老的教派之一，始自元朝，它进入一个不断趋于完善的活跃期：传承派系更多、掘藏活动更活跃、教义法理更完备，建寺活动持续不断。宁玛派教义的完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该派特有的大圆满法，从“三素尔”大师起，辗转传到美朗多吉（1243-1303年）、仁增吉玛拉杂（1266-1343年）再到隆钦然绛巴大师（1308-1363年），遍集新旧一切密法，使之进一步系统化。[6]P16宁玛派佛学家隆钦然绛巴在元代很有名气，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学通显密后致力于宁玛派密籍的整理和修订，并著录了很多与藏传佛教文化和宁玛派密法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籍共计283种，其中极奥密论著253种，总体上分所谓“外、内、密”三种。这些著作中最具影响的当属“七宝藏论”、“三安息论”及其释论“三车论”和“三自解脱论”，尤其“七宝藏论”是宁玛派寺僧的必读书。
觉囊派也在元代得到较大发展，从兴建寺院佛塔到完善教理、构建完整的教派结构，觉囊派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高僧和学者。衮邦·托杰尊追写成《时轮根本续释心要》，记录整理从却古俄色那里学到的耳传六支瑜伽口诀，取名为《六支瑜伽广本讲义》，这是继域摩·弥觉多杰传讲六支瑜伽以来，最详细全面记录六支瑜伽口诀的讲义。[7]P11笃布巴·喜饶坚赞创作了《时轮金刚无垢光疏》的疏释和摄义，此书由《时轮金刚续》的全新译本创作而来。
三.藏族佛教文学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藏传佛教文学著作丰富，这些著作在传播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朝教育事业的发展，代表作品如萨班所著的《萨迦格言》。元朝中原地区不仅上层贵族尊崇藏传佛教，下层平民百姓也向往佛教教义所阐释的理想境界，藏传佛教文学作品以其简单的讲解、深刻的说理、生动的故事情节、多种表达方式向人们传授获得生活乐趣、人生解脱的方法，在发挥教育作用的同时，也在启迪民智。这无疑是佛家一直标榜的善事。
参考文献：
[1]明·宋濂等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
[2]陈庆英.蒙藏的早期交往及西夏在蒙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J].青海社会科学，1992（6）.
[3]东嘎·桑布赤烈著.郭冠忠、王玉平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陈庆英，陈立华.简论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J].藏学研究，2015（3）.
[5]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萨迦世系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
[6]蒲文成.元代的藏传佛教宁玛派[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7]陈庆英，陈立华.元代西藏的藏传佛教觉囊派[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9）.
关键词：藏传佛教；萨迦政权；佛教文学；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邓楠（1992-），女，汉族，山东枣庄人，西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文化多种多样。从元代开始，吐蕃地区（即今西藏自治区）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元朝在十三世纪中叶，领土不断扩大，许多发展不平衡的兄弟民族纷纷被收入元朝版图。如何有效地治理这些新加入的地区促进国泰民安，以此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格局？这种情况下，元朝统治者想到了以宗教信仰达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经过一番时间的考验，藏传佛教被元王室选中，很快凌驾于其他宗教而被尊奉为“国教”。《元史·卷二百二·列傳第八十九釋老》云：“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1]P4517
在藏族社会里，佛教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几乎没有看不到宗教影子的文学作品。许多藏族文学作品中，处处表露出人生苦海、世事无常、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修佛解脱等佛教思想，结局也往往以大团圆式的出家修行，潜心佛法，博得正果而告终。很显然，藏族文学与佛教文学不等同，但是在藏族文学中佛教文学或者说僧侣文学所占比重颇大。
一.元代蒙藏关系及其对佛教文学的影响
自十三世纪开始，在接下来的七百多年中蒙古族和藏族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占据突出地位，以下方面足以表明：第一，从地域来说，蒙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既加强了北方草原与青康藏高原的密切联系，同时又促进了这两大地区和中原农业区域的交往；第二，从经济来说，蒙藏关系的建立及其后发展强化了从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产品与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通过贡赐和互市的形式进行交换的格局[2]P83；第三，从文化来说，蒙藏关系的存在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传播，对藏传佛教后来上升为国教发出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形成了一个包围广阔的中原大陆的藏传佛教文化区，在此后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自元朝后的诸多中央王朝把处理好与高原藏族的关系提升为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问题。
元朝时期，吐蕃地区由分裂混乱走向稳定统一，结束了原来的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社会稳定、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再加上与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原内地的频繁交流，各种因素共同促进了西藏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兴盛与繁荣。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当属元中央王朝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
二.元代吐蕃社会中的佛教文学
众所周知，现如今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全民皆信佛，而几百年前的元朝时期，佛教对吐蕃地区的影响也是广泛而全面的。表现在文学方面就突出在两个方面：其一，在藏族文学的作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是造诣颇深的宗教理论家；其二，作品内容涵盖丰富，按内容可分为作家诗、传记文学、佛经文学、历史文学、伏藏文学等。
（一）萨迦派创作的佛教文学
1260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始终忠实追随忽必烈且深得宠信的萨迦派首领八思巴受到封赏，被尊为“国师”，赐玉印，统天下教门。[3]P70从此以后，萨迦派的根基更加夯实，独尊地位更加稳固。据史料记载，为了凸显“国教”萨迦派的至尊无上地位，忽必烈曾打算下令禁止萨迦派以外的其他派教流传，但受到八思巴的极力劝阻而放弃。但元朝的统治期内丝毫没有动摇萨迦派在西藏的霸主地位。这一时期萨迦派产生了一大批佛教文学著作，其中以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的最为著名。
萨迦班智达学通五明，开创了藏传佛教后弘期各教派的祖师中不仅精通佛学和密法修行而且精通各种社会学问的先例。在弘传佛法方面要做到“讲辩著”，即不仅要讲经辩论，而且要写出自己的论著。[4]P14萨迦班智达的声明类的论著有《智慧引出》、《入声论》、《语言之略义》、《凡夫易学‘入行论’之注疏》、《文字组合》、《声势论》；因明类的论著有《智慧之宝本释》；修辞类的论著有《贤者口饰促发修伽陀之悲心》；韵律类的论著有《韵律之花束》；词藻类的论著有《词汇之宝藏》；戏剧类的论著有《极喜地入门论》和《乐器论》；工巧类的论著有《佛像量度论》和《察地品》；医方类的论著有《八支摄义》等。[5]P80著名的《萨迦格言》亦是出自他手。
八思巴继承萨迦班智达的传统，其著述凡三函，内容涉及赞烦祈祷、显密经释、修法仪轨、目录、因明、护法、戒律、书信、偈颂、回向等。其中为真金太子著的《彰所知论》最为著名，在元代就由沙罗巴译成汉文，于1306年刊印成本，收入汉文《大藏经》中，另外还有蒙译本。其弟子雄敦译师在萨迦寺翻译了《时轮经续注疏》，还邀请印度高僧一起翻译了很多从未翻译的梵文文法及文学诗歌等作品，并对已经翻译的进行认真校勘。
（二）其他佛教派别创作的佛教文学
元朝在藏族地区“因俗而治”，尊崇藏传佛教，激发了藏传佛教各派的全力发展，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格局，尤其是书籍创作方面更是不同往日。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最古老的教派之一，始自元朝，它进入一个不断趋于完善的活跃期：传承派系更多、掘藏活动更活跃、教义法理更完备，建寺活动持续不断。宁玛派教义的完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该派特有的大圆满法，从“三素尔”大师起，辗转传到美朗多吉（1243-1303年）、仁增吉玛拉杂（1266-1343年）再到隆钦然绛巴大师（1308-1363年），遍集新旧一切密法，使之进一步系统化。[6]P16宁玛派佛学家隆钦然绛巴在元代很有名气，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学通显密后致力于宁玛派密籍的整理和修订，并著录了很多与藏传佛教文化和宁玛派密法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籍共计283种，其中极奥密论著253种，总体上分所谓“外、内、密”三种。这些著作中最具影响的当属“七宝藏论”、“三安息论”及其释论“三车论”和“三自解脱论”，尤其“七宝藏论”是宁玛派寺僧的必读书。
觉囊派也在元代得到较大发展，从兴建寺院佛塔到完善教理、构建完整的教派结构，觉囊派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高僧和学者。衮邦·托杰尊追写成《时轮根本续释心要》，记录整理从却古俄色那里学到的耳传六支瑜伽口诀，取名为《六支瑜伽广本讲义》，这是继域摩·弥觉多杰传讲六支瑜伽以来，最详细全面记录六支瑜伽口诀的讲义。[7]P11笃布巴·喜饶坚赞创作了《时轮金刚无垢光疏》的疏释和摄义，此书由《时轮金刚续》的全新译本创作而来。
三.藏族佛教文学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藏传佛教文学著作丰富，这些著作在传播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朝教育事业的发展，代表作品如萨班所著的《萨迦格言》。元朝中原地区不仅上层贵族尊崇藏传佛教，下层平民百姓也向往佛教教义所阐释的理想境界，藏传佛教文学作品以其简单的讲解、深刻的说理、生动的故事情节、多种表达方式向人们传授获得生活乐趣、人生解脱的方法，在发挥教育作用的同时，也在启迪民智。这无疑是佛家一直标榜的善事。
参考文献：
[1]明·宋濂等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
[2]陈庆英.蒙藏的早期交往及西夏在蒙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J].青海社会科学，1992（6）.
[3]东嘎·桑布赤烈著.郭冠忠、王玉平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陈庆英，陈立华.简论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J].藏学研究，2015（3）.
[5]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萨迦世系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
[6]蒲文成.元代的藏传佛教宁玛派[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7]陈庆英，陈立华.元代西藏的藏传佛教觉囊派[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