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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江户时期的作家山东京传，以中国明清小说《水浒传》为蓝本，创作了著名的读本小说《忠臣水浒传》，并且在其创作过程中对《水浒传》进行了多方面的翻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从《忠臣水浒传》创作动机的由来、词句的运用以及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等方面，探讨其对《水浒传》的翻改和模仿，并将进一步指出作者在创作技巧上所体现出来的翻改倾向性。
关键词：创作动机 词句的运用 人物的塑造 情节设置 翻改倾向性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我国文学画廊中一幅令人心醉的画卷，并且在岁月长河中的洗涤和凝练中，愈发显得耀眼。《忠臣水浒传》则是日本江户时期读本小说的经典之作，在日本文学史上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事实上，《忠臣水浒传》是一部仿作，一部模仿翻改了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名著《水浒传》的作品。
《水浒传》传入日本以后备受日本人的喜爱，曾盛极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先后掀起了两次“水浒热”{1}。当时的学者皆川淇园经历了从幼时听大人讲述到后来自己亲自诵读《水浒传》的过程，可以说《水浒传》伴随着学者的成长，一直让学者“耿耿于怀”不肯忘怀。不禁让人猜想，《水浒传》在日本得有多少个皆川淇园这样的读者啊！
当然，学者们对《水浒传》的热忱并没有单单停留在欣赏的阶段，许多作家经过种种探索亲自尝试创作有关文学作品，出现了不少翻改《水浒传》的佳作。并且在这些仿作的名字中大都毫不避讳地带有“水浒”的字样，闪现着《水浒传》的影子。
《水浒传》流传到日本后所产生的影响并非止步于文学界，还波及许多领域。比如，绘画方面首屈一指的有《水浒传画本》等；戏曲方面，有名为《和训水浒传》的戏剧；狂歌界出现了《狂歌水浒画传集》；评书界和川柳界同样也出现了相关作品。事实上，这些作品的出现，一方面是《水浒传》对日本影响力的有效见证，出现得越多，就越能说明《水浒传》的影响之大；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水浒传》的传播并扩大了其影响力，无意中充当了促使《水浒传》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有力媒介和工具。
在众多翻改《水浒传》特别是后期翻改的作品中，值得一提的，便是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被人们称为后期读本小说的奠基之作。山东京传将独具日本传统色彩的净琉璃与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创作了《忠臣水浒传》。与以往那些翻改作品不同的是，后者是对前者的大幅度模仿和翻改，包括创作动机的由来、词句的运用以及人物的塑造、情节设置等。
山东京传在《忠臣水浒传》的《前编自序》中写道：“余最好稗说，尝每检施耐庵《水浒传》，觉有类乎戏曲者也。遂翻思构意师直之乘权与高贞之获罪，比诸高俅及林冲，作《忠臣水浒传》。”从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京传创作《忠臣水浒传》的缘由，正如山东京传所说他是在“尝每检施耐庵《水浒传》”后，“觉有类乎戏曲者也”，才“构思”《忠臣水浒传》的。通俗地说，就是京传认为《水浒传》有点像戏曲，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将日本传统戏剧净琉璃《假名手本忠臣藏》和《水浒传》捏合在一起才有了其名作《忠臣水浒传》。这样来看，就连京传的创作动机都来源于《水浒传》的影响，那么其作品对于《水浒传》其他方面的借鉴也就不可避免了。
再者，《忠臣水浒传》中恰到好处地使用了《水浒传》中的某些精彩句子和词语，并成功地做到了使其与作品其他部分的衔接相吻合，类似这样的借用比比皆是。如开头高师直在石室上发现“遇高而开”的字样，不听劝阻执意要打开石穴一段：
众人只得一齐把石盖抬起，一看并非石室而是一片大青石板。在奇怪的石板底下，却是个万丈深渊的地穴。只见穴内刮喇喇地声响，恰似一风撼折千竿竹，半夜雷声震九天，如天摧地塌，岳撼地崩，只见一道白气从穴里滚起来，立刻冲到半天，在空中散作四十余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这段几乎是对原著的直译，然而日语中并没有“刮喇喇”这样的拟声词，作者在这里却直接使用，类似这样的借用还有“一道白气从穴里滚起来”“四面八方”等，这些词语的运用表明了京传对汉语词汇的吸收和借鉴。当然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做了一些改变，删除那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元素，如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山河、为中国人所敬仰崇拜的神灵偶像等，并且将其巧妙地替换为日本民众所熟悉的事物，在删除的过程中又进行了新的梳理，将短句扩展演绎为长句，达到了极尽视听之娱的效果。
人物塑造方面也同样对《水浒传》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化用。《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中“遇洪而开”一节和《忠臣水浒传》高师直极乐寺埋盔筑墓时 “遇高而开”遥相呼应。不同的是，《水浒传》中的洪太尉，引出妖魔后便“蒸发”了，而《忠臣水浒传》中的“高师直”升级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角色。对角色的升华，相信并不是作者一时任性的结果，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诱因。一方面，角色地位的转变背后隐含着作者的主观情愫，根据自身写作的需要，对人物角色做出必要的变化，自是情理之中；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中透视到一些文化因素。《水浒传》讲述的是英雄豪杰“揭竿而起”的故事，而起义的根源在于“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实，《忠臣水浒传》则不然，舞台上的中心人物是赤穗义士，对“君”避而不谈，他们只效忠于自己的主人，为了给主人报仇，他们不惜余力与以“高师直”为首的“敌人”斗智斗勇；那么基于此，对师直这一人物角色的调整也就无可厚非了。
在情节方面也摆脱了原著束缚，做到了游刃有余，表现之一即是巧妙地化用了《水浒传》中的某些精彩情节，使读者游离于熟悉和陌生化的混沌边缘，熟悉的同时经作者重新塑造给读者以陌生化。《水浒传》中武松为了替哥哥武大郎报仇杀掉了兄嫂潘金莲，《忠臣水浒传》中堪平为了给岳父与一兵卫报仇杀死了夜叉老婆，这样一来，不禁会让我们仓促地做出如下结论：武松就是《忠臣水浒传》中的堪平，堪平就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详尽描述了武松景阳冈上打虎的精彩情节，如果按照上述结论推理的话，那么《忠臣水浒传》中应是堪平打猪。实则不然，山东京传在《忠臣水浒传》的第六回中特意增加了一个情节：堪平目睹千崎弥五郎西岗打野猪。堪平不再是作为肇事者而出现的，而是退居幕后，他只是作为见证人友情客串了一下，好似摄像机记录下了这惊险而精彩的场面。此时，武松又化作了千崎弥五郎。另外，作者作诗强化其用意，把日本“烈汉”比中国武松，再次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创作动机 词句的运用 人物的塑造 情节设置 翻改倾向性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我国文学画廊中一幅令人心醉的画卷，并且在岁月长河中的洗涤和凝练中，愈发显得耀眼。《忠臣水浒传》则是日本江户时期读本小说的经典之作，在日本文学史上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事实上，《忠臣水浒传》是一部仿作，一部模仿翻改了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名著《水浒传》的作品。
《水浒传》传入日本以后备受日本人的喜爱，曾盛极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先后掀起了两次“水浒热”{1}。当时的学者皆川淇园经历了从幼时听大人讲述到后来自己亲自诵读《水浒传》的过程，可以说《水浒传》伴随着学者的成长，一直让学者“耿耿于怀”不肯忘怀。不禁让人猜想，《水浒传》在日本得有多少个皆川淇园这样的读者啊！
当然，学者们对《水浒传》的热忱并没有单单停留在欣赏的阶段，许多作家经过种种探索亲自尝试创作有关文学作品，出现了不少翻改《水浒传》的佳作。并且在这些仿作的名字中大都毫不避讳地带有“水浒”的字样，闪现着《水浒传》的影子。
《水浒传》流传到日本后所产生的影响并非止步于文学界，还波及许多领域。比如，绘画方面首屈一指的有《水浒传画本》等；戏曲方面，有名为《和训水浒传》的戏剧；狂歌界出现了《狂歌水浒画传集》；评书界和川柳界同样也出现了相关作品。事实上，这些作品的出现，一方面是《水浒传》对日本影响力的有效见证，出现得越多，就越能说明《水浒传》的影响之大；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水浒传》的传播并扩大了其影响力，无意中充当了促使《水浒传》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有力媒介和工具。
在众多翻改《水浒传》特别是后期翻改的作品中，值得一提的，便是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被人们称为后期读本小说的奠基之作。山东京传将独具日本传统色彩的净琉璃与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创作了《忠臣水浒传》。与以往那些翻改作品不同的是，后者是对前者的大幅度模仿和翻改，包括创作动机的由来、词句的运用以及人物的塑造、情节设置等。
山东京传在《忠臣水浒传》的《前编自序》中写道：“余最好稗说，尝每检施耐庵《水浒传》，觉有类乎戏曲者也。遂翻思构意师直之乘权与高贞之获罪，比诸高俅及林冲，作《忠臣水浒传》。”从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京传创作《忠臣水浒传》的缘由，正如山东京传所说他是在“尝每检施耐庵《水浒传》”后，“觉有类乎戏曲者也”，才“构思”《忠臣水浒传》的。通俗地说，就是京传认为《水浒传》有点像戏曲，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将日本传统戏剧净琉璃《假名手本忠臣藏》和《水浒传》捏合在一起才有了其名作《忠臣水浒传》。这样来看，就连京传的创作动机都来源于《水浒传》的影响，那么其作品对于《水浒传》其他方面的借鉴也就不可避免了。
再者，《忠臣水浒传》中恰到好处地使用了《水浒传》中的某些精彩句子和词语，并成功地做到了使其与作品其他部分的衔接相吻合，类似这样的借用比比皆是。如开头高师直在石室上发现“遇高而开”的字样，不听劝阻执意要打开石穴一段：
众人只得一齐把石盖抬起，一看并非石室而是一片大青石板。在奇怪的石板底下，却是个万丈深渊的地穴。只见穴内刮喇喇地声响，恰似一风撼折千竿竹，半夜雷声震九天，如天摧地塌，岳撼地崩，只见一道白气从穴里滚起来，立刻冲到半天，在空中散作四十余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这段几乎是对原著的直译，然而日语中并没有“刮喇喇”这样的拟声词，作者在这里却直接使用，类似这样的借用还有“一道白气从穴里滚起来”“四面八方”等，这些词语的运用表明了京传对汉语词汇的吸收和借鉴。当然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做了一些改变，删除那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元素，如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山河、为中国人所敬仰崇拜的神灵偶像等，并且将其巧妙地替换为日本民众所熟悉的事物，在删除的过程中又进行了新的梳理，将短句扩展演绎为长句，达到了极尽视听之娱的效果。
人物塑造方面也同样对《水浒传》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化用。《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中“遇洪而开”一节和《忠臣水浒传》高师直极乐寺埋盔筑墓时 “遇高而开”遥相呼应。不同的是，《水浒传》中的洪太尉，引出妖魔后便“蒸发”了，而《忠臣水浒传》中的“高师直”升级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角色。对角色的升华，相信并不是作者一时任性的结果，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诱因。一方面，角色地位的转变背后隐含着作者的主观情愫，根据自身写作的需要，对人物角色做出必要的变化，自是情理之中；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中透视到一些文化因素。《水浒传》讲述的是英雄豪杰“揭竿而起”的故事，而起义的根源在于“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实，《忠臣水浒传》则不然，舞台上的中心人物是赤穗义士，对“君”避而不谈，他们只效忠于自己的主人，为了给主人报仇，他们不惜余力与以“高师直”为首的“敌人”斗智斗勇；那么基于此，对师直这一人物角色的调整也就无可厚非了。
在情节方面也摆脱了原著束缚，做到了游刃有余，表现之一即是巧妙地化用了《水浒传》中的某些精彩情节，使读者游离于熟悉和陌生化的混沌边缘，熟悉的同时经作者重新塑造给读者以陌生化。《水浒传》中武松为了替哥哥武大郎报仇杀掉了兄嫂潘金莲，《忠臣水浒传》中堪平为了给岳父与一兵卫报仇杀死了夜叉老婆，这样一来，不禁会让我们仓促地做出如下结论：武松就是《忠臣水浒传》中的堪平，堪平就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详尽描述了武松景阳冈上打虎的精彩情节，如果按照上述结论推理的话，那么《忠臣水浒传》中应是堪平打猪。实则不然，山东京传在《忠臣水浒传》的第六回中特意增加了一个情节：堪平目睹千崎弥五郎西岗打野猪。堪平不再是作为肇事者而出现的，而是退居幕后，他只是作为见证人友情客串了一下，好似摄像机记录下了这惊险而精彩的场面。此时，武松又化作了千崎弥五郎。另外，作者作诗强化其用意，把日本“烈汉”比中国武松，再次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