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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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中国中心取向”二十多年前,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就从内藤湖南的中国研究中“发现”了基于中国历史内在脉络的“内在理解”方法.重新解读《支那论》和《新支那论》等文本可以发现,内藤从冯桂芬、梁启超等清末改革论者的论述中获取灵感,从“内在视角”揭示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上下悬隔、官民疏离等问题.然而,他依据近代西方和日本民族国家的“外在标准”,认为中国不具备推进变革的条件和内在动力,因而无法成为近代国家.内藤一方面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强调中国的改革必须依靠外力,尤其是日本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从超越民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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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研究科 480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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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中国中心取向”二十多年前,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就从内藤湖南的中国研究中“发现”了基于中国历史内在脉络的“内在理解”方法.重新解读《支那论》和《新支那论》等文本可以发现,内藤从冯桂芬、梁启超等清末改革论者的论述中获取灵感,从“内在视角”揭示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上下悬隔、官民疏离等问题.然而,他依据近代西方和日本民族国家的“外在标准”,认为中国不具备推进变革的条件和内在动力,因而无法成为近代国家.内藤一方面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强调中国的改革必须依靠外力,尤其是日本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从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东洋”视角,强调日本“统治”中国是历史之“必然”,给日本在华利益的扩张蒙上了一层跨国民族主义的面纱.这种基于“外在标准”的中国研究不能称之为“内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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