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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造后，段祺瑞曾召郑孝胥入阁执掌交通，但被郑孝胥断然拒绝。郑孝胥并非不想做官，但他想做的，是大清朝的官。
1923年8月22日，一辆马车匆匆驶入紫禁城神武门。车中的客人先来到内务府朝房，与几位大清遗老见了面，正午时分，他来到养心殿，看见了那位自己朝思暮想的年轻人。很快，静谧的宫城中隐约传来一个老人的哭声。
这是溥仪第一次见到郑孝胥。年轻的逊位皇帝后来回忆到：“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郑孝胥同样心绪难平。这个对大清念念不忘的老人在几天后的日记中慨叹，自从他辛亥年离开京城，到此时重返，十三年时光悠忽而过，“自念生逢世乱，穷老无所就”。
诚如此言，如果不是辛亥年的“世乱”，他的人生也许会大不一样。
做官
十三年前。郑孝胥站在一艘南下的游轮上，瞩望远方，只见海波汹涌，与长烟落日融合于天际，顿时心旷神怡。他在日记中满怀豪情地写道：“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
此时是1911年7月，郑孝胥51岁。一个月前，他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被授以湖南布政使一职，他发誓要干出一番成绩。
儒家讲求内圣而外王，立德立言之外，亦须立功。郑孝胥的仕进之路亦从青年时期开始，他于1882年中举，历任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僚，清政府的驻日领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仕途不可谓不顺畅。
但是，对于一向自视甚高的他，这一切都远远不够。1905年，时任广西边防督办的郑孝胥在龙州宴客演戏，在座中外客人百余位，观众上千人，军民欢呼，烟火漫天。目睹盛况，郑孝胥飘飘然对人说道：“我固有呼风唤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
这一年，他给朝廷的辞呈获得了批准，回到上海寓居。后来他对妻子透露心迹道“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 显然，郑孝胥试图待价而沽，并一举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用他后来一句更加直白的话说：“吾欲行其志，非疆吏不为。”
在这种微妙的心态下，1906年，随着立宪运动的高涨，郑孝胥与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自任会长。然而当各省谘议局兴起，公会影响力降低，郑孝胥也逐渐失去了踪影，他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实业救国、借债筑路了。
一个笑话便是从此时开始流传的，据说，在清廷1907年举办的一次宪政讲座上，有人曾问郑孝胥，中国如何才能富强？郑曰：“只两字便足。”问是哪两字，曰：“借款。”问借款如何能使国家富强？曰：“我们借了外国人的款，外国人便穷了，我们便富了。安得不强？”众人愕然。
当然，在这件事上，郑孝胥不仅只会说空言高论而已，1910年春节，热情高涨的郑孝胥受到东三省总督锡良邀请，亲赴东北，参与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的签订。此事后来被舆论誉为维护国家利益的“良言良行”。
这一切，无疑都被朝廷看在了眼里。
1911年6月20日，郑孝胥被朝廷授予湖南布政使一职。就在一个月前，朝廷刚端出了旨在借债修路的“铁路国有”政策，并被舆论解读为“与民争利”，再加上“皇族内阁”的出台，清政府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当时的《申报》曾一针见血地分析道，此刻湖南的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当地官员毫无办法。而郑孝胥既是借债修路的鼓吹者，又曾经担任广西边防督办，对付会党起义卓有成效，无疑是绥靖祸乱的上佳人选。文章还分析，日后郑孝胥还会获得更重要的任命。
受命之后的第二天，郑孝胥进宫面见载沣，前前后后只说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借债修路”之国策决不可动摇，说得这位摄政王频频点头，十分高兴。后来，郑孝胥得意地翻开日记，转载了英国《泰晤士报》对这次会晤的一段评价，文中说，中国的直省大员，能够以政治家的高度办事或建言者，几乎已经绝迹，如今能达到此标准的，唯有新任湘藩郑孝胥。
这话听上去真是令人受用极了。
在立宪派们纷纷与清廷决裂之时，曾经的立宪运动领袖，却摇身变为清廷能吏。吊诡的一幕背后，郑孝胥终于即将如愿以偿，登上自己梦想中的大舞台。
可是，这个舞台早已危如累卵。
末世
郑孝胥是1911年10月11日得到武昌首义的消息的，此时他正在京城参与厘定官制。第二天，接到一个电话后，他急急忙忙赶往京城内的一座府邸，镇国公载泽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三个人议论起武昌的情况。郑孝胥提出了几点建议，首要的第一条，是以兵舰速攻武昌。盛宣怀则依旧对铁路放心不下，他当场给湖北都督瑞澂打了个电话，让他一定要“力保铁路”。当然，这与郑孝胥不谋而合。
然而，郑孝胥很快发现，现在的情形早已不是保铁路那么简单了。当武昌起事的消息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京城上上下下，很快陷入了一种恐慌的气氛中。10月15日，郑孝胥翻开日记时的心情想必是沉重的，他写道，昨天，数万人涌向大清银行挤兑，大清钞票在城中已是废纸一张，买东西只能用银元。又有谣言称京城将有变，居民们相继出城逃难，以至于火车已经坐不下了，内外城随即戒严。
五天后，一个日色黯淡的午后，郑孝胥接到了朝廷一纸书写潦草的谕令，让他马上回任湖南。当天下午，他去琉璃厂买了一串朝珠，带在身边，好像全然没有在意老大帝国的末世之象。
10月26日，郑孝胥再次登上一艘南下的渡轮。不过此时的情景，与数月前他赴任时真是天壤之别。在第二天晚上的日记中，郑孝胥的情绪再也无法克制，他冥想万端，种种悲苦凄凉，一起涌上心头。
他写道，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偷安苟活，但是还算不上暴虐苛政。现在依旧是改革行政的年代，而不是覆灭宗祠的年代。倡言乱事，就是流毒全国，绝非“仁义”。
10月29日，渡轮开到上海，郑孝胥得到消息：湖南谘议局已经成立，盛宣怀已被革职永不叙用。时局至此，他自然已经没有必要去上任了。郑孝胥索性在其上海的寓所“海藏楼”住了下来。
形势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有些事情，是怀揣孔孟之道的郑孝胥始终无法理解的。当他得知立宪派领袖张謇已经转向支持革命，出离愤怒。他大骂道，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有所谓“失心疯”者，就是如此。遥想当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最困难的时候，郑孝胥是少数陪着他徜徉于上海马路上、排愁分忧的莫逆之交。
同时，他也不甘于寂寞，在上海住了一阵子，就开始在日记中抱怨道，现在各省群雄并起，已无净土，只有他袖手旁观于“海藏楼”，这难道是天意不让他进入这摊乱局吗？他觉得，只要让他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
事实上，自从革命爆发后，郑孝胥的行事便带有左右逢源的特征。他建议朝廷派海军速攻武昌，然而当萨镇冰率领海军压境时，他又按照东南名绅赵凤昌的意思，给萨镇冰去信，劝他不要使生灵涂炭。12月9日，朝廷谕令，准许人民自由剪发，当天，郑孝胥就带着儿子把辫子剪了。这似乎都说明，他试图积累信用，伺机“用世”。
但是，这依然是郑孝胥的一厢情愿罢了。
就在南北谈判时，一张传单也开始在上海悄然流传，上面绘声绘色地说，最近袁世凯派了人携巨资跑到上海，邀请各报馆主任吃饭，运动他们在报纸上反对共和。席间，郑孝胥最为激烈，他破口大骂革命党人道：“小孩子们何能成大事！”
尽管这个秘闻后来被证明是讹传，但由此可见郑孝胥在时人心中的形象。传单散发后，郑孝胥开始频频受到革命党人的威胁，有的甚至说道“三日内必杀汝，今日晚间可至门外试之”。如此，出山“调停”之愿望自然胎死腹中，郑孝胥只能避居海藏楼，坐看花开花落。
生于末世运偏消，他早已被时代远远地甩在身后了。
1911年11月14日，郑孝胥对昔日部下所说的一段话，大概可以作为其心态的注脚：“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他都只能当大清的遗民。
12月18日，郑孝胥深夜四点起床，抄写《伯夷列传》。其时，窗外风雨大作。
“吾与民国乃敌国也”
1912年2月12日，身在上海的郑孝胥发觉天气骤暖，并已有了早春的气息。同一天，清廷在紫禁城颁布退位诏书，历史就这样平静地翻开了新的一页。
郑孝胥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紫禁城，是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奉召进京，与圣上对陈国策。乾清宫中，光绪的身形十分瘦弱，说话的声音似乎还不如郑孝胥响亮，当郑孝胥递上自己的折子时，折子还没有触到案台，皇上就已经伸手来接，显得谦逊异常。在几天后的一首诗中，郑孝胥感怀道：“皇帝破资格，不忽一士微。”
十年之后，光绪病逝，郑孝胥做了一篇感情真挚的哀辞，他说，自己承蒙皇帝赐予国士的待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报答，真是眼枯心腐！人生世间，知己难得，欲报知遇之恩者，请及时报效——君君臣臣的道义，郑孝胥从未忘记。尽管，他此时身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正在痛陈专制之弊。
如今，民国建立，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没了皇帝，在郑孝胥眼中，“今之天下，是乱臣贼子而非孔子之天下也”。对于这个把恪守道义看得极重的士子而言，不管他是否还有经世致用之心，他都要如同伯夷叔齐那般不食周粟。他甚至为皇室的不争气哀叹，“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
1916年10月10日晚，民国第五个国庆日，郑孝胥约朋友在饭馆吃饭，发现百姓休业，街上的学生举行提灯会，喜气洋洋，于是不禁骂道，“真醉生梦死之徒也！”
数年间，郑孝胥又回到当初轻世肆志的名士生活，他凭着一手极其出色的书法，鬻字为生，其收入竟然远远超过当时的大学教授。可是，他写诗书字，绝不用民国纪年，鬻书求件，凡有“民国”字样者，一律置之不应。彼时，有人为“海军员弁”求书，郑孝胥说，“海军员弁皆民国衔，吾安能书？”
民国的官更是不当，段祺瑞欲召其入阁主掌交通，郑孝胥的复电只寥寥数字，曰：“家有小事，弗克应召。”不应召，还要说是因为家有小事，羞辱之意不言自明。他后来曾对人说，“吾与民国乃敌国也”。
然而，故国何在？
这个问题，当他再一次听到紫禁城的召唤时，已经有了答案。1924年2月，也就是那次激动人心的君臣相见之后半年，试图振兴祖业的溥仪正式将郑孝胥封为“懋勤殿行走”，并派为掌管内务府大臣。
当经世致用的理想和君臣之道再次合二为一，郑孝胥再一次拾回了当年的激情。在宣统皇帝的回忆中，这个六旬老人说话时，永远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他给溥仪讲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他在给溥仪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他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还有一次，君臣商量康有为赐谥的问题，郑孝胥说：“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矢志复辟的郑孝胥，仿佛已经看见故国在向他招手了。
“究竟谁是当家？”
事与愿违。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回师北京，迫使溥仪取消帝号，搬出紫禁城。年轻的皇帝先后避入醇亲王府，德国医院，日本使馆，最后出走天津。对于心比天高的小朝廷来说，如此狼狈的境遇，实在是一种讽刺。
郑孝胥自然明白，单凭他们这些遗老的力量无法成事。他提出，应该引入外国势力襄助，“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必然亡于共管。”只要有国家愿意帮其复辟，将来可以给它以特权，让其开发和经营中国。他和溥仪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宗室觉罗、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日本人是郑孝胥找来的第一个外援。在他极力撺掇下，1931年11月，溥仪夜色中赶赴白河岸边的一个码头，乘着日本人的汽船，秘密离开天津，奔赴东北，启动复辟计划。
然而溥仪很快发现，一切和想象的都截然不同。先是1932年初伪满洲国建立时，日本人许诺给他的“皇上”变成了“执政”，接着，1932年8月18日，郑孝胥拿着一份与日本人商议好的密约来找他。在这份密约中，日本人提出，伪满洲国必须出让大量利益，才能换取他们对称帝的支持。
溥仪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这是谁叫你签订的？” 毫无疑问，一旦他在上面签字，汉奸之名便再也洗刷不掉了。
郑孝胥说，这是他早就与日本人商量好的。
溥仪顿时大怒道：“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
郑孝胥说：“臣不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
听了这话，溥仪也没有别的选择，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郑孝胥带着签字后的密约离开。
但是，溥仪或许不知道，郑孝胥此刻内心的挣扎。
1932年9月15日，郑孝胥作为“满洲国”的国务总理，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
有签字仪式现场当事人回忆，他带着议定书走进举行签字仪式的大厅前，在休息室看到，国务总理郑孝胥的面部在痉挛。
武藤致辞表示日本决定承认满洲国后，郑孝胥致答辞，但“郑孝胥总理想快一些致答词，可是说不出话来，他的嘴蠕动了半天，面部表情极度紧张，显出一副要哭的神气。时间5秒、10秒、30秒过去了，可这位总理欲发言而不能出声，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内心深处一定像波涛起伏，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激情”。
“我万分焦急地等待着他的讲话快点结束，我打开议定书暂不填写日期，希望尽快签字。然而，当要一份一份地签字时，郑总理恢复了平静。他好像是刚刚抽完羊角风”。
郑孝胥似乎又一次说服了自己。9月末，他告诉法国记者，自己要营建的是一个乐土，行的是“王道”。
“道”是什么？对这个垂垂老矣的名士而言，或许它包括用世，包括礼义，也包括君臣，然而对于民心、大势，它却总是太过冷酷，而对于郑孝胥本人，又实在太过沉重。
但是，终其一生，郑孝胥都没能将它摆脱，哪怕不得不因此倒行逆施。
郑孝胥没能看到大清中兴的那一天，当他开始按照既定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参与“共管”，分享日本人的利益时，其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1935年5月，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他，被日本人以需要养老为名相逼，被迫自行辞职，并被软禁在家。1938年，79岁的郑孝胥暴卒于长春，他被埋葬在沈阳东郊天柱山下，努尔哈赤陵附近。
最终，郑孝胥只是在大清开国者的坟茔旁，静悄悄诉说着那未完成的故国遗梦。
1923年8月22日，一辆马车匆匆驶入紫禁城神武门。车中的客人先来到内务府朝房，与几位大清遗老见了面，正午时分，他来到养心殿，看见了那位自己朝思暮想的年轻人。很快，静谧的宫城中隐约传来一个老人的哭声。
这是溥仪第一次见到郑孝胥。年轻的逊位皇帝后来回忆到：“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郑孝胥同样心绪难平。这个对大清念念不忘的老人在几天后的日记中慨叹，自从他辛亥年离开京城，到此时重返，十三年时光悠忽而过，“自念生逢世乱，穷老无所就”。
诚如此言，如果不是辛亥年的“世乱”，他的人生也许会大不一样。
做官
十三年前。郑孝胥站在一艘南下的游轮上，瞩望远方，只见海波汹涌，与长烟落日融合于天际，顿时心旷神怡。他在日记中满怀豪情地写道：“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
此时是1911年7月，郑孝胥51岁。一个月前，他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被授以湖南布政使一职，他发誓要干出一番成绩。
儒家讲求内圣而外王，立德立言之外，亦须立功。郑孝胥的仕进之路亦从青年时期开始，他于1882年中举，历任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僚，清政府的驻日领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仕途不可谓不顺畅。
但是，对于一向自视甚高的他，这一切都远远不够。1905年，时任广西边防督办的郑孝胥在龙州宴客演戏，在座中外客人百余位，观众上千人，军民欢呼，烟火漫天。目睹盛况，郑孝胥飘飘然对人说道：“我固有呼风唤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
这一年，他给朝廷的辞呈获得了批准，回到上海寓居。后来他对妻子透露心迹道“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 显然，郑孝胥试图待价而沽，并一举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用他后来一句更加直白的话说：“吾欲行其志，非疆吏不为。”
在这种微妙的心态下，1906年，随着立宪运动的高涨，郑孝胥与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自任会长。然而当各省谘议局兴起，公会影响力降低，郑孝胥也逐渐失去了踪影，他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实业救国、借债筑路了。
一个笑话便是从此时开始流传的，据说，在清廷1907年举办的一次宪政讲座上，有人曾问郑孝胥，中国如何才能富强？郑曰：“只两字便足。”问是哪两字，曰：“借款。”问借款如何能使国家富强？曰：“我们借了外国人的款，外国人便穷了，我们便富了。安得不强？”众人愕然。
当然，在这件事上，郑孝胥不仅只会说空言高论而已，1910年春节，热情高涨的郑孝胥受到东三省总督锡良邀请，亲赴东北，参与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的签订。此事后来被舆论誉为维护国家利益的“良言良行”。
这一切，无疑都被朝廷看在了眼里。
1911年6月20日，郑孝胥被朝廷授予湖南布政使一职。就在一个月前，朝廷刚端出了旨在借债修路的“铁路国有”政策，并被舆论解读为“与民争利”，再加上“皇族内阁”的出台，清政府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当时的《申报》曾一针见血地分析道，此刻湖南的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当地官员毫无办法。而郑孝胥既是借债修路的鼓吹者，又曾经担任广西边防督办，对付会党起义卓有成效，无疑是绥靖祸乱的上佳人选。文章还分析，日后郑孝胥还会获得更重要的任命。
受命之后的第二天，郑孝胥进宫面见载沣，前前后后只说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借债修路”之国策决不可动摇，说得这位摄政王频频点头，十分高兴。后来，郑孝胥得意地翻开日记，转载了英国《泰晤士报》对这次会晤的一段评价，文中说，中国的直省大员，能够以政治家的高度办事或建言者，几乎已经绝迹，如今能达到此标准的，唯有新任湘藩郑孝胥。
这话听上去真是令人受用极了。
在立宪派们纷纷与清廷决裂之时，曾经的立宪运动领袖，却摇身变为清廷能吏。吊诡的一幕背后，郑孝胥终于即将如愿以偿，登上自己梦想中的大舞台。
可是，这个舞台早已危如累卵。
末世
郑孝胥是1911年10月11日得到武昌首义的消息的，此时他正在京城参与厘定官制。第二天，接到一个电话后，他急急忙忙赶往京城内的一座府邸，镇国公载泽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三个人议论起武昌的情况。郑孝胥提出了几点建议，首要的第一条，是以兵舰速攻武昌。盛宣怀则依旧对铁路放心不下，他当场给湖北都督瑞澂打了个电话，让他一定要“力保铁路”。当然，这与郑孝胥不谋而合。
然而，郑孝胥很快发现，现在的情形早已不是保铁路那么简单了。当武昌起事的消息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京城上上下下，很快陷入了一种恐慌的气氛中。10月15日，郑孝胥翻开日记时的心情想必是沉重的，他写道，昨天，数万人涌向大清银行挤兑，大清钞票在城中已是废纸一张，买东西只能用银元。又有谣言称京城将有变，居民们相继出城逃难，以至于火车已经坐不下了，内外城随即戒严。
五天后，一个日色黯淡的午后，郑孝胥接到了朝廷一纸书写潦草的谕令，让他马上回任湖南。当天下午，他去琉璃厂买了一串朝珠，带在身边，好像全然没有在意老大帝国的末世之象。
10月26日，郑孝胥再次登上一艘南下的渡轮。不过此时的情景，与数月前他赴任时真是天壤之别。在第二天晚上的日记中，郑孝胥的情绪再也无法克制，他冥想万端，种种悲苦凄凉，一起涌上心头。
他写道，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偷安苟活，但是还算不上暴虐苛政。现在依旧是改革行政的年代，而不是覆灭宗祠的年代。倡言乱事，就是流毒全国，绝非“仁义”。
10月29日，渡轮开到上海，郑孝胥得到消息：湖南谘议局已经成立，盛宣怀已被革职永不叙用。时局至此，他自然已经没有必要去上任了。郑孝胥索性在其上海的寓所“海藏楼”住了下来。
形势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有些事情，是怀揣孔孟之道的郑孝胥始终无法理解的。当他得知立宪派领袖张謇已经转向支持革命，出离愤怒。他大骂道，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有所谓“失心疯”者，就是如此。遥想当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最困难的时候，郑孝胥是少数陪着他徜徉于上海马路上、排愁分忧的莫逆之交。
同时，他也不甘于寂寞，在上海住了一阵子，就开始在日记中抱怨道，现在各省群雄并起，已无净土，只有他袖手旁观于“海藏楼”，这难道是天意不让他进入这摊乱局吗？他觉得，只要让他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
事实上，自从革命爆发后，郑孝胥的行事便带有左右逢源的特征。他建议朝廷派海军速攻武昌，然而当萨镇冰率领海军压境时，他又按照东南名绅赵凤昌的意思，给萨镇冰去信，劝他不要使生灵涂炭。12月9日，朝廷谕令，准许人民自由剪发，当天，郑孝胥就带着儿子把辫子剪了。这似乎都说明，他试图积累信用，伺机“用世”。
但是，这依然是郑孝胥的一厢情愿罢了。
就在南北谈判时，一张传单也开始在上海悄然流传，上面绘声绘色地说，最近袁世凯派了人携巨资跑到上海，邀请各报馆主任吃饭，运动他们在报纸上反对共和。席间，郑孝胥最为激烈，他破口大骂革命党人道：“小孩子们何能成大事！”
尽管这个秘闻后来被证明是讹传，但由此可见郑孝胥在时人心中的形象。传单散发后，郑孝胥开始频频受到革命党人的威胁，有的甚至说道“三日内必杀汝，今日晚间可至门外试之”。如此，出山“调停”之愿望自然胎死腹中，郑孝胥只能避居海藏楼，坐看花开花落。
生于末世运偏消，他早已被时代远远地甩在身后了。
1911年11月14日，郑孝胥对昔日部下所说的一段话，大概可以作为其心态的注脚：“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他都只能当大清的遗民。
12月18日，郑孝胥深夜四点起床，抄写《伯夷列传》。其时，窗外风雨大作。
“吾与民国乃敌国也”
1912年2月12日，身在上海的郑孝胥发觉天气骤暖，并已有了早春的气息。同一天，清廷在紫禁城颁布退位诏书，历史就这样平静地翻开了新的一页。
郑孝胥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紫禁城，是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奉召进京，与圣上对陈国策。乾清宫中，光绪的身形十分瘦弱，说话的声音似乎还不如郑孝胥响亮，当郑孝胥递上自己的折子时，折子还没有触到案台，皇上就已经伸手来接，显得谦逊异常。在几天后的一首诗中，郑孝胥感怀道：“皇帝破资格，不忽一士微。”
十年之后，光绪病逝，郑孝胥做了一篇感情真挚的哀辞，他说，自己承蒙皇帝赐予国士的待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报答，真是眼枯心腐！人生世间，知己难得，欲报知遇之恩者，请及时报效——君君臣臣的道义，郑孝胥从未忘记。尽管，他此时身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正在痛陈专制之弊。
如今，民国建立，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没了皇帝，在郑孝胥眼中，“今之天下，是乱臣贼子而非孔子之天下也”。对于这个把恪守道义看得极重的士子而言，不管他是否还有经世致用之心，他都要如同伯夷叔齐那般不食周粟。他甚至为皇室的不争气哀叹，“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
1916年10月10日晚，民国第五个国庆日，郑孝胥约朋友在饭馆吃饭，发现百姓休业，街上的学生举行提灯会，喜气洋洋，于是不禁骂道，“真醉生梦死之徒也！”
数年间，郑孝胥又回到当初轻世肆志的名士生活，他凭着一手极其出色的书法，鬻字为生，其收入竟然远远超过当时的大学教授。可是，他写诗书字，绝不用民国纪年，鬻书求件，凡有“民国”字样者，一律置之不应。彼时，有人为“海军员弁”求书，郑孝胥说，“海军员弁皆民国衔，吾安能书？”
民国的官更是不当，段祺瑞欲召其入阁主掌交通，郑孝胥的复电只寥寥数字，曰：“家有小事，弗克应召。”不应召，还要说是因为家有小事，羞辱之意不言自明。他后来曾对人说，“吾与民国乃敌国也”。
然而，故国何在？
这个问题，当他再一次听到紫禁城的召唤时，已经有了答案。1924年2月，也就是那次激动人心的君臣相见之后半年，试图振兴祖业的溥仪正式将郑孝胥封为“懋勤殿行走”，并派为掌管内务府大臣。
当经世致用的理想和君臣之道再次合二为一，郑孝胥再一次拾回了当年的激情。在宣统皇帝的回忆中，这个六旬老人说话时，永远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他给溥仪讲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他在给溥仪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他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还有一次，君臣商量康有为赐谥的问题，郑孝胥说：“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矢志复辟的郑孝胥，仿佛已经看见故国在向他招手了。
“究竟谁是当家？”
事与愿违。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回师北京，迫使溥仪取消帝号，搬出紫禁城。年轻的皇帝先后避入醇亲王府，德国医院，日本使馆，最后出走天津。对于心比天高的小朝廷来说，如此狼狈的境遇，实在是一种讽刺。
郑孝胥自然明白，单凭他们这些遗老的力量无法成事。他提出，应该引入外国势力襄助，“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必然亡于共管。”只要有国家愿意帮其复辟，将来可以给它以特权，让其开发和经营中国。他和溥仪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宗室觉罗、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日本人是郑孝胥找来的第一个外援。在他极力撺掇下，1931年11月，溥仪夜色中赶赴白河岸边的一个码头，乘着日本人的汽船，秘密离开天津，奔赴东北，启动复辟计划。
然而溥仪很快发现，一切和想象的都截然不同。先是1932年初伪满洲国建立时，日本人许诺给他的“皇上”变成了“执政”，接着，1932年8月18日，郑孝胥拿着一份与日本人商议好的密约来找他。在这份密约中，日本人提出，伪满洲国必须出让大量利益，才能换取他们对称帝的支持。
溥仪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这是谁叫你签订的？” 毫无疑问，一旦他在上面签字，汉奸之名便再也洗刷不掉了。
郑孝胥说，这是他早就与日本人商量好的。
溥仪顿时大怒道：“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
郑孝胥说：“臣不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
听了这话，溥仪也没有别的选择，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郑孝胥带着签字后的密约离开。
但是，溥仪或许不知道，郑孝胥此刻内心的挣扎。
1932年9月15日，郑孝胥作为“满洲国”的国务总理，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
有签字仪式现场当事人回忆，他带着议定书走进举行签字仪式的大厅前，在休息室看到，国务总理郑孝胥的面部在痉挛。
武藤致辞表示日本决定承认满洲国后，郑孝胥致答辞，但“郑孝胥总理想快一些致答词，可是说不出话来，他的嘴蠕动了半天，面部表情极度紧张，显出一副要哭的神气。时间5秒、10秒、30秒过去了，可这位总理欲发言而不能出声，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内心深处一定像波涛起伏，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激情”。
“我万分焦急地等待着他的讲话快点结束，我打开议定书暂不填写日期，希望尽快签字。然而，当要一份一份地签字时，郑总理恢复了平静。他好像是刚刚抽完羊角风”。
郑孝胥似乎又一次说服了自己。9月末，他告诉法国记者，自己要营建的是一个乐土，行的是“王道”。
“道”是什么？对这个垂垂老矣的名士而言，或许它包括用世，包括礼义，也包括君臣，然而对于民心、大势，它却总是太过冷酷，而对于郑孝胥本人，又实在太过沉重。
但是，终其一生，郑孝胥都没能将它摆脱，哪怕不得不因此倒行逆施。
郑孝胥没能看到大清中兴的那一天，当他开始按照既定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参与“共管”，分享日本人的利益时，其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1935年5月，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他，被日本人以需要养老为名相逼，被迫自行辞职，并被软禁在家。1938年，79岁的郑孝胥暴卒于长春，他被埋葬在沈阳东郊天柱山下，努尔哈赤陵附近。
最终，郑孝胥只是在大清开国者的坟茔旁，静悄悄诉说着那未完成的故国遗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