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2日，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阿曼湾遭遇“蓄意袭击”，沙特谴责该袭击是“对全球石油供应安全的威胁”。众所周知，随着美国加大制裁力度，伊朗威胁“以牙还牙”强硬反击，作为世界石油贸易“咽喉”的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随时会有被“掐住”的风险。
　　对于中国是否会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的提问，商务部发言人高峰5月9日的回答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石油制裁，势必加剧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辖”，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
　　世界石油市场正经历着巨大转变，而油市的变局又将进一步影响到地缘政治、能源结构、经济增长路径和大国关系的未来。这迫使我们严肃思考及审慎地对待我国原油进口布局及相关的金融支持问题。

油市大变局

　　全球石油市场面临多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归纳为五大变化，首先是美国从最大进口国到最大生产国。
　　2018年11月中旬，美国周度原油产量达到1170万桶/日，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国际能源署《石油市场报告2019》指出，产量的强劲增长将使美国在2021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到2024年，美国石油出口量将超过俄罗斯，接近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产量提升、出口量增加，使其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其次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2018年原油进口同比增长10.1%，至4.62亿吨；2018年成品油进口同比增长13%，至3350万吨；中国已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据普氏能源资讯，中国原油进口依存度在2009年首次突破50%，之后两年均维持在55%，2017年为60%，目前已涨到了72.3%。
　　在石油需求“增量”方面，美国、中国、印度将三足鼎立。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2018年美国原油需求增量占全球总需求增量的1/3，与中国并列为全球最大需求增长国。到2024年，中国和印度的石油消费增量将占全球增量的44%，印度石油需求增量将与中国相当。
　　再次是能源结构的转型。页岩油、超重原油和油砂油等非常规石油，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崛起，正在推动全球能源市场转型。美国的页岩油革命，使得该国石油液体产量10年间接近翻番；其中，致密油（广义的页岩油）产量约占60%。美国页岩油产量的持续增长，改变着国际原油市场格局。
　　与此同时，在环保需求和政策支持的共同推动下，全球能源结构正朝着更加清洁和低碳的方向转型。在新能源的发展中，尤为突出的是太阳能光伏市场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而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則被视为最有可能接替煤炭、石油等常规能源的新型绿色能源。
　　第四个变化，是国际油市不确定性加剧。伴随着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终止伊朗原油客户的制裁豁免，以及宣称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进行限制，国际石油供给趋于紧张。适逢俄罗斯发生原油污染事故，这进一步收紧了供应。阿尔及利亚、苏丹、利比亚等国发生政治动荡、社会动乱和战争，也造成了石油生产和出口的损失。若西亚北非的动荡最终形成第二波“阿拉伯之春”浪潮，甚至蔓延到沙特等海湾国家，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油市的不确定性。

早在2016年，俄罗斯已开始用人民币结算对华石油出口，进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伙伴，抢占了沙特的大量市场份额。

　　最后，“石油美元”面临严重冲击。自1971年石油美元体系建立以来，美国货币长期垄断国际石油贸易结算，美国发行美元就能保障其能源安全。但这种局面正在扭转。早在2016年，俄罗斯已开始用人民币结算对华石油出口，进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伙伴，抢占了沙特的大量市场份额。除了俄罗斯，伊朗、安哥拉、委内瑞拉等国都在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结算。“石油人民币”越来越受欢迎，这有可能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造成冲击。
　　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原油期货2018年3月开市以来，全年成交额超过24万亿元。中国原油期货已成为亚洲交易量最大的原油期货品种，打造了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这将催生一个新的、亚洲的原油基准，最终令人民币成为全球石油交易的主要货币之一。

更深层因素

　　上述变化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因素。其中首要的结构性因素是，美国试图遏制、制衡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追求自身在国际油市的霸主地位。
　　欧佩克在1960年成立后，围绕着石油的生产权和定价权，不断与西方跨国公司进行斗争。1973年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欧佩克国家在石油资源国有化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夺取国际石油定价权，并以石油禁运打击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造成西方第一次能源危机。
　　自2000年以来，美国国会内部多达16次提议“干掉欧佩克法案”（NOPEC），但这类法案最终都没能通过，原因不外乎是：一个听命于美国、受沙特操纵的组织，更有利于美国干预国际油价。而作为欧佩克的灵魂，沙特在核心问题上也难以退让，其或明或暗向美国表态：若美国通过“干掉欧佩克法案”，沙特就要考虑带头停止使用美元交易石油。沙特还以投在美国的约1万亿美元资金，以及持有的1600亿美元美债作为筹码，威胁如果法案通过，沙特将立即“撤资”。
　　同样是欧佩克成员国，美国的“老对头”伊朗和委内瑞拉，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委内瑞拉石油（含重油）探明储量为3000亿桶，居世界之冠。而伊朗截至2016年底已探明石油储量达1584亿桶，居世界第四位，天然气储量33.5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 　　由于美国制裁的加强，今年4月伊朗石油产量降幅创欧佩克成员国中最大，环比减少了15万桶/日。委内瑞拉方面，该国4月原油产量环比减少10万桶/日。相比2017年，去年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往中国的原油到港量明显减少，同比减速分别达到25.1%和13.7%。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伊朗发往中国的原油累计到港量为2022万吨，比2017年减少了320万吨，来源国位次从第四退居到第七。
　　更严峻的是，美国对付中小敌对国家，通常先是严厉制裁让其经济瘫痪，然后是军事介入或打击。美国军事介入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可能性日益升高。特别是作为当前美国头号心腹大患的伊朗，其石油设施面临摧毁的可能性更高。借着封锁、制裁或打击对手，美国很可能扩大自身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出口份额。
　　不过，在欧佩克成员国之外，全球石油市场“新玩家”不断涌现。预计到2024年，巴西原油出口将增长80万桶/日，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增长来源。继巴西之后，挪威石油产业也在复兴，其原油出口量将在未来5年内超过哈萨克斯坦和科威特。未来5年，巴西、加拿大、复苏的挪威和“新进者”圭亚那的产量，合计将增长260万桶/日。
　　当前，欧盟、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正积极推进“去美元化”，谋求能源金融的话语权。未来随着像“石油欧元”“石油卢布”“石油/天然气人民币”等更多油气货币结算形式的出现，预计大国间围绕全球能源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譬如，伊朗受到美国制裁之后，美国财政部就宣布中断SWIFT（银行间数据传输系统）对伊朗央行的结算服务。虽然欧盟在美国制裁伊朗之前就表示会建立一个独立于SWIFT系统的SPV系统，但开启日期仍难确定。这也提醒我们：尽管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但实现由人民币定价石油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且不可高估自身实力。
　　“多方竞合”是全球油市新常态。除了前述美国与沙特主导的欧佩克之间的竞合，以及中美欧在能源金融上的博弈之外，还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与石油进口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甚至美国国内在高油价与低油价之间也面临着两难。
　　高油价代表着欧佩克国家的利益，同时也维护美国国内石油集团及页岩油开采者的利益。但特朗普从2016年竞选到就任执政以来，始终追求低油价目标，以促进经济增长。高油价能解俄罗斯之困，低油价则给中国持续发展之机，这对美国来说也是两难。面对美国在国际油市的呼风唤雨，中俄在油气上真正成了战略协作伙伴，这恐怕又非美國所乐见。

特朗普从2016年竞选到就任执政以来，始终追求低油价目标，以促进经济增长。高油价能解俄罗斯之困，低油价则给中国持续发展之机，这对美国来说也是两难。

多元化之路

　　中国要善用变局之机，用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中国加速打造“石油人民币”体系恐怕还要更大的想象力，但中国、印度、欧盟、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台湾，都是石油对外严重依赖的国家或地区，这就给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合作空间。印度对“一带一路”总是戒心很重，但能源合作肯定符合中印双方的利益。
　　中国是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2017年，伊朗原油出口的28%送到了中国，而伊朗也是中国原油进口的第六大来源地，其原油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7.5%。由于伊朗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投资对象以及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中国若在今年5月2日“美国制裁豁免”到期后继续进口伊朗原油，美国很可能制裁相关价值链中的个人或实体，包括处理交易的银行、炼油厂、船东、保险公司等，中美关系很快就会急剧恶化。所以，目前若中国暂停购买伊朗石油，只是出于阶段性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需要，而非放弃伊朗这个重要的经贸伙伴。
　　其实，单从能源安全角度看，增加进口美国原油，对中国更为有利。美国自2015年年底放开原油出口以来，有20%～25%的原油出口到了中国。2018年上半年，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原油量日均在40万桶左右，成为美国的第一原油出口对象国，而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后，去年8月起中国便不再进口美国原油。这或许有贸易战的策略考虑，但若大幅增加美国原油，不仅有利于实现中国能源安全，更能促进相互依赖，缓和紧张的双边关系。
　　当然，为确保原油来源多元化，中国的原油进口会走“多条路”：不仅布局安全通过马六甲海峡，还要开通与俄罗斯、中亚的管线运输，及开辟从北美、南美到中国的新运输路径，甚至开发从北极进行原油运输的通道。还有，为了防范沙特的“敲竹杠”及中东的动荡，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的比重正继续下降，从俄罗斯、巴西等国进口的原油则进一步增加。
　　今后一段时期，在俄罗斯、沙特及美国这三大产油国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进一步强化自身能源多元化战略体系，继续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深入推进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及运用，才能实现中国利益及安全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