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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已日益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演化与变迁，其间又有怎样的学术脉络可循，都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基于以往近30年的中外文献，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为起点，由“点”引“线”，由“线”带“面”构建了包含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前因”与“后果”的逻辑框架，以期厘清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演化脉络，并对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制度理论；资源松弛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101-10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企业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从无到有，从一开始偶尔的企业家个人慈善之心，到逐渐融合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最终成为所有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1]，在这一变迁中，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多个阶段，并演化出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热点。这些研究方向和热点时间跨度逾30余年，从较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与评价模型，[2][3]到被长久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4][5][6] 再到近些年来被重点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关系，[7][8][9]以及最近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决策过程关系，[10]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历程，繁杂的理论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逻辑联系呢？厘清这些问题及其渊源，既是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总结，更是后续研究的必要起点。
为了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后果”①①本文的“前因后果”有两重含义：一重是从时间和研究历程上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前后所经历的重要阶段（本文从点、线、面的演化角度分为三阶段）；另一重含义是从研究的逻辑上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心，“前因”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和前置因素，“后果”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 ，在学术发展的维度上，我们将基于“点、线、面”的结构演化逻辑梳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历史脉络，并分析各个方向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每一个阶段的内在逻辑维度上，我们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界定为起点，一部分研究向上推演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另一部分向下分析由于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而产生的相关经济后果，以及延伸出的信息传递的相关现象。
二、“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
（一）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困难
自从Clark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思想，[11]以及Bowen里程碑式的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12]概念以来，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边界，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13]。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企业社会责任因“时”而变。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企业社会责任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4]，这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在时间轴上无法固定。二是企业社会责任因“地”而变。同样的企业行为，基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认定[15]，这也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复杂性。三是企业社会责任因 “人”而变。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认为是企业对社会中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责任[16]，不同的人群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也自然不同。除此以外，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内涵的重叠[17]，以及概念内核的复杂性[18]，也都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难以简单定义的重要原因。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
由于以上原因，简单定义企业社会责任被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于是在学术实践中，学者更倾向于采用“评价模型”方式来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边界。
Carroll给出了一个三维的概念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定义为由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四个方面组成的社会行为。[2]“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一直都存在争议，但Carroll的这个定义是最为被广泛接受的一个”。[7]由于模型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构建易于与共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新兴理论相结合，因此，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徐光华等基于共生理论，在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嵌入企业社会责任因素，构建了包含经营绩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时钟模型”，从企业的微观经营角度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19]李正等从信息披露的角度，界定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六大类共十七小类内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的额外义务，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20]最近，肖红军等则从经济价值创造、环境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创造以及透明运营四个维度出发，结合战略理念与管理制度，构建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钻石模型”。[21]
（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进一步讨论
综上，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评价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二是虽然在具体的概念界定上很难有简单一致的结论，但是其核心思想都是反映了企业对社会必要的反哺以及相应的社会效用[15]，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道德倾向。从复杂性和道德性两方面看，企业的行为可以总结如图1。
图1左侧象限中的行为指企业违反商业伦理而意图获益的行为：这类行为中，复杂的有利用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进行的违反商业伦理的行为（例如过度避税）；简单的则如商业欺诈等行为。左边象限中企业的行为一般不在企业社会责任讨论范围之内。图1右边象限中，都属于企业符合商业道德和伦理的行为：这类行为中，简单的如企业履行符合经营与财务责任的行为，这类行为在具体执行中可能是复杂事件，但在商业逻辑上是简单事件，这是因为不履行这些责任会明确的得到相应的、可预期的惩罚，对应的损失也容易估计；而复杂的则如我们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该责任后，成本不好估计，收益也不确定。 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具有的复杂性和道德性特征，让学者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从“推动企业完成社会责任”的角度去看待这一行为①①利益和投入简单相关的行为，企业会自发地完成或者规避，并不需要学者的“鼓动”。 ，这也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线”——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
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获得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学术关注，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前期财务绩效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保障；二是后期良好的企业财务绩效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理由。
（一）财务绩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把财务绩效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或者前置因素，认为企业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成正相关关系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资源松弛理论（Resource Slack Theory）。[4][22]该理论认为，企业投入社会责任行为的多少取决于企业资源的丰裕程度，有充沛物质资源的企业相对于资源枯竭的企业更可能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理论假说由于符合一般直观和常识判断，因而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较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McGuire等就基于财富杂志的企业声誉评级数据，经验性地支持了这一理论。[23]然而这一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比如，Aupperle等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复杂的概念，采用不同的代理变量表征企业社会责任会对实证结果造成直接的影响。[24]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Orlitzky等回顾了以往的52个研究，综合33，878个观察值，发现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这至少说明资源不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重要因素。[6]
在这一支线上，最近的理论趋向于认为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在当中有一些中间体承担了中间变量的角色，企业的财务绩效推动了中间变量，中间变量再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2]我们认为，这一中间变量的理论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沿袭了资源松弛理论的逻辑，只是在资源的种类和产生作用的机理上有了新的拓展。具体而言，Surroca 等认为，企业的财务绩效会推动企业四类无形资产（研发、人力、企业声誉以及公司文化）的增长，而这些无形资产又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进步，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22]
（二）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
前述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中，虽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但是“资源松弛理论”依然占据主流，实证的结果也相对较为一致。然而，在问题的另一侧，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则有较大的争议。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为基础，认为企业由于完成了社会责任，因此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多样资源，进而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在这一理论中，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与利益相关者概念吻合度较高，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5][26][27][28][29]另一类以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为基础，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经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例如建立经理人自身的名誉等）而让股东“买单”的行为，因此最终会导致企业财务绩效下降[30][31]。基于上述两个理论分支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也差异很大：既有得到正相关结果的，也有负相关的；有正二次曲线相关的，甚至还有负二次曲线相关的。[31]由此也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可能比较间接。
这一支线上最近的文献进展也大都围绕“间接影响”这一思路展开。Cheng等认为，融资约束程度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的中间因素。[9]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财务绩效和融资约束有直接的关系，融资约束较低的公司在遇到有合理利润的项目时，才有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投入，进而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9]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也有直接的关系，这样融资约束就搭建了链接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桥梁。这一中间变量作用也可以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得到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程度，进而降低融资的成本；[32]同时，更好的社会责任行为会导致更良好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而这又能有效地降低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性，进而降低资本成本。[8][33]这样，融资约束就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中间传导因素。在国内，刘计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经验结论。[34]最近，Eccles等又找到证据表明，有良好社会责任记录的公司，相比其他公司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流程，同时也有更好的财务绩效。[10]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线性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企业财务绩效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因”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果”（如图2所示），这一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加上企业社会责任在度量上的模糊性，是两者线性关系很难在计量层面找到一致证据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着间接关系，[9]也导致计量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
更进一步的考虑两者关系，我们至少还会产生两个疑问：一是企业财务绩效所代表的资源松弛程度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重要因素吗；二是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影响之外，还会有别的“溢出效应”吗？为了进一步回顾现有文献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进一步扩展，回顾一个包含了多种线性关系的“面”的逻辑结构。
四、“面”——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方面，财务绩效虽然反映了公司的资源松弛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但不是全部重要原因；在经济后果方面，由于中间变量的存在，其溢出效应导致财务绩效显然不会是唯一的经济后果。
（一）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 除了经济资源以外，制度环境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资源与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的影响，这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差异猜想（IDH，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或者制度理论（IT， Institutional Theory）。在这一支线上，首先是由Campbell正式提出了理论框架，构建了以国家法律、行业自律、独立第三方监督、社会道德水平、工会组织以及交流通畅程度为要件的制度影响框架；[35]在此之后，Matten等着重从国家的维度分析了不同国家间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差异及其理论原因；[15]最近，一些着眼于发展中国家以及跨国界的研究，则为这一制度差异理论提供了检验性的证据。例如：Julian等分析了加纳的制度环境，认为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加纳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可能导致越是有财务资源的公司越可以通过贿赂等非法渠道获得所需的商业利益，而无需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来“讨好”利益相关者，进而合法地获得商业利益，因此，在加纳，资源约束理论所得出的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的结论会由于其制度环境而变为负相关，而最终的经验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点；[36]类似的，Muthuri等考察了在肯尼亚的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研究发现，总部在海外的肯尼亚跨国公司相对于本土公司收到更多其母国制度压力，进而更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倾向。[37]
如果上述制度环境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外部环境，那么公司治理和管理环境就是相应的内部环境。已有研究表明，公司的治理环境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Hillman等认为， 董事会的多样性有助于增强公司与外界交流的通畅性，以便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作出更及时和准确的反馈。[38]在管理层面，Joshi等也观察到，多样性较高的管理团队更容易产生创新的解决方案。[39]以上证据也支持了Bear等的结论，即多样性的人员组成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质量，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质量。[40]Walls等基于环境绩效，做了一个包含所有权性质、董事会构成以及管理层特征的综合测试，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治理环境影响的框架。[41]
（二）多维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
由于中间因素影响以及多个市场的交互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较为多样，但基本可以分为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和商品市场的经济后果两个大类。
1.企业社会责任在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
同企业的经营行为通过财务报告进行披露一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主要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而作用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反馈方面，研究主要以社会责任披露为自变量，而因变量主要集中在资本成本和公司市场价值变动这两个方面。
在资本成本方面，遵循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逻辑，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能够缓解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进而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Dhaliwal 等实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前期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公司在当期倾向于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而在本行业中较好地完成社会责任的公司，在首次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后能显著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8]由此可见，公司较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会受到资本市场认可的，并会被看成是公司诚信与责任感的一种表现，从而降低公司随后的资本成本。
在公司市场价值方面，基于不同市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陈玉清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信息，构建了企业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贡献对股价的解释力较弱。[42]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责任会对公司价值有不同的影响。[43]而基于发达国家市场的研究大都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股东财富有正相关的影响。例如：Godfrey发现慈善能够有效增加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信度，进而增加股东财富；[44]Al-Tuwaijri等曾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以及资本市场反应做过一个综合的实证研究，该研究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内生变量，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披露程度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反应三者间有相互交错的正相关关系。[45]
导致上述不一致结论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不同的体制制度、文化取向以及资本市场成熟度等等，但有一个是直接原因，那就是信息质量的差异。国内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质量不高是资本市场反馈不明显的直接原因。例如，宋献中等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向专业学者就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进行了问卷调查，就发现企业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和公共关系价值都不高。可见高质量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资本市场给予对应反馈的一个必要前提。[46]
2.企业社会责任在商品市场的经济后果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通过宣传与反馈而作用于商品市场，并产生经济后果。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与商品市场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目前大部分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为一个企业构建某种无形资产，进而带来经济利益。例如Surroca等基于资源驱动的视角，综合考察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后的经济后果，并识别出人力资源、创新和研发、公司声誉以及公司文化这四类最终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2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社会责任的履行能为企业构建社会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并最终带来经济利益。[47]
在研究方式上，除了基于跨年度大样本数据以外，考虑到商品市场受到较多因素干扰的特点，也有研究者借助某些特殊事件的偶然影响来考察企业的应对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例如，山立威以2008中国汶川地震作为特定考察事件，通过对汶川地震后我国A 股上市公司捐款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司捐赠行为存在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用的经济动机。[48]除了借助某些特殊事项以外，构建实验也是一种常被采用的研究途径。例如，Balakrishnan 等基于实验发现，当企业福利上升时，受雇员工对企业的反馈也会增加，并且，反馈行为无论是否直接影响相应员工福利，这类反馈行为都会显著增加。[49]由此可见，至少在企业内部的劳务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经营效果有着正相关关系。 3.多维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的进一步讨论
上述呈现多维“面”结构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整体框架可由图3表示。在资本市场及其经济后果这一侧，如何测度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在进行信息质量判断时主要还是从信息有用性方面进行考虑，而忽视了可靠性以及其他特性。例如，Abbott等基于财富500强企业年报内容分析，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测度方式，而该
研究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反馈而做的，因此只反映了信息对投资人的有用性。[50]宋献中等基于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决策价值进行了整体评价的研究；[51]该研究虽然照顾到了信息的有用性和可靠性，但依然是建立在默认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为真，或者至少公允的基础之上的。在商品市场及其经济后果这一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相应经济后果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因其天然的基于商品市场的“付出”性质（社会责任行为本身，例如捐赠等，一般是基于商品市场发生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必然对当期经济后果有着直接的负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可能通过各类不同的商品市场间接地导致正向的经济后果（也就是中间变量）。我们认为，由于前一类负相关的作用是当期并且直接的，而后一类作用是延期并且间接的，这导致两者作用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多重因素的叠加，这也是两者关系统计显著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此外，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影响也并非完全独立，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就像财务报告不是投资者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也对投资者有重要作用一样，依附于企业年报的社会责任信息以及单独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也不是投资人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唯一渠道，透过商品市场，投资人同样也有可能得到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反应可能是来自于商品市场的某个信息，而不是社会责任报告，即商品市场的社会责任信息溢出。类似的，基于资本市场披露的信息也可能影响到该公司在商品市场中的行为和境遇。
五、思考与展望
综上，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点”，即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回顾得出“点”（如图1所示）的复杂性与道德性，进而由此引出“线”（如图2所示），即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在回顾线性关系时，我们又借此看到单独并直接讨论线性关系的缺陷，进而引出“面”（如图3所示），即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心，多维度的因果联系框架，最终基于现有文献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与“后果”。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空间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研究内容观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反应方面，而且，在这条线上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的股价反馈一侧。而基于目前的经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披露作为一个直接反映管理团队道德水平的信号[7]，在资本市场上可能与融资成本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而与股价以及公司的财务表现的关系则是相对间接的。因此，我们认为，后续研究一方面可以向上游拓展，在管理团队道德的形成以及决定因素中探寻驱动、关联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因素；另一方面，向下游延伸，对于社会责任与资本成本方面的结合，无论从结合时间方面还是从资本结构等方面都还有更细化的空间；此外，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所在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均有密切的关联，因此，跨国对比研究以及针对新兴市场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从各个维度更好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2.从研究对象所处领域观察。相对于资本市场，基于商品市场的研究则显然不足。并且我们认为，基于商品市场的研究相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具有更基础的性质，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一个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是市场对其在商品市场表现的一种评价与预期，如果说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持有肯定态度，那从根本上是因为资本市场预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商品市场能为企业带来正向的经济利益流入。我们认为，在商品市场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什么途径和机理转化为经营绩效（经济后果），而这些途径和机理又是否受到时间、地域、文化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目前依然缺乏足够的经验性研究，这类问题在后续研究中依然具有广泛的探讨空间。
3.从研究范式观察。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更多还是集中在规范和理念的探讨上，而将社会责任绩效指数化，并将其作为一个类似利润一样的反映企业经营的某一方面效果的指标，进而研究指标与其他企业经济指标之间关系与机理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此外，基于商品市场研究偏少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基于商品市场的企业行为信息大部分属于企业内部信息，相关数据采集困难，进而在客观上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认为实验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能帮助研究人员暂时摆脱目前数据缺乏的困扰。其中，实验的方法能有效控制实际环境中的复杂因素，帮助研究者在混沌的环境中逐步打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黑匣子；而案例研究能够将研究对象焦距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帮助研究者从企业内部角度理解社会责任在企业中的作用以及对企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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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becoming a hot topic in both academics and industry sectors. Although the theory of CSR has been built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we are still not very clear about its entire logic frame.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last 30 years， we begin our literature review with the concept of CSR and then we develop it to a “line” which includ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SR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Finally， we built a net， including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SR.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understanding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CSR.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theory； resource slack
责任编辑：陈波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绩效；制度理论；资源松弛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101-10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企业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从无到有，从一开始偶尔的企业家个人慈善之心，到逐渐融合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最终成为所有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1]，在这一变迁中，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多个阶段，并演化出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热点。这些研究方向和热点时间跨度逾30余年，从较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与评价模型，[2][3]到被长久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4][5][6] 再到近些年来被重点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关系，[7][8][9]以及最近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决策过程关系，[10]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历程，繁杂的理论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逻辑联系呢？厘清这些问题及其渊源，既是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总结，更是后续研究的必要起点。
为了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后果”①①本文的“前因后果”有两重含义：一重是从时间和研究历程上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前后所经历的重要阶段（本文从点、线、面的演化角度分为三阶段）；另一重含义是从研究的逻辑上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心，“前因”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和前置因素，“后果”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 ，在学术发展的维度上，我们将基于“点、线、面”的结构演化逻辑梳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历史脉络，并分析各个方向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每一个阶段的内在逻辑维度上，我们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界定为起点，一部分研究向上推演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另一部分向下分析由于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而产生的相关经济后果，以及延伸出的信息传递的相关现象。
二、“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
（一）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困难
自从Clark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思想，[11]以及Bowen里程碑式的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12]概念以来，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边界，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13]。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企业社会责任因“时”而变。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企业社会责任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4]，这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在时间轴上无法固定。二是企业社会责任因“地”而变。同样的企业行为，基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认定[15]，这也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复杂性。三是企业社会责任因 “人”而变。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认为是企业对社会中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责任[16]，不同的人群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也自然不同。除此以外，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内涵的重叠[17]，以及概念内核的复杂性[18]，也都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难以简单定义的重要原因。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
由于以上原因，简单定义企业社会责任被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于是在学术实践中，学者更倾向于采用“评价模型”方式来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边界。
Carroll给出了一个三维的概念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定义为由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四个方面组成的社会行为。[2]“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一直都存在争议，但Carroll的这个定义是最为被广泛接受的一个”。[7]由于模型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构建易于与共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新兴理论相结合，因此，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徐光华等基于共生理论，在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嵌入企业社会责任因素，构建了包含经营绩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时钟模型”，从企业的微观经营角度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19]李正等从信息披露的角度，界定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六大类共十七小类内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的额外义务，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20]最近，肖红军等则从经济价值创造、环境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创造以及透明运营四个维度出发，结合战略理念与管理制度，构建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钻石模型”。[21]
（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进一步讨论
综上，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评价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二是虽然在具体的概念界定上很难有简单一致的结论，但是其核心思想都是反映了企业对社会必要的反哺以及相应的社会效用[15]，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道德倾向。从复杂性和道德性两方面看，企业的行为可以总结如图1。
图1左侧象限中的行为指企业违反商业伦理而意图获益的行为：这类行为中，复杂的有利用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进行的违反商业伦理的行为（例如过度避税）；简单的则如商业欺诈等行为。左边象限中企业的行为一般不在企业社会责任讨论范围之内。图1右边象限中，都属于企业符合商业道德和伦理的行为：这类行为中，简单的如企业履行符合经营与财务责任的行为，这类行为在具体执行中可能是复杂事件，但在商业逻辑上是简单事件，这是因为不履行这些责任会明确的得到相应的、可预期的惩罚，对应的损失也容易估计；而复杂的则如我们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该责任后，成本不好估计，收益也不确定。 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具有的复杂性和道德性特征，让学者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从“推动企业完成社会责任”的角度去看待这一行为①①利益和投入简单相关的行为，企业会自发地完成或者规避，并不需要学者的“鼓动”。 ，这也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线”——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
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获得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学术关注，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前期财务绩效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保障；二是后期良好的企业财务绩效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理由。
（一）财务绩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把财务绩效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或者前置因素，认为企业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成正相关关系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资源松弛理论（Resource Slack Theory）。[4][22]该理论认为，企业投入社会责任行为的多少取决于企业资源的丰裕程度，有充沛物质资源的企业相对于资源枯竭的企业更可能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理论假说由于符合一般直观和常识判断，因而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较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McGuire等就基于财富杂志的企业声誉评级数据，经验性地支持了这一理论。[23]然而这一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比如，Aupperle等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复杂的概念，采用不同的代理变量表征企业社会责任会对实证结果造成直接的影响。[24]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Orlitzky等回顾了以往的52个研究，综合33，878个观察值，发现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这至少说明资源不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重要因素。[6]
在这一支线上，最近的理论趋向于认为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在当中有一些中间体承担了中间变量的角色，企业的财务绩效推动了中间变量，中间变量再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2]我们认为，这一中间变量的理论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沿袭了资源松弛理论的逻辑，只是在资源的种类和产生作用的机理上有了新的拓展。具体而言，Surroca 等认为，企业的财务绩效会推动企业四类无形资产（研发、人力、企业声誉以及公司文化）的增长，而这些无形资产又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进步，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22]
（二）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
前述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中，虽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但是“资源松弛理论”依然占据主流，实证的结果也相对较为一致。然而，在问题的另一侧，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则有较大的争议。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为基础，认为企业由于完成了社会责任，因此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多样资源，进而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在这一理论中，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与利益相关者概念吻合度较高，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5][26][27][28][29]另一类以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为基础，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经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例如建立经理人自身的名誉等）而让股东“买单”的行为，因此最终会导致企业财务绩效下降[30][31]。基于上述两个理论分支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也差异很大：既有得到正相关结果的，也有负相关的；有正二次曲线相关的，甚至还有负二次曲线相关的。[31]由此也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可能比较间接。
这一支线上最近的文献进展也大都围绕“间接影响”这一思路展开。Cheng等认为，融资约束程度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的中间因素。[9]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财务绩效和融资约束有直接的关系，融资约束较低的公司在遇到有合理利润的项目时，才有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投入，进而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9]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也有直接的关系，这样融资约束就搭建了链接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桥梁。这一中间变量作用也可以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得到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程度，进而降低融资的成本；[32]同时，更好的社会责任行为会导致更良好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而这又能有效地降低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性，进而降低资本成本。[8][33]这样，融资约束就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中间传导因素。在国内，刘计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经验结论。[34]最近，Eccles等又找到证据表明，有良好社会责任记录的公司，相比其他公司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流程，同时也有更好的财务绩效。[10]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线性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企业财务绩效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因”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果”（如图2所示），这一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加上企业社会责任在度量上的模糊性，是两者线性关系很难在计量层面找到一致证据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着间接关系，[9]也导致计量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
更进一步的考虑两者关系，我们至少还会产生两个疑问：一是企业财务绩效所代表的资源松弛程度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重要因素吗；二是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影响之外，还会有别的“溢出效应”吗？为了进一步回顾现有文献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进一步扩展，回顾一个包含了多种线性关系的“面”的逻辑结构。
四、“面”——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方面，财务绩效虽然反映了公司的资源松弛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但不是全部重要原因；在经济后果方面，由于中间变量的存在，其溢出效应导致财务绩效显然不会是唯一的经济后果。
（一）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 除了经济资源以外，制度环境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资源与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的影响，这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差异猜想（IDH，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或者制度理论（IT， Institutional Theory）。在这一支线上，首先是由Campbell正式提出了理论框架，构建了以国家法律、行业自律、独立第三方监督、社会道德水平、工会组织以及交流通畅程度为要件的制度影响框架；[35]在此之后，Matten等着重从国家的维度分析了不同国家间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差异及其理论原因；[15]最近，一些着眼于发展中国家以及跨国界的研究，则为这一制度差异理论提供了检验性的证据。例如：Julian等分析了加纳的制度环境，认为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加纳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可能导致越是有财务资源的公司越可以通过贿赂等非法渠道获得所需的商业利益，而无需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来“讨好”利益相关者，进而合法地获得商业利益，因此，在加纳，资源约束理论所得出的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的结论会由于其制度环境而变为负相关，而最终的经验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点；[36]类似的，Muthuri等考察了在肯尼亚的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研究发现，总部在海外的肯尼亚跨国公司相对于本土公司收到更多其母国制度压力，进而更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倾向。[37]
如果上述制度环境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外部环境，那么公司治理和管理环境就是相应的内部环境。已有研究表明，公司的治理环境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Hillman等认为， 董事会的多样性有助于增强公司与外界交流的通畅性，以便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作出更及时和准确的反馈。[38]在管理层面，Joshi等也观察到，多样性较高的管理团队更容易产生创新的解决方案。[39]以上证据也支持了Bear等的结论，即多样性的人员组成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质量，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质量。[40]Walls等基于环境绩效，做了一个包含所有权性质、董事会构成以及管理层特征的综合测试，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治理环境影响的框架。[41]
（二）多维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
由于中间因素影响以及多个市场的交互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较为多样，但基本可以分为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和商品市场的经济后果两个大类。
1.企业社会责任在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
同企业的经营行为通过财务报告进行披露一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主要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而作用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反馈方面，研究主要以社会责任披露为自变量，而因变量主要集中在资本成本和公司市场价值变动这两个方面。
在资本成本方面，遵循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逻辑，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能够缓解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进而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Dhaliwal 等实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前期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公司在当期倾向于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而在本行业中较好地完成社会责任的公司，在首次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后能显著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8]由此可见，公司较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会受到资本市场认可的，并会被看成是公司诚信与责任感的一种表现，从而降低公司随后的资本成本。
在公司市场价值方面，基于不同市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陈玉清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信息，构建了企业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贡献对股价的解释力较弱。[42]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责任会对公司价值有不同的影响。[43]而基于发达国家市场的研究大都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股东财富有正相关的影响。例如：Godfrey发现慈善能够有效增加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信度，进而增加股东财富；[44]Al-Tuwaijri等曾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以及资本市场反应做过一个综合的实证研究，该研究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内生变量，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披露程度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反应三者间有相互交错的正相关关系。[45]
导致上述不一致结论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不同的体制制度、文化取向以及资本市场成熟度等等，但有一个是直接原因，那就是信息质量的差异。国内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质量不高是资本市场反馈不明显的直接原因。例如，宋献中等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向专业学者就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进行了问卷调查，就发现企业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和公共关系价值都不高。可见高质量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资本市场给予对应反馈的一个必要前提。[46]
2.企业社会责任在商品市场的经济后果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通过宣传与反馈而作用于商品市场，并产生经济后果。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与商品市场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目前大部分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为一个企业构建某种无形资产，进而带来经济利益。例如Surroca等基于资源驱动的视角，综合考察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后的经济后果，并识别出人力资源、创新和研发、公司声誉以及公司文化这四类最终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2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社会责任的履行能为企业构建社会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并最终带来经济利益。[47]
在研究方式上，除了基于跨年度大样本数据以外，考虑到商品市场受到较多因素干扰的特点，也有研究者借助某些特殊事件的偶然影响来考察企业的应对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例如，山立威以2008中国汶川地震作为特定考察事件，通过对汶川地震后我国A 股上市公司捐款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司捐赠行为存在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用的经济动机。[48]除了借助某些特殊事项以外，构建实验也是一种常被采用的研究途径。例如，Balakrishnan 等基于实验发现，当企业福利上升时，受雇员工对企业的反馈也会增加，并且，反馈行为无论是否直接影响相应员工福利，这类反馈行为都会显著增加。[49]由此可见，至少在企业内部的劳务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经营效果有着正相关关系。 3.多维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的进一步讨论
上述呈现多维“面”结构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整体框架可由图3表示。在资本市场及其经济后果这一侧，如何测度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在进行信息质量判断时主要还是从信息有用性方面进行考虑，而忽视了可靠性以及其他特性。例如，Abbott等基于财富500强企业年报内容分析，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测度方式，而该
研究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反馈而做的，因此只反映了信息对投资人的有用性。[50]宋献中等基于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决策价值进行了整体评价的研究；[51]该研究虽然照顾到了信息的有用性和可靠性，但依然是建立在默认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为真，或者至少公允的基础之上的。在商品市场及其经济后果这一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相应经济后果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因其天然的基于商品市场的“付出”性质（社会责任行为本身，例如捐赠等，一般是基于商品市场发生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必然对当期经济后果有着直接的负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可能通过各类不同的商品市场间接地导致正向的经济后果（也就是中间变量）。我们认为，由于前一类负相关的作用是当期并且直接的，而后一类作用是延期并且间接的，这导致两者作用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多重因素的叠加，这也是两者关系统计显著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此外，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影响也并非完全独立，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就像财务报告不是投资者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也对投资者有重要作用一样，依附于企业年报的社会责任信息以及单独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也不是投资人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唯一渠道，透过商品市场，投资人同样也有可能得到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反应可能是来自于商品市场的某个信息，而不是社会责任报告，即商品市场的社会责任信息溢出。类似的，基于资本市场披露的信息也可能影响到该公司在商品市场中的行为和境遇。
五、思考与展望
综上，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点”，即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回顾得出“点”（如图1所示）的复杂性与道德性，进而由此引出“线”（如图2所示），即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在回顾线性关系时，我们又借此看到单独并直接讨论线性关系的缺陷，进而引出“面”（如图3所示），即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心，多维度的因果联系框架，最终基于现有文献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与“后果”。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空间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研究内容观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反应方面，而且，在这条线上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的股价反馈一侧。而基于目前的经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披露作为一个直接反映管理团队道德水平的信号[7]，在资本市场上可能与融资成本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而与股价以及公司的财务表现的关系则是相对间接的。因此，我们认为，后续研究一方面可以向上游拓展，在管理团队道德的形成以及决定因素中探寻驱动、关联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因素；另一方面，向下游延伸，对于社会责任与资本成本方面的结合，无论从结合时间方面还是从资本结构等方面都还有更细化的空间；此外，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所在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均有密切的关联，因此，跨国对比研究以及针对新兴市场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从各个维度更好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2.从研究对象所处领域观察。相对于资本市场，基于商品市场的研究则显然不足。并且我们认为，基于商品市场的研究相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具有更基础的性质，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一个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是市场对其在商品市场表现的一种评价与预期，如果说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持有肯定态度，那从根本上是因为资本市场预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商品市场能为企业带来正向的经济利益流入。我们认为，在商品市场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什么途径和机理转化为经营绩效（经济后果），而这些途径和机理又是否受到时间、地域、文化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目前依然缺乏足够的经验性研究，这类问题在后续研究中依然具有广泛的探讨空间。
3.从研究范式观察。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更多还是集中在规范和理念的探讨上，而将社会责任绩效指数化，并将其作为一个类似利润一样的反映企业经营的某一方面效果的指标，进而研究指标与其他企业经济指标之间关系与机理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此外，基于商品市场研究偏少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基于商品市场的企业行为信息大部分属于企业内部信息，相关数据采集困难，进而在客观上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认为实验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能帮助研究人员暂时摆脱目前数据缺乏的困扰。其中，实验的方法能有效控制实际环境中的复杂因素，帮助研究者在混沌的环境中逐步打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黑匣子；而案例研究能够将研究对象焦距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帮助研究者从企业内部角度理解社会责任在企业中的作用以及对企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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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becoming a hot topic in both academics and industry sectors. Although the theory of CSR has been built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we are still not very clear about its entire logic frame.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last 30 years， we begin our literature review with the concept of CSR and then we develop it to a “line” which includ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SR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Finally， we built a net， including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SR.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understanding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CSR.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theory； resource slack
责任编辑：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