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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做到确保万无一失，他毅然坐上本该由刘少奇乘坐的一号车。上车以后，陈老总对我父亲说：“小老乡啊，怎么样啊？”他说：“没什么，照常走啊。”陈老总就开玩笑说：“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父亲说：“职责所在，无所谓了。”
作为历史见证者，罗青长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作为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他是周恩来临终前要召见的最后一位中央部级领导干部。在儿子罗振的眼中，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父亲是一位严父，更是一位“于无形处建奇功”的无名英雄。
我家的表叔数得清
在国民党的一份刊物上，曾经把康生、李克农与吴德峰并称为中共情报系统的三大巨头，形容吴德峰是“老奸巨猾”。罗振说，父亲每每提起吴德峰，都怀着深厚的感情，说他是自己情报生涯的领路人。两人的关系可以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有大家都熟悉的一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据罗振讲述，“文革”初期，父亲在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陶斯咏叔叔来北京看他父母，听到这唱段后幽默地对几个孩子讲：“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是对的，但如果表叔数不清就乱套了，表叔就那么几个，是有数的。”
那时吴德峰夫妇、陈养山夫妇、陶斯咏夫妇、蹇先佛、罗青长、于忠友、肖佛先等同住在曹家巷12号，也就是“住机关”。大家以亲朋关系相互称呼，住在一起亲如一家。吴德峰是湖北人，罗青长是四川人，口音近似，他们就以表哥表弟相称掩护身份，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吴德峰的子女见到罗青长夫妻还一直叫表叔表婶。
在西安，罗青长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38军中尉书记员，而他的实际职务是吴德峰情报系统党支部书记，负责联络和指导一些重要的情报关系。吴德峰建立的这个西安情报系统后来在蒋介石、胡宗南1943年和1947年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胡宗南对身边的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他们三人并无任何怀疑，为培植自己势力在1947年进攻延安前后还选派他们到美国留学。“后三杰”不仅功成身退，毫发未损，还由胡宗南出钱去美国深造，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安全返回祖国。这在世界情报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西安历险，保密箱经受生死考验
工作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生死考验，也有一些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罗振说，父亲讲过一个西安历险的故事。当时他们西安情报组织的一些机密文件，都保存在一个保密箱里。这个保密箱存放在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他后来思想发生了动摇，催促父亲尽快把这个保密箱取走。当时，危险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敌手，会给地下组织造成巨大的危害。在请示了上级之后，父亲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保密箱。
罗青长把保密箱取出来以后，到了接头地点，预定和他接头的单线联系人陶斯咏过了时间还没有到。而这个时候西安全城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甚至小学生背的书包他们都要搜查。罗青长当时进退两难，如果继续在接头地点等陶斯咏，可能会凶多吉少。所以他下决心，穿着国民党军官的制服，开始闯关。
他叫来一辆黄包车，把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压在座位底下让黄包车夫直奔西安火车站。罗振说，父亲回忆的时候说，多亏了那一身国民党军官军装，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阻拦和盘查。在他的指挥下，黄包车一步步接近目的地，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他示意黄包车夫稍停一下，多付了他一些钱，将他打发走了。随后罗青长拎着保密箱疾步跨入“八办”大门。在大门口，“八办”处长周子健和他的夫人王平，还有陶斯咏正焦急地等着他，生怕他出现问题。“这一场西安历险记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给我父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以后一直携带着这个保密箱，一直到逝世的前几年他把这个保密箱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捐赠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展览馆。”罗振说。
甘当“替死鬼”，他说“职责所在，无所谓了”
新中国建立之后，1954年罗青长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转兼国务院副秘书长，成为总理情报、对台工作的主要助手之一。
1963年4月，国民党特务制定了在刘少奇主席访柬埔寨时进行暗杀的“湘江案”，经中调部、公安部全力侦破，破译了密信，发现敌人设置爆炸点的具体位置。经和柬埔寨军方、警方交涉、配合，起获了国民党特务设在刘少奇车队从机场到皇宫必经之地爆破点的炸药、雷管，抓捕了特务。时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的罗青长仍然不敢疏忽大意，为做到确保万无一失，他毅然坐上本该由刘少奇乘坐的一号车，冒着生命危险确保刘少奇的安全。“上车以后，陈老总（陈毅）对我父亲说：“小老乡啊，怎么样啊？”他说：“没什么，照常走啊。”陈老总就开玩笑说：“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父亲说：“职责所在，无所谓了。”总理对情报人员提出要求——有苦不说、受气不叫、冒险犯难、埋头苦干、舍己救人。父亲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总理的教诲。罗振说。
罗青长晚年的另一身份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罗青长曾在周恩来逝世后撰写的悼念文章里回忆，周总理在弥留之际，抓紧时间向他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及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并嘱咐“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对于总理的嘱托，罗青长尽其所能去做，关心烈士遗属、遗孤，平反冤假错案。如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他可以说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高级别的人。1950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和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台北遇害。当时吴石的夫人及部分子女和他的社会关系仍在台湾，“牵涉国家机密，不便详告本人”，也由于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吴石的悲壮人生愈发成为不可言说的秘密。1972年吴韶成给总理写信，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罗青长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事，落实政策，由河南省革委会发函追认吴石为烈士。
吴石去台前，他的好友吴仲禧劝他留下来，吴石却说“自己觉悟太晚，为人民做事太少，趁着未暴露去台湾多为人民做点儿工作”。罗振说：“隐蔽战线的人对名和利看得很淡，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巴山蜀水育英雄，虎穴龙潭见忠诚。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喜迎华夏飞腾日，坐待宝岛入怀中。堂堂正正九十载，郁郁葱葱不老松。”这是罗振的三哥罗援在父亲九十寿辰时所作，也是对父亲罗青长一生成就的集中写照。
“4月15日是父亲逝世6周年。父亲带走了许多永久的秘密，但却给我们留下永恒的忠诚。”罗振说。
（《北京青年报》）
作为历史见证者，罗青长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作为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他是周恩来临终前要召见的最后一位中央部级领导干部。在儿子罗振的眼中，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父亲是一位严父，更是一位“于无形处建奇功”的无名英雄。
我家的表叔数得清
在国民党的一份刊物上，曾经把康生、李克农与吴德峰并称为中共情报系统的三大巨头，形容吴德峰是“老奸巨猾”。罗振说，父亲每每提起吴德峰，都怀着深厚的感情，说他是自己情报生涯的领路人。两人的关系可以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有大家都熟悉的一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据罗振讲述，“文革”初期，父亲在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陶斯咏叔叔来北京看他父母，听到这唱段后幽默地对几个孩子讲：“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是对的，但如果表叔数不清就乱套了，表叔就那么几个，是有数的。”
那时吴德峰夫妇、陈养山夫妇、陶斯咏夫妇、蹇先佛、罗青长、于忠友、肖佛先等同住在曹家巷12号，也就是“住机关”。大家以亲朋关系相互称呼，住在一起亲如一家。吴德峰是湖北人，罗青长是四川人，口音近似，他们就以表哥表弟相称掩护身份，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吴德峰的子女见到罗青长夫妻还一直叫表叔表婶。
在西安，罗青长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38军中尉书记员，而他的实际职务是吴德峰情报系统党支部书记，负责联络和指导一些重要的情报关系。吴德峰建立的这个西安情报系统后来在蒋介石、胡宗南1943年和1947年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胡宗南对身边的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他们三人并无任何怀疑，为培植自己势力在1947年进攻延安前后还选派他们到美国留学。“后三杰”不仅功成身退，毫发未损，还由胡宗南出钱去美国深造，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安全返回祖国。这在世界情报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西安历险，保密箱经受生死考验
工作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生死考验，也有一些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罗振说，父亲讲过一个西安历险的故事。当时他们西安情报组织的一些机密文件，都保存在一个保密箱里。这个保密箱存放在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他后来思想发生了动摇，催促父亲尽快把这个保密箱取走。当时，危险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敌手，会给地下组织造成巨大的危害。在请示了上级之后，父亲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保密箱。
罗青长把保密箱取出来以后，到了接头地点，预定和他接头的单线联系人陶斯咏过了时间还没有到。而这个时候西安全城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甚至小学生背的书包他们都要搜查。罗青长当时进退两难，如果继续在接头地点等陶斯咏，可能会凶多吉少。所以他下决心，穿着国民党军官的制服，开始闯关。
他叫来一辆黄包车，把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压在座位底下让黄包车夫直奔西安火车站。罗振说，父亲回忆的时候说，多亏了那一身国民党军官军装，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阻拦和盘查。在他的指挥下，黄包车一步步接近目的地，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他示意黄包车夫稍停一下，多付了他一些钱，将他打发走了。随后罗青长拎着保密箱疾步跨入“八办”大门。在大门口，“八办”处长周子健和他的夫人王平，还有陶斯咏正焦急地等着他，生怕他出现问题。“这一场西安历险记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给我父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以后一直携带着这个保密箱，一直到逝世的前几年他把这个保密箱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捐赠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展览馆。”罗振说。
甘当“替死鬼”，他说“职责所在，无所谓了”
新中国建立之后，1954年罗青长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转兼国务院副秘书长，成为总理情报、对台工作的主要助手之一。
1963年4月，国民党特务制定了在刘少奇主席访柬埔寨时进行暗杀的“湘江案”，经中调部、公安部全力侦破，破译了密信，发现敌人设置爆炸点的具体位置。经和柬埔寨军方、警方交涉、配合，起获了国民党特务设在刘少奇车队从机场到皇宫必经之地爆破点的炸药、雷管，抓捕了特务。时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的罗青长仍然不敢疏忽大意，为做到确保万无一失，他毅然坐上本该由刘少奇乘坐的一号车，冒着生命危险确保刘少奇的安全。“上车以后，陈老总（陈毅）对我父亲说：“小老乡啊，怎么样啊？”他说：“没什么，照常走啊。”陈老总就开玩笑说：“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父亲说：“职责所在，无所谓了。”总理对情报人员提出要求——有苦不说、受气不叫、冒险犯难、埋头苦干、舍己救人。父亲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总理的教诲。罗振说。
罗青长晚年的另一身份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罗青长曾在周恩来逝世后撰写的悼念文章里回忆，周总理在弥留之际，抓紧时间向他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及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并嘱咐“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对于总理的嘱托，罗青长尽其所能去做，关心烈士遗属、遗孤，平反冤假错案。如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他可以说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高级别的人。1950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和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台北遇害。当时吴石的夫人及部分子女和他的社会关系仍在台湾，“牵涉国家机密，不便详告本人”，也由于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吴石的悲壮人生愈发成为不可言说的秘密。1972年吴韶成给总理写信，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罗青长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事，落实政策，由河南省革委会发函追认吴石为烈士。
吴石去台前，他的好友吴仲禧劝他留下来，吴石却说“自己觉悟太晚，为人民做事太少，趁着未暴露去台湾多为人民做点儿工作”。罗振说：“隐蔽战线的人对名和利看得很淡，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巴山蜀水育英雄，虎穴龙潭见忠诚。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喜迎华夏飞腾日，坐待宝岛入怀中。堂堂正正九十载，郁郁葱葱不老松。”这是罗振的三哥罗援在父亲九十寿辰时所作，也是对父亲罗青长一生成就的集中写照。
“4月15日是父亲逝世6周年。父亲带走了许多永久的秘密，但却给我们留下永恒的忠诚。”罗振说。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