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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县白露村、T县永昌村为例，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进行制度分析可知，在农村“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中长期积淀的历史记忆等非正式制度，其实施成本相对较小；而外来嵌入性的正式制度安排由于其建制理念、制度的延续性较弱以及缺失乡村社会基础，其实施成本较大。因此，要实现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要促进正式制度内部的组织性和协调性，还应该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融合性和契合性，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这就应该加强农村社区自组织建设，倡导农村社区的自有文化特质，在制定农村政策方面保持制度的延续性，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