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化州市新货场路口,一幅装帧精良的标牌高高挂起,“化州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民社)这11个硕大的红字俯视着来往的车辆,理事长李亚锋意气风发,目标直指“让化州猪肉品牌世界闻名”;而在北岸干部管理中心西面,化州市协和养猪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协和社)却显得宁静平和,理事长温叙胜并不认为合作社能有多大作为。
　　谁也不曾想到,显赫一时的化州养猪协会竟一分为二,而各自的想法成天壤之别。与此同时,原协会会员中垌镇的养猪大户谢亚福也成立了一家合作社,名为“化州市兴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兴民社),但至今没有任何动作,成立半年,他连标牌都还没有挂出。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两周年之际,三个化州养猪专业合作社的演义,或可为这部法律以及合作社的命运添加一份参考。
　　
　　农民社,一直亏损
　　
　　李亚峰的豪情万丈,与三国时期曹操东临碣石并无二致,在同样脱胎于化州养猪协会这个母体的三个合作社中,农民社有着最强的实力,这正如三国中的魏。该社的常务理事,均为家产百万以上的养猪户,出手阔绰大方。2008年11月29日,农民社挂牌的当天,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陈福林、化州市委书记秦刚悉数到场,数百社员云集一堂。
　　当开头很高调时,此后合作社的活动没能降低标准。编写教材、社刊,招聘15个员工,一次请11个博士来开讲养猪技术,种种开支都不在小数目,李亚峰透露,仅培训费就花去10多万。
　　如此巨大的开支是否有足够的利润来支撑?记者在李亚峰电脑里查阅到的6月饲料兽药店的会员购物信息,或可窥见一斑。截止6月23日,兽药店总利润3910元。如果按照这个利润流,恐怕连员工工资都无法保障(每月平均1.2万元)。这意味着,仅有的少量利润能否支撑合作社的正常运营,需要打一个问号。李亚峰也承认,目前合作社处于亏损中。
　　亏损主要因为管理费用过高,以今年一月为例,合作社收入39.8万元,支出37.3万元,本该盈利2.5万元,但却因为产生管理费用2.7万元,结果当月反而亏损2000余元。总体而言,合作社管理费用有逐月扩大的趋势,而亏损也居高不下。在一季度的管理费中,最大的开支便是人员工资(合计38037元),其次赫然是招待费(合计17860元)。
　　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兽药店与合作社的财务关系,才真正值得深究。兽药店为李亚峰本人所开,同时又作为合作社盈利的唯一来源,那么,兽药店财务是否与合作社合并?兽药店的私有性质与合作社的准集体所有制是否冲突?对此,李亚峰用“我整个人都是合作社的了,更不要说店了”来解释。然而,有业内人士认为,李的合作社,其实就是披上了外衣的经销商,一般人出100元资金便是农民社的社员,享受60%利润返还,“就好像商店促销打折一样。”而农民社的545个社员中,大部分也正是这样花100元办了一张购物卡的人。对此,李亚峰大呼:“其他合作社可以这样说是挂羊头卖狗肉,但唯有我这家不是。”
　　
　　协和社,按兵不动
　　
　　协和社与化州养猪协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只不过,协会会长徐伟光是公务员,不能加入合作社。因此,担任协和社理事长的是温旭胜。协和社继承了协会的正统,与三国中的蜀继承汉室血统类似。
　　国家引导行业协会逐步转为农民专业合作社,2007年7月,徐伟光前往省农业厅开会,感受到了压力。在他看来,这种转变是迫不得已的。协会有一个共同资产:饲料店,这个不大不小的店铺由于所有制形式模糊,一直备受政府当局“关照”。有关部门认为协会不能搞经营,但协会称自己是法人,可以代购代销,而且一直交税、交管理费,也算应付过去。但当协会在动物防疫费等问题上与政府对垒时,政府的态度转为强硬。《合作社法》颁布以后,协会没有了继续经营饲料店的理由,不得不转为合作社。
　　也正是围绕着如何转变的问题,协会一分为二。这段充满着谜团的经过,如果简单归纳,便是徐伟光坚持股金分散与李亚峰坚持大户主导之间的分歧。2008年前后,李亚峰写出合作社的章程,由李本人入资100万元,这意味着他将占据极大的股金份额。以徐伟光为代表的诸多理事不同意,他有着难言的苦衷:成立8年至今,协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产,如果按照李亚峰模式转变为合作社,那么,大部分资产将归入李亚峰门下,但是,协会的资产是数百名会员共同所有,不能够划分。
　　话不投机,李亚峰拉着一班人另起炉灶,成立了农民社,而剩下的158人,改立为协和社。协和社的社员股金最低为1000元,最高为5000元,极端分散,这与农民社的大户主导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转变带给协和社的并不是快乐。协会经营饲料兽药,一般是从厂家手中拿货,平价卖给会员,会员直接得利,但是,成为合作社之后,因为要进行股金分红,要求合作社的商品按照市场价出售。这种价格回升使得饲料店的客户大为减少,但是不提又不行,徐伟光很无奈。
　　
　　兴民社,尚无作为
　　
　　谢亚福偏安中垌一隅,2008年12月,他也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叫做化州市兴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他也曾经是化州市养猪协会的会员,同时,他还花100元在农民社办了一张社员购物卡,顺利地成为了农民社的会员,这种两头沾边的情况,类似三国时期的吴。
　　谢成立合作社的过程颇有几分滑稽色彩。他有一个亲戚在市农业局上班,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亲戚说,最近颁布了《合作社法》,成立合作社,上面会给补贴,你也搞一个吧。谢亚福心有戚戚,拉了18户养猪户成立了兴民社。
　　这位养猪养了15年专业户对合作社却并不专业。“怎么搞我也不清楚。”谢亚福牵头成立了兴民社之后,发现补贴迟迟没有来头,他干脆标牌也懒得做。半年多来,这个社没有进行过运作。
　　在这三个合作社各自演义自己历史的时候,化州的养猪业,是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没有,一点都没有。”在这个行业浸淫了37年的徐伟光斩钉截铁。他认为,合作社目前很难有大的作为,养殖户之间根本没有形成平等民主的心态,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谈不上真正的联合;从外部看,对合作社进行束缚的东西太多。
　　因此,“合作社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内,无法做大。”徐伟光看得很现实,目前协和社也是按兵不动。
　　也许资金雄厚的李亚峰不这么认为,他的长期目标是将化州猪肉品牌打出世界。他认为化州养猪业规模大,有基础,“为什么日本、韩国能做到,我们就做不到?”
　　两年时间太短,三个合作社的生存,仅就目前来看,谈不上理想。然而,故事还在继续演绎,也许再过若干年,谁将一统天下,谁将被淘汰出局,终会有一个明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