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海丰县，取义于“南海物丰”，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医学教育家——柯麟的故乡。
说起柯麟，则不得不提到彭湃。彭湃与柯麟是同乡，两家只隔着一条龙津河。1916年，柯麟考入海丰中学，认识了比他大4岁的彭湃。1924年，经彭湃介绍，柯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的柯麟正就读于广东公立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以下简称广东公医）。该校由外国医生达保罗和华人西医钟宰荃以私人筹款、公费补助的方式办学，在创办之初推行西式和奴化教育，引发了爱国进步学生的强烈不满。1925年，柯麟正式担任该校的共青团支部首任书记。此后，他和十几名同学共同组织了新学生社，领导学生运动。
1925年6月29日，为支援上海人民的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柯麟与一些同学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广东公医校长李树芬极力反对学生参加示威活动，要求他们回校上课，进步学生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后来广东省政府下发通知，将广东公医并入广东大学，标志着进步学生在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基本胜利。
同年，在彭湃的介绍下，柯麟邀请周恩来到学校演讲。周恩来在演讲中说道：“我们的时代是战斗的时代，革命青年一定要与工农兵合作，才能取得大胜利和最后胜利。”周恩来的一番话为柯麟指明了革命的道路与方向。在广东公医学习的日子里，柯麟多次领导和参加学生运动，不断学习新思想、新文化。同时，他在医学上刻苦钻研，学有所成，这也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6年1月，柯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成为一名军医，后来又担任了军部医院副院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是北伐战争中的主力部队之一，有着“铁军”称号的叶挺独立团就在第4军。正是这段特殊经历让柯麟同叶剑英、叶挺、李硕勋等人建立了深厚友谊。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由叶剑英领导的第4军教导团率先行动，柯麟亦参加了此次行动。起义失败后，柯麟在组织的安排下到了香港，不久后便接到任务，前往上海。在上海，柯麟以医生的身份开办“达生诊所”，除了治病救人外，诊所还作为中央政治局的秘密联络点，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然而，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下，为了确保安全，达生诊所在开办5个月后被迫关闭，组织安排柯麟到五洲药房挂牌行医。在他医治的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如徐向前、关向应、杨尚昆等。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不久后，柯麟加入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是陈赓。在五洲药房，柯麟一边行医治病，一边为自己的信仰默默奋斗。
【勇入“虎穴”擒白鑫】
1929年9月，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彭湃遭枪决的消息。看到报道后，柯麟内心悲愤交加。对他来说，彭湃不仅是他的同乡好友，更是他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彭湃报仇。
彭湃等人就义后，组织经过再三查证，确定白鑫就是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周恩来立即部署，要求“特科会打枪的全部都要参加”，要尽快找到叛徒白鑫，保护组织安全，为牺牲的同志报仇。要惩处白鑫，首先要找到他的下落，陈赓将这个任务交给柯麟。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有两个原因：一是柯麟和白鑫本是旧相识。柯麟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当军医时，白鑫就是第4军某部的政治教导员。柯麟在达生诊所当医生时，白鑫曾来找过他治疟疾。二是柯麟为人处事十分小心，很少在人前暴露政治观点，所以在白鑫眼里，柯麟不过是个普通的医生而已。
果不其然，几天后，白鑫就带着两个保镖来找柯麟看病。柯麟在给白鑫诊断后告诉他，治疗他的疟疾需要一种叫做奎宁的药物，而五洲药房没有，需要去其它地方买。柯麟佯装下楼买药，实则是去通知埋伏在附近的联络员。但当他回去时，白鑫已经不见了。柯麟马上向陈赓汇报，陈赓则让他继续在五洲药房出诊，以免引起白鑫怀疑，等白鑫再来时，将他一举拿下。
日子一天天过去，柯麟內心十分焦急。两周后，一个电话令他喜出望外。这是白鑫打来的，他在电话中说，自己的疟疾发作了，要柯麟到白宫饭店给他看病。这次出诊对于柯麟来说非常凶险，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党员身份是否已经暴露，如果已被白鑫识破，那么此行将凶多吉少。但柯麟想到组织交代的任务，还是决定去给白鑫看病。
柯麟乘坐白鑫派来的车，来到法租界的白宫饭店。在这里，柯麟不仅见到了白鑫，还见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柯麟这才明白，正是在范争波的威逼利诱下，白鑫才出卖了彭湃等人。看完病后，白鑫将300大洋放在柯麟的药箱中，一是想收买他，让他为出诊这件事保密。二是想试探他，看看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为了不引起白鑫怀疑，柯麟佯装收下了钱。离开白宫饭店后，在确保没有人跟踪的情况下，柯麟立刻联系陈赓，汇报事情经过。
又过了两周，白鑫又请柯麟出诊。到了目的地后，柯麟才明白，组织为何一直找不到白鑫的藏身之所——这里是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第4弄43号，正是范争波的住所。柯麟看完诊后，马上将这个信息向组织汇报。由于白鑫藏身在范争波的公馆中，这里警戒森严，难以下手。组织决定，在范家对面租一间房子，日夜监视白鑫，掌握他的活动轨迹。
不久后，中央特科得到情报，白鑫将于11月11日晚启程前往意大利。周恩来和陈赓等人意识到，这是除掉白鑫的最好机会，也是最后机会。于是，中央特科立即部署7位特科红队成员执行任务，行动非常成功，不仅惩杀了叛徒白鑫，还除掉了特务头子范争波。
白鑫和范争波死后，上海国民党党部和法租界巡捕房立即展开大搜捕，排查可疑人员。为了确保陈赓和柯麟的安全，组织安排他们秘密转移东北。柯麟到达东北后，见到了东北地区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刘少奇在了解了柯麟的情况后，指示柯麟回到南方继续工作。一是他对南方的情况较为熟悉，二是他的广东口音不易引起特务注意。就这样，柯麟动身重返上海，很快他便遇到了自己的终身
伴侣，正在上海同德产科学校读书的共青团
员——陈智英。
【在港澳开展工作】
1930年12月，柯麟回到香港。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是欧美和远东的贸易中心，各方势力鱼龙混杂，这样的环境十分适合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次年1月，由于设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省委及其所属机关先后被破坏，柯麟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只得独自行动。为了掩护地下工作，柯麟决定在香港挂牌行医。他从弟弟柯平处借得1000多银元，用以开设“南华药房”。
1931年秋，柯麟夫妇收到一封来自海南岛的信，写信人是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李硕勋。5月时，李硕勋曾来到南华药房与柯麟联系，并为柯麟带来了有力支持。7月，为了掩护李硕勋的工作，在组织的安排下，李硕勋的妻子赵君陶和儿子李鹏也来到香港。因为柯麟与李硕勋的关系非常好，赵君陶和李鹏成了柯家的常客。
很快，李硕勋接到组织的命令，要前往海南游击队开展工作。柯麟对李硕勋此行十分担忧，因为李是四川人，不会说粤语，更听不懂海南话。这样一个外地人在海南开展工作，非常容易引起特务注意。柯麟再三叮嘱李硕勋注意自身安全，提高警惕。7月9日，李硕勋来到海口，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为他带路的人早已出卖了组织，他一上岸便被国民党逮捕了。李硕勋自知凶多吉少，在狱中写下两封遗书，一封写给妻子赵君陶，另一封写给柯麟的妻子陈智英。在信中，李硕勋叮嘱陈智英，希望她能照顾好自己的妻儿。柯麟看到信后立刻设法营救，不幸的是，李硕勋在寄出遗书的第二天便被国民党枪决。柯麟强忍悲痛，遵照李硕勋的遗嘱，马上安排赵君陶母子转移。
1935年秋，红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潘汉年来到香港，给柯麟安排了一份新任务：要柯麟前往澳门，联系叶挺将军。叶挺与柯麟本是旧相识，北伐战争期间，柯麟曾在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担任军医，当时24师的师长正是叶挺。潘汉年希望柯麟除了联系叶挺外，还要联络澳门的爱国人士，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柯麟到达澳门后，与叶挺相谈甚欢。柯麟继续沿用之前的方式，以行医为掩护，在澳门开展工作。就这样，柯麟以医生的身份留在了叶挺身边，一方面照顾叶家，另一方面重新建立叶挺与组织的联系。叶挺在澳门生活期间，常和柯麟谈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表达自己希望继续为党的事业做贡献的想法。柯麟将叶挺生活和思想的点点滴滴一并向组织作了汇报。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叶挺向蒋介石提出，希望由他来整编留在南方的红军，并将改编后的番号定为新四军。10月，国共双方达成共识，将南方八省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隶属国民政府战斗序列，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但在军长一职的人选上，国共双方争执不下。为尽快解决争端，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受中央派遣前往澳门，通过柯麟联系叶挺，请他出山。叶挺出山后，国共两党在军长人选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
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的安危。周恩来连发两封加急电报，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潘汉年和中共中央交通处香港办事处处长刘少文，要求迅速将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而当时负责澳门营救工作的正是柯麟。这场营救行动历时11个月，共转移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人，其中包括夏衍、范长江、梁漱溟、金山等。
【不受薪的院长】
澳门镜湖医院建于1871年，现已成为澳门最大的综合性医院。镜湖医院在建立之初，只是一所简单的留医所，柯麟的到来为它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柯麟刚到镜湖医院时，这里的医生和护士加起来不足10人，医护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医疗物资匮乏。柯麟在医院开设训练班，帮助医护人员提升专业能力。因为他在镜湖医院出诊、授课都分文不取，所以他又另外在医院附近开了一间小诊所，以维持生计。柯麟不但医术高超，还怀着一颗仁爱之心。镜湖医院护士回忆，柯麟对于穷人看诊的收费很低，甚至不收费，医德非常好。
日军入侵广州后，一些广州名医先后到澳門避难，为壮大镜湖医院的医疗团队，柯麟邀请了一些校友来担任义务医生和义务教师。1941年，柯麟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成立西医顾问团，这个顾问团不但能直接提升医生的专业水平，还能推动各部门改革。此外，医院还增添了一批新仪器，逐步改善硬件设施。然而，西医顾问团虽已成立，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柯麟——当时在澳门的华人医生没有手术权。
孙中山毕业后曾在镜湖医院做过义务医生，但囿于澳葡政府的规定，在澳门行医的医生必须持有葡萄牙文凭，孙中山因此被迫离开。此后，澳门华人医生前赴后继地争取权利，以期在医学上与葡籍医生享有平等地位。1941年，西医顾问团致信镜湖值理会，提出希望在镜湖医院建立手术室：“犹忆孙中山先生在本院行医之时，曾因我国多年积弱欲割一胱石而不可得，乃感不平等条约束缚之苦。科学无国界，研究无畛域。医学既非限于某一人种所能独享。”迫于压力，澳葡当局批准镜湖医院设立手术室，但同时提出，华人医生做手术时必须有葡籍医生在旁监督。直到1945年，澳门华人医生才终于取得了独立做手术的权利。据统计，从1945年5月到1946年8月，镜湖医院共进行了近600台手术，极大缓解了患者的痛苦，医院也因此远近驰名。柯麟曾在一篇文章中将为澳门华人医生争取手术权的经历称之为“争国体，争医权运动”。
抗战时期，柯麟虽然身在澳门，但依然心系祖国。卢沟桥事变后，镜湖值理会主席徐伟卿与柯麟发动澳门青年和医师组建救援团，支援抗战。根据值理会的记载，救援团在抗战期间多次救治伤员，仅在1938年4月到1939年10月，便有8次记载。不但如此，在柯麟的支持下，镜湖医院还兴办了难童收养所，收治了400多个患病难童。
柯麟于1946年起担任镜湖医院院长一职。在镜湖医院工作长达55年时间里，柯麟从未受薪。时任镜湖慈善会副主席的何贤曾就柯麟薪酬之事接受采访，他说道：院长柯麟医师系义务性质，不受任何薪津。柯麟院长一心服务侨胞，任事热诚坦率，丝毫不苟。”
【献身医教育人才】
解放后，多位领导人对柯麟的工作安排十分关心。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在1950年6月向中组部与叶剑英发了一封名为《柯麟赴京》的电报。方方表示拟过一段时期后调柯麟赴穗任中央医院院长。叶剑英考虑到柯麟的党员身份已经公开，再加上澳门敌特活动十分猖獗，为了保护柯麟的安全，同时解决中山医学院院长一职空缺的问题，叶剑英亦同意这一提议，并向周恩来总理发电请示。当时中央政府卫生部提出，希望柯麟能赴京担任办公厅主任。
周总理电复叶剑英：“柯麟如尚须留澳门，则两处均可不调，否则，仍成京粤相争不决的问题。”周总理之所以提出“两处均可不调”，是考虑到柯麟在澳门仍有工作尚未完成。经叶剑英同意，柯麟直接向周恩来发电请示，希望前往中大医学院任职，既能负责整理中大医学院的工作，又能就近处理澳门工作。
1951年3月，柯麟正式担任中山医学院院长。1953年，中山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三院合并，重新定名为华南医学院，柯麟初任院务委员会副主任，遂即任该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华南医学院成立之初，工作复杂繁琐，柯麟为此四处招揽骨干人才。
1957年，华南医学院更名为中山医学院。柯麟十分清楚，要想真正学好医学，光学好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在中山医学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号召广大师生在科研上攻坚克难，强调要将教学、医疗、科研三者有机结合。
改革措施很快收到成效。中山医学院教授陈心陶在寄生虫研究方面成果突出，为防止血吸虫病在广东流行做出突出贡献。同时，柯麟还十分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经常到课堂、学生宿舍走访。在柯麟的带领下，中山医学院建立了完善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擁有了一批大师和名家，在教学、科研和医疗等方面硕果累累，在国内外医学界颇具盛名。
柯麟还十分关心广东的医学教育事业，尤其是广东医科大学和暨南大学医学院。1950年代末期，广东各地对于建设医学院校的热情十分高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向柯麟询问医学院建设的相关事宜，柯麟认为，办医学院校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有的放矢，不宜一哄而上，并建议先在佛山、汕头、湛江建设医学院校。
1958年5月，中山医学院100多名干部前往湛江，参与创办中山医学院湛江分院。分院在建立之初，只是一所三年制的专科学校，后改为五年制本科，并更名为湛江医学院;1996年更名为广东医学院;2016年更名为广东医科大学。如今，广东医科大学全日制在校师生近2万人，为广东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除了广东医科大学外，柯麟还为暨南大学医学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1978年1月，中央决定复办暨南大学和新办医学院及华侨医院。但因为暨南大学此前并无相关办学经验，新办医学院及华侨医院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当时的卫生部党组书记崔月犁与暨南大学复办领导小组找到柯麟，希望他能出任暨南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并帮助暨南大学建立医学院及华侨医院，柯麟欣然答应。在极短的时间内，柯麟抽调来中山医学院经验丰富的罗潜与刘希正，让他们负责具体筹建工作;同时向全国招聘上百名骨干教师。1978年7月，医学院顺利完成高考恢复后的首次招生。
1991年9月，柯麟因病逝世，终年91岁。镜湖慈善会主席廖泽云曾为柯麟题词：“高悬义壶济贫苦，为国为民献终身。”这正是柯麟一生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暨南大学档案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