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是结构调整主导与周期因素叠加的综合反映，与一般的商业周期波动存在明显不同。宏观调控应转向以供给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为主
2015年11月22日，位于河北邢台市南郊的两台220兆瓦机组冷却塔爆破拆除。这对缓解区域资源环境压力，促进当地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局势，党中央、国务院保持战略定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大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力度，在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情况下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经济风险总体可控，预计全年GDP增长接近7%。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展望2016年，全球经济在分化调整中保持低增长态势，中国仍处在动力转换关键期，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增强资源再配置活力，2016年有望实现本轮经济下行的阶段性企稳。在保持总需求稳定增长的同时，宏观调控的重点要转向结构性改革，更加重视发挥供给政策的作用，加快建立有利于出清过剩产能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机制，加大僵尸企业退出和资产重组力度，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增长新动力加快成长，为“十三五”开局奠定良好基础。
2015年特点和问题
2015年以来，面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的重大举措，保持了经济总体平稳，经济运行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双引擎协调发力，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经济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1.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减弱。当前，传统领域投资空间缩小、边际效益下降，新兴领域投资支撑作用不足，短期稳投资的政策效应明显递减。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户均住房超过1套，按照国际经验房地产投资进入阶段性拐点。2014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销售回暖更多体现为消化库存，对带动新开工项目的作用有限。继2014年房地产新开工面积负增长之后，2015年施工面积接近零增长，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会继续较大幅度回落。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回落。部分能源原材料行业的产能已超过极限规模，钢铁、煤炭的投资分别下降14.4%和17.3%。其他行业投资增长也明显受到下游需求增速放缓的影响。三是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发挥着逆周期调节作用，尽管增速接近20%，但不足以抵消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的回落。受地方财力和投资收益限制，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明显不足。此外，虽然信息通讯、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领域出现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但体量较小且相对分散，对投资整体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更为突出的是，投资效率和边际带动作用减弱，制约了投资对稳增长的作用。
2.出口大幅下行且明显低于预期。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同比下降7.9%，其中出口下降1.7%，进口下降15.1%，比去年同期增速进一步回落，明显低于年初预期。9月当月，出口和进口的实物量仍分别下降2.1%和4.9%。与进口主要反映内需不足相比，更需关注出口增速大幅下滑。一是全球贸易整体低迷。近几年，受资本品贸易收缩、区域供应链布局调整和企业加速去库存等因素影响，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二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受美元升值、供给过剩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需求回调的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进口能力明显下降，影响了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三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相对下降。除了劳动力、土地、环境等成本上升以外，能源价格、综合税负、物流成本偏高，以及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升值也是重要影响因素。2015年，中国对主要市场的出口增速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对欧盟、日本下滑幅度最甚，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是重要原因。贸易竞争力发生变化，也加速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订单的转移，1-8月份加工贸易出口继续收缩，同比降幅扩大至8.2%，占比降至34.7%。
3.过剩产能处置缓慢拖累企业盈利和结构调整。自2014年四季度以来，企业盈利水平明显下滑，2015年累计增速持续负增长且幅度有所加大，对财政收入、投资增长、风险化解都带来了显著压力。从结构上看，企业整体盈利下滑主要是由产能严重过剩的煤炭、钢铁、油气、有色和建材等上游行业引起的。2015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下降1.9%，其中上述五个行业的利润同比下降42.8%。扣除这五个行业，企业利润则同比上升7.6%，与去年年底的水平基本持平。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的产能扩张，煤炭、钢铁、石化、有色、建材和船舶等行业的产能达到或超过极限规模。随着住宅、汽车需求出现拐点性变化，产能过剩矛盾明显加剧，使得过去沉淀的僵尸企业和新增的亏损企业破产重组的紧迫性凸显。根据我们对1782家企业的调查，2015年制造业设备平均利用率仅67.5%，为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过剩产能退出缓慢，不仅束缚了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的重新配置，扭曲了要素价格，加剧了工业生产领域通缩，制约了企业部门整体盈利实质性好转，而且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阻力，增大了银行呆坏账潜在风险。
4.财政减收和融资受限影响地方支撑发展能力。2015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下滑，地方财政困难加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降，土地财政加地方融资平台的模式难以为继。前8个月，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累计同比下降38.4%。如果再考虑到刚性较大的民生类支出占地方公共预算比重不断上升，能够用于建设性支出的资金更加捉襟见肘。2014年43号文出台后，地方债务的存量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替代原有融资渠道的新的融资方式并未建立。PPP模式受自身特点影响，适用范围有限，远远不能替代融资平台功能；受投资回报率低和体制性因素制约，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积极性不高，实施进展较为缓慢。 5.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的外溢效应开始显现。近期，国际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大幅震荡，全球市场的脆弱性增加。中国作为过去几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波动极为敏感，“中国因素”的外溢效应逐步显现。2015年6月下旬以来的国内资本市场波动，8月11日汇率形成机制调整，都影响和放大了全球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波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在全球市场信心脆弱的情况下，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对全球经济发挥了“稳定锚”作用。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关联和互动效应明显增强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反馈作用明显加深。在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充分考虑和积极利用中国正在增大的外溢效应，也要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负面反馈效应。
总体上看，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由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底部尚未确定，核心经济变量之间尚未建立新的平衡，增速下行态势仍在延续。三季度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四季度会略有回升，预期目标有望如期完成。
2016年经济走势分析和判断
展望2016年，世界经济仍将维持低增长态势，受美元加息、资本外流和结构性改革滞后的影响，新兴市场的风险和脆弱性将有所暴露。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积极因素正在积累，投资增长有望探底后企稳，消费增长基本稳定，出口增长有所改善，经济在下行中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
1.世界经济延续低增长态势。世界经济持续低迷。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望维持在低增长、低利率和低通胀的“三低”平庸态势。发达国家经济状况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其中，美国经济温和扩张，欧洲缓慢复苏，日本逐步回到正增长。新兴经济体增速连续下降且加速分化，风险有所增加，追赶步伐放缓。受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收紧预期和中国需求增速放缓的双重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自身的结构性缺陷不断显露，将面临连续第六年增速回落的态势，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脆弱性值得高度关注。
美元升值周期仍将延续。受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改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温和扩张，消费信心持续改善，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等因素支撑，美国经济有望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美联储2015年底或者2016年初加息的可能性增大，由此带来的全球金融资产价格重估和投资配置调整的影响不可忽视。自20世纪80年代“新兴经济体”概念首次使用以来，2015年第一次出现新兴经济体资本净外流。随着新兴经济体外部流动性收紧，货币显著贬值，债务杠杆高企、资产负债表期限和货币错配的风险会进一步显露，将给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管理带来挑战。但考虑到市场已经提前消化，以及加息后基准利率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美联储加息的短期冲击总体有限。
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1970年以来，美元经历了三轮较长时间的贬值和两轮升值。从2012年开始，美元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从当前形势看，美国经济保持良好复苏状态，强势美元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美元升值将直接带动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同步上升，进而对中国商品出口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在全球产能过剩和能源科技创新加快的背景下，坚挺的美元将继续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加上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循环，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低通胀仍是2016年的全球性挑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与国内产能过剩相叠加，会持续打压中国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影响企业利润回升。
全球贸易难有明显恢复。自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于全球GDP增速。全球产能过剩，资本品贸易大幅收缩，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和转移，对全球贸易尤其是与制造业相关的贸易造成了持续冲击。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明显放缓，部分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的进口受到大幅影响。虽然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份额仍保持上升势头，但受全球贸易收缩影响，出口增速也持续下降，2014年中国进出口增长预期目标7.5%，但实际增长仅为2.3%；2015年的预期增长目标为6%，但1-9月份下降7.9%。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为3.9%左右，仍将低于199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受国际大环境影响，2016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判断，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速大体持平，全球贸易增速继续低迷。即便大宗商品价格在连续向下超调之后可能有所企稳，企业有回补库存的需要，贸易增长短期内有所恢复，但幅度较为有限。再加上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贬值条件，中国贸易的相对竞争力短期可能难有很大变化，部分产业或者制造环节向外转移的步伐还会继续，以及TPP的潜在负面影响，预计2016年中国出口增速低位企稳。
2.国内经济有望在下行中实现阶段性企稳。投资有望探底后企稳。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回落，2017年后逐步企稳。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根据住宅开发节奏和库存情况，结合国际住宅市场的发展规律，2015年住宅施工面积接近零增长。住宅投资一般占全部房地产投资的70%左右，而且商业类地产投资增速走势大体上也与住宅趋同。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2015年基础上继续放缓，之后几年低位企稳。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降至个位数后将逐步企稳。随着部分重化工业产品产能达到峰值，产能过剩将显著抑制投资增长，预计2016年制造业投资增速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推动设备更新改造，房地产、出口等下游需求企稳对制造业投资有拉动作用，2017年后制造业投资有望逐步企稳。三是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回落。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基础设施投资难以维持高增长态势。2013、2014和2015年前8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分别为21.2%、20.3%和18.8%，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0.1%、8.6%和7.5%，基础设施投资总体高于财政收入增速11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仍将高于公共财政增速，但二者增速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另外，其他类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历史经验看，其他类投资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其走势与制造业投资总体一致。 消费增长基本稳定。国内外经验都表明，消费总体增速基本与国民收入增长同步，而且较后者更为平滑。从消费动力看，制约目前中国消费增长的主要是消费供给的质量和诚信问题，如果消费环境得以改善，消费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消费结构来看，传统日用品消费增长基本稳定。由于近期房地产市场销售有所回暖，家电、建筑装潢等耐用消费品增长逐步回稳。减免购置税等措施也将对汽车消费起到一定提振作用，2016年汽车销售增长预计较2015年有小幅回升。与此同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催生新的消费热点，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节能环保、医疗健康等市场潜力将逐步释放。新型城镇化将为消费增长提供新空间，不同收入阶层和年龄结构的梯度消费保证了居民消费的连续性和成长性。综合判断，消费增速将小幅放缓。
3.低通胀和就业压力将有所加大。持续低通胀的负面影响加深。2016年，国内低通胀态势还将延续。一是PPI降幅趋窄但仍将处于负增长态势。PPI持续负增长，不仅严重削弱了企业盈利能力，而且抬高了制造业实际债务水平。二是GDP平减指数存在下降压力。2015年全年GDP平减指数将为负值，2016年仍有可能在零值附近波动，名义GDP增速持续走低将进一步抑制市场信心。三是CPI涨幅持续低位运行。农产品价格补涨性质的快速反弹基本结束，国内粮食连年增产，存粮严重积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制约了CPI构成中商品类价格涨幅。消费领域低物价和工业生产领域持续通缩，引发债务紧缩、抵押品减值和利润下降效应，持续时间拉长，对经济的负面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隐性失业有逐步显性化风险。近两年，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劳动力市场供求比、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变化基本稳定。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深化，结构性和隐性失业已经出现显性化苗头。一是上游原材料行业盈利大幅下滑导致裁员。在重化工业比重偏大的地区，一些重点企业经营十分困难，甚至依赖银行发放贷款度日，债务逐步累积。一旦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或重组将难以避免，员工失业问题就会浮出水面。二是加工贸易就业吸纳能力显著下降。中国部分加工贸易生产环节和订单向海外转移，相关就业岗位可能将随之流失。三是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导致建筑行业岗位减少，可能对农民工群体带来较大冲击。大数据监测显示，2015年以来中国7万栋写字楼和部分工业园区内的就业总人数，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伴随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将集中显现。总体上看，出口在激烈调整后趋于平稳，2016年会略有好转，未来几年维持低速增长。消费增长总体平稳，受GDP增速持续回落和收入增速放缓影响，后续将小幅回落，但消费升级步伐不会停滞。因此，判断这轮经济下行周期阶段性底部的关键在投资。2016年投资增速将继续放缓，但有望进入阶段性底部，随后几年基本企稳。在经济探底过程中，如果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乐观估计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底部有望在2016年出现，2017年、2018年经济增速会企稳并略有回升，但幅度十分有限。“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运行整体有望趋稳，中高速增长平台将基本确立。
2016年调控思路和政策取向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深度调整和动力转换的关键期。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这是结构调整主导与周期因素叠加的综合反映，与一般的商业周期波动存在明显不同。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的有效结合，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转向以供给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为主。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动力转换和经济转型的机遇，要十分珍惜和紧紧抓住经济下行中推进市场出清、资产重组和风险释放的机会。在这个阶段，需求政策主要是发挥稳增长作用，防止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为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供给政策主要是发挥调结构作用，核心是要加快建立有利于出清过剩产能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机制，加大资产重组力度，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增强经济内在活力，推动中国经济从要素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向质量效益提升的集约型增长转变，在更高阶段和更高水平上建立新的平衡。
在当前形势下，既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又要根据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更加突出重点，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1.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考虑到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要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债务结构，适度扩大中央的负债规模和比例，铁路、水利、生态环保等大型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提高中央的出资比例。二是完善地方债务管理和处置机制。进一步明确地方债务的过渡期安排，继续实施地方债务置换，加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有效盘活存量资产，继续发行专项债，缓解新建项目资金短缺问题。三是定向发行特别国债，用于支持过剩产能退出和地方不良债务处置。四是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在营改增推进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研究进一步扩大中小微企业减税的措施。
2.增大稳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2016年结构调整要在化解过剩产能和资产重组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货币政策要为结构调整提供流动性支持。一是为对冲外汇资金流出、配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置换，可考虑继续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二是适当增加政策银行金融债发行额度，发挥政策性银行在支持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项目中的作用。三是根据经济动态变化，适时降低基准利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四是打破刚性兑付和隐形担保，畅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主要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呼唤新一轮思想解放，呼唤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呼唤创新宏观调控方式。要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以重塑经济发展动力为核心，加快建立有利于出清过剩产能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机制，下决心清理“僵尸企业”；“解放”人、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激发和释放经济内在动力；振兴实体经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 1.增强投资对稳增长的有效带动作用。在传统投资领域空间和效率下降的同时，需要在有消费支撑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领域加大投资，优化投资结构，确保总需求稳定增长。一是重视挖掘传统领域增加有效投资的潜力。尽管房地产投资峰值期已经临近，新开工、竣工和施工面积逐步进入负增长区间，但棚户区改造、养老、文化、休闲和旅游地产需求空间还比较大。尽管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边际回报下降，但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消费升级相适应的信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还存在不少短板。二是落实公平准入，增加电信、文化等服务领域民营投资的比重。三是在更大范围实施加速折旧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加大对技改和设备更新投资的支持力度。四是出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渡期安排政策，保持地方支撑投资增长的能力。
2.加快清理“僵尸企业”。从2010年起，国务院和相关部委陆续出台了化解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但由于地方政府、银行化解意愿不强，加之法律和体制不健全，进展较为缓慢。要下决心建立过剩产能退出和市场出清机制，把沉淀闲置的资源解放出来。一是制定破产法实施细则并尽快付诸实施。停止财政资金、银行资金向僵尸企业输血，让该破产重组的企业实质性退出。针对国有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恢复实施政策性破产措施，并加快出台人员安置、企业债务核销、资产处置、破产重整、企业改制等指导意见和具体政策措施。二是出台有利于产能出清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可考虑向银行定向发行特别国债和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相结合的方式，筹措财政专项资金，用于解决产能出清中的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置。财政资金对地方的支持要与地方产能核减相挂钩。可委托现有资产管理公司或设立省一级层面的专业资产处置机构处理产能出清中的资产、债务问题。三是积极探索用市场化的方法出清产能。如建立全国性的过剩产能交易市场，在合理分配过剩产能退出指标的基础上，允许产能指标跨区交易。四是结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文件的落实，以推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推动过剩产能的实质性退出。
3.着力降低企业成本。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比较困难，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有所恶化，生产经营和投资的信心受到影响。要多措施并举降低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一是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继续推进建筑业、房地产和金融业的“营改增”改革，增加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范围。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扶持力度，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范围。二是进一步完善能源价格机制，降低用电成本。在煤炭持续低价背景下适当降低电价，继续增加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增加用户直购电数量，扩大电力市场规模，降低企业用电综合成本。三是适当降低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同时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四是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供给相对充裕，实际利率稳定在合理水平。
4.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质是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体制障碍，解除对人才、资金和土地资源的束缚，激发和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是完善人的激励机制。尊重和保护企业家个人财产权利，改善政商关系，稳定有产者预期和信心，激发企业家精神。加快推进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破除体制内与体制外流动障碍，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使人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二是纠正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渠道不畅的突出问题。打破中国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机制，解决资金市场无风险利率过高和定价机制扭曲的问题。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放宽市场准入，发展一批具有专业优势、区域特点的中小和民营金融机构。三是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以权利平等、放开准入、公平分享为重点，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两种所有制土地权利平等、市场统一、增值收益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在确权基础上，促进农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交易，促进农村和城市要素双向流动，加快土地利用方式转变。
5.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未来两三年，全球贸易增速预计仍将保持低位运行，增强贸易竞争力、挖掘新的出口增长点和提升在国际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对于保持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尤为重要。一是积极培育竞争新优势。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兼并重组，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激发创新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创新能力。注重通过培育和并购方式打造国际品牌，提升国际影响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有效整合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二是着力培育出口新增长点。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点带面”作用，大力推广“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加快推进服务业开放，通过“引进来”促进“走出去”，推动服务出口上规模、上档次。三是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谈判，更加积极主动地看待和应对TPP协定，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四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政策性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对贸易投资的支持作用，在更大范围内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主导区域产业梯度形成，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层级和地位。
6.有序释放局部风险。在“三期叠加”背景下，国内高增长时期积累的风险逐步暴露，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进入新的风险凸显期，必须主动作为、提前谋划，加强防风险能力建设。当务之急，可通过“隔离损失”、“债务重组”和“释放局部风险”来缓释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一是设立损失隔离机制。发挥中央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以一定折扣比例或市场化方式剥离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一定比例分担不良资产处置损失。二是加快债务重组。加快出台企业资产和债务重组的分类处置方案，通过担保置换等方式化解过度担保以及因此引发的传染问题。三是有序释放局部风险。提高金融风险容忍度，用小震释放压力，主动化解风险，防止出现大震。加强应对风险的预案研究，针对不同情景，加强政策储备。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控制风险蔓延范围和程度，降低应对风险的成本和风险造成的损失。
2015年11月22日，位于河北邢台市南郊的两台220兆瓦机组冷却塔爆破拆除。这对缓解区域资源环境压力，促进当地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局势，党中央、国务院保持战略定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大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力度，在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情况下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经济风险总体可控，预计全年GDP增长接近7%。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展望2016年，全球经济在分化调整中保持低增长态势，中国仍处在动力转换关键期，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增强资源再配置活力，2016年有望实现本轮经济下行的阶段性企稳。在保持总需求稳定增长的同时，宏观调控的重点要转向结构性改革，更加重视发挥供给政策的作用，加快建立有利于出清过剩产能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机制，加大僵尸企业退出和资产重组力度，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增长新动力加快成长，为“十三五”开局奠定良好基础。
2015年特点和问题
2015年以来，面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的重大举措，保持了经济总体平稳，经济运行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双引擎协调发力，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经济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1.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减弱。当前，传统领域投资空间缩小、边际效益下降，新兴领域投资支撑作用不足，短期稳投资的政策效应明显递减。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户均住房超过1套，按照国际经验房地产投资进入阶段性拐点。2014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销售回暖更多体现为消化库存，对带动新开工项目的作用有限。继2014年房地产新开工面积负增长之后，2015年施工面积接近零增长，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会继续较大幅度回落。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回落。部分能源原材料行业的产能已超过极限规模，钢铁、煤炭的投资分别下降14.4%和17.3%。其他行业投资增长也明显受到下游需求增速放缓的影响。三是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发挥着逆周期调节作用，尽管增速接近20%，但不足以抵消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的回落。受地方财力和投资收益限制，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明显不足。此外，虽然信息通讯、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领域出现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但体量较小且相对分散，对投资整体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更为突出的是，投资效率和边际带动作用减弱，制约了投资对稳增长的作用。
2.出口大幅下行且明显低于预期。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同比下降7.9%，其中出口下降1.7%，进口下降15.1%，比去年同期增速进一步回落，明显低于年初预期。9月当月，出口和进口的实物量仍分别下降2.1%和4.9%。与进口主要反映内需不足相比，更需关注出口增速大幅下滑。一是全球贸易整体低迷。近几年，受资本品贸易收缩、区域供应链布局调整和企业加速去库存等因素影响，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二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受美元升值、供给过剩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需求回调的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进口能力明显下降，影响了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三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相对下降。除了劳动力、土地、环境等成本上升以外，能源价格、综合税负、物流成本偏高，以及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升值也是重要影响因素。2015年，中国对主要市场的出口增速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对欧盟、日本下滑幅度最甚，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是重要原因。贸易竞争力发生变化，也加速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订单的转移，1-8月份加工贸易出口继续收缩，同比降幅扩大至8.2%，占比降至34.7%。
3.过剩产能处置缓慢拖累企业盈利和结构调整。自2014年四季度以来，企业盈利水平明显下滑，2015年累计增速持续负增长且幅度有所加大，对财政收入、投资增长、风险化解都带来了显著压力。从结构上看，企业整体盈利下滑主要是由产能严重过剩的煤炭、钢铁、油气、有色和建材等上游行业引起的。2015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下降1.9%，其中上述五个行业的利润同比下降42.8%。扣除这五个行业，企业利润则同比上升7.6%，与去年年底的水平基本持平。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的产能扩张，煤炭、钢铁、石化、有色、建材和船舶等行业的产能达到或超过极限规模。随着住宅、汽车需求出现拐点性变化，产能过剩矛盾明显加剧，使得过去沉淀的僵尸企业和新增的亏损企业破产重组的紧迫性凸显。根据我们对1782家企业的调查，2015年制造业设备平均利用率仅67.5%，为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过剩产能退出缓慢，不仅束缚了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的重新配置，扭曲了要素价格，加剧了工业生产领域通缩，制约了企业部门整体盈利实质性好转，而且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阻力，增大了银行呆坏账潜在风险。
4.财政减收和融资受限影响地方支撑发展能力。2015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下滑，地方财政困难加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降，土地财政加地方融资平台的模式难以为继。前8个月，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累计同比下降38.4%。如果再考虑到刚性较大的民生类支出占地方公共预算比重不断上升，能够用于建设性支出的资金更加捉襟见肘。2014年43号文出台后，地方债务的存量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替代原有融资渠道的新的融资方式并未建立。PPP模式受自身特点影响，适用范围有限，远远不能替代融资平台功能；受投资回报率低和体制性因素制约，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积极性不高，实施进展较为缓慢。 5.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的外溢效应开始显现。近期，国际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大幅震荡，全球市场的脆弱性增加。中国作为过去几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波动极为敏感，“中国因素”的外溢效应逐步显现。2015年6月下旬以来的国内资本市场波动，8月11日汇率形成机制调整，都影响和放大了全球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波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在全球市场信心脆弱的情况下，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对全球经济发挥了“稳定锚”作用。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关联和互动效应明显增强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反馈作用明显加深。在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充分考虑和积极利用中国正在增大的外溢效应，也要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负面反馈效应。
总体上看，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由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底部尚未确定，核心经济变量之间尚未建立新的平衡，增速下行态势仍在延续。三季度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四季度会略有回升，预期目标有望如期完成。
2016年经济走势分析和判断
展望2016年，世界经济仍将维持低增长态势，受美元加息、资本外流和结构性改革滞后的影响，新兴市场的风险和脆弱性将有所暴露。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积极因素正在积累，投资增长有望探底后企稳，消费增长基本稳定，出口增长有所改善，经济在下行中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
1.世界经济延续低增长态势。世界经济持续低迷。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望维持在低增长、低利率和低通胀的“三低”平庸态势。发达国家经济状况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其中，美国经济温和扩张，欧洲缓慢复苏，日本逐步回到正增长。新兴经济体增速连续下降且加速分化，风险有所增加，追赶步伐放缓。受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收紧预期和中国需求增速放缓的双重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自身的结构性缺陷不断显露，将面临连续第六年增速回落的态势，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脆弱性值得高度关注。
美元升值周期仍将延续。受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改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温和扩张，消费信心持续改善，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等因素支撑，美国经济有望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美联储2015年底或者2016年初加息的可能性增大，由此带来的全球金融资产价格重估和投资配置调整的影响不可忽视。自20世纪80年代“新兴经济体”概念首次使用以来，2015年第一次出现新兴经济体资本净外流。随着新兴经济体外部流动性收紧，货币显著贬值，债务杠杆高企、资产负债表期限和货币错配的风险会进一步显露，将给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管理带来挑战。但考虑到市场已经提前消化，以及加息后基准利率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美联储加息的短期冲击总体有限。
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1970年以来，美元经历了三轮较长时间的贬值和两轮升值。从2012年开始，美元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从当前形势看，美国经济保持良好复苏状态，强势美元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美元升值将直接带动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同步上升，进而对中国商品出口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在全球产能过剩和能源科技创新加快的背景下，坚挺的美元将继续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加上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循环，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低通胀仍是2016年的全球性挑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与国内产能过剩相叠加，会持续打压中国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影响企业利润回升。
全球贸易难有明显恢复。自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于全球GDP增速。全球产能过剩，资本品贸易大幅收缩，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和转移，对全球贸易尤其是与制造业相关的贸易造成了持续冲击。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明显放缓，部分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经济体的进口受到大幅影响。虽然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份额仍保持上升势头，但受全球贸易收缩影响，出口增速也持续下降，2014年中国进出口增长预期目标7.5%，但实际增长仅为2.3%；2015年的预期增长目标为6%，但1-9月份下降7.9%。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为3.9%左右，仍将低于199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受国际大环境影响，2016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判断，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速大体持平，全球贸易增速继续低迷。即便大宗商品价格在连续向下超调之后可能有所企稳，企业有回补库存的需要，贸易增长短期内有所恢复，但幅度较为有限。再加上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贬值条件，中国贸易的相对竞争力短期可能难有很大变化，部分产业或者制造环节向外转移的步伐还会继续，以及TPP的潜在负面影响，预计2016年中国出口增速低位企稳。
2.国内经济有望在下行中实现阶段性企稳。投资有望探底后企稳。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回落，2017年后逐步企稳。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根据住宅开发节奏和库存情况，结合国际住宅市场的发展规律，2015年住宅施工面积接近零增长。住宅投资一般占全部房地产投资的70%左右，而且商业类地产投资增速走势大体上也与住宅趋同。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2015年基础上继续放缓，之后几年低位企稳。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降至个位数后将逐步企稳。随着部分重化工业产品产能达到峰值，产能过剩将显著抑制投资增长，预计2016年制造业投资增速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推动设备更新改造，房地产、出口等下游需求企稳对制造业投资有拉动作用，2017年后制造业投资有望逐步企稳。三是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回落。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基础设施投资难以维持高增长态势。2013、2014和2015年前8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分别为21.2%、20.3%和18.8%，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0.1%、8.6%和7.5%，基础设施投资总体高于财政收入增速11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仍将高于公共财政增速，但二者增速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另外，其他类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历史经验看，其他类投资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其走势与制造业投资总体一致。 消费增长基本稳定。国内外经验都表明，消费总体增速基本与国民收入增长同步，而且较后者更为平滑。从消费动力看，制约目前中国消费增长的主要是消费供给的质量和诚信问题，如果消费环境得以改善，消费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消费结构来看，传统日用品消费增长基本稳定。由于近期房地产市场销售有所回暖，家电、建筑装潢等耐用消费品增长逐步回稳。减免购置税等措施也将对汽车消费起到一定提振作用，2016年汽车销售增长预计较2015年有小幅回升。与此同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催生新的消费热点，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节能环保、医疗健康等市场潜力将逐步释放。新型城镇化将为消费增长提供新空间，不同收入阶层和年龄结构的梯度消费保证了居民消费的连续性和成长性。综合判断，消费增速将小幅放缓。
3.低通胀和就业压力将有所加大。持续低通胀的负面影响加深。2016年，国内低通胀态势还将延续。一是PPI降幅趋窄但仍将处于负增长态势。PPI持续负增长，不仅严重削弱了企业盈利能力，而且抬高了制造业实际债务水平。二是GDP平减指数存在下降压力。2015年全年GDP平减指数将为负值，2016年仍有可能在零值附近波动，名义GDP增速持续走低将进一步抑制市场信心。三是CPI涨幅持续低位运行。农产品价格补涨性质的快速反弹基本结束，国内粮食连年增产，存粮严重积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制约了CPI构成中商品类价格涨幅。消费领域低物价和工业生产领域持续通缩，引发债务紧缩、抵押品减值和利润下降效应，持续时间拉长，对经济的负面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隐性失业有逐步显性化风险。近两年，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劳动力市场供求比、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变化基本稳定。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深化，结构性和隐性失业已经出现显性化苗头。一是上游原材料行业盈利大幅下滑导致裁员。在重化工业比重偏大的地区，一些重点企业经营十分困难，甚至依赖银行发放贷款度日，债务逐步累积。一旦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或重组将难以避免，员工失业问题就会浮出水面。二是加工贸易就业吸纳能力显著下降。中国部分加工贸易生产环节和订单向海外转移，相关就业岗位可能将随之流失。三是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导致建筑行业岗位减少，可能对农民工群体带来较大冲击。大数据监测显示，2015年以来中国7万栋写字楼和部分工业园区内的就业总人数，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伴随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一些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将集中显现。总体上看，出口在激烈调整后趋于平稳，2016年会略有好转，未来几年维持低速增长。消费增长总体平稳，受GDP增速持续回落和收入增速放缓影响，后续将小幅回落，但消费升级步伐不会停滞。因此，判断这轮经济下行周期阶段性底部的关键在投资。2016年投资增速将继续放缓，但有望进入阶段性底部，随后几年基本企稳。在经济探底过程中，如果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乐观估计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底部有望在2016年出现，2017年、2018年经济增速会企稳并略有回升，但幅度十分有限。“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运行整体有望趋稳，中高速增长平台将基本确立。
2016年调控思路和政策取向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深度调整和动力转换的关键期。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这是结构调整主导与周期因素叠加的综合反映，与一般的商业周期波动存在明显不同。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的有效结合，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转向以供给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为主。经济下行既是挑战，更是动力转换和经济转型的机遇，要十分珍惜和紧紧抓住经济下行中推进市场出清、资产重组和风险释放的机会。在这个阶段，需求政策主要是发挥稳增长作用，防止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为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供给政策主要是发挥调结构作用，核心是要加快建立有利于出清过剩产能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机制，加大资产重组力度，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增强经济内在活力，推动中国经济从要素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向质量效益提升的集约型增长转变，在更高阶段和更高水平上建立新的平衡。
在当前形势下，既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又要根据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更加突出重点，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1.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考虑到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要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债务结构，适度扩大中央的负债规模和比例，铁路、水利、生态环保等大型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提高中央的出资比例。二是完善地方债务管理和处置机制。进一步明确地方债务的过渡期安排，继续实施地方债务置换，加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有效盘活存量资产，继续发行专项债，缓解新建项目资金短缺问题。三是定向发行特别国债，用于支持过剩产能退出和地方不良债务处置。四是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在营改增推进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研究进一步扩大中小微企业减税的措施。
2.增大稳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2016年结构调整要在化解过剩产能和资产重组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货币政策要为结构调整提供流动性支持。一是为对冲外汇资金流出、配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置换，可考虑继续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二是适当增加政策银行金融债发行额度，发挥政策性银行在支持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项目中的作用。三是根据经济动态变化，适时降低基准利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四是打破刚性兑付和隐形担保，畅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主要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呼唤新一轮思想解放，呼唤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呼唤创新宏观调控方式。要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以重塑经济发展动力为核心，加快建立有利于出清过剩产能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机制，下决心清理“僵尸企业”；“解放”人、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激发和释放经济内在动力；振兴实体经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 1.增强投资对稳增长的有效带动作用。在传统投资领域空间和效率下降的同时，需要在有消费支撑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领域加大投资，优化投资结构，确保总需求稳定增长。一是重视挖掘传统领域增加有效投资的潜力。尽管房地产投资峰值期已经临近，新开工、竣工和施工面积逐步进入负增长区间，但棚户区改造、养老、文化、休闲和旅游地产需求空间还比较大。尽管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边际回报下降，但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消费升级相适应的信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还存在不少短板。二是落实公平准入，增加电信、文化等服务领域民营投资的比重。三是在更大范围实施加速折旧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加大对技改和设备更新投资的支持力度。四是出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渡期安排政策，保持地方支撑投资增长的能力。
2.加快清理“僵尸企业”。从2010年起，国务院和相关部委陆续出台了化解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但由于地方政府、银行化解意愿不强，加之法律和体制不健全，进展较为缓慢。要下决心建立过剩产能退出和市场出清机制，把沉淀闲置的资源解放出来。一是制定破产法实施细则并尽快付诸实施。停止财政资金、银行资金向僵尸企业输血，让该破产重组的企业实质性退出。针对国有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恢复实施政策性破产措施，并加快出台人员安置、企业债务核销、资产处置、破产重整、企业改制等指导意见和具体政策措施。二是出台有利于产能出清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可考虑向银行定向发行特别国债和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相结合的方式，筹措财政专项资金，用于解决产能出清中的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置。财政资金对地方的支持要与地方产能核减相挂钩。可委托现有资产管理公司或设立省一级层面的专业资产处置机构处理产能出清中的资产、债务问题。三是积极探索用市场化的方法出清产能。如建立全国性的过剩产能交易市场，在合理分配过剩产能退出指标的基础上，允许产能指标跨区交易。四是结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文件的落实，以推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推动过剩产能的实质性退出。
3.着力降低企业成本。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比较困难，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有所恶化，生产经营和投资的信心受到影响。要多措施并举降低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一是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继续推进建筑业、房地产和金融业的“营改增”改革，增加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范围。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扶持力度，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范围。二是进一步完善能源价格机制，降低用电成本。在煤炭持续低价背景下适当降低电价，继续增加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增加用户直购电数量，扩大电力市场规模，降低企业用电综合成本。三是适当降低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同时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四是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供给相对充裕，实际利率稳定在合理水平。
4.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质是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体制障碍，解除对人才、资金和土地资源的束缚，激发和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是完善人的激励机制。尊重和保护企业家个人财产权利，改善政商关系，稳定有产者预期和信心，激发企业家精神。加快推进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破除体制内与体制外流动障碍，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使人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二是纠正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渠道不畅的突出问题。打破中国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机制，解决资金市场无风险利率过高和定价机制扭曲的问题。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放宽市场准入，发展一批具有专业优势、区域特点的中小和民营金融机构。三是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以权利平等、放开准入、公平分享为重点，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两种所有制土地权利平等、市场统一、增值收益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在确权基础上，促进农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交易，促进农村和城市要素双向流动，加快土地利用方式转变。
5.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未来两三年，全球贸易增速预计仍将保持低位运行，增强贸易竞争力、挖掘新的出口增长点和提升在国际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对于保持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尤为重要。一是积极培育竞争新优势。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兼并重组，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激发创新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创新能力。注重通过培育和并购方式打造国际品牌，提升国际影响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有效整合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二是着力培育出口新增长点。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点带面”作用，大力推广“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加快推进服务业开放，通过“引进来”促进“走出去”，推动服务出口上规模、上档次。三是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谈判，更加积极主动地看待和应对TPP协定，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四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政策性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对贸易投资的支持作用，在更大范围内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主导区域产业梯度形成，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层级和地位。
6.有序释放局部风险。在“三期叠加”背景下，国内高增长时期积累的风险逐步暴露，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进入新的风险凸显期，必须主动作为、提前谋划，加强防风险能力建设。当务之急，可通过“隔离损失”、“债务重组”和“释放局部风险”来缓释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一是设立损失隔离机制。发挥中央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以一定折扣比例或市场化方式剥离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一定比例分担不良资产处置损失。二是加快债务重组。加快出台企业资产和债务重组的分类处置方案，通过担保置换等方式化解过度担保以及因此引发的传染问题。三是有序释放局部风险。提高金融风险容忍度，用小震释放压力，主动化解风险，防止出现大震。加强应对风险的预案研究，针对不同情景，加强政策储备。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控制风险蔓延范围和程度，降低应对风险的成本和风险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