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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5-05-02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QT15005）。
[作者简介] 钟放（1975-），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摘要] 伪满时期，很多高等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组织了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宣传抗日救亡。本文分析了伪满高校流通的进步书籍的范围和种类、书籍的来源、读书会的组成与政治倾向等问题。伪满高校读书会是东北青年自发的、极少受国共两党影响的爱国进步组织。阅读进步书籍的活动培养了东北青年的民族意识，是对日本奴化教育的最有效抵抗。许多曾在建国大学求学的东北青年刻苦攻读，最终成为新中国学术研究和外交事业的骨干力量。
[关键词] 读书会;抗日救亡;伪满洲国
[中图分类号] K26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2-0075-05
伪满时期，东北地区广大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抗联战士与敌寇的殊死搏斗，是东北抗日斗争的正面战场，国共两党在东北中心城市的地下斗争是侧面战场。不可忽视的是，在高等学校和中学、政府机关与新闻单位、商业机构都存在着没有明显受到国共两党支持的自发性质的对日抗争。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是自发抗争的一部分。
高等学校是殖民者奴化东北地区社会精英的机构，研究高等学校中学生自发的反抗，对于今天认识伪满时期的抗日史是非常有益的。
一、建大学制与读书氛围
1938年5月2日，伪满洲国建国大学（简称“建大”）正式开学，根据此前公布的《建国大学学则》和《建国大学令》，它不隶属于文教部门，而由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大臣直辖，大学的总长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兼任。按照次长制，担任副总长的日本人是大学的真正决策者。首任副总长是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主任、日本哲学专家作田庄一，其继任者是因制造“张鼓峰事件”而任陆军教育总监的日本军阀尾高龟藏。
伪满建国大学学制六年，前三年为普通本科，后期三年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专科。六年期间，学生全部住宿，过集体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塾生活制度”。日伪按民族比例，将全校学生分为六个塾，每塾25人，设立塾头。塾头与学生共同体验有纪律的生活，以训练学生的自治能力。
建国大学的招生考试极为严格，当时，日本学生的应考人数为一万名，从中择优录取75名，竞争非常激烈。中国学生必须先经母校选拔报名，然后参加县级、省级考试，最后由建国大学发中央级考试通知，到长春的新京法政大学参加笔试和口试。合格后发通知再到建大校内住三天，参加日语面试与严格的身体检查，不合格者不能考取。
建大学员中“日系”75名，占半数，其中包括台湾学生3名;“满系”占三分之一为50名，其中包括汉族、满族、回族;其余25名为朝鲜人、蒙古族、白俄。学员的主体民族有七个：汉、满、蒙、回、日、朝、俄。还有个别的达斡尔人。
本文无意列举建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只想就校内读书活动与学习氛围，略陈一二。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可言，亡国之痛是今天在大学校园里读书的青年学子无法想像的。但建国大学的学习氛围究竟怎样，建大“学风”与日本殖民统治是何关系，这些问题都不能简单化。据建大毕业生小林金三回忆：
“在建大读书的自由程度是日本国内大学无法比拟的。只要不嫌麻烦向塾头报告一声都可以借阅与马克思相关的书籍。而且在大学方面认为，要对战斗的对手有所了解是必要的，否则就会落伍，这是万万不可的。所以大学里并没有把马克思文献列为禁书，而是可以向学生开放。总之，听说建校的时候，甚至还曾具体设想过去邀请美国优秀的东洋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小说《大地》的作者赛珍珠来校担任教授，还曾设想过能把托洛茨基和甘地也邀请来给学生做报告等等。现在看来真的像在做梦。”[1]
小林金三，1923年生于北海道，1941年考入伪满洲国建国大学，是该校第四期学生。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回国任职，中日建交后，他推动了日本共同社访华等活动。他在小说《白塔》中讲到了伪满建国大学中国同学因读违禁书籍而被逮捕的情景，还写了日本同学对“满系”的看法。这部小说兼有回忆录的性质，个别人名虽然与史实不符，但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历史的再现。小林金三所说的为建设理想的“亚洲大学”而邀请诸多学者名人的计划确实存在。
二、进步书籍的种类与来源
建国大学的中国同学通过读书会的形式，私下传阅日伪统治者禁止的进步书籍。这些书籍种类非常丰富。
文学作品有：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矛盾的《腐蚀》、《林家铺子》，鲁迅的《彷徨》、《野草》、《呐喊》、《三闲集》、《华盖集》、《苦闷的象征》，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冰心的《超人》，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
社会科学书籍有：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周佛海的《三民主义解说》，陈立夫的《民生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李大钊的《历史与历史观点》，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还有《社会科学概论》、《社会科学十二讲》、《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日文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新青年》及日文的《中国社会问题论战》、《东亚讯刊登杂志》。
哲学书籍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约瑟夫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尽管具体册数不详，但是可以肯定，建国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这是殖民统治的需要。建国大学的图书馆管理不够严格，学生们可以从中借阅孙中山的著作，日文的文艺小说和历史书籍还可以从小书店买到。长春南广场西面有个青年书店，有的学生还用书信和日本东京内山书店联系，从那里邮购。建国大学与长春市内新京法政大学、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新京工业大学的一些同学相互传阅书籍。 《新民主主义论》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据说原书是第十四期学生白振铎等夜袭建大图书馆的成果之一，书中多处地方整句或整段都被×××代替，学生们无法对书的内容系统理解消化。据吴秀实回忆：“后期先辈辅佐官曾为我们六期生几十名同学做过《新民主主义论》的秘密辅导讲课，地址在后期新建红楼未竣工的楼房里，听讲的同学是单线串联集中的。”[2]256马国周回忆，他还曾经读过朱德《游击战争》的日文版[2]262。
在长江路附近（伪满时期称“吉野町”）一家日本人的旧书店后屋里，可以高价买到零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摆脱敌特跟踪，借书者先去交款把书买好，再走出去串几条胡同，确认无人跟踪后再回来把书取出。后期的图书馆可以开架借书，大约是在后期一年的时候，可以大批公开的借阅马列主义原著和有关论述资料。据田夫回忆：他把一张个人的借阅登记卡记满了，后来发现这样过于引人注意，干脆把借书卡撕坏，这样，二十几册的宝贵图书就划归己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样搞到手的。
绪方浩是伪满高等检察厅的检察长，兼任学校的讲师，在上法律讲座课在中间休息时，学生们发现他带了一本浅蓝皮的《新民主主义论》，惊喜之余觉得机会难遇，就张口借阅。绪方浩毫不迟疑地说：“请勿外传！”[2]71这个事例也表明，伪满一些教师对于伪满洲国的“文化建设”和“建大精神”的理解与日本军方并不一致。他们对中国学生阅读禁书的事实心知肚明。这些日本教师怀抱着空幻的“建设新国家”的理想，在讲台上努力教学，对中国学生的一些活动则明紧暗松。
有个别学生可以到日本教师家中去借阅书籍。据伪满建国大学的同学回忆，井边房夫、内山一男等教授都曾借书给中国学生。
三、建大文化抵抗的自发性
如何评价建国大学的读书会和其他文化活动是一个复杂问题。
伪建大校内，既有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思想文化钳制，又有学生自发的反抗斗争。相对于秘密的读书会来说，集体唱歌是公开的。建大的学生必须唱“塾歌”，就是校歌，但平时同学们也传唱岳飞的《满江红》和蒋荫棠创作的歌曲《苏武牧羊》。这是两首表现民族情绪的爱国歌曲，在建大并没有被禁止。不能对复杂的历史现实做简单的解释，比如，有人以在建大可以唱《满江红》为理由，淡化殖民统治和思想文化钳制的残酷性，事实是，很多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并不清楚唱歌的学生是在用柔性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思想，他们听不懂《满江红》。中国学生眼中的日本师长，也与屠杀中国人民的恶魔形象不同。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国共两党都在东北的中心城市有地下组织，但这不意味着国共两党领导着学校里的读书进步活动。
参加读书会的建大学生回忆：“这种读书活动，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组织背景。也没有想过书的来源和流传的渠道，以为只是共同爱国情感的自然拥抱，就连读书会这个名称，也是文革期间组织向我讯查某些老大哥这方面的历史时才听说的，进步书籍诱导我萌发了正确的人生观和进步的政治倾向，使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决然投身革命没有走弯路的实践证明，秘密传读进步书籍是当时当地有效的抗日斗争方式。”[2]232
据建国大学第四期学生裴世扬回忆，以十六塾为基础的“四期读书会”以聂长林、张宗贤、索景纯、张权、裴世扬为骨干，活动一直开展的很好。但是，在政治倾向上，各级读书会内部并非不存在分歧。
1941年入学后不久组成的十八塾读书小组，是以胡秉元和赵家襄为核心。由于“一二·三零”事件，高年级同学被捕，再加上1941年夏胡、赵二人离开学校投奔重庆国民党，因此1943年组织读书会时，剩下的成员如文自栋等，略显涣散。“对于读书会是否要吸收他们参加的问题，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们同我们的信仰不同，思想上倾向于国民党还是不吸收为好。”[2]169
在禁书中，社会主义理论和三民主义学说的书籍、西方的书籍在同时流通，没有明显的界限。在陕甘宁边区，三民主义的书籍没有流通;在重庆的国统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也在公开争夺理论阵地。在中国东北的沦陷区，由于殖民主义的文化统治，年轻的读者听不到公开的理论论战，他们只能自发的在“地下”阅读中，选择国共两党的理论书，慢慢分辨是非，最终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有些离开伪满洲国，奔赴抗战前线的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前往延安还是重庆，可能是一些偶然因素决定的。换言之，青年精英的政治选择和在建国大学期间读过哪类书，或者哪类书读的更多没有直接关系，而往往取决于伪满垮台后的其他因素，甚至偶然因素。
政治倾向的对立在伪满洲国垮台后表面化。东北光复以后，大部分建国大学的同学希望继续完成学业，将来为祖国服务。部分高年级学生在1945年8月23日，筹建了“东北青年同盟”，同盟的性质是东北青年为光复后的东北建设而效力服务的，自发的群众性青年组织。同盟的组织原则是无党无派、来去自由，领导成员共八人。包括一期生王金钊，二期生戴励明、高世俊、傅昭、马镇山、贲长明，三期生崔万宝和四期生裴世扬。
当时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已经公开活动，要把“同盟”纳入其控制之下，在八名骨干成员中出现了分化，王金钊和崔万宝倾向于国民党，到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赵东黎、刘健民，来到东北青年同盟，引起了同盟成员的进一步分化。
四、超越校园的读书会
伪满时期的读书会不局限在高等学校。
1940年夏，由伪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的毕业生陈树满、李金山、李逢春等发起召集在长春及各地伪满机关工作的该养成所毕业生，在长春成立了读书会（也叫“全满读书会”），该读书会还在伪新京工业大学、医科大学、法政大学分别建立了读书小组。
读书会及读书小组的活动，主要是相互传阅进步书籍，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秘密张贴反日标语。1941年6月，王国贤被捕，供出了该会一些组织情况，因而遭到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的搜捕，陈树满、李金山、李逢春等及时逃离。此后，读书会的活动更加隐蔽。当年9月，读书会的骨干马成龙、刘荣久等又重整旗鼓，联络新京工大、法大、医大和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成立了“东北铁血同盟”。该同盟的宗旨和活动原则规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政权，解放东北，建成社会主义;接受社会主义理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要积极宣传抗日思想，以唤起民众，并积极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争取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读书会并不多见。此外，还有由李季风等发起组织的“青年读书会”，参加人员主要有伪《大同报》的编辑，伪新京海关、税务、中央银行、邮局的职员，伪新京医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等。他们的活动也是相互传阅进步书籍，交流读后感，进行爱国反帝宣传。 1941年12月30日，日伪警察同时在长春与哈尔滨进行大搜捕，捕去“东北铁血同盟”的骨干马成龙、刘荣久以及王德林、徐东升、孙海峰，“青年读书会”的李季风，伪军校崔立福、常吉等多人。这就是震惊伪满洲国的“一二·三零”事件。日伪将刘荣久判处死刑，马成龙、徐连汉判无期徒刑，其余判有期徒刑。被押爱国学生和其他知识界人士誓不屈服，他们在监狱中留下了“为除寇盗除倭患，才到狱中来作囚”、“满膛热血兮将与谁洒，仰天长啸兮誓吞东夷”[3]等感人诗句。
“一二·三零”事件的受害者来自于社会各界。对于事件的性质虽然有争议，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爱国青年受到了国共两党地下组织的领导。
1941年末的镇压之后，伪满高校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活动并没有停止。至1943年后，又在伪建国大学建立了新的读书会，其他大学如工大、法大、医大及伪军校也还有读书小组或进行读书活动。这些学校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依然在通过读书活动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抵制奴化教育，抵制学生参加“勤劳奉仕”等劳役活动。
五、读书活动的进步意义
阅读进步书籍，培养了建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建国大学的中国学生，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在小学接受的是私塾教育，或者学习过北洋军阀政府的教材，张学良“改旗易帜”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学习南京国民政府的教材，很多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比较薄弱。伪满洲国成立后，全面的奴化教育开始推行，在伪满洲国推行的“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中，贯穿着“满洲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的理念，敌占区的青少年，接受的是这种奴化教育，通过进步书籍的阅读，他们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实质和伪满洲国的真实状态。很难想像，没有进步书籍的阅读，仅仅依靠国共两党在敌占区的群众运动和地下斗争，就能对抗日本的奴化教育。组织读书会的人，虽然一开始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信仰，但客观上，这种自发的阅读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在精英阶层根本无法得逞。
正如1941年入学建大的丁汉章所说：“我们通过读中国历史知道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抵御外来侵略者的历史，中国人不可恶，我们识别出日本殖民主义教育的本质，所以拒绝接受大东亚共荣圈、日满亲善等谎言。”[2]203
在殖民统治下，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选择抵抗，他们奔赴重庆或者延安。标榜“日满亲善”，树立“建国精神”的建国大学失败了。但无可否认的是，曾经在建国大学艰难求学的中国青年，那一批在进步书籍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学子，后来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很多贡献。
曾经在东北师范大学工作过的教师，都非常熟悉那庚辰、姜孝若和宋绍英等老一代学者的名字。他们都在伪满时期建国大学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饱尝了殖民统治的辛酸，进步书籍滋养了他们的心灵，构筑了他们深厚的学养。他们是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的第一代学者，既能熟练运用外语，又能学贯中外，对很多艰深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经历伪满建国大学的那批青年走上了新中国的建设岗位。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日关系步入良好发展的时代，许多精通日语的建大学生开始有了用武之地。1980年，中国在北海道札幌市建立总领事馆，首任领事陈抗是伪满建大第五期学生。1983年6月22日，《北京晚报》刊登文章《达斡尔人的喜悦》，介绍了全国六届人大代表达斡尔人卜林，他在1944年考入建国大学，入学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4]。卜林为中国达斡尔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结 语
建国大学里公开借阅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自由空气”掩盖不住殖民统治的血腥本质。就在建大学生传阅进步书籍的时候，校园外却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使用或者携带了印有青天白日标志的印刷品而惨遭刑讯[5]。
除“一二·三零”事件的受害者外，还有很多建国大学学生为阅读进步书籍、追求抗日救亡而深受迫害。建国大学存在的七年多时间里，总共被捕的接近四十人，除刚入校半年的八期生外，一至七期都有，约战中国学生总数的6%。
建国大学学生阅读进步书籍的活动，在殖民地虚假的“自由空气”和真实的刺刀铁蹄之下艰难地进行着，捍卫了民族精神。这种活动是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和汪伪政权治下所没有的。因为同时代的台湾和南京既不存在局部的阅读自由，也不存在多种理论书籍同时流通的现象。伪满时期高等学校的读书会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粉碎了殖民者的奴化教育。
[参 考 文 献]
[1] 小林金三.白塔[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133.
[2] 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伪满建国大学（长春文史资料总第49辑）[Z].1997.
[3] 霍燎原，崔国玺.从沦陷到解放（长春文史资料总第47辑）[Z].1996：144.
[4] 达斡尔人的喜悦[N].北京晚报，1983-06-22.
[5]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3.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QT15005）。
[作者简介] 钟放（1975-），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摘要] 伪满时期，很多高等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组织了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宣传抗日救亡。本文分析了伪满高校流通的进步书籍的范围和种类、书籍的来源、读书会的组成与政治倾向等问题。伪满高校读书会是东北青年自发的、极少受国共两党影响的爱国进步组织。阅读进步书籍的活动培养了东北青年的民族意识，是对日本奴化教育的最有效抵抗。许多曾在建国大学求学的东北青年刻苦攻读，最终成为新中国学术研究和外交事业的骨干力量。
[关键词] 读书会;抗日救亡;伪满洲国
[中图分类号] K26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2-0075-05
伪满时期，东北地区广大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抗联战士与敌寇的殊死搏斗，是东北抗日斗争的正面战场，国共两党在东北中心城市的地下斗争是侧面战场。不可忽视的是，在高等学校和中学、政府机关与新闻单位、商业机构都存在着没有明显受到国共两党支持的自发性质的对日抗争。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是自发抗争的一部分。
高等学校是殖民者奴化东北地区社会精英的机构，研究高等学校中学生自发的反抗，对于今天认识伪满时期的抗日史是非常有益的。
一、建大学制与读书氛围
1938年5月2日，伪满洲国建国大学（简称“建大”）正式开学，根据此前公布的《建国大学学则》和《建国大学令》，它不隶属于文教部门，而由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大臣直辖，大学的总长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兼任。按照次长制，担任副总长的日本人是大学的真正决策者。首任副总长是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主任、日本哲学专家作田庄一，其继任者是因制造“张鼓峰事件”而任陆军教育总监的日本军阀尾高龟藏。
伪满建国大学学制六年，前三年为普通本科，后期三年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专科。六年期间，学生全部住宿，过集体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塾生活制度”。日伪按民族比例，将全校学生分为六个塾，每塾25人，设立塾头。塾头与学生共同体验有纪律的生活，以训练学生的自治能力。
建国大学的招生考试极为严格，当时，日本学生的应考人数为一万名，从中择优录取75名，竞争非常激烈。中国学生必须先经母校选拔报名，然后参加县级、省级考试，最后由建国大学发中央级考试通知，到长春的新京法政大学参加笔试和口试。合格后发通知再到建大校内住三天，参加日语面试与严格的身体检查，不合格者不能考取。
建大学员中“日系”75名，占半数，其中包括台湾学生3名;“满系”占三分之一为50名，其中包括汉族、满族、回族;其余25名为朝鲜人、蒙古族、白俄。学员的主体民族有七个：汉、满、蒙、回、日、朝、俄。还有个别的达斡尔人。
本文无意列举建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只想就校内读书活动与学习氛围，略陈一二。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可言，亡国之痛是今天在大学校园里读书的青年学子无法想像的。但建国大学的学习氛围究竟怎样，建大“学风”与日本殖民统治是何关系，这些问题都不能简单化。据建大毕业生小林金三回忆：
“在建大读书的自由程度是日本国内大学无法比拟的。只要不嫌麻烦向塾头报告一声都可以借阅与马克思相关的书籍。而且在大学方面认为，要对战斗的对手有所了解是必要的，否则就会落伍，这是万万不可的。所以大学里并没有把马克思文献列为禁书，而是可以向学生开放。总之，听说建校的时候，甚至还曾具体设想过去邀请美国优秀的东洋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小说《大地》的作者赛珍珠来校担任教授，还曾设想过能把托洛茨基和甘地也邀请来给学生做报告等等。现在看来真的像在做梦。”[1]
小林金三，1923年生于北海道，1941年考入伪满洲国建国大学，是该校第四期学生。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回国任职，中日建交后，他推动了日本共同社访华等活动。他在小说《白塔》中讲到了伪满建国大学中国同学因读违禁书籍而被逮捕的情景，还写了日本同学对“满系”的看法。这部小说兼有回忆录的性质，个别人名虽然与史实不符，但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历史的再现。小林金三所说的为建设理想的“亚洲大学”而邀请诸多学者名人的计划确实存在。
二、进步书籍的种类与来源
建国大学的中国同学通过读书会的形式，私下传阅日伪统治者禁止的进步书籍。这些书籍种类非常丰富。
文学作品有：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矛盾的《腐蚀》、《林家铺子》，鲁迅的《彷徨》、《野草》、《呐喊》、《三闲集》、《华盖集》、《苦闷的象征》，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冰心的《超人》，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
社会科学书籍有：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周佛海的《三民主义解说》，陈立夫的《民生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李大钊的《历史与历史观点》，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还有《社会科学概论》、《社会科学十二讲》、《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日文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新青年》及日文的《中国社会问题论战》、《东亚讯刊登杂志》。
哲学书籍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约瑟夫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尽管具体册数不详，但是可以肯定，建国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这是殖民统治的需要。建国大学的图书馆管理不够严格，学生们可以从中借阅孙中山的著作，日文的文艺小说和历史书籍还可以从小书店买到。长春南广场西面有个青年书店，有的学生还用书信和日本东京内山书店联系，从那里邮购。建国大学与长春市内新京法政大学、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新京工业大学的一些同学相互传阅书籍。 《新民主主义论》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据说原书是第十四期学生白振铎等夜袭建大图书馆的成果之一，书中多处地方整句或整段都被×××代替，学生们无法对书的内容系统理解消化。据吴秀实回忆：“后期先辈辅佐官曾为我们六期生几十名同学做过《新民主主义论》的秘密辅导讲课，地址在后期新建红楼未竣工的楼房里，听讲的同学是单线串联集中的。”[2]256马国周回忆，他还曾经读过朱德《游击战争》的日文版[2]262。
在长江路附近（伪满时期称“吉野町”）一家日本人的旧书店后屋里，可以高价买到零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摆脱敌特跟踪，借书者先去交款把书买好，再走出去串几条胡同，确认无人跟踪后再回来把书取出。后期的图书馆可以开架借书，大约是在后期一年的时候，可以大批公开的借阅马列主义原著和有关论述资料。据田夫回忆：他把一张个人的借阅登记卡记满了，后来发现这样过于引人注意，干脆把借书卡撕坏，这样，二十几册的宝贵图书就划归己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样搞到手的。
绪方浩是伪满高等检察厅的检察长，兼任学校的讲师，在上法律讲座课在中间休息时，学生们发现他带了一本浅蓝皮的《新民主主义论》，惊喜之余觉得机会难遇，就张口借阅。绪方浩毫不迟疑地说：“请勿外传！”[2]71这个事例也表明，伪满一些教师对于伪满洲国的“文化建设”和“建大精神”的理解与日本军方并不一致。他们对中国学生阅读禁书的事实心知肚明。这些日本教师怀抱着空幻的“建设新国家”的理想，在讲台上努力教学，对中国学生的一些活动则明紧暗松。
有个别学生可以到日本教师家中去借阅书籍。据伪满建国大学的同学回忆，井边房夫、内山一男等教授都曾借书给中国学生。
三、建大文化抵抗的自发性
如何评价建国大学的读书会和其他文化活动是一个复杂问题。
伪建大校内，既有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思想文化钳制，又有学生自发的反抗斗争。相对于秘密的读书会来说，集体唱歌是公开的。建大的学生必须唱“塾歌”，就是校歌，但平时同学们也传唱岳飞的《满江红》和蒋荫棠创作的歌曲《苏武牧羊》。这是两首表现民族情绪的爱国歌曲，在建大并没有被禁止。不能对复杂的历史现实做简单的解释，比如，有人以在建大可以唱《满江红》为理由，淡化殖民统治和思想文化钳制的残酷性，事实是，很多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并不清楚唱歌的学生是在用柔性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思想，他们听不懂《满江红》。中国学生眼中的日本师长，也与屠杀中国人民的恶魔形象不同。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国共两党都在东北的中心城市有地下组织，但这不意味着国共两党领导着学校里的读书进步活动。
参加读书会的建大学生回忆：“这种读书活动，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组织背景。也没有想过书的来源和流传的渠道，以为只是共同爱国情感的自然拥抱，就连读书会这个名称，也是文革期间组织向我讯查某些老大哥这方面的历史时才听说的，进步书籍诱导我萌发了正确的人生观和进步的政治倾向，使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决然投身革命没有走弯路的实践证明，秘密传读进步书籍是当时当地有效的抗日斗争方式。”[2]232
据建国大学第四期学生裴世扬回忆，以十六塾为基础的“四期读书会”以聂长林、张宗贤、索景纯、张权、裴世扬为骨干，活动一直开展的很好。但是，在政治倾向上，各级读书会内部并非不存在分歧。
1941年入学后不久组成的十八塾读书小组，是以胡秉元和赵家襄为核心。由于“一二·三零”事件，高年级同学被捕，再加上1941年夏胡、赵二人离开学校投奔重庆国民党，因此1943年组织读书会时，剩下的成员如文自栋等，略显涣散。“对于读书会是否要吸收他们参加的问题，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们同我们的信仰不同，思想上倾向于国民党还是不吸收为好。”[2]169
在禁书中，社会主义理论和三民主义学说的书籍、西方的书籍在同时流通，没有明显的界限。在陕甘宁边区，三民主义的书籍没有流通;在重庆的国统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也在公开争夺理论阵地。在中国东北的沦陷区，由于殖民主义的文化统治，年轻的读者听不到公开的理论论战，他们只能自发的在“地下”阅读中，选择国共两党的理论书，慢慢分辨是非，最终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有些离开伪满洲国，奔赴抗战前线的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前往延安还是重庆，可能是一些偶然因素决定的。换言之，青年精英的政治选择和在建国大学期间读过哪类书，或者哪类书读的更多没有直接关系，而往往取决于伪满垮台后的其他因素，甚至偶然因素。
政治倾向的对立在伪满洲国垮台后表面化。东北光复以后，大部分建国大学的同学希望继续完成学业，将来为祖国服务。部分高年级学生在1945年8月23日，筹建了“东北青年同盟”，同盟的性质是东北青年为光复后的东北建设而效力服务的，自发的群众性青年组织。同盟的组织原则是无党无派、来去自由，领导成员共八人。包括一期生王金钊，二期生戴励明、高世俊、傅昭、马镇山、贲长明，三期生崔万宝和四期生裴世扬。
当时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已经公开活动，要把“同盟”纳入其控制之下，在八名骨干成员中出现了分化，王金钊和崔万宝倾向于国民党，到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赵东黎、刘健民，来到东北青年同盟，引起了同盟成员的进一步分化。
四、超越校园的读书会
伪满时期的读书会不局限在高等学校。
1940年夏，由伪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的毕业生陈树满、李金山、李逢春等发起召集在长春及各地伪满机关工作的该养成所毕业生，在长春成立了读书会（也叫“全满读书会”），该读书会还在伪新京工业大学、医科大学、法政大学分别建立了读书小组。
读书会及读书小组的活动，主要是相互传阅进步书籍，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秘密张贴反日标语。1941年6月，王国贤被捕，供出了该会一些组织情况，因而遭到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警察的搜捕，陈树满、李金山、李逢春等及时逃离。此后，读书会的活动更加隐蔽。当年9月，读书会的骨干马成龙、刘荣久等又重整旗鼓，联络新京工大、法大、医大和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成立了“东北铁血同盟”。该同盟的宗旨和活动原则规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政权，解放东北，建成社会主义;接受社会主义理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要积极宣传抗日思想，以唤起民众，并积极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争取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读书会并不多见。此外，还有由李季风等发起组织的“青年读书会”，参加人员主要有伪《大同报》的编辑，伪新京海关、税务、中央银行、邮局的职员，伪新京医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等。他们的活动也是相互传阅进步书籍，交流读后感，进行爱国反帝宣传。 1941年12月30日，日伪警察同时在长春与哈尔滨进行大搜捕，捕去“东北铁血同盟”的骨干马成龙、刘荣久以及王德林、徐东升、孙海峰，“青年读书会”的李季风，伪军校崔立福、常吉等多人。这就是震惊伪满洲国的“一二·三零”事件。日伪将刘荣久判处死刑，马成龙、徐连汉判无期徒刑，其余判有期徒刑。被押爱国学生和其他知识界人士誓不屈服，他们在监狱中留下了“为除寇盗除倭患，才到狱中来作囚”、“满膛热血兮将与谁洒，仰天长啸兮誓吞东夷”[3]等感人诗句。
“一二·三零”事件的受害者来自于社会各界。对于事件的性质虽然有争议，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爱国青年受到了国共两党地下组织的领导。
1941年末的镇压之后，伪满高校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活动并没有停止。至1943年后，又在伪建国大学建立了新的读书会，其他大学如工大、法大、医大及伪军校也还有读书小组或进行读书活动。这些学校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依然在通过读书活动进行反日爱国教育，抵制奴化教育，抵制学生参加“勤劳奉仕”等劳役活动。
五、读书活动的进步意义
阅读进步书籍，培养了建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建国大学的中国学生，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在小学接受的是私塾教育，或者学习过北洋军阀政府的教材，张学良“改旗易帜”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学习南京国民政府的教材，很多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比较薄弱。伪满洲国成立后，全面的奴化教育开始推行，在伪满洲国推行的“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中，贯穿着“满洲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的理念，敌占区的青少年，接受的是这种奴化教育，通过进步书籍的阅读，他们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实质和伪满洲国的真实状态。很难想像，没有进步书籍的阅读，仅仅依靠国共两党在敌占区的群众运动和地下斗争，就能对抗日本的奴化教育。组织读书会的人，虽然一开始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信仰，但客观上，这种自发的阅读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在精英阶层根本无法得逞。
正如1941年入学建大的丁汉章所说：“我们通过读中国历史知道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抵御外来侵略者的历史，中国人不可恶，我们识别出日本殖民主义教育的本质，所以拒绝接受大东亚共荣圈、日满亲善等谎言。”[2]203
在殖民统治下，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选择抵抗，他们奔赴重庆或者延安。标榜“日满亲善”，树立“建国精神”的建国大学失败了。但无可否认的是，曾经在建国大学艰难求学的中国青年，那一批在进步书籍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学子，后来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很多贡献。
曾经在东北师范大学工作过的教师，都非常熟悉那庚辰、姜孝若和宋绍英等老一代学者的名字。他们都在伪满时期建国大学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饱尝了殖民统治的辛酸，进步书籍滋养了他们的心灵，构筑了他们深厚的学养。他们是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的第一代学者，既能熟练运用外语，又能学贯中外，对很多艰深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经历伪满建国大学的那批青年走上了新中国的建设岗位。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日关系步入良好发展的时代，许多精通日语的建大学生开始有了用武之地。1980年，中国在北海道札幌市建立总领事馆，首任领事陈抗是伪满建大第五期学生。1983年6月22日，《北京晚报》刊登文章《达斡尔人的喜悦》，介绍了全国六届人大代表达斡尔人卜林，他在1944年考入建国大学，入学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4]。卜林为中国达斡尔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结 语
建国大学里公开借阅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自由空气”掩盖不住殖民统治的血腥本质。就在建大学生传阅进步书籍的时候，校园外却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使用或者携带了印有青天白日标志的印刷品而惨遭刑讯[5]。
除“一二·三零”事件的受害者外，还有很多建国大学学生为阅读进步书籍、追求抗日救亡而深受迫害。建国大学存在的七年多时间里，总共被捕的接近四十人，除刚入校半年的八期生外，一至七期都有，约战中国学生总数的6%。
建国大学学生阅读进步书籍的活动，在殖民地虚假的“自由空气”和真实的刺刀铁蹄之下艰难地进行着，捍卫了民族精神。这种活动是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和汪伪政权治下所没有的。因为同时代的台湾和南京既不存在局部的阅读自由，也不存在多种理论书籍同时流通的现象。伪满时期高等学校的读书会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粉碎了殖民者的奴化教育。
[参 考 文 献]
[1] 小林金三.白塔[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133.
[2] 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伪满建国大学（长春文史资料总第49辑）[Z].1997.
[3] 霍燎原，崔国玺.从沦陷到解放（长春文史资料总第47辑）[Z].1996：144.
[4] 达斡尔人的喜悦[N].北京晚报，1983-06-22.
[5]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