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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认识”石述思老师是在2009年9月，凤凰卫视录制的《一虎一谈》的现场。当时石述思老师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的话语犀利但不失原则；语速不快不慢，但铿锵有力；他的很多观点掷地有声，每次发言都获得了热烈的掌声。通过这样的认识后，我加了他的微博成了他的粉丝，以致后来，他写的诸多文章或者发的微博，以及有关他的诸多电视节目也去留意收看，成了不折不扣的石粉丝！
慢慢地，我惊喜地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供职于报社的石述思，常常在电视屏幕中出现，同时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出版多部作品，比如《石述思说中国》、《实话石说》、《一个社会的悲伤和勇气》等等。二个是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石述思。而他那犀利幽默的点评风格，被人们冠之以“犀利哥”的封号。那么，在“犀利哥”石述思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精彩的人生故事呢？
顽皮小孩的趣味童年
1969年5月，石述思出生在山东潍坊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济南一家化肥厂的技术人员，母亲则在淄博上班。在石述思三岁那年，母亲又生了妹妹。在妹妹一岁左右的时候，父亲思乡心切，举家搬回了父亲的老家河南。由于父母都是双职工，带着两个孩子非常不容易，因此，石述思的妹妹留在了山东潍坊，由姥姥照顾。
在石述思的童年记忆里，山东潍坊的童年里很少见到父母，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是计划经济时代，那时有句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发展生产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父亲母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白天干活，晚上参加政治学习，很少有时间陪伴他。即使到了河南商水，父母的陪伴也是少之有少。
石述思说，在他四岁时，一个深秋晚上，妈妈像往常一样把他哄睡着后就去厂里参加组织的学习，在半夜的时候，他醒来发现没有妈妈，于是自个出门去找妈妈。那晚的天气像发疯似的，风大雷声响，淅沥淅沥下着雨，石述思无比惊恐，但为了找到妈妈，他独自一人行走在夜雨中。石述思家住的家属院，离妈妈的工厂有三里地，一路上，石述思只遇见一个人，那个人见他一个小孩子，就问他去哪里，他说找妈妈。石述思打趣道：“好在那时的人比较纯，人家没有拐走我，要是放在现在，就保不准了！”
不过，从那以后，石述思的母亲晚上政治学习都带着他，从此以后，他成了年龄最小的学员。听的多了，他也会念出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对工作兢兢业业的父母，对于石述思的教育却是放养式的。白天他们忙于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到他，因此，没有父母太多约束的石述思找到了自己的玩法。水和泥土是他的玩伴，它将二者混合起来，做成了喜爱的动物，以及泥碗、泥人、泥车、泥房子等等。同时，他爬房上树捣鸟窝，自己做毽子踢。但做毽子需要铜钱和鸡毛，他排除万难的方式就是逮住鸡、鸭、鹅，拔他们的毛。这样的次数多了，它们见着石述思就大叫，似乎在给同伴传信，立即逃走了。
“我很小就是学校的长短跑冠军，这要归功于我的父亲，我能跑的技能不过是为了躲避父亲的‘追杀’，” 石述思幽默地说。
石述思的父亲是从最穷的地方读书出来的。因此，他对石述思要求较高，没上学之前，就让他读唐诗宋词，学科学知识、学数数，还要每天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英语。加上跟着母亲的政治学习，致使他能在听广播的过程中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蛋，爱憎分明。
由于石述思贪玩，常常忘记了学英语的时间。一旦忘记，等于摊上大事了。这时候的父亲，不言语，而是手持扫帚朝石述思“追杀”过去。见此情形，石述思为了保命，拼命地跑，等他与父亲拉开一段距离后，那扫帚总能狠狠掷向他的后背，每发必中。不打脑袋，不打腰，专砸后背正中央。这样的一幕经常在家属院上演，那就是父亲拿着扫帚在后面追，石述思在前面飞快地跑。父与子的博弈，使石述思在成长中收获了“成果”。因为怕挨打，上学后的石述思用功读书，学习成绩非常拔尖。他不但会背好多首唐诗宋词，还会不少英语单词。到了小学二年级时，班上选大队长，因为各方面成绩都很优秀，石述思很荣幸地当上了这个官，为此，校长要接见他。班主任不放心，找他谈话。班主任说，校长一定会问你为什么学习科学知识。石述思回答：“我爸逼的。”班主任说，这么说不行，要说“为早日实现四化而学习”。
中午，校长接见石述思，第一句话就问：“小石同学为什么学习科学知识？”石述思马上回答：“为早日实现四化而学习。”校长正吃午饭，马上就笑喷了出来。“谁教你的？”后来，石述思当笑话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时，他摇摇头说：“是啊，怎么从小逼孩子撒谎呢？”
“所以我觉得我的启蒙非常好，是从真诚开始的。父亲和校长都说不能撒谎。有人说在主流媒体混，不撒谎怎么活下去？我就和人说‘你有权保持沉默’。我们有不撒谎的空间，不撒谎是做媒体的底线，而不是说真话，说真话要求太高了。我也没有做好要当董存瑞的准备。”
“环境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石述思说，我们家里书特别多，父母爱看书，受其影响，我也爱看书，小学期间，我把四大名著都看完了，我也是我们地区新华书店的常客。那里的叔叔阿姨很多都认识我，还经常给我推荐一些好的书，为此，只要有钱，我都会用来买书，那时2分钱一根的冰棍也舍不得买，但我也能吃到冰棍，就是每到考试的时候，帮同学辅导，他们考及格了，就请客。
那时的小学不是义务教育，而是需要考进去的。小升初的时候，石述思以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周口市第五中学。刚进初中，石述思在全年级统考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也获得了十元钱的奖金。那时，石述思的父亲每月工资才50多元，而他把这笔“巨款”很快就送进了书店，买了一堆自己喜欢的书。
石述思说，读书是最低成本的消费，但是最高雅的行为。他后来也多次参加知识竞赛，每次都能取得数一数二的成绩，每次获得的奖金最后都变成了一本本书。
初中三年很快结束，一向成绩优秀的石述思顺利考进高中，进入郑州回民中学就读。扎实的学习基础，使石述思的成绩一直拔尖，他始终占据着第一名的位置，而第二名学生的分数与他的差距是一百多分。升学率是体现教学成绩的量化依据，为此，老师把石述思盯得很紧，同时也不忘表扬他。在表扬中浸泡的石述思，在学习上也不敢放松。 那时的高考是七月七、八、九日，学生戏称这个日子是黑色的七月。石述思在这个有着高考大省之称的河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这一年是1987年。
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石述思放下行李，直奔天安门，在毛主席像下面留影。因为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已熟悉了神一样的毛主席，他陪妈妈政治学习过程中背过不少最高指示，而挂着毛爷爷头像的北京天安门在他心中始终是个神圣的地方。
单纯快乐的大学校园
进入大学后，石述思很快发现了小城市与大都市的差距。跟同学交流，他们提到顾城、海子、弗洛伊德、王朔、高仓健等等。这些人的名字他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这使他感到有些自卑，也无法与其交流，因为没有共同的话题。为了了解这些知识，他扎进了图书馆，在那里找到了有关这些人的资料，这才知道，顾城、海子是诗人，王朔是写小说的作家，高仓健是日本演员，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家。看过他们的作品后，石述思被深深地影响了，于是，他也开始写诗，渐渐地，不光写诗，还写散文，并且开始向多家报社投稿。图书馆的书种类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有，他看得最多的是西方哲学文学名著。
在他走进校园的时候，听到学校的广播里说“你们都是天之骄子，你们的未来要改变世界。”这两位新闻系的师哥师姐讲得非常有激情，语调铿锵有力，石述思被感染了。结果不少同学的理想是成为总理。石述思打趣地说：，多年后，发现没人当上总理，处长不少，更多同学当了总经理。”
“我也曾追星追过一个作家。”石述思说，大学期间，我花了1.6元钱，买了一本台湾作家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这书当年即评为台湾年度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是让中国人知道自己的缺点。痛心中国的“酱缸文化”，反省中国人的“丑陋”，就是要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我和三个同学受此影响，崇拜柏杨。1988年4月，柏杨来到北京，入住北京饭店。跟现在的追星族差不多，有同学打探到他住的酒店，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埋伏了大半天，终于见到了柏杨，并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送上，他在上面写着：述思小友，柏杨于北京。
他认为，大学期间要完成三件事：一是为今后独立生活做准备；二是要谈恋爱；三是你的同学和老师会对你的塑造很重要。而不仅是简单的等待一张文凭。
他的写作有一个诱因，就是为了自立。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总给他灌输，说国外一个人18岁就该独立了。受其影响，他在19岁时还接受家里的接济，有些不好意思。加上学的是新闻，有一些采访，这才发现写作也能挣钱，于是给《中国青年报》投稿，写批评稿。记得他第一次写的那篇《校园孤独症》引起很大反响，导致学校党委书记找他，说以后能不能写写其他大学，比如北大什么的。
大四的时候，石述思在《经济日报》实习，他干活勤快，对人真诚，表现很好，跟编务科的人也处得十分融洽。一天，编务老师拿了一份《中国妇女报》对石述思说，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好，石述思看了看，这不就是自己写的文章吗，怎么被别人盗用了，石述思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维权。石述思说，当年《新闻出版报》和《大学生杂志》都报道了这件事，在高校引起不小的轰动，毕竟自己也是北京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维权作者了，那一年，他19岁。后来，他在实习期间获得了两次省部级新闻奖，这为他留京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
“青春就是用来犯错误的。一个人能在年轻时把错误都犯尽了，老年的时候就会很慈祥。就像年轻的时候要喝酒，年老的时候才更懂得品茶。” 1990年12月，石述思毕业后的工作已经敲定下来，他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学校规定不准许打麻将，但他还是与几个同学在宿舍里偷偷打了起来。学校管理科科长对于学生们打麻将的事情真是手到擒来，刚打就被逮住了。学校领导看在他们辛苦读书多年也不容易，快要毕业了，觉得给予开除的处罚太重，就给了两个处罚：一是让他们两个人一组，自己掏钱印五讲四美的标语一百张。石述思说，当时，真是只要认识的同学宿舍门口都贴一张。二是让他们打扫全楼卫生，并在全系做公开检查。
“不安分”的媒体人
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石述思被分配到财政部刚刚创刊的《中国财经报》，由于资历浅，每天只管拆信封。尽管如此，石述思依然认真地工作着。一天，总编辑给石述思派了一个任务，让他出差去安微凤台县，这让石述思受宠若惊，感觉自己受到领导的重用了，他在领导面前承诺，一定完成任务。
石述思说，那是安徽发生的一场特大洪灾，自己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奔赴现场的。毕竟有过采访经历，这样的报道对于石述思来说不算困难，但最难的是恶劣的环境。每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了解情况，各种交通工具都坐过，更有甚者在遇到水路时，由于没有船，最后只能坐着洗澡盆划过去。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石述思完成了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同时，他所写的稿件，获得了全国首届财政好新闻二等奖。
石述思24岁那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跳槽！他要离开《中国财经报》，去《工人日报》，但是，原单位的领导不愿意放人。单位不放人，石述思就无法到新的单位就职。为了争取得到领导的同意，石述思通过多方打探，拿到了领导家的地址，几乎每个星期去一趟领导家。他这样坚持，最终还是没有见着领导，但跟领导夫人却熟悉了。领导夫人被石述思的执着和真诚打动，最后说服领导，开出了那张同意的证明，但领导夫人对石述思说，人生就像排队买包子，排了很久又去买饺子。石述思当时说，我还年轻，请给我一次排队的机会。
此后，石述思顺利到了工人日报社，一直工作至今，现任工人日报社社会周刊主任。
在媒体工作的岗位上，石述思先后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新闻作品，十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并成为央视《财富论坛》、《经济半小时》的总撰稿，是《大家》、《艺术人生》、《名人堂》等电视栏目的核心策划， 他还多次参加各大卫视的访谈类节目，成为颇有名气的评委与嘉宾。
石述思说，我总认为自己搭错了车。大学毕业后，自己跨媒体转型，在电视上站台；互联网兴起后，又在朋友的建议下，于2007年开始开博客，结果人气飙升。接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又开始了微信平台。所以，一切都是在变化着。当前的中国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但我相信，未来的思想者，最后的理想者，随着社会的成长，那个单纯的年代，还会回来。平凡世界藏着一种力量，命运下不抱怨的力量。
慢慢地，我惊喜地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供职于报社的石述思，常常在电视屏幕中出现，同时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出版多部作品，比如《石述思说中国》、《实话石说》、《一个社会的悲伤和勇气》等等。二个是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石述思。而他那犀利幽默的点评风格，被人们冠之以“犀利哥”的封号。那么，在“犀利哥”石述思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精彩的人生故事呢？
顽皮小孩的趣味童年
1969年5月，石述思出生在山东潍坊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济南一家化肥厂的技术人员，母亲则在淄博上班。在石述思三岁那年，母亲又生了妹妹。在妹妹一岁左右的时候，父亲思乡心切，举家搬回了父亲的老家河南。由于父母都是双职工，带着两个孩子非常不容易，因此，石述思的妹妹留在了山东潍坊，由姥姥照顾。
在石述思的童年记忆里，山东潍坊的童年里很少见到父母，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是计划经济时代，那时有句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发展生产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父亲母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白天干活，晚上参加政治学习，很少有时间陪伴他。即使到了河南商水，父母的陪伴也是少之有少。
石述思说，在他四岁时，一个深秋晚上，妈妈像往常一样把他哄睡着后就去厂里参加组织的学习，在半夜的时候，他醒来发现没有妈妈，于是自个出门去找妈妈。那晚的天气像发疯似的，风大雷声响，淅沥淅沥下着雨，石述思无比惊恐，但为了找到妈妈，他独自一人行走在夜雨中。石述思家住的家属院，离妈妈的工厂有三里地，一路上，石述思只遇见一个人，那个人见他一个小孩子，就问他去哪里，他说找妈妈。石述思打趣道：“好在那时的人比较纯，人家没有拐走我，要是放在现在，就保不准了！”
不过，从那以后，石述思的母亲晚上政治学习都带着他，从此以后，他成了年龄最小的学员。听的多了，他也会念出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对工作兢兢业业的父母，对于石述思的教育却是放养式的。白天他们忙于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到他，因此，没有父母太多约束的石述思找到了自己的玩法。水和泥土是他的玩伴，它将二者混合起来，做成了喜爱的动物，以及泥碗、泥人、泥车、泥房子等等。同时，他爬房上树捣鸟窝，自己做毽子踢。但做毽子需要铜钱和鸡毛，他排除万难的方式就是逮住鸡、鸭、鹅，拔他们的毛。这样的次数多了，它们见着石述思就大叫，似乎在给同伴传信，立即逃走了。
“我很小就是学校的长短跑冠军，这要归功于我的父亲，我能跑的技能不过是为了躲避父亲的‘追杀’，” 石述思幽默地说。
石述思的父亲是从最穷的地方读书出来的。因此，他对石述思要求较高，没上学之前，就让他读唐诗宋词，学科学知识、学数数，还要每天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英语。加上跟着母亲的政治学习，致使他能在听广播的过程中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蛋，爱憎分明。
由于石述思贪玩，常常忘记了学英语的时间。一旦忘记，等于摊上大事了。这时候的父亲，不言语，而是手持扫帚朝石述思“追杀”过去。见此情形，石述思为了保命，拼命地跑，等他与父亲拉开一段距离后，那扫帚总能狠狠掷向他的后背，每发必中。不打脑袋，不打腰，专砸后背正中央。这样的一幕经常在家属院上演，那就是父亲拿着扫帚在后面追，石述思在前面飞快地跑。父与子的博弈，使石述思在成长中收获了“成果”。因为怕挨打，上学后的石述思用功读书，学习成绩非常拔尖。他不但会背好多首唐诗宋词，还会不少英语单词。到了小学二年级时，班上选大队长，因为各方面成绩都很优秀，石述思很荣幸地当上了这个官，为此，校长要接见他。班主任不放心，找他谈话。班主任说，校长一定会问你为什么学习科学知识。石述思回答：“我爸逼的。”班主任说，这么说不行，要说“为早日实现四化而学习”。
中午，校长接见石述思，第一句话就问：“小石同学为什么学习科学知识？”石述思马上回答：“为早日实现四化而学习。”校长正吃午饭，马上就笑喷了出来。“谁教你的？”后来，石述思当笑话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时，他摇摇头说：“是啊，怎么从小逼孩子撒谎呢？”
“所以我觉得我的启蒙非常好，是从真诚开始的。父亲和校长都说不能撒谎。有人说在主流媒体混，不撒谎怎么活下去？我就和人说‘你有权保持沉默’。我们有不撒谎的空间，不撒谎是做媒体的底线，而不是说真话，说真话要求太高了。我也没有做好要当董存瑞的准备。”
“环境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石述思说，我们家里书特别多，父母爱看书，受其影响，我也爱看书，小学期间，我把四大名著都看完了，我也是我们地区新华书店的常客。那里的叔叔阿姨很多都认识我，还经常给我推荐一些好的书，为此，只要有钱，我都会用来买书，那时2分钱一根的冰棍也舍不得买，但我也能吃到冰棍，就是每到考试的时候，帮同学辅导，他们考及格了，就请客。
那时的小学不是义务教育，而是需要考进去的。小升初的时候，石述思以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周口市第五中学。刚进初中，石述思在全年级统考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也获得了十元钱的奖金。那时，石述思的父亲每月工资才50多元，而他把这笔“巨款”很快就送进了书店，买了一堆自己喜欢的书。
石述思说，读书是最低成本的消费，但是最高雅的行为。他后来也多次参加知识竞赛，每次都能取得数一数二的成绩，每次获得的奖金最后都变成了一本本书。
初中三年很快结束，一向成绩优秀的石述思顺利考进高中，进入郑州回民中学就读。扎实的学习基础，使石述思的成绩一直拔尖，他始终占据着第一名的位置，而第二名学生的分数与他的差距是一百多分。升学率是体现教学成绩的量化依据，为此，老师把石述思盯得很紧，同时也不忘表扬他。在表扬中浸泡的石述思，在学习上也不敢放松。 那时的高考是七月七、八、九日，学生戏称这个日子是黑色的七月。石述思在这个有着高考大省之称的河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这一年是1987年。
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石述思放下行李，直奔天安门，在毛主席像下面留影。因为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已熟悉了神一样的毛主席，他陪妈妈政治学习过程中背过不少最高指示，而挂着毛爷爷头像的北京天安门在他心中始终是个神圣的地方。
单纯快乐的大学校园
进入大学后，石述思很快发现了小城市与大都市的差距。跟同学交流，他们提到顾城、海子、弗洛伊德、王朔、高仓健等等。这些人的名字他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这使他感到有些自卑，也无法与其交流，因为没有共同的话题。为了了解这些知识，他扎进了图书馆，在那里找到了有关这些人的资料，这才知道，顾城、海子是诗人，王朔是写小说的作家，高仓健是日本演员，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家。看过他们的作品后，石述思被深深地影响了，于是，他也开始写诗，渐渐地，不光写诗，还写散文，并且开始向多家报社投稿。图书馆的书种类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有，他看得最多的是西方哲学文学名著。
在他走进校园的时候，听到学校的广播里说“你们都是天之骄子，你们的未来要改变世界。”这两位新闻系的师哥师姐讲得非常有激情，语调铿锵有力，石述思被感染了。结果不少同学的理想是成为总理。石述思打趣地说：，多年后，发现没人当上总理，处长不少，更多同学当了总经理。”
“我也曾追星追过一个作家。”石述思说，大学期间，我花了1.6元钱，买了一本台湾作家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这书当年即评为台湾年度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是让中国人知道自己的缺点。痛心中国的“酱缸文化”，反省中国人的“丑陋”，就是要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我和三个同学受此影响，崇拜柏杨。1988年4月，柏杨来到北京，入住北京饭店。跟现在的追星族差不多，有同学打探到他住的酒店，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埋伏了大半天，终于见到了柏杨，并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送上，他在上面写着：述思小友，柏杨于北京。
他认为，大学期间要完成三件事：一是为今后独立生活做准备；二是要谈恋爱；三是你的同学和老师会对你的塑造很重要。而不仅是简单的等待一张文凭。
他的写作有一个诱因，就是为了自立。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总给他灌输，说国外一个人18岁就该独立了。受其影响，他在19岁时还接受家里的接济，有些不好意思。加上学的是新闻，有一些采访，这才发现写作也能挣钱，于是给《中国青年报》投稿，写批评稿。记得他第一次写的那篇《校园孤独症》引起很大反响，导致学校党委书记找他，说以后能不能写写其他大学，比如北大什么的。
大四的时候，石述思在《经济日报》实习，他干活勤快，对人真诚，表现很好，跟编务科的人也处得十分融洽。一天，编务老师拿了一份《中国妇女报》对石述思说，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好，石述思看了看，这不就是自己写的文章吗，怎么被别人盗用了，石述思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维权。石述思说，当年《新闻出版报》和《大学生杂志》都报道了这件事，在高校引起不小的轰动，毕竟自己也是北京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维权作者了，那一年，他19岁。后来，他在实习期间获得了两次省部级新闻奖，这为他留京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
“青春就是用来犯错误的。一个人能在年轻时把错误都犯尽了，老年的时候就会很慈祥。就像年轻的时候要喝酒，年老的时候才更懂得品茶。” 1990年12月，石述思毕业后的工作已经敲定下来，他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学校规定不准许打麻将，但他还是与几个同学在宿舍里偷偷打了起来。学校管理科科长对于学生们打麻将的事情真是手到擒来，刚打就被逮住了。学校领导看在他们辛苦读书多年也不容易，快要毕业了，觉得给予开除的处罚太重，就给了两个处罚：一是让他们两个人一组，自己掏钱印五讲四美的标语一百张。石述思说，当时，真是只要认识的同学宿舍门口都贴一张。二是让他们打扫全楼卫生，并在全系做公开检查。
“不安分”的媒体人
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石述思被分配到财政部刚刚创刊的《中国财经报》，由于资历浅，每天只管拆信封。尽管如此，石述思依然认真地工作着。一天，总编辑给石述思派了一个任务，让他出差去安微凤台县，这让石述思受宠若惊，感觉自己受到领导的重用了，他在领导面前承诺，一定完成任务。
石述思说，那是安徽发生的一场特大洪灾，自己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奔赴现场的。毕竟有过采访经历，这样的报道对于石述思来说不算困难，但最难的是恶劣的环境。每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了解情况，各种交通工具都坐过，更有甚者在遇到水路时，由于没有船，最后只能坐着洗澡盆划过去。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石述思完成了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同时，他所写的稿件，获得了全国首届财政好新闻二等奖。
石述思24岁那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跳槽！他要离开《中国财经报》，去《工人日报》，但是，原单位的领导不愿意放人。单位不放人，石述思就无法到新的单位就职。为了争取得到领导的同意，石述思通过多方打探，拿到了领导家的地址，几乎每个星期去一趟领导家。他这样坚持，最终还是没有见着领导，但跟领导夫人却熟悉了。领导夫人被石述思的执着和真诚打动，最后说服领导，开出了那张同意的证明，但领导夫人对石述思说，人生就像排队买包子，排了很久又去买饺子。石述思当时说，我还年轻，请给我一次排队的机会。
此后，石述思顺利到了工人日报社，一直工作至今，现任工人日报社社会周刊主任。
在媒体工作的岗位上，石述思先后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新闻作品，十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并成为央视《财富论坛》、《经济半小时》的总撰稿，是《大家》、《艺术人生》、《名人堂》等电视栏目的核心策划， 他还多次参加各大卫视的访谈类节目，成为颇有名气的评委与嘉宾。
石述思说，我总认为自己搭错了车。大学毕业后，自己跨媒体转型，在电视上站台；互联网兴起后，又在朋友的建议下，于2007年开始开博客，结果人气飙升。接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又开始了微信平台。所以，一切都是在变化着。当前的中国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但我相信，未来的思想者，最后的理想者，随着社会的成长，那个单纯的年代，还会回来。平凡世界藏着一种力量，命运下不抱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