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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10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载:“记者于1946年12月21日上午往访中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之故乡——聊城南二里大兴庄,傅家祖坟即在该村之旁。记者到时,傅家老少马上把我们围住了,我告诉他们,傅斯年先生曾到延安访问过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时,大家都引以为荣。”
根据这个线索,笔者访问了傅斯年先生的族侄、聊城市政协委员傅乐铜先生。傅先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鲜为人知的往事。他拿出了一幅字和一张照片说:“这是毛泽东赠送傅斯年手迹的复印件,照片为周恩来、傅斯年的合影。周、傅合影从未在大陆媒体发表过。现在,这两件文物收藏于台湾。”
仗义执言“傅大炮”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他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此后,傅氏家族便荣冠当世,渐成聊城名门望族。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通经文,尤精诗文书画,年仅17岁便被选为拔贡。傅淦却绝意仕途,终生不肯参加廷试去取一官半职。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中举之后不肯入仕,甘心教书为业。先辈两代绝意仕途的品行也就影响了傅斯年的一生,所以才有傅斯年参政不从政的人生轨迹。不幸的是,傅旭安年纪轻轻就亡故,傅氏家境始衰,那年傅斯年刚刚9岁。因生计日艰,他母亲常带了他与弟弟去乡下外祖母家小住,使他目睹了聊城农民的困苦生活,这对他影响至深,在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人生艰难的压力,也使他日后较易接近和了解中国的下层社会,铸成了他一生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生活俭朴,憎恨贪官污吏的性格。日后他成了著名教授、北京大学代校长,讲到农民的艰苦生活时说:“孟子说‘乐岁终生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乃是至理真言。中国这块土地上,自从有了农民后,这千千万万的农人就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可政府官员还要千方百计去盘剥他们,天理难容,天理难容!”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杖在地上捣,一副义愤填膺、欲为百姓讨公道的神情。
“九一八事变”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傅斯年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救国工作。他提出“贪污要绝对禁止,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认为“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我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官污吏中饱的,不是为买办阶级发财的”,所以,“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这“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对国民党政权的高官孔祥熙、宋子文的腐败十分痛恨,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他刚正不阿,喜欢仗义执言,说到动情处,慷慨激昂,声震屋瓦,一扫知识分子的那种斯文修养,故有“傅大炮”之称。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傅斯年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被选为国民参政员。他致力于社会的改造活动,“每次会议发言建议,均以促请政府整刷政风为主”。
联名致电毛泽东
傅斯年曾为国共两党和谈积极奔走。1945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一文,提出了把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普遍拥护和响应。傅斯年、黄炎培、褚辅成等人商议,要为国共和谈、团结建国做些推动工作。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召开,它违背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决定于11月12日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公开制造分裂,并通过两个反共的决议。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对国共关系和中国将来前途命运忧虑,傅斯年、褚辅成等在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商谈访问延安,为国共和谈、团结抗日寻找途径。
1945年6月2日,参政员傅斯年、褚辅成、黄炎培等七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唯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要求访问延安。
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七参政员:“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全面阐明了中共的立场和态度。
6月27日,傅斯年等七参政员会见蒋介石,提出三项建议:一、由政府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问题由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召开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政治的措施。蒋介石说:“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须于国有益,都是可以商谈的。”于是七参政员决定访问延安。
毛泽东称老相识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七参政员除一人因病未能成行外,傅斯年等六人,在王若飞陪同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下午1时抵达延安。他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欢迎。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又乘车至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员为傅斯年送来一张请柬,上面写着:
兹定于7月2日下午6时在中央办公厅洁樽候教,敬请光临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泽东谨订
7月2日
7月2日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设宴招待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彭真、高岗、陈云等都出席了宴会。宴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了欢迎辞和祝酒辞。毛泽东风趣地对傅斯年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傅斯年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不要客气嘛,”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划了一个圈,瞧着大家说,“今天的宴会,菜没有好菜,酒也不够好,但都是我们延安的士兵自己生产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酒菜虽不够丰盛,气氛却很热烈。宴会后,他们观看了文艺节目。
从7月2日起,傅斯年等人参观了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延安大学等,观看了延安的群众秧歌队演出,会见了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蔡畅、丁玲、何思敬、范文澜、王实味等。他们对延安的团结奋进,社会安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非常赞赏,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治理会如此清明,相比之下,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则使他们极为失望。
傅斯年等人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进行了三次会谈。六参政员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他们会谈的事项特别多,气氛和平融洽,大家各抒己见,尽情自由发言,但不涉辩论,“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五四运动”时期,傅斯年和毛泽东同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傅斯年是北大学生,常到图书馆看书,二人开始相识。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傅斯年在北大创办了《新潮》杂志,二者遥相呼应,相互声援。这些使毛、傅二人更觉亲近。因此,7月5日凌晨,毛泽东单独邀请傅斯年会谈。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在反帝反封建方面做出的贡献。傅斯年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两个人无拘无束,从局势到历史,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和谈,无所不谈。当长谈结束时,傅斯年提出想要一幅毛泽东的亲笔手书,毛泽东欣然应允,以章碣的诗作为交谈的延续,所谓“述唐人语以广之”。毛泽东写的条幅,是晚唐诗人章碣的一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还写了一封亲笔信:
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上
7月5日
毛泽东把信写好后,交给了交际处接待工作人员王世英,信封上写道:“早上 送交际处 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缄”。
周、傅交谈与合影
周恩来作为中共的代表,长期活跃在国民党的心脏重庆,在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中有很多朋友,是一个受到广泛尊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当傅斯年和身穿中山服,英俊潇洒的周恩来见面时,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互相问候,他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周恩来向傅斯年阐明了共产党的主张: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国共合作,这是历史的潮流,顽固派搞摩擦,这是不会得逞的。”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了维护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光明前途。周恩来侃侃而谈的时候,傅斯年静静地、专心地听着。面前这位著名的共产党领袖精辟的政治见解,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的胸襟,使傅斯年深为折服。之后,傅斯年向周恩来介绍了政治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的情况,表达了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愿望,他说:“我们这次来延安是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竭诚合作,促进全国统一。”周恩来边听边点头,对傅斯年等参政员所作的贡献十分赞许。他们交谈时,被摄影师拍照下来,从周恩来和傅斯年合影来看,他们是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会谈的。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结束后,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于7月7日开幕。当日下午,他们会见蒋介石,汇报了延安商谈的结果,并将《延安会谈记录》交给国民党方面。傅斯年把毛泽东所书条幅、亲笔信、信封和毛泽东宴请时的请柬,周恩来、傅斯年合影,交际处安排的访问活动日程表和他访问延安时的笔记带回重庆,后带到南京,1948年又带到台湾,如今保存在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