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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身边人”的作用不容低估。如何管理好“身边人”，做好“后院防火”工作，是领导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晚清重臣曾国藩克己修身，严管“身边人”，严防“后院起火”，为我们提供了可师之道。
一、正己以率人，自身不“玩火”
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必须先正己。官员的“前院”和“后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作为晚清第一名臣的曾国藩深谙儒家修身之道，明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谨遵官员的从政纪律，守住为人做官的底线，时时谨戒、处处慎思、事事笃行，守纪律、讲规矩，严格修身、律己、用权，克勤克俭，戒骄戒躁，做到自己不“玩火”。
其一，严守政治纪律、讲政治规矩。曾经担任过吏部和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官员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清二楚，烂熟于心，他忠于国家、忠于朝廷、顾全大局，不拉帮结派、不结党营私，具有高度的政治素养。面对在自己荣升两江总督时出过大力的肃顺权臣的拉拢，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没有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政治纪律上的底线思维确保了曾国藩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上的正确性及政治言论与政治行为上的得体性，做到了不踩“黄线”、不越“红线”。
其二，严守廉政纪律、做廉洁官员。曾国藩初入官场就曾立誓，要立君子之志，以济天下苍生为己任，决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要神明监督，并通过公开日记让朋友们监督自己，决不食言。他说：“吾以为变人为己，为小人之欲，为吾立世一大忌讳”，并且通过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来养廉。他衣不尚新、食不尚精、住不尚奢，生活方式与平民百姓无异，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寒素生活大大减少了开支，抑制了贪欲冲动，确保了廉洁从政。
其三，严守用人纪律，做公正用人之官。曾国藩身兼两江总督、湘军统帅、钦差大臣多重角色，集军、政、吏、财等大权于一体，在用人问题上，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用人唯贤的原则，从国家利益、事业大局着眼，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把湘军幕府打造成大清人才的摇篮，把恰当使用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关键。由于处处谨遵从政的政治纪律、道德底线与法律规范，曾国藩在晚清官场上独善其身，为身边人及其他官员作出了榜样。
二、严格齐家，家人不“走火”
曾国藩从一个农家子弟经过艰辛的科举之路步入官场，并经过不懈努力跻身高官行列，家庭的支持和投入十分惊人，家庭成員的付出不可忽视。但是，身处高位的曾国藩，面对家人盼望获得回报之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践行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他深刻认识到，“严是爱，宽是害”，严格齐家，爱之以道，使家人成为人生事业的帮助者、抵制诱惑的“守门员”，把家庭建设成拒腐防变的重要防线和抵御腐败的重要阵地。
其一，以家书为主要载体，勤于“言教”。家书是在外为官者对不在身边的家庭成员进行家教的重要方式，常通家书，把自己的思想在家书中表达出来，让家庭成员理解接受并践行，从而达到齐家目的。曾国藩的家教对象包括全体家庭成员，但也有着重点，早期主要是四个弟弟，后期则是子侄。对于先在京城为官、后来又长期带兵打仗的曾国藩来说，不能耳提面命地教导弟弟及子侄，家书是其进行家教的有效媒介。他把这一工具用到了极致。他的家书数量庞大，达1000多封，无论是身兼数职、日理万机的六部侍郎时期，还是战火纷飞、有时危在旦夕的战地统帅时期，曾国藩都坚持勤写家书。曾国藩家书有鲜明特色，内容丰富，以立身处世、读书做人、励志勉学为核心，注重人格塑造；方法独特，其教诲有时如春雨润物，有时如老友推心置腹，有时似长者循循善诱，很少居高临下、板着面孔训人。曾国藩以书信为“函授”教材，将自己的学问、见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子弟，使其子弟日后成为其事業的得力助手。
其二，以家规为准绳，匡正家人行为。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制定了许多家规，曾国藩将祖父的家规、家教加以总结、提炼，形成了一整套家规体系，主要内容有：“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八宝”，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四字要诀，即勤、俭、孝、友；“三不信”，即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三致祥”，即孝致祥、和致祥、恕致祥。这些家规使家人行有所止，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不踏红线、不越雷池，总是在道德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行动。
其三，以检查为手段，使家教家规得到切实执行。曾国藩家教的典型特色是既讲大道理，又讲具体的小操作，把对家人的要求具体化，而且还注重检查落实。例如，他要求子侄不染官气，就通过“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亦时时学之”来体现。再如，他说“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他督促在家主持家政的四弟以身作则、监督执行，有些事还自己亲自督促、检查，使家人严格按家教家规行事，如要求老婆、女儿、媳妇按时给他寄手工缝制的衣服、鞋袜，以便检验她们的女红功夫，要求弟弟及子侄按时把诗文寄给他，既给予修改和指导，又可以督促他们按规定完成学习任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教育与督促，使之成为一种恒定的行为方式和日常的行为习惯。
曾国藩在齐家中讲感情、重亲情，但又能做到亲情再亲亦有度，恋亲不为亲徇私，济亲不为亲撑腰，在建设和谐家庭的同时不忘国家法纪，也不放弃应有的原则。倡导清廉家风，崇尚明廉知耻，为自己清廉为官、走好从政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家庭基础。
三、“勤教严绳”幕与友，身边人不“点火”
曾国藩的成功固然由于他自身的素质与努力，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时代的英才，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幕僚队伍。其幕府绵延兴盛近二十年，举全国人才之精华，幕佐人才达四百多人。曾国藩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团队，让幕僚们成为事业的得力帮手，而又防止他们狐假虎威、贪污受贿、玩火自焚？对于人才，他在广收、慎用的同时特别注重勤教与严绳。勤教与严绳是具有曾氏特色的管理身边人的两大重要举措。所谓“勤教”就是苦口婆心地反复教诲，尽职尽责地严格督促，他把“勤教”归纳为四项：“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将教诲与提拔相结合。“勤教”又须与“严绳”配合，教而不管，譬若不教；管而不教，虽管无效。曾国藩深知，优秀人才必须要勤加培养，合理使用，不同于很多官员奉行的只用不教的做法，而是以教育培养造就人才为己任。所谓“严绳”就是严格要求，曾氏的幕府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规范幕僚们的行为，如果敢越雷池一步，必将受到惩罚。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言传。通过聊天、训话、书信、批牍等多种方式使自己的思想影响或启迪他人，把长官、老师、家长多重角色兼于一身，对幕府人员有师长课督之风，也有父兄期待之意，他把幕府办成了储才之所、育才之地。正如他自己所说“此间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尔”，并在给丁汝昌的信中传授经验，要其把局中各员当作弟子，本人担当塾师角色，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考之以事，试之以文，诱导如父兄，督促如严师。在再次出任江督时，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然对僚属殷勤教诲，以期他们明理修德，确立正确的人生觀、價值观，为拒腐防变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二，身教。曾国藩深知，身居高位者必须以德服人，以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来作表率。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贪婪的领导者不可能带出廉洁团队。因此，他处处廉洁自律，过着苦行僧式的简朴生活，他的幕僚兼知己赵烈文记载：“涤师（指曾国藩）来久谭，谭次，师脱马褂置榻上，又少坐即。余取视榻上衣：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者，为之太息不已。”曾国藩的以身作则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有效性，其身边的部属、学生、幕僚耳濡目染后，即使身处政治黑暗、军队腐败的时代，大多能清廉自守，一心为公，不枉取钱财。
其三，实践锻炼。曾国藩把实践作为教育与培养人才的重要方法，要得到他的重用，必须先过任事这一关，他通常会把人才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其经受考验。只有勤于任事、不畏艰难、不贪名贪利、德才兼备、通过考验的人才能升入更高职位。他提出了担当将才的四个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由于曾国藩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把不汲汲名利作为重要的一条，在实践岗位上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全方位的考察，为“后院防火”做好了基础性工作。
其四，以制度管人。曾国藩为了管好身边人，规定了三条要求。一是要求身边公职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二是不许给亲友安排工作；三是不准引荐私人。他说，作为官员的身边人，权势所在，他人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荐至营盘，或荐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他在衙门口设置一木匣，名为“举劾箱”，号召军民等人，举报不法官员，总督衙门对举报人加以保护，对查实的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做细、做实、做好身边人的“防火”工作。
曾国藩通过修身养德、以身作则、严格齐家、勤教严绳幕与友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筑牢后院“防火墙”，建设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廉洁后院，为自己走好从政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当今的领导干部“后院防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责编 / 傅建芬）
一、正己以率人，自身不“玩火”
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必须先正己。官员的“前院”和“后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作为晚清第一名臣的曾国藩深谙儒家修身之道，明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谨遵官员的从政纪律，守住为人做官的底线，时时谨戒、处处慎思、事事笃行，守纪律、讲规矩，严格修身、律己、用权，克勤克俭，戒骄戒躁，做到自己不“玩火”。
其一，严守政治纪律、讲政治规矩。曾经担任过吏部和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官员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清二楚，烂熟于心，他忠于国家、忠于朝廷、顾全大局，不拉帮结派、不结党营私，具有高度的政治素养。面对在自己荣升两江总督时出过大力的肃顺权臣的拉拢，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没有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政治纪律上的底线思维确保了曾国藩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上的正确性及政治言论与政治行为上的得体性，做到了不踩“黄线”、不越“红线”。
其二，严守廉政纪律、做廉洁官员。曾国藩初入官场就曾立誓，要立君子之志，以济天下苍生为己任，决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要神明监督，并通过公开日记让朋友们监督自己，决不食言。他说：“吾以为变人为己，为小人之欲，为吾立世一大忌讳”，并且通过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来养廉。他衣不尚新、食不尚精、住不尚奢，生活方式与平民百姓无异，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寒素生活大大减少了开支，抑制了贪欲冲动，确保了廉洁从政。
其三，严守用人纪律，做公正用人之官。曾国藩身兼两江总督、湘军统帅、钦差大臣多重角色，集军、政、吏、财等大权于一体，在用人问题上，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用人唯贤的原则，从国家利益、事业大局着眼，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把湘军幕府打造成大清人才的摇篮，把恰当使用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关键。由于处处谨遵从政的政治纪律、道德底线与法律规范，曾国藩在晚清官场上独善其身，为身边人及其他官员作出了榜样。
二、严格齐家，家人不“走火”
曾国藩从一个农家子弟经过艰辛的科举之路步入官场，并经过不懈努力跻身高官行列，家庭的支持和投入十分惊人，家庭成員的付出不可忽视。但是，身处高位的曾国藩，面对家人盼望获得回报之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践行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他深刻认识到，“严是爱，宽是害”，严格齐家，爱之以道，使家人成为人生事业的帮助者、抵制诱惑的“守门员”，把家庭建设成拒腐防变的重要防线和抵御腐败的重要阵地。
其一，以家书为主要载体，勤于“言教”。家书是在外为官者对不在身边的家庭成员进行家教的重要方式，常通家书，把自己的思想在家书中表达出来，让家庭成员理解接受并践行，从而达到齐家目的。曾国藩的家教对象包括全体家庭成员，但也有着重点，早期主要是四个弟弟，后期则是子侄。对于先在京城为官、后来又长期带兵打仗的曾国藩来说，不能耳提面命地教导弟弟及子侄，家书是其进行家教的有效媒介。他把这一工具用到了极致。他的家书数量庞大，达1000多封，无论是身兼数职、日理万机的六部侍郎时期，还是战火纷飞、有时危在旦夕的战地统帅时期，曾国藩都坚持勤写家书。曾国藩家书有鲜明特色，内容丰富，以立身处世、读书做人、励志勉学为核心，注重人格塑造；方法独特，其教诲有时如春雨润物，有时如老友推心置腹，有时似长者循循善诱，很少居高临下、板着面孔训人。曾国藩以书信为“函授”教材，将自己的学问、见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子弟，使其子弟日后成为其事業的得力助手。
其二，以家规为准绳，匡正家人行为。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制定了许多家规，曾国藩将祖父的家规、家教加以总结、提炼，形成了一整套家规体系，主要内容有：“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八宝”，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四字要诀，即勤、俭、孝、友；“三不信”，即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三致祥”，即孝致祥、和致祥、恕致祥。这些家规使家人行有所止，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不踏红线、不越雷池，总是在道德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行动。
其三，以检查为手段，使家教家规得到切实执行。曾国藩家教的典型特色是既讲大道理，又讲具体的小操作，把对家人的要求具体化，而且还注重检查落实。例如，他要求子侄不染官气，就通过“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亦时时学之”来体现。再如，他说“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他督促在家主持家政的四弟以身作则、监督执行，有些事还自己亲自督促、检查，使家人严格按家教家规行事，如要求老婆、女儿、媳妇按时给他寄手工缝制的衣服、鞋袜，以便检验她们的女红功夫，要求弟弟及子侄按时把诗文寄给他，既给予修改和指导，又可以督促他们按规定完成学习任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教育与督促，使之成为一种恒定的行为方式和日常的行为习惯。
曾国藩在齐家中讲感情、重亲情，但又能做到亲情再亲亦有度，恋亲不为亲徇私，济亲不为亲撑腰，在建设和谐家庭的同时不忘国家法纪，也不放弃应有的原则。倡导清廉家风，崇尚明廉知耻，为自己清廉为官、走好从政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家庭基础。
三、“勤教严绳”幕与友，身边人不“点火”
曾国藩的成功固然由于他自身的素质与努力，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时代的英才，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幕僚队伍。其幕府绵延兴盛近二十年，举全国人才之精华，幕佐人才达四百多人。曾国藩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团队，让幕僚们成为事业的得力帮手，而又防止他们狐假虎威、贪污受贿、玩火自焚？对于人才，他在广收、慎用的同时特别注重勤教与严绳。勤教与严绳是具有曾氏特色的管理身边人的两大重要举措。所谓“勤教”就是苦口婆心地反复教诲，尽职尽责地严格督促，他把“勤教”归纳为四项：“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将教诲与提拔相结合。“勤教”又须与“严绳”配合，教而不管，譬若不教；管而不教，虽管无效。曾国藩深知，优秀人才必须要勤加培养，合理使用，不同于很多官员奉行的只用不教的做法，而是以教育培养造就人才为己任。所谓“严绳”就是严格要求，曾氏的幕府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规范幕僚们的行为，如果敢越雷池一步，必将受到惩罚。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言传。通过聊天、训话、书信、批牍等多种方式使自己的思想影响或启迪他人，把长官、老师、家长多重角色兼于一身，对幕府人员有师长课督之风，也有父兄期待之意，他把幕府办成了储才之所、育才之地。正如他自己所说“此间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尔”，并在给丁汝昌的信中传授经验，要其把局中各员当作弟子，本人担当塾师角色，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考之以事，试之以文，诱导如父兄，督促如严师。在再次出任江督时，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然对僚属殷勤教诲，以期他们明理修德，确立正确的人生觀、價值观，为拒腐防变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二，身教。曾国藩深知，身居高位者必须以德服人，以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来作表率。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贪婪的领导者不可能带出廉洁团队。因此，他处处廉洁自律，过着苦行僧式的简朴生活，他的幕僚兼知己赵烈文记载：“涤师（指曾国藩）来久谭，谭次，师脱马褂置榻上，又少坐即。余取视榻上衣：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者，为之太息不已。”曾国藩的以身作则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有效性，其身边的部属、学生、幕僚耳濡目染后，即使身处政治黑暗、军队腐败的时代，大多能清廉自守，一心为公，不枉取钱财。
其三，实践锻炼。曾国藩把实践作为教育与培养人才的重要方法，要得到他的重用，必须先过任事这一关，他通常会把人才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其经受考验。只有勤于任事、不畏艰难、不贪名贪利、德才兼备、通过考验的人才能升入更高职位。他提出了担当将才的四个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由于曾国藩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把不汲汲名利作为重要的一条，在实践岗位上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全方位的考察，为“后院防火”做好了基础性工作。
其四，以制度管人。曾国藩为了管好身边人，规定了三条要求。一是要求身边公职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二是不许给亲友安排工作；三是不准引荐私人。他说，作为官员的身边人，权势所在，他人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荐至营盘，或荐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他在衙门口设置一木匣，名为“举劾箱”，号召军民等人，举报不法官员，总督衙门对举报人加以保护，对查实的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做细、做实、做好身边人的“防火”工作。
曾国藩通过修身养德、以身作则、严格齐家、勤教严绳幕与友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筑牢后院“防火墙”，建设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廉洁后院，为自己走好从政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当今的领导干部“后院防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