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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全面抗战刚刚开始，为了使党能够承担起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历史重任，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陈云来到中央组织部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新任务，着重抓了四个要点：干部政策、群众工作、学习、党性党风教育。
爪干部政策；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组织部是管干部的。抗战开始以后，干部奇缺，当时全党只有4万党员，3万干部。陈云感慨地说：“全中国1800多个县，假如每个县能够保存3个党员，我们党开展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中国共产党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学校。陈云领导中组部参与了这些学校的培训工作，还自办了干部培训班，短期培训青年学生、部队人员，派赴前方，以解决干部短缺的问题。陈云把这种办法称为“热炒热卖”。抗战期间，这些学校约培训了20万人次干部。
干部工作除了要有大量的干部，还要有正确的干部政策。当时干部工作仍留有内战时期王明路线的影响。比如关门主义，动不动就要“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陈云批评说：“当我们发展党员的时候，凡是会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各派情形的，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还有宗派主义，王明路线在党内斗争中，对党的干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对不同意见上纲上线。陈云认为：
“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
1938年9月，陈云在给一批即将奔赴前线的抗大学员讲话时，提出了干部政策的十二字“用人之道”：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了解人”就是要全面看待干部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陈云的观点是：“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气量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用，不要怕复杂；“用得好”就是正确地对待干部，要让下级“敢说话、敢做事”；“爱护人”就是耐心彻底地帮助干部解决工作、生活、政治上的各种问题。陈云讲了一个原则：“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
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陈云正式向全党提出了十二字干部政策。十二字干部政策，与王明路线的干部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以人为本”。
为做到了解干部，陈云上任后，就领导中组部对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延安各学校的学员和延安党政干部进行了广泛考察，熟悉了一大批干部。1938年9月各地来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领导，纷纷向中组部要干部，中组部及时解决了他们的需要。
气量大，当时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大批拥向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知识分子。过去强调工人成分，把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分子加以排斥。陈云认为，“我们国家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愿意为工农阶级服务的，他们有较多的革命积极性”。他提出“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当年组织部干部，后来当过冶金部长和中纪委副书记的王鹤寿回忆，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经过干部科谈话，陈云还要再亲自谈，目的除了了解情况，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们再多邀他们的同学或朋友到延安来。
傅连唪是长汀福音医院的医生，他抛弃了优越的生活加入红军，一路长征到达陕北。但他所在单位的支部有人看不惯他的一些做派，就是不同意他入党。陈云就和副部长李富春亲自当介绍人，说服了支部党员，批准傅连唪入党。
1938年8月，著名留法肺结核专家何穆和夫人陈学昭来到延安。陈云和李富春亲自接待了他们，并分配何穆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工作。11月，日军飞机三次轰炸延安，陈云为了照顾何的安全，请他搬到中组部招待所的窑洞里居住，并送给他一匹马以方便他到医院上班时骑用。但何穆夫妇在延安一度很不适应，提出要回重庆“休养”。陈云就交给他们买药品、招医护人员的任务，为他们回来留后路。1940年12月11日，何、陈果然带着从大后方购买的医疗用品和招聘的6名医护人员回到了延安。
陈云做干部工作，自己的办公室大门总是敞开着的。他说：“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彻底替人家解决，花一些时间，决不是白白浪费的。”那时候最难处理的问题是审干。内战时期各种肃反有过严重教训，伤害、错杀了大批干部。陈云领导中组部彻底抛弃了这种错误做法。他要求：“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
有个已有7年党龄的干部，因为别人有口供说他是托派，就被开除党籍，好不容易恢复党籍，又不算以前党龄。这个干部找到陈云申诉，说他有证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一二九师，一个在外国。陈云很负责地一一写信调查，经过两个月收齐了复信，证明以前的处理不对，恢复计算他以前的党龄。组织上帮他解决问题后，他一下子就恢复了工作热情和信心。陈云很感慨地说，两个月的调查时间花得值，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
还有两个年轻知识分子丁秀、刘志兰，到延安想进学校学习，却被人检举说是托派分子，两人都吓哭了。陈云亲自处理这件事，用两星期查清他们不是托派，挽救了他们的政治生命。
1940年8月，陈云主持中组部总结出审干的一整套经验，写出《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总结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审干的目的。过去审干是为了清洗，受审查的干部总是未审先判。这份文件提出，审干首先是为使用干部而了解干部，然后才是清洗。二是审干的原则。陈云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这份文件规定，审干要用坚守原则而不感情用事的干部，审干既要看细节又要看本人全部历史，审干结论必须有充分根据而不能武断，对干部的错误作结论时应该让本人出席。这份文件是对党在审干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来之不易。
抓群众工作：要向群众要东西，也要想着给群众东西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上曾讲到，抗战时期党的斗争方式将发生转变， “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党的组织工作必须适应这种斗争方式的转变，要根据与内战时期不同的情况，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
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是在工农运动中自下而上地发展壮大的。陈云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中加入党组织的。而全面抗战中各根据地党的大发展，却是自上而下，先有军队和政权，再大规模建党，第三阶段才是大规模群众运动。党组织如何发展、如何巩固，有着许多需要探索的课题。
陈云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他深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是做好任何一项工作的基础，在调查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1938年十一二月份，陈云指示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两个巡视团，前往华北前线。一个巡视团去晋东南，由地方工作科科长刘锡五任团长；一个巡视团去晋察冀，由李华生当团长。两个巡视团去了近一年时间，了解华北各根据地的党建工作，回来后向陈云作了汇报。
但由于组织部人手很少，再加上前后方交通不便，耗时很长，因此更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是请各地派人来汇报情况。
1938年3月，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央组织部工作时，陈云提出要调人来延安汇报，得到书记处同意。
通过巡视组的检查，和听取各地的汇报，陈云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情况。他认为，抗战中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是最薄弱的一环。就做好群众工作，他在《共产党人》杂志还有边区党代表大会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如《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
陈云指出：“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这不但是华北的问题，也是华中、华南、其他战区和敌占区的问题，是全国一切地方的问题。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陈云举了中组部华北巡视团碰到的一件事。巡视团参加一个乡支部的小组会，区委干部和支部书记都参加了，没有提出任何要讨论的问题就要求党员发言，结果大家你推我让，最后公推一个平常会说话的党员发言，他说：“我不会说话，不知说得对不对。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同志要缴党费，这是为了惦记党。党费是每月3个大子儿，没有大子儿，缴鸡子儿也行，小米也行，完了。”接着发言的3个人就都是“缴党费”，小组会很快就散会了。陈云说：“完全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
陈云还讲了一件自己了解的事。他分别问了4个村支部书记同一个问题：“你的老婆参加了党没有?参加了妇救会没有?”结果这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回答：“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陈云说，这几个人抽象地说“妇女工作重要”的时候似乎也很认真，但他们“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起，说服教育不了，那还说什么领导民众、组织民众呢”。
根据这些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陈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
他主张，在根据地和党的建设中，开展党政军民学工作的基本环节是群众工作。在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有了新特点，有两个方面很重要。
一是要注意为群众谋利益。“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区委和支部“经常议事日程，应该是研究本区、本乡、本村群众的切身问题。群众的情绪如何，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要求，如何解决，都是地方党部，尤其是区委和支部，应该严重注意的”。
二是要主动深入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
陈云参与了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的起草和讨论，提出巩固党、改造政权都要依靠群众斗争，必须将群众工作列入党支部工作的议事日程，还要在文件中增加对游击区域、国民党统治区域群众工作的内容。在中央讨论各地工作时，他都把群众工作作为巩固根据地、巩固党的重要环节提出来。各个根据地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坚决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民主建设，为动员群众坚持敌后抗战、打败反共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抓学习：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由于长期处于严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环境，中国共产党长期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许多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缺乏文化知识，广大党员的文化、理论水平有待提高。这是王明路线得以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陈云与王明教条主义者不同，他是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但他也未能辨别“左”的错误。对此，他一直在思考，并三次同毛泽东讨论。他认为，过去自己犯错误，是因为经验少。毛泽东说是思想方法问题，建议他学习哲学。
陈云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领导中组部机关学习。当时中央机关成立了若干学习小组。中组部的学习小组，部领导带头，其他干部是“后排议员”。从1938年开始坚持了5年，一直到1943年陈云离开中组部。1940年五五学习节，中组部学习小组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陈云对学习抓得非常紧。他的秘书刘家栋回忆说：“他在延安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整个工作可分为3大块，一是学习，包括读书、看文件；二是谈话，中央组织部的谈话与别的单位不一样，很多；三是开会，不光是部里的会，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政治局委员，中央的会他都得参加。这3大块，从占用时间来说，学习是排在第一位的。”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说，那时候陈云学习“有时到了拼命的程度”。
陈云刻苦学习的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扬。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就以陈云为榜样，赞扬陈云“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陈云在中组部时期的工作笔记，有大量的内容是他当时学习的笔记。1987年7月17日，陈云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回忆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 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
1943年3月，陈云生病了，毛泽东让他到自己枣园的住地疗养。陈云在那里大量阅读毛泽东的著述。这些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陈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学习前后的变化。他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发言说：“如果以后要少犯错误，就要有这种精神”，“就是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就是说当一个主张决定了，就要看一看，这个决定和客观情况符合不符合?这个情况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情况。”
陈云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认为“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认为学习理论最重要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他说：“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
1942年5月，陈云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延安整风，为推动全党整风学习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抓党教育；抗日更要增强党性，强制的纪徨要自觉遵守
抗日战争时期党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对党员特别是大量新党员的教育工作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陈云说：“由于我们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宋平是当时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奔赴延安的新党员之一，1938年3月陈云曾与他谈话。对于这批新党员的思想状况，他回忆说：“大批青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来到延安，他们向往共产党，但对党的性质、纲领并不甚了解。”
当时延安各校还没有很好的党建教材。陈云身为中央组织部长，还一度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他亲自到各院校去讲党的建设课，他撰写的讲课稿和讲话、文章有30多篇，内容涉及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些文章当时陆续发表在延安的报刊上，其中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论干部政策》、《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学会领导方法》、《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在讲课中，陈云针对抗日中入党的新党员的思想状况，特别强调了党性的教育。当年在马列学院听过陈云讲课的宋平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听陈云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才算奋斗到底呢?陈云同志风趣地用上海话说，就是要奋斗到“翘辫子(死)”。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也是位新党员。她回忆说：“我们婚后不久，陈云同志曾用3个晚上给我讲党史，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到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后对党中央的威胁，讲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党纪教育则是陈云关注的另外一个党建重大课题。陈云说：“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受过党的纪律的教育，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今天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因此，今天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陈云告诫党员：“怎样才叫做真正遵守纪律呢?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
陈云很重视用实际发生的典型案例来开展党纪教育。那时候，组织部分配党员工作常常碰到对党的决定讨价还价的现象，借口“量才使用”的干部政策来抵制党的决定。刘力功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
刘力功1938年入党，曾经在抗大学习，毕业以后又到中组部训练班学习。党组织安排他到基层工作，接受锻炼。刘力功不干，他提出要进延安马列学院，要不然就派他回到原籍去工作。即使去华北前线工作，也只去八路军总部。他还声称，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要退党。考虑到他是新党员，党组织曾经派人与他谈了7次话，也没有做通他的工作。
陈云亲自找他谈话，但他仍固执己见。陈云当面批评他说：“你非要到上层工作，就在延安山头开荒去吧!”陈云还警告他说，如果还坚持不服从组织分配，党组织是要进行处分的，严重的要开除出党。刘力功见自己的个人要求达不到，竟然拒绝执行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组部同意中央党务委员会开除他的党籍。
1939年5月23日，陈云以刘力功事件为例，撰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73期上。文章指出：“不能只讲干部政策‘量才使用’的一个原则，而不讲干部政策的另一个原则，而且是主要的原则，这就是党的工作需要。”党员在组织分配工作的时候，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纪律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
1942年，敌后各根据地面临日军的反复而残酷的“扫荡”，敌占区受到敌伪极其严格的控制。这时，中组部要调一批干部到敌占区工作。这批干部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是在敌后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或能找到立足过渡的关系。通过在延安各机关、学校查找，确定了117人。但在与他们谈话时，除少数人表示服从党的分配、接受工作外，其他大部分人都找各种借口推诿，甚至当面拒绝。
陈云认为，在国内外斗争日益艰难的时期，尤其在整风时期，竟有这样多的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观念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问题。陈云提出增强党性的办法是：第一，利用整风的机会，以这些不接受工作的人为例，在各机关、学校展开讨论，以转移风气。“要使人们了解，没有党就没有个人，只有在党性建立之后，个性才有可能建立与发展。”第二，大批分派新党员新干部到基层锻炼。在整风后把他们派到地方上去，派到技术部门去，派到事务工作中去。第三，加强纪律教育。组织部门在分派工作时事先必须多加考虑，一经决定，绝不准讲价钱，严格纠正过去的迁就作风。各学校及党的建设上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强调无条件地服从党，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对各级组织与负责人日常考察的一个内容。
陈云要求党员自觉遵守纪律，要求领导干部带头遵守纪律，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对自己的夫人于若木要求很严，刘家栋回忆说：“他们之间的谈话，从不涉及到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陈云同志自己不会说，于若木也从来不管陈云同志工作方面的问题。当于若木在家时，如遇到有人来汇报工作或谈问题，她总是回避开。一开始，陈云同志只有一间窑洞时，她就躲到外面去。大家实在不忍心这样，才动员陈云同志搬到一套间窑洞里。即使这样，她也不听不陪，躲到里间窑洞去干自己的事。”
1941年2月，中央决定中国女子大学的毕业学生一半要交给中央组织部统一分配。王明当时兼任女大校长，给陈云写了封信，偏要把交中央组织部分配的学生比例降低为25％。陈云并不因王明影响大、权力大就让步，在回信中明确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刘家栋评论说：“陈云同志以坚强的党性原则，抵制了王明的错误行为，成为当时对中央领导人不执行中央的决定也敢于监督的一个范例。”
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党的建设史上，抗战时期是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取得飞跃的时期。陈云领导组织工作，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爪干部政策；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组织部是管干部的。抗战开始以后，干部奇缺，当时全党只有4万党员，3万干部。陈云感慨地说：“全中国1800多个县，假如每个县能够保存3个党员，我们党开展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中国共产党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学校。陈云领导中组部参与了这些学校的培训工作，还自办了干部培训班，短期培训青年学生、部队人员，派赴前方，以解决干部短缺的问题。陈云把这种办法称为“热炒热卖”。抗战期间，这些学校约培训了20万人次干部。
干部工作除了要有大量的干部，还要有正确的干部政策。当时干部工作仍留有内战时期王明路线的影响。比如关门主义，动不动就要“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陈云批评说：“当我们发展党员的时候，凡是会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各派情形的，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还有宗派主义，王明路线在党内斗争中，对党的干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对不同意见上纲上线。陈云认为：
“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
1938年9月，陈云在给一批即将奔赴前线的抗大学员讲话时，提出了干部政策的十二字“用人之道”：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了解人”就是要全面看待干部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陈云的观点是：“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气量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用，不要怕复杂；“用得好”就是正确地对待干部，要让下级“敢说话、敢做事”；“爱护人”就是耐心彻底地帮助干部解决工作、生活、政治上的各种问题。陈云讲了一个原则：“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
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陈云正式向全党提出了十二字干部政策。十二字干部政策，与王明路线的干部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以人为本”。
为做到了解干部，陈云上任后，就领导中组部对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延安各学校的学员和延安党政干部进行了广泛考察，熟悉了一大批干部。1938年9月各地来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领导，纷纷向中组部要干部，中组部及时解决了他们的需要。
气量大，当时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大批拥向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知识分子。过去强调工人成分，把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分子加以排斥。陈云认为，“我们国家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愿意为工农阶级服务的，他们有较多的革命积极性”。他提出“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当年组织部干部，后来当过冶金部长和中纪委副书记的王鹤寿回忆，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经过干部科谈话，陈云还要再亲自谈，目的除了了解情况，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们再多邀他们的同学或朋友到延安来。
傅连唪是长汀福音医院的医生，他抛弃了优越的生活加入红军，一路长征到达陕北。但他所在单位的支部有人看不惯他的一些做派，就是不同意他入党。陈云就和副部长李富春亲自当介绍人，说服了支部党员，批准傅连唪入党。
1938年8月，著名留法肺结核专家何穆和夫人陈学昭来到延安。陈云和李富春亲自接待了他们，并分配何穆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工作。11月，日军飞机三次轰炸延安，陈云为了照顾何的安全，请他搬到中组部招待所的窑洞里居住，并送给他一匹马以方便他到医院上班时骑用。但何穆夫妇在延安一度很不适应，提出要回重庆“休养”。陈云就交给他们买药品、招医护人员的任务，为他们回来留后路。1940年12月11日，何、陈果然带着从大后方购买的医疗用品和招聘的6名医护人员回到了延安。
陈云做干部工作，自己的办公室大门总是敞开着的。他说：“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彻底替人家解决，花一些时间，决不是白白浪费的。”那时候最难处理的问题是审干。内战时期各种肃反有过严重教训，伤害、错杀了大批干部。陈云领导中组部彻底抛弃了这种错误做法。他要求：“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
有个已有7年党龄的干部，因为别人有口供说他是托派，就被开除党籍，好不容易恢复党籍，又不算以前党龄。这个干部找到陈云申诉，说他有证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一二九师，一个在外国。陈云很负责地一一写信调查，经过两个月收齐了复信，证明以前的处理不对，恢复计算他以前的党龄。组织上帮他解决问题后，他一下子就恢复了工作热情和信心。陈云很感慨地说，两个月的调查时间花得值，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
还有两个年轻知识分子丁秀、刘志兰，到延安想进学校学习，却被人检举说是托派分子，两人都吓哭了。陈云亲自处理这件事，用两星期查清他们不是托派，挽救了他们的政治生命。
1940年8月，陈云主持中组部总结出审干的一整套经验，写出《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总结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审干的目的。过去审干是为了清洗，受审查的干部总是未审先判。这份文件提出，审干首先是为使用干部而了解干部，然后才是清洗。二是审干的原则。陈云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这份文件规定，审干要用坚守原则而不感情用事的干部，审干既要看细节又要看本人全部历史，审干结论必须有充分根据而不能武断，对干部的错误作结论时应该让本人出席。这份文件是对党在审干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来之不易。
抓群众工作：要向群众要东西，也要想着给群众东西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上曾讲到，抗战时期党的斗争方式将发生转变， “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党的组织工作必须适应这种斗争方式的转变，要根据与内战时期不同的情况，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
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是在工农运动中自下而上地发展壮大的。陈云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中加入党组织的。而全面抗战中各根据地党的大发展，却是自上而下，先有军队和政权，再大规模建党，第三阶段才是大规模群众运动。党组织如何发展、如何巩固，有着许多需要探索的课题。
陈云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他深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是做好任何一项工作的基础，在调查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1938年十一二月份，陈云指示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两个巡视团，前往华北前线。一个巡视团去晋东南，由地方工作科科长刘锡五任团长；一个巡视团去晋察冀，由李华生当团长。两个巡视团去了近一年时间，了解华北各根据地的党建工作，回来后向陈云作了汇报。
但由于组织部人手很少，再加上前后方交通不便，耗时很长，因此更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是请各地派人来汇报情况。
1938年3月，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央组织部工作时，陈云提出要调人来延安汇报，得到书记处同意。
通过巡视组的检查，和听取各地的汇报，陈云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情况。他认为，抗战中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是最薄弱的一环。就做好群众工作，他在《共产党人》杂志还有边区党代表大会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如《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
陈云指出：“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这不但是华北的问题，也是华中、华南、其他战区和敌占区的问题，是全国一切地方的问题。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陈云举了中组部华北巡视团碰到的一件事。巡视团参加一个乡支部的小组会，区委干部和支部书记都参加了，没有提出任何要讨论的问题就要求党员发言，结果大家你推我让，最后公推一个平常会说话的党员发言，他说：“我不会说话，不知说得对不对。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同志要缴党费，这是为了惦记党。党费是每月3个大子儿，没有大子儿，缴鸡子儿也行，小米也行，完了。”接着发言的3个人就都是“缴党费”，小组会很快就散会了。陈云说：“完全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
陈云还讲了一件自己了解的事。他分别问了4个村支部书记同一个问题：“你的老婆参加了党没有?参加了妇救会没有?”结果这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回答：“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陈云说，这几个人抽象地说“妇女工作重要”的时候似乎也很认真，但他们“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起，说服教育不了，那还说什么领导民众、组织民众呢”。
根据这些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陈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
他主张，在根据地和党的建设中，开展党政军民学工作的基本环节是群众工作。在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有了新特点，有两个方面很重要。
一是要注意为群众谋利益。“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区委和支部“经常议事日程，应该是研究本区、本乡、本村群众的切身问题。群众的情绪如何，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要求，如何解决，都是地方党部，尤其是区委和支部，应该严重注意的”。
二是要主动深入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
陈云参与了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的起草和讨论，提出巩固党、改造政权都要依靠群众斗争，必须将群众工作列入党支部工作的议事日程，还要在文件中增加对游击区域、国民党统治区域群众工作的内容。在中央讨论各地工作时，他都把群众工作作为巩固根据地、巩固党的重要环节提出来。各个根据地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坚决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民主建设，为动员群众坚持敌后抗战、打败反共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抓学习：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由于长期处于严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环境，中国共产党长期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许多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缺乏文化知识，广大党员的文化、理论水平有待提高。这是王明路线得以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
陈云与王明教条主义者不同，他是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但他也未能辨别“左”的错误。对此，他一直在思考，并三次同毛泽东讨论。他认为，过去自己犯错误，是因为经验少。毛泽东说是思想方法问题，建议他学习哲学。
陈云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领导中组部机关学习。当时中央机关成立了若干学习小组。中组部的学习小组，部领导带头，其他干部是“后排议员”。从1938年开始坚持了5年，一直到1943年陈云离开中组部。1940年五五学习节，中组部学习小组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陈云对学习抓得非常紧。他的秘书刘家栋回忆说：“他在延安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整个工作可分为3大块，一是学习，包括读书、看文件；二是谈话，中央组织部的谈话与别的单位不一样，很多；三是开会，不光是部里的会，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政治局委员，中央的会他都得参加。这3大块，从占用时间来说，学习是排在第一位的。”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说，那时候陈云学习“有时到了拼命的程度”。
陈云刻苦学习的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扬。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就以陈云为榜样，赞扬陈云“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陈云在中组部时期的工作笔记，有大量的内容是他当时学习的笔记。1987年7月17日，陈云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回忆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 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
1943年3月，陈云生病了，毛泽东让他到自己枣园的住地疗养。陈云在那里大量阅读毛泽东的著述。这些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陈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学习前后的变化。他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发言说：“如果以后要少犯错误，就要有这种精神”，“就是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就是说当一个主张决定了，就要看一看，这个决定和客观情况符合不符合?这个情况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情况。”
陈云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认为“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认为学习理论最重要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他说：“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
1942年5月，陈云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延安整风，为推动全党整风学习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抓党教育；抗日更要增强党性，强制的纪徨要自觉遵守
抗日战争时期党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对党员特别是大量新党员的教育工作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陈云说：“由于我们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宋平是当时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奔赴延安的新党员之一，1938年3月陈云曾与他谈话。对于这批新党员的思想状况，他回忆说：“大批青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来到延安，他们向往共产党，但对党的性质、纲领并不甚了解。”
当时延安各校还没有很好的党建教材。陈云身为中央组织部长，还一度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他亲自到各院校去讲党的建设课，他撰写的讲课稿和讲话、文章有30多篇，内容涉及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些文章当时陆续发表在延安的报刊上，其中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论干部政策》、《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学会领导方法》、《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在讲课中，陈云针对抗日中入党的新党员的思想状况，特别强调了党性的教育。当年在马列学院听过陈云讲课的宋平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听陈云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才算奋斗到底呢?陈云同志风趣地用上海话说，就是要奋斗到“翘辫子(死)”。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也是位新党员。她回忆说：“我们婚后不久，陈云同志曾用3个晚上给我讲党史，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到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后对党中央的威胁，讲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党纪教育则是陈云关注的另外一个党建重大课题。陈云说：“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受过党的纪律的教育，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今天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因此，今天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陈云告诫党员：“怎样才叫做真正遵守纪律呢?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
陈云很重视用实际发生的典型案例来开展党纪教育。那时候，组织部分配党员工作常常碰到对党的决定讨价还价的现象，借口“量才使用”的干部政策来抵制党的决定。刘力功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
刘力功1938年入党，曾经在抗大学习，毕业以后又到中组部训练班学习。党组织安排他到基层工作，接受锻炼。刘力功不干，他提出要进延安马列学院，要不然就派他回到原籍去工作。即使去华北前线工作，也只去八路军总部。他还声称，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要退党。考虑到他是新党员，党组织曾经派人与他谈了7次话，也没有做通他的工作。
陈云亲自找他谈话，但他仍固执己见。陈云当面批评他说：“你非要到上层工作，就在延安山头开荒去吧!”陈云还警告他说，如果还坚持不服从组织分配，党组织是要进行处分的，严重的要开除出党。刘力功见自己的个人要求达不到，竟然拒绝执行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组部同意中央党务委员会开除他的党籍。
1939年5月23日，陈云以刘力功事件为例，撰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73期上。文章指出：“不能只讲干部政策‘量才使用’的一个原则，而不讲干部政策的另一个原则，而且是主要的原则，这就是党的工作需要。”党员在组织分配工作的时候，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纪律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
1942年，敌后各根据地面临日军的反复而残酷的“扫荡”，敌占区受到敌伪极其严格的控制。这时，中组部要调一批干部到敌占区工作。这批干部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是在敌后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或能找到立足过渡的关系。通过在延安各机关、学校查找，确定了117人。但在与他们谈话时，除少数人表示服从党的分配、接受工作外，其他大部分人都找各种借口推诿，甚至当面拒绝。
陈云认为，在国内外斗争日益艰难的时期，尤其在整风时期，竟有这样多的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观念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问题。陈云提出增强党性的办法是：第一，利用整风的机会，以这些不接受工作的人为例，在各机关、学校展开讨论，以转移风气。“要使人们了解，没有党就没有个人，只有在党性建立之后，个性才有可能建立与发展。”第二，大批分派新党员新干部到基层锻炼。在整风后把他们派到地方上去，派到技术部门去，派到事务工作中去。第三，加强纪律教育。组织部门在分派工作时事先必须多加考虑，一经决定，绝不准讲价钱，严格纠正过去的迁就作风。各学校及党的建设上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强调无条件地服从党，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对各级组织与负责人日常考察的一个内容。
陈云要求党员自觉遵守纪律，要求领导干部带头遵守纪律，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对自己的夫人于若木要求很严，刘家栋回忆说：“他们之间的谈话，从不涉及到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陈云同志自己不会说，于若木也从来不管陈云同志工作方面的问题。当于若木在家时，如遇到有人来汇报工作或谈问题，她总是回避开。一开始，陈云同志只有一间窑洞时，她就躲到外面去。大家实在不忍心这样，才动员陈云同志搬到一套间窑洞里。即使这样，她也不听不陪，躲到里间窑洞去干自己的事。”
1941年2月，中央决定中国女子大学的毕业学生一半要交给中央组织部统一分配。王明当时兼任女大校长，给陈云写了封信，偏要把交中央组织部分配的学生比例降低为25％。陈云并不因王明影响大、权力大就让步，在回信中明确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刘家栋评论说：“陈云同志以坚强的党性原则，抵制了王明的错误行为，成为当时对中央领导人不执行中央的决定也敢于监督的一个范例。”
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党的建设史上，抗战时期是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取得飞跃的时期。陈云领导组织工作，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