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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涉及到宏观历史现象和一些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的文本（尤以鲁迅的作品为代表），文本的个性化解读似乎没有必要，人们用先验的某些思想观念（也是单一的或集体化的）去对照文本，然后加深对这些既定思想观念的认同感——文本解读进入一个程式化的封闭系统。
以《囚绿记》为例：不知是不是文本中抗日战争的宏观背景不经意间的流露，还是陆蠡被赋予的革命家的身份和遭日军屠戮的人生结局，许多课堂对《囚绿记》的解读，总是以此将有社会标志意义的事件作为切入文本的主要乃至唯一角度，作为分析文本价值的参照物，然后陆蠡理所当然地成为不屈的光明和自由的追寻者，绿就是陆蠡品质的一种昭示。从文本的教学内容确定的意义上说，宏观社会背景是绕不过去的坎，这样的文本解读思路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一些合理性。但单单以此为陆蠡的某些“崇高”张目，牵强或自媚不说，还难以突破逻辑的常识：囚禁弱者的人咋就高尚了呢？
显然，这些宏观角度是否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全知全觉能力，这个参照物又是否映射文本对象的全部的生命细节和价值？不尽然。这种本末倒置的文本解读思想在今天大行其道，导致的结果是，极容易把一个人当成某个意义的工具，人及人发生的事情极容易被当成一个概念和符号的存在，连死去的人都可以重新定性，因为他已经无法辩解。
语文不是考古学，不是靠着出土的残砖断瓦无奈地猜测着历史的原型，重复证明已然存在的历史规律，“由大而小”增添历史的细节；语文的得天独厚就是，文本本来就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枝繁叶茂，语文永远是用真实的形象和细节说话，为历史添上不可动摇的注脚，是“由小而大”的微言大义。说到底，用“由大而小”思路上语文课，这是一种非独立精神下的文本解读态度，这也往往导致与作者的原本意图大相径庭。傅国涌先生十分推崇早年活跃于中国的苏珊·桑塔格女士的思想方法，反对“将世界纳入事先预设的意识系统，貌似严肃实则花哨地玩弄概念、名词的那种‘阐释’，其结果只是‘影子世界’取代了‘真实世界’，无比复杂、多元的世界被‘阐释’得那么可怜、那么简陋”的“阐释”。但貌似我们现在的很多语文课在做与这相反的事情。
那么，《囚绿记》会有怎样的“由小而大”呢？
1、一个因爱而囚的事件叙说
“囚”是个极其明了的会意字，却总是演绎人类最为刻骨铭心的事件。我们熟悉了人类无数个把异己或无法控制自己无限欲望的人关进囚笼的故事。但是，本文却是一个被人们忽视的另一种囚禁事件的典型——因爱而囚——别忘了，“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以至绿成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的慰藉。
然而，这仅仅是暂时的。“孤独和陌生”还是让“我”的心理走向畸变——“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我囚住这绿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鸟，要它为我作无声的歌唱”，绿完全成了我的附庸；直至最后，哪怕绿“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哪怕“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得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虽然“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但绿的病态竟是“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的理由。——这个魔念的可怕就在于“明知有害而为之”，是那么的情不由衷，却又如命中注定不可违背。文章就是这样真实地告诉我们，从带有善意的占有到万劫不复的魔念，距离并不遥远。
2、一个孤单生命的自由之路
好在这个畸变心灵没有产生血腥残酷的后果（最后我“开释”了绿藤）。但这不足以让我们庆幸。“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囚’出牢的日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便是它恢复自由的时候”，亦言之，强者的快乐建立在弱者的痛苦之上，弱者的自由靠的是强者的恩赐。“我”释放绿的理由不是良心发现，良心早就昭然，只是始终没有行动的自觉。不是所有的丑小鸭都能变成白天鹅。简单地理解绿藤“永不屈服向往光明”的冠冕堂皇，不能掩盖所有生命的苦难。弱者就是这样，连庄严的死去都是一种奢侈，只是在强者的股掌间漫长地熬尽生命所有的能量。
藤萝不言，自有隐衷。自由谈何容易。
3、一个迷茫心灵的自我救赎
“我”应该不是一个真实的陆蠡，作者只是以这样的生动和深刻在完成自我和他我的警示，在那样孤独压抑的困境中，一个真实的人极易走向畸变的极端。在文章初始，寓居的逼仄大概是暗示了作者的处境，那样一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找到一千个孤独和压抑的理由，并且时刻清醒地寻找一个通往阳光和绿色的“小圆窗”。生活中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件，就被作者赋予了一种时代的和永恒的意义。是不是预示着作者或某人，寻找自由却被自由所困的人生境遇呢？不得而知。但时隔一年，还被作者拿出来纪念，想罢是有点不寻常的意义的。
那“我”何尝又不是自我的囚徒？释放了绿的自由，便是释放了自己的心魔。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短诗《鸟笼》：“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两者意蕴是惊人的相同。
不自由，毋宁死。正是守望着自由的尊贵，正是品尝过囚徒的滋味，陆蠡在失去自由的时候，选择了用死捍卫自己的尊严。让一个人慷慨赴死，总得有些站得住脚的理由。
4、一个面临苦难的人生哲学
“我”给予常春藤的恩赐是源自于“我”的处境的改变。就是说，强者是个相对的概念，常春藤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畸变的心灵如同瘟疫一般有极强的传染力，在向比自己更弱的人侵袭。在瘟疫肆虐的环境，不排除有超强免疫力的圣人，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所呈现的宗教般修炼的境界，但那不是常人的叙事，我们不能奢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能修炼到这种境界。悖谬的是，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那支无助的，被一张命运大手控制的常春藤呢？我们的命运何尝不是自己手造的一张大网所决定的呢？在正视苦难的前提下，作者完成了一个有关生命伦理的探索：人的底线，是不把苦难转嫁给他人，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
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常春藤人格化，再引进抗日战争的背景，我们发现，作者似乎又完成了一个社会的预言，我们可以解读到更多的意义。如果我们每个人就是那支常春藤，我们拷问自己：我们怎样面对这样的囚禁？盲人歌手周云蓬有一首歌《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通过对数十人的拷问，回答了众生在苦难降临后可能的态度，有逃避，有轻生，有留恋，有报复，也顺命，有豪情，有坦然，有消沉，有博取，有自甘堕落，有人格分裂，有选择动物般的生存……理由都真实得让我们同情，但理想主义的选择只有一个。在一个理想社会未基本构建的情况下，人可能自觉地把自己异化，从而加剧了社会的混乱，也必然加剧了自身的苦难，这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历来如此。所以，作者似一个预言家一般在宣告一个社会的箴言，一旦亡国，人们会陷入怎样的苦难的泥潭。在此基础上，所谓追求自由的意义才不是那么骨感，实现的途径才不被读者遗忘。
这样，一篇经典文本的微言大义才有了真实的依靠。即使当时非抗日战争的背景，即使是回望遥远的现在和未来，本文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永恒价值。
以上，从文本的无数个“小”出发，我们可以思考很多个“大”来。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从小到大”的一些基本方法来：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从文本对象出发，而不是从经验出发，建立独立阅读的基本姿态；一个基本的方法是，从思维的原点出发，用健全的思维体系理清文本的内部关系，做好归纳、推理、演绎的基本逻辑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问题会迎刃而解；一个巧妙的途径是，和多重世界建立联系，找到文本在过去、现实、未来三个时态中的映射，找到和自己生活经验的对接入口。
接下来当然是课堂该怎样面向学生的问题。也许，我们可能会说，这是教师解读的深刻，与学生意义几何？这种忧虑也不无道理。问题是，谁能限制中学生选择一个怎样的认知通道，和一个怎样的认识高度呢？而文本解读又有多少毋庸质疑的“金科玉律”，而且每个人都愿意在其面前轻易就范呢？“从小到大”的文本解读范式，是尊重每个读者自由阅读的权力。
周小红，教师，现居江苏江阴。
以《囚绿记》为例：不知是不是文本中抗日战争的宏观背景不经意间的流露，还是陆蠡被赋予的革命家的身份和遭日军屠戮的人生结局，许多课堂对《囚绿记》的解读，总是以此将有社会标志意义的事件作为切入文本的主要乃至唯一角度，作为分析文本价值的参照物，然后陆蠡理所当然地成为不屈的光明和自由的追寻者，绿就是陆蠡品质的一种昭示。从文本的教学内容确定的意义上说，宏观社会背景是绕不过去的坎，这样的文本解读思路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一些合理性。但单单以此为陆蠡的某些“崇高”张目，牵强或自媚不说，还难以突破逻辑的常识：囚禁弱者的人咋就高尚了呢？
显然，这些宏观角度是否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全知全觉能力，这个参照物又是否映射文本对象的全部的生命细节和价值？不尽然。这种本末倒置的文本解读思想在今天大行其道，导致的结果是，极容易把一个人当成某个意义的工具，人及人发生的事情极容易被当成一个概念和符号的存在，连死去的人都可以重新定性，因为他已经无法辩解。
语文不是考古学，不是靠着出土的残砖断瓦无奈地猜测着历史的原型，重复证明已然存在的历史规律，“由大而小”增添历史的细节；语文的得天独厚就是，文本本来就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枝繁叶茂，语文永远是用真实的形象和细节说话，为历史添上不可动摇的注脚，是“由小而大”的微言大义。说到底，用“由大而小”思路上语文课，这是一种非独立精神下的文本解读态度，这也往往导致与作者的原本意图大相径庭。傅国涌先生十分推崇早年活跃于中国的苏珊·桑塔格女士的思想方法，反对“将世界纳入事先预设的意识系统，貌似严肃实则花哨地玩弄概念、名词的那种‘阐释’，其结果只是‘影子世界’取代了‘真实世界’，无比复杂、多元的世界被‘阐释’得那么可怜、那么简陋”的“阐释”。但貌似我们现在的很多语文课在做与这相反的事情。
那么，《囚绿记》会有怎样的“由小而大”呢？
1、一个因爱而囚的事件叙说
“囚”是个极其明了的会意字，却总是演绎人类最为刻骨铭心的事件。我们熟悉了人类无数个把异己或无法控制自己无限欲望的人关进囚笼的故事。但是，本文却是一个被人们忽视的另一种囚禁事件的典型——因爱而囚——别忘了，“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以至绿成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的慰藉。
然而，这仅仅是暂时的。“孤独和陌生”还是让“我”的心理走向畸变——“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我囚住这绿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鸟，要它为我作无声的歌唱”，绿完全成了我的附庸；直至最后，哪怕绿“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哪怕“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得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虽然“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但绿的病态竟是“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的理由。——这个魔念的可怕就在于“明知有害而为之”，是那么的情不由衷，却又如命中注定不可违背。文章就是这样真实地告诉我们，从带有善意的占有到万劫不复的魔念，距离并不遥远。
2、一个孤单生命的自由之路
好在这个畸变心灵没有产生血腥残酷的后果（最后我“开释”了绿藤）。但这不足以让我们庆幸。“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囚’出牢的日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便是它恢复自由的时候”，亦言之，强者的快乐建立在弱者的痛苦之上，弱者的自由靠的是强者的恩赐。“我”释放绿的理由不是良心发现，良心早就昭然，只是始终没有行动的自觉。不是所有的丑小鸭都能变成白天鹅。简单地理解绿藤“永不屈服向往光明”的冠冕堂皇，不能掩盖所有生命的苦难。弱者就是这样，连庄严的死去都是一种奢侈，只是在强者的股掌间漫长地熬尽生命所有的能量。
藤萝不言，自有隐衷。自由谈何容易。
3、一个迷茫心灵的自我救赎
“我”应该不是一个真实的陆蠡，作者只是以这样的生动和深刻在完成自我和他我的警示，在那样孤独压抑的困境中，一个真实的人极易走向畸变的极端。在文章初始，寓居的逼仄大概是暗示了作者的处境，那样一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找到一千个孤独和压抑的理由，并且时刻清醒地寻找一个通往阳光和绿色的“小圆窗”。生活中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件，就被作者赋予了一种时代的和永恒的意义。是不是预示着作者或某人，寻找自由却被自由所困的人生境遇呢？不得而知。但时隔一年，还被作者拿出来纪念，想罢是有点不寻常的意义的。
那“我”何尝又不是自我的囚徒？释放了绿的自由，便是释放了自己的心魔。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短诗《鸟笼》：“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两者意蕴是惊人的相同。
不自由，毋宁死。正是守望着自由的尊贵，正是品尝过囚徒的滋味，陆蠡在失去自由的时候，选择了用死捍卫自己的尊严。让一个人慷慨赴死，总得有些站得住脚的理由。
4、一个面临苦难的人生哲学
“我”给予常春藤的恩赐是源自于“我”的处境的改变。就是说，强者是个相对的概念，常春藤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畸变的心灵如同瘟疫一般有极强的传染力，在向比自己更弱的人侵袭。在瘟疫肆虐的环境，不排除有超强免疫力的圣人，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所呈现的宗教般修炼的境界，但那不是常人的叙事，我们不能奢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能修炼到这种境界。悖谬的是，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那支无助的，被一张命运大手控制的常春藤呢？我们的命运何尝不是自己手造的一张大网所决定的呢？在正视苦难的前提下，作者完成了一个有关生命伦理的探索：人的底线，是不把苦难转嫁给他人，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
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常春藤人格化，再引进抗日战争的背景，我们发现，作者似乎又完成了一个社会的预言，我们可以解读到更多的意义。如果我们每个人就是那支常春藤，我们拷问自己：我们怎样面对这样的囚禁？盲人歌手周云蓬有一首歌《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通过对数十人的拷问，回答了众生在苦难降临后可能的态度，有逃避，有轻生，有留恋，有报复，也顺命，有豪情，有坦然，有消沉，有博取，有自甘堕落，有人格分裂，有选择动物般的生存……理由都真实得让我们同情，但理想主义的选择只有一个。在一个理想社会未基本构建的情况下，人可能自觉地把自己异化，从而加剧了社会的混乱，也必然加剧了自身的苦难，这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历来如此。所以，作者似一个预言家一般在宣告一个社会的箴言，一旦亡国，人们会陷入怎样的苦难的泥潭。在此基础上，所谓追求自由的意义才不是那么骨感，实现的途径才不被读者遗忘。
这样，一篇经典文本的微言大义才有了真实的依靠。即使当时非抗日战争的背景，即使是回望遥远的现在和未来，本文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永恒价值。
以上，从文本的无数个“小”出发，我们可以思考很多个“大”来。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从小到大”的一些基本方法来：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从文本对象出发，而不是从经验出发，建立独立阅读的基本姿态；一个基本的方法是，从思维的原点出发，用健全的思维体系理清文本的内部关系，做好归纳、推理、演绎的基本逻辑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问题会迎刃而解；一个巧妙的途径是，和多重世界建立联系，找到文本在过去、现实、未来三个时态中的映射，找到和自己生活经验的对接入口。
接下来当然是课堂该怎样面向学生的问题。也许，我们可能会说，这是教师解读的深刻，与学生意义几何？这种忧虑也不无道理。问题是，谁能限制中学生选择一个怎样的认知通道，和一个怎样的认识高度呢？而文本解读又有多少毋庸质疑的“金科玉律”，而且每个人都愿意在其面前轻易就范呢？“从小到大”的文本解读范式，是尊重每个读者自由阅读的权力。
周小红，教师，现居江苏江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