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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艺博的家长也蛮可怜的，望子成龙的心过于急切了，现在中国大多数家长不都在追求孩子‘出众’吗。但如果因为这事，他们能真的用平常心来对待孩子，‘五道杠’也许真能成为黄艺博人生美好的回忆。”“五道杠”事件发生以后，网络在批评黄艺博的家长，媒体在心疼孩子，杨红樱在为孩子的家长找出路。
单纯的高智商教育，是中国的隐患
作品在中国童书市场上的十年畅销，让越来越多的家长成为了杨红樱的读者。在与全国各地孩子家长的交流中，杨红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家长们对她的态度，差不多可以分为三类：不屑、不解、不言。
“十年以前，很多校长、家长是抵制我的书的，觉得我把‘淘气包’当书的主角，会教坏了他们的孩子。但没办法，孩子们喜欢读我的书，他们就只好对我‘不屑’了。”现在很多家长看了畅销书排行榜，又把杨红樱当成了“儿童阅读专家”，认认真真地参加杨红樱的读书活动，见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就是不喜欢读专家推荐的必读书，我该怎么办？”当真读过杨红樱作品的家长又会问：“如果我们任由孩子发展他们的个性，童年是快乐了，考不上大学、没了前途怎么办？”“其实他们误解我了。”杨红樱从来没把自己当专家，而且她最反感的就是所谓的“推荐必读书目”，“今天除了学位、职称考试，就是领导‘推荐’的书，家长自己也未必会读，何必难为孩子呢？”“个性与前途，我倒觉得并不矛盾，人生最耐久的力量是人格，何必都把自己的孩子塑造成短跑运动员呢？”
最让杨红樱开心的，是读书活动中，很多家长默契、信任的目光。“这种无言的默契最让我感动。活动结束以后，大家像朋友一样聊天，你会发现他们不只是认同我教育儿童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们懂书。读书的人生与不读书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知道阅读真正的乐趣和益处所在。越是读懂了书的人，越尊重孩子自己阅读兴趣。当然，前提是你要了解孩子的性别、性格、年龄差异。”
写了三十年的书，当了二十五年的母亲，杨红樱还是信服他爸爸的两条教子原则：身体好、性格好。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父亲。我上学比别人早两年，不会说不会写，小学3年级数字‘3’还老是写反方向。别的小朋友跳皮筋，我永远是帮他们看衣服的那个人；别的小朋友睡午觉，我也永远是那个睡不着觉‘只会在床上发呆’的女孩。但我父亲从来没有指责过我，他只是教我要多发现别人的优点。直到今天，我仍然笨嘴笨舌地不会夸人，甚至有点害怕所谓成人世界的种种交往、应酬。但我会观察、能写作。小时候在宿舍发呆，多半是我透过宿舍墙上的小孩，窥视外面云朵、树木、小鸟入了神。那时在外貌上我算得上“漂亮女孩”还被舞蹈队跳芭蕾，但在身体协调能力实在是个“笨女孩”，几个月就被刷下来，父亲却依然很开心。没有家长的强求，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成都女孩，始终保持了最基本的爱心和信心，受用一生。”
说到黄艺博甚至是药家鑫，杨红樱脸上流露出少见的惋惜之情，“我自己是个今天过完了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的人，但每次和学生、家长在一起的那种热烈、急切我喜欢，回到家一连几个月的封闭写作我也喜欢，这样的生活符合我的性格。哪怕外界再多的人误解我、攻击我甚至污蔑我，我仍然沉得下心，坐得住。那些高智商的孩子，人格却受到压抑，这是中国社会的隐患。”
破解童心，从破解出版体制开始
杨红樱的作家之路并不顺畅。她19岁做小学老师时就开始创作科学童话，一写就是六年。此后十年杨红樱一直坚持短篇“性情”童话的创作，但在2000年发表成名作《女生日记》以前她一直默默无闻。包括《女生日记》在内，她的作品往往在当时国内少儿出版领域的“选题初审”中就被踢出来。没有人推荐，没有教育意义，没有正面典型，更没有获奖的可能，纯文学书籍当时出版的一切条件她都不具备。杨红樱只能坚持再坚持、积累再积累。
《女生日记》是杨红樱有感于女儿青春期成长的不易，用高倍望远镜和强烈的母爱天天远观近察的心血之作，很多少儿出版社却仍然觉得过于“敏感”而不敢出版。碰巧当时的作家出版社坚持探索求新，力推了贾平凹、莫言、韩寒等一批与各年龄段读者的生活与思想非常贴近的作家，在少年领域里，作家出版社认定了杨红樱和她的《女生日记》。一炮而红之后立刻是毁誉参半，当时很多老师、家长质疑杨红樱为什么不懂得回避，各种图书评奖倒是自觉地回避了杨红樱这本已经畅销十年的书。倒是十年后，新加坡把杨红樱的书作为中文学习的辅导教材，新加坡的中文老师在通读了杨红樱的作品后，直言不讳地说，《女生日记》、《男生日记》就是写性的。杨红樱说没错，他们读懂了，“我就是要告诉孩子们，包括身体的变化在内，性别的出现有太多的情感、社会关系、伦理体验的变化在里面，这是毛毛虫变蝴蝶的重大时刻，我们无法回避，也无须回避。也只能勇敢、真诚地面对才能为一个人真正的成长、成熟找到出路。”
到了2004年杨红樱出《淘气包马小跳》时，她真正放开了手脚，不但要求出版社把这本纯文学书从厚本合集本变成薄本单行本，而且要求在开本、插图、上都大胆改革，真正做出适合孩子阅读图书来。出于对杨红樱的信任，出版社做到了，而且做成了一个以前不敢想像的千万量级儿童文学书籍市场。即便如此，谤随名起仍是杨红樱难以摆脱的命运，教育界、文学评论界里，始终有人对一个浑身是缺点的孩子作为主人公深入孩子的精神世界难以释怀。出版界更是经常有人推出“超越杨红樱”的大作，甚至有港台的记者因为风闻她是“淫秽、低俗畅销书”的作者来登门采访她。杨红樱无言以对，沉默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回答。
抨击的声音太多了，中央精神文明有关部委也知道了杨红樱，他们专门通读了《淘气包马小跳》，还专门约杨红樱进京面谈。杨红樱回避了好几次，终于鼓足勇气进京，没想到文明办的领导不但肯定了她的作品，还说马小跳的品格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仁慈”。杨红樱更加恬淡了。
“如果是马小跳，他也会这样做”
说来说去，文学是杨红樱的生命，毁也罢、誉也罢，她始终在文学的路上积累、攀登。《淘气包马小跳》的创作长达十年，马小跳始终是那个不到十岁的小学三、四年级学生，但他的命运却紧紧地伴随着中国近十年来的每一次思想搏动。马小跳的身上有对未知世界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也有对成人世界冷漠的困惑。十年之间唯一不变的，是他坚守着孩子天性的那种固执。有小学校长看完杨红樱的书说“马小跳是个让人心疼的孩子”，杨红樱觉得遇到了知音。“马小跳之前的十幾年，我一直不敢写一个男孩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阅历不够、写作的功力不够、心理承受能力也需要锻炼。所幸的是，马小跳这个阶段终于完成了。”
相对于文学评论，杨红樱更喜欢直接倾听孩子们的声音。小学老师出身的她除了封闭写作，最喜欢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一起聊天。“我的作品和孩子们关联非常紧密，我能走到他们中间去听听他们的感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不走到他们中间去我就听不到，因为小孩子没有话语权，也不可能为了我的作品去发表一篇文章。”对于社会矛盾的各样焦点，自知不善言辞的她没有费力去找发表言论的舞台，而是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沉淀下来，用善意的讽刺，变成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个形象。“比如我们怎么看待一个“格式化”的孩子的成长，他们是老师和家长眼中标准的好孩子；但个性化的孩子固执地坚守着孩子的天性。我的作品中，宽容地看待各种各样的孩子，让他们的生命平行地延伸，把主导权交给很多富有理想色彩的老师、家长、校长，他们都是典型的、把人性关怀放在首位的人，让他们来主导故事的发展，引发孩子们的思考。以前给我写信的孩子多，现在大量的家长也读我的书，全国各地都有我的家长读者，他们认可了我的观点，作为一个作家，也只能做到这些了。我不会去写一个榜样式的孩子，但我写了一个活生生的、深入人心的孩子——马小跳，马小跳影响了千千万万孩子的成长。”
不久以前，有一张手机照片在杭州留传广。有个女孩为一个在雨中中暑晕厥的路人打伞，她的父亲在打120，但其他行人非常对此无动于衷。那个女孩眼中充满了困惑与无奈，她不理解成人世界的冷漠。照片在网上盛传后，杭州全城搜索，到了这个“杭州最美”女孩，面对采访的记者，这个女孩很平静地说：“我相信如果是马小跳，他也会这样做。”
“我的故事肯定是轻松、活泼的，孩子的生活就是不断的犯错与改错的过程，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马小跳？孩子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最根本的一条，过硬的人品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不是我们成人所能想像的。这是马小跳的坚持，也是我的坚持。”杨红樱的笔下也有“小大人”丁文涛这样的角色，大人的称赞与鼓励让他的行为处处像是被格式化的“优秀”儿童，但内心本能地保有虚伪和谎言，没有解决好做人的问题。这是杨红樱在六七年前创作的形象，今天格式化孩子的进程却仍然方兴未艾，面对“虎妈”女儿藏身于母亲身后，那纯净有些畏惧的目光，面对黄艺博矗立于“五道杠”之畔，那威严又冷漠的眼神。笔者不仅想套用杨红樱笔下一个校长的质疑：没有缺点的孩子还是孩子吗？这样的孩子还有童年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正的教育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就产生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的。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多数培训、辅导却恰恰能够做到，他们做得越好，潮流所向就越汹涌，越没有底线。孩子们童年从此远离自然、远离天伦之乐、远离个性的自由勃发。“这正说明我们今天的教育环境、家长还缺乏一颗平常心，没有培养一个“好公民”的自信和勇气。我们都期待我们的孩子做人上人，做不得了的杰出人士，很少有家长有‘让孩子今后就做个能自食其力的、对社会做一份贡献的好公民’的自信和勇气。很多家长都没有这样的坚守，从小对孩子的信心培养和人格塑造就特别重要。社会的纷争、隔阂从哪里来的，孩子们的坏脾气、虚伪的德性就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做的，就是用作品，还给孩子们一个好性格。”
一次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一位德国的知名汉学家专门找到杨红樱，很严肃地对杨红樱的书能在中国畅销提出了质疑：“你的书里有很多哲学和人文的思想在里面，以我所了解到的中国孩子的思想水平，他们不可能畅销。”杨红樱的回答很简单：“那是你不了解中国孩子的现状，那些的确都是畅销书。”
单纯的高智商教育，是中国的隐患
作品在中国童书市场上的十年畅销，让越来越多的家长成为了杨红樱的读者。在与全国各地孩子家长的交流中，杨红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家长们对她的态度，差不多可以分为三类：不屑、不解、不言。
“十年以前，很多校长、家长是抵制我的书的，觉得我把‘淘气包’当书的主角，会教坏了他们的孩子。但没办法，孩子们喜欢读我的书，他们就只好对我‘不屑’了。”现在很多家长看了畅销书排行榜，又把杨红樱当成了“儿童阅读专家”，认认真真地参加杨红樱的读书活动，见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就是不喜欢读专家推荐的必读书，我该怎么办？”当真读过杨红樱作品的家长又会问：“如果我们任由孩子发展他们的个性，童年是快乐了，考不上大学、没了前途怎么办？”“其实他们误解我了。”杨红樱从来没把自己当专家，而且她最反感的就是所谓的“推荐必读书目”，“今天除了学位、职称考试，就是领导‘推荐’的书，家长自己也未必会读，何必难为孩子呢？”“个性与前途，我倒觉得并不矛盾，人生最耐久的力量是人格，何必都把自己的孩子塑造成短跑运动员呢？”
最让杨红樱开心的，是读书活动中，很多家长默契、信任的目光。“这种无言的默契最让我感动。活动结束以后，大家像朋友一样聊天，你会发现他们不只是认同我教育儿童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们懂书。读书的人生与不读书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知道阅读真正的乐趣和益处所在。越是读懂了书的人，越尊重孩子自己阅读兴趣。当然，前提是你要了解孩子的性别、性格、年龄差异。”
写了三十年的书，当了二十五年的母亲，杨红樱还是信服他爸爸的两条教子原则：身体好、性格好。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父亲。我上学比别人早两年，不会说不会写，小学3年级数字‘3’还老是写反方向。别的小朋友跳皮筋，我永远是帮他们看衣服的那个人；别的小朋友睡午觉，我也永远是那个睡不着觉‘只会在床上发呆’的女孩。但我父亲从来没有指责过我，他只是教我要多发现别人的优点。直到今天，我仍然笨嘴笨舌地不会夸人，甚至有点害怕所谓成人世界的种种交往、应酬。但我会观察、能写作。小时候在宿舍发呆，多半是我透过宿舍墙上的小孩，窥视外面云朵、树木、小鸟入了神。那时在外貌上我算得上“漂亮女孩”还被舞蹈队跳芭蕾，但在身体协调能力实在是个“笨女孩”，几个月就被刷下来，父亲却依然很开心。没有家长的强求，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成都女孩，始终保持了最基本的爱心和信心，受用一生。”
说到黄艺博甚至是药家鑫，杨红樱脸上流露出少见的惋惜之情，“我自己是个今天过完了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的人，但每次和学生、家长在一起的那种热烈、急切我喜欢，回到家一连几个月的封闭写作我也喜欢，这样的生活符合我的性格。哪怕外界再多的人误解我、攻击我甚至污蔑我，我仍然沉得下心，坐得住。那些高智商的孩子，人格却受到压抑，这是中国社会的隐患。”
破解童心，从破解出版体制开始
杨红樱的作家之路并不顺畅。她19岁做小学老师时就开始创作科学童话，一写就是六年。此后十年杨红樱一直坚持短篇“性情”童话的创作，但在2000年发表成名作《女生日记》以前她一直默默无闻。包括《女生日记》在内，她的作品往往在当时国内少儿出版领域的“选题初审”中就被踢出来。没有人推荐，没有教育意义，没有正面典型，更没有获奖的可能，纯文学书籍当时出版的一切条件她都不具备。杨红樱只能坚持再坚持、积累再积累。
《女生日记》是杨红樱有感于女儿青春期成长的不易，用高倍望远镜和强烈的母爱天天远观近察的心血之作，很多少儿出版社却仍然觉得过于“敏感”而不敢出版。碰巧当时的作家出版社坚持探索求新，力推了贾平凹、莫言、韩寒等一批与各年龄段读者的生活与思想非常贴近的作家，在少年领域里，作家出版社认定了杨红樱和她的《女生日记》。一炮而红之后立刻是毁誉参半，当时很多老师、家长质疑杨红樱为什么不懂得回避，各种图书评奖倒是自觉地回避了杨红樱这本已经畅销十年的书。倒是十年后，新加坡把杨红樱的书作为中文学习的辅导教材，新加坡的中文老师在通读了杨红樱的作品后，直言不讳地说，《女生日记》、《男生日记》就是写性的。杨红樱说没错，他们读懂了，“我就是要告诉孩子们，包括身体的变化在内，性别的出现有太多的情感、社会关系、伦理体验的变化在里面，这是毛毛虫变蝴蝶的重大时刻，我们无法回避，也无须回避。也只能勇敢、真诚地面对才能为一个人真正的成长、成熟找到出路。”
到了2004年杨红樱出《淘气包马小跳》时，她真正放开了手脚，不但要求出版社把这本纯文学书从厚本合集本变成薄本单行本，而且要求在开本、插图、上都大胆改革，真正做出适合孩子阅读图书来。出于对杨红樱的信任，出版社做到了，而且做成了一个以前不敢想像的千万量级儿童文学书籍市场。即便如此，谤随名起仍是杨红樱难以摆脱的命运，教育界、文学评论界里，始终有人对一个浑身是缺点的孩子作为主人公深入孩子的精神世界难以释怀。出版界更是经常有人推出“超越杨红樱”的大作，甚至有港台的记者因为风闻她是“淫秽、低俗畅销书”的作者来登门采访她。杨红樱无言以对，沉默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回答。
抨击的声音太多了，中央精神文明有关部委也知道了杨红樱，他们专门通读了《淘气包马小跳》，还专门约杨红樱进京面谈。杨红樱回避了好几次，终于鼓足勇气进京，没想到文明办的领导不但肯定了她的作品，还说马小跳的品格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仁慈”。杨红樱更加恬淡了。
“如果是马小跳，他也会这样做”
说来说去，文学是杨红樱的生命，毁也罢、誉也罢，她始终在文学的路上积累、攀登。《淘气包马小跳》的创作长达十年，马小跳始终是那个不到十岁的小学三、四年级学生，但他的命运却紧紧地伴随着中国近十年来的每一次思想搏动。马小跳的身上有对未知世界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也有对成人世界冷漠的困惑。十年之间唯一不变的，是他坚守着孩子天性的那种固执。有小学校长看完杨红樱的书说“马小跳是个让人心疼的孩子”，杨红樱觉得遇到了知音。“马小跳之前的十幾年，我一直不敢写一个男孩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阅历不够、写作的功力不够、心理承受能力也需要锻炼。所幸的是，马小跳这个阶段终于完成了。”
相对于文学评论，杨红樱更喜欢直接倾听孩子们的声音。小学老师出身的她除了封闭写作，最喜欢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一起聊天。“我的作品和孩子们关联非常紧密，我能走到他们中间去听听他们的感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不走到他们中间去我就听不到，因为小孩子没有话语权，也不可能为了我的作品去发表一篇文章。”对于社会矛盾的各样焦点，自知不善言辞的她没有费力去找发表言论的舞台，而是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沉淀下来，用善意的讽刺，变成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个形象。“比如我们怎么看待一个“格式化”的孩子的成长，他们是老师和家长眼中标准的好孩子；但个性化的孩子固执地坚守着孩子的天性。我的作品中，宽容地看待各种各样的孩子，让他们的生命平行地延伸，把主导权交给很多富有理想色彩的老师、家长、校长，他们都是典型的、把人性关怀放在首位的人，让他们来主导故事的发展，引发孩子们的思考。以前给我写信的孩子多，现在大量的家长也读我的书，全国各地都有我的家长读者，他们认可了我的观点，作为一个作家，也只能做到这些了。我不会去写一个榜样式的孩子，但我写了一个活生生的、深入人心的孩子——马小跳，马小跳影响了千千万万孩子的成长。”
不久以前，有一张手机照片在杭州留传广。有个女孩为一个在雨中中暑晕厥的路人打伞，她的父亲在打120，但其他行人非常对此无动于衷。那个女孩眼中充满了困惑与无奈，她不理解成人世界的冷漠。照片在网上盛传后，杭州全城搜索，到了这个“杭州最美”女孩，面对采访的记者，这个女孩很平静地说：“我相信如果是马小跳，他也会这样做。”
“我的故事肯定是轻松、活泼的，孩子的生活就是不断的犯错与改错的过程，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马小跳？孩子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最根本的一条，过硬的人品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不是我们成人所能想像的。这是马小跳的坚持，也是我的坚持。”杨红樱的笔下也有“小大人”丁文涛这样的角色，大人的称赞与鼓励让他的行为处处像是被格式化的“优秀”儿童，但内心本能地保有虚伪和谎言，没有解决好做人的问题。这是杨红樱在六七年前创作的形象，今天格式化孩子的进程却仍然方兴未艾，面对“虎妈”女儿藏身于母亲身后，那纯净有些畏惧的目光，面对黄艺博矗立于“五道杠”之畔，那威严又冷漠的眼神。笔者不仅想套用杨红樱笔下一个校长的质疑：没有缺点的孩子还是孩子吗？这样的孩子还有童年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正的教育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就产生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的。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多数培训、辅导却恰恰能够做到，他们做得越好，潮流所向就越汹涌，越没有底线。孩子们童年从此远离自然、远离天伦之乐、远离个性的自由勃发。“这正说明我们今天的教育环境、家长还缺乏一颗平常心，没有培养一个“好公民”的自信和勇气。我们都期待我们的孩子做人上人，做不得了的杰出人士，很少有家长有‘让孩子今后就做个能自食其力的、对社会做一份贡献的好公民’的自信和勇气。很多家长都没有这样的坚守，从小对孩子的信心培养和人格塑造就特别重要。社会的纷争、隔阂从哪里来的，孩子们的坏脾气、虚伪的德性就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做的，就是用作品，还给孩子们一个好性格。”
一次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一位德国的知名汉学家专门找到杨红樱，很严肃地对杨红樱的书能在中国畅销提出了质疑：“你的书里有很多哲学和人文的思想在里面，以我所了解到的中国孩子的思想水平，他们不可能畅销。”杨红樱的回答很简单：“那是你不了解中国孩子的现状，那些的确都是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