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老舍二字，在我这个作晚辈儿的来说，是不恭敬的。打从我记事儿的时侯起，就管他叫二爹，这是北京人的称呼，就是二叔。他并不是我的亲叔叔，但这也无妨，反正是挺亲近的。
　　幽默的语言
　　我本来不大懂得什么是幽默。现在回想起来，二爹日常生活中的谈吐，就是很幽默的语言。1946年，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的时侯，读了《骆驼祥子》，暑假就领着弟弟从家里步行二十多里路，到北碚来向二爹请教：“祥子现在还活着吗？”他认真地告诉我：“活着！也逃难到重庆来啦，就是重庆的路不平，他没法拉车，改行抬滑竿啦！”由于他是绷着脸说的，我也就信以为真了。这天午饭，胡絜青二婶捏的是碎子油韭菜馅包子，我走饿了，一口气吃了七八个，二爹怕我撑着，就小声地像说秘密似地告诉我：“孩子啊！咱可还有下顿儿哪！”说得满桌子人都笑了。其实，二爹二婶他们家，当时生活也很清苦，并不是经常都能吃上白面。我见过一位作家给二爹题的纪念册里，就有这样两句：“换他肉二斤，写稿三千字。”记得有一次，来了客人，二爹就找出来一套旧西装，悄悄地拿到街上去卖了，然后才买了点酒菜，可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大概因为他爱猫，或者是嫌四川的耗子大多，就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惹得全家大笑，以后都当笑话说。 “文艺学徒”
　　老舍同志在军政委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师。我们师部驻在五柳洞的一座山上，每个科都住在自己挖的挺宽绰的防空洞里。在一片高大茂密的赤松林中，我们还盖了一个半掘开式木结构的礼堂，有舞台，经常演出文艺节目，台下也铺着光滑的地板，可以跳舞。老舍同志和赴朝慰问团的部分同志，与我们师的营以上干部和宣传队的同志们，就是在这个礼堂里开的联欢会。他们来之前，我就听说，老舍同志虽然患有寒腿，但还是拄着手杖坚持着爬上了我部最前沿阵地马良山，深入到战士们当中去慰问大家，并且进行战地采访，体验生活。因此，我早就渴望见到他了！我在想：志愿军的部队多得很，而他恰巧来到了我们师，也许二爹是想看看我吧？但是，我只是个排级干部，不够资格参加这次师部的联欢会，这可怎么办呢？我正急得抓耳挠腮，军政委派人来叫我了，说：“老舍同志在咱们军有个侄子，是你吧？快来！”我欣喜若狂，跑进了礼堂，大家都在跳舞，一名宣传队的女队员，正陪着老舍同志跳慢四步哩，只见他精神奕奕，舞步虽小而慢，却跳得很好、很高兴。一曲舞罢，师宣传队的孙副队长赶紧提议：“请老舍同志给咱们说个笑话好吗？”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二爹又用他那幽默的地道北京话，一连说了两个笑话，大家的笑声像热浪般的涌来，我也跟着大笑了好一阵子。
　　军政委拉着我的手来到老舍同志面前，我立正行了个军礼，叫了一声“二爹！”他就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然后把目光停在我的胸前棗我左胸佩戴着红边黑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符号，上方还有四枚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颁发的银质军功章。二爹看着点了点头，感慨地说：“你就是大年哪！七年没见，长成了大高个儿啦！”他拉我坐在身边，又说：“你都长胡子啦！不，还不能算真正的胡子，只能算一层茸毛。”我赶紧说：“在二爹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他高兴地笑笑，却又说：“哦，是个孩子，不是个作家！”我窘得脸上发烧，低下了头，只听他亲切他说着：“我给你回的信，是请你们政委看过的，他也表示同意我对你的批评。不知道你想得通吗？怕你想不通，所以老惦着来瞧瞧你呀！”我立刻说：“想通啦！”又把自己的思想，详细地报告了一番，听得军政委都笑了。最后，二爹与我达成了个“协议”——我还是要坚持业余习作；他则是不论多么忙也一定帮我看稿子。然后，我才高高兴兴地回去睡了个香甜的觉。195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还念念不忘地想搞戏剧工作，二爹说：“好吧，我介绍你到人艺去，帮着搬搬布景，当个文艺学徒吧！”说实话，这一次我可真的想不通了棗怎么熬到现在还要当“文艺学徒”呢？于是我干别的工作去了，间或也写些诗文，送给二爹看，他都百忙分神，一一指教。一次，经他介绍，《新港》杂志发表了我的一首五百行的长诗，我很得意，没想到二爹却对我说：“你没有诗才，以后别写诗了。你的工作经常下厂、下乡，这很有利！就挤业余时间，学着写点短篇吧。”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打倒“四人帮”之后，我又拿起笔来从事业余文艺习作，当写了一点东西时，才痛感大有再当“文艺学徒”之必要！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