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人性基础
　　茅老的著作中，《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与《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份量最重。前者，涉及数学较多，后者则像一部拥有经济伦理内涵的著作。就像亚当斯密一样，不仅有《国富论》留世，也有《道德情操论》作为其主张自由市场、倡导“看不见的手”这一观念的道德基础。
　　不过，斯密的道德哲学中隐藏着神学背景，与“看不见的手”相对应，上帝有一只“看得见的手”（神的先定的和谐安排。这一点可参照汪丁丁的《经济思想史讲义》之斯密章节）。
　　茅老乃书香世家，《大家的经济学》一上来即向青少年朋友介绍人性的根源，介绍了自利、利他等相关观念的产生，并指出自利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和倾向，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斯密的《国富论》中将其称为“利己心”，经济学里由此引申出了“经济人是追求私利的理性人”这一古典命题。
　　斯密说，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至死方休的欲望，尽管它是温和的且不宜冲动的欲望。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则指出：
　　我们追求财富、逃避贫困，主要是出于人类情感的考虑。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辛苦和忙碌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
　　我们可以试着将茅老的这一章节做进一步的阐释，即经济学里的“人性论”是如何被提炼出来的。古代有“人性本善”的基本预设，至宋时期影响，有“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论断。茅老的观念，更接近于大卫休谟，这位稍早于亚当斯密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在其著名的《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中，对人性有相当充分的探讨。我试着归纳出下列几点：
　　（1）自然资源的稀缺是讨论人性的前提。如果资源极大丰富，像极乐世界一样，就不会有自私和无私之区分。
　　（2）人性无恒常。习惯和教养可以使人改变，趋善和趋恶，后天的环境是重要的。
　　（3）有限的同情。人有恻隐之心，当人们发现同情他人比憎恨他人，会带来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交往环境时，人们的同情心会扩展会一种合作精神，并在必要时产生牺牲精神。
　　所以正是基于此，茅老的著作中紧接下来的章节正好是市场经济的形成、交易与合作的发生。
　　增长的动力
　　《八十年回望一走近茅于轼》介绍了茅老的许多往事，其中一篇为《杨小凯与茅于轼：平生风谊兼师友》。作者说。从最近百年中国的人文学术图谱上讲，茅老属于第四代学者，杨小凯属于第五代。
　　第一代的有蔡元培、梁启超等。第二代以胡适、陈寅恪为代表。第三代以费孝通、钱钟书为代表。第四代有李泽厚、吴敬琏。第五代，杨小凯……
　　之所以要说到小凯，是因为茅老提到“增长”。斯密说到的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是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加深。经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提出的规模效应，新古典经济学里没有分工，只講规模效应，认为增长取决于投资（资本与土地等）和消费、出口。这被认为是增长的三驾马车。
　　小凯将增长的动力追溯到斯密的洞见，即分工理论，并用数学加以形式化，这被称为“新兴古典”。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大家的经济学》的最后部分就会发现，其参考书目中亦有一条为：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某种意义上，茅老接受了小凯强调的“斯密洞见”，即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加深是人类福利增长之源。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增长史往往被归纳为“斯密型动力”，如加州尔湾学派的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讨论的正是这一线索及其增长路线的改变。
　　小凯与茅老年纪相差20年，原本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的中国学人，但2007年夏天去世。他在莫纳什大学任教（好象是公司李萌萌的学校）。
　　这两位学人是值得尊敬的。
　　有些研究成果得罪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可又讲不出道理，所以只好用质疑的办法。当然，我不会计较他们质疑。
　　最后，我引用秋风的文章《绅士茅老》结束此篇：
　　从专业上说，茅老是位经济学家，但是他这个经济学家却与众不同。他身上，具有强烈的公共精神，而这种公共精神，正是绅士的标志性特征……绅士当然是有价值追求的，对他来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目的乃是服务于现实和维系美好的生活。在茅老看来，中国人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是自由。
　　秋风说，茅老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绅士，是人格、道德和行为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