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杜甫很忙，包大人也累得够呛。
　　然而，中国资本市场上生存着一批更奔波的人——独立董事，他们身兼多份职业，上班地点天南地北，行业属性千差万别，其中更有多位“學院派”佼佼者凭借其犀利独到的眼光以及出色表现，成功入围2012年度“奥斯卡最佳劳模”名单。
　　上榜的原因大多与金钱息息相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2011年，沪深两市2283家上市公司中，支付给5144位独董4.50亿元，平均薪酬为8.92万元。
　　在大呼薪酬跑不过CPI的年代里，至少还有高管们的薪酬增长能接近2011年的CPI。虽说独立董事的薪酬从绝对值上看远不如上市公司高管，但是从不用承担公司运营的各种压力来看，独董是个轻松活。
　　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界大腕投身资本的怀抱。
　　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中国语境下，经济圈内沉淀下来这样的默契：在资本利益面前，谁也不比谁更高尚，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经济学家言利，而不言所谓的道德和良心。
　　而不讲道德和良心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圈的学术自由和学者的自由表达的萎缩。在这样潜规则的维护下，资本、权利、经济学家的合作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超稳定结构。
　　于是，独董们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一边在银行当独立董事，一边给银行当传声筒；一边批评垄断体制，一边在垄断行业拿高薪。
　　我们理解“学院派”的苦衷，他们作为职业的知识生产者，与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要应付僵硬的考核；他们逃脱不了高房价、子女教育等负担，生活的烦恼并不因为书读得多而减少。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免俗地要谈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表达我们对知识分子群体责任缺位的批评。
　　毕竟，独董制度的引入，更多的着力点在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而当社会良知被资本购买，他们自己也将是受害者。
　　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这也正是我们对自身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