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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大概没有哪国人像中国人这样纠结于“进”“退”与“出”“入”之间。有时进不如退，有时进不得也退不得；有人以进为退，有人以退为进。汉语中的成语“进退维谷”最早见于《诗经》，很好地描绘了国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尴尬。范仲淹的名篇《登岳阳楼记》似乎最少纠结于进退之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退）；但也不得不承认：是进亦忧，退亦忧；最终得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结论。宋朝是文人士大夫活得最好的朝代，进退尚且如此；社会动乱和极端专制的时期，进与退，免不了又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抉择和精神向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孟子的话，儒家的理念，前者隐退而修身，后者进取泽被天下。还有：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以出世之心做人，以入世之心做事，这些都是儒家的理想和要求。
南京著名的栖霞山，可以说是进与退、出与入问题的最佳诠释。有时是去看栖霞红叶，有时陪朋友去拜佛、看古迹，有时就是想到那儿清净一会儿。多少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出入栖霞，睹物思人，想得最多的也是进与退的老问题。栖霞山本名摄山，因山中盛产中药材，取“摄生”之意。1930年出版的《栖霞新志》记载的栖霞山出产的中药材还有近600种。李时珍在南京刊刻《本草纲目》时，曾到栖霞山采集药材标本，补充、丰富《本草纲目》的内容与纲目。中草药食之可以摄生祛疾，“摄”乃保养也。“摄”在这里是一个好词，有名有实，但延养的毕竟只是人的肉身。
栖霞山后来从延养肉身走向涵养心灵，从养生转向养心。南齐时的明僧绍是转折性的人物，称得上是栖霞山的开山之祖。他先是在摄山结庐修行，后舍宅为寺，因他字栖霞，寺名栖霞，山以寺名，“摄山”成了“栖霞山”。至此，栖霞山不仅和肉身相关，更与精神相联。千百年来，栖霞山上的故事，鼓励人退隐、出世，也激励人进取、入世，矛盾而又和谐。
明氏为世家大族，即使到了僧绍这一代，自宋至梁，刺史就出了六位，胞兄僧胤是冀州刺史，胞弟庆符是青州刺史。但南北朝社会大动乱，乱世出英雄，“进”可能成为“英雄”，甚至称霸、成王；但也可能招祸，甚而丢了性命，危及家庭、亲族。因此，避乱世、求心安，也是明智之举。明僧绍雅好山水，本不肯屈居人下，他六次拒绝皇帝的诏命，甘居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确为“逸士”，时人称他为“征君”。由此可看出，明僧绍隐居山林不是一种姿态，不是待价而沽，不是“待诏”，其“退”，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其心理和理论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退”与“出”的思想渐为人所注意：玄学是显学，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佛教传入不久，思想时有交锋，明僧绍有自己的理性思考。他在《正二教论》中说：“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称长生不死，名补天曹，大乖老、庄立言本理。”求生理意义上的长生不老是道家之“蔽”，不但与佛理相悖，也有违老庄思想。明僧绍退隐栖霞山并不是求道问药，期冀长生不老，而是体现为一种人生态度：退出俗世，遁入自我。
知音难求，知音的心趣相契也给人生带来无与伦比的欣喜。世间美好的事物莫不如此。明僧绍“征君”的声名吸引了不少人，其中就有高僧法度。他慕名来到栖霞山，在明僧绍的山舍宣讲《无量寿经》，一来二往，隐士断绝了其他的一切，走向佛教，并舍宅为寺，“千佛名蓝”的栖霞寺由此成立，成为江南地区的佛教中心。先“退”再“出”是明僧绍的人生轨迹，这当然是明僧绍意义上的——不是以退为进，而是退着进，是佛家意义上的进。正如布袋和尚的《插秧歌》：“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是渡己、渡人意义上的“进”。
任何事业，贵在有后继者，事业与精神因此才能长久。“长久”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理想之一。继其父志，“传明氏家业”的是明僧绍的次子明仲璋。按照父亲的遗嘱，他与法度一起在栖霞山造无量寿佛及二菩萨，传导佛法。自此，佛教之义与“征君”之名吸引了大批王公贵族和士大夫纷纷来栖霞山造献佛像，成就了江南名窟——栖霞山千佛岩。
为明僧绍“树碑立传”的是他的五世孙明崇俨。但这位明氏后人却是精神意义上的不肖子孙。他因为擅长“方外之术”，得到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宠信。“方外之术”乃道家的末流，“守生者蔽”，他的先祖明僧绍肯定是反对的。此为不肖者一。他为了“光宗耀祖”，求高宗李治为明僧绍撰写碑文，实质是借祖荣己，本质上还是为了一己的“进”与“入”，为儒家的末流，至少违背了祖宗的修持善业的高逸精神。天底下最贪恋长生不老之术的，莫过于皇帝，天下为他所有，“死”意味着失去那巨大的所有。所以，皇帝最看重两种人：一是为他打江山、管理江山的人，一是能帮他长寿，甚至长生不老的人。但是，因为皇帝见多了积极要求进步之人——那些在他面前尽力表现，求官求财的人。因此，皇帝心中最欣赏的一定不是这些人。也许，那些能放下一切的高逸之士，才有可能让皇帝心动。有了上面这些原因，唐高宗才肯为了一个正谏大夫的远祖写下“明征君碑”的碑文。而这位明崇俨后来竟被人刺杀，年仅33岁。有历史考证者认为，他是死于太子李贤的谋杀。武则天曾请他为几个儿子相面，看哪个儿子更有帝王命相，明崇俨说了太子的坏话。他是忘了明家的祖训，入世太深，进取失据，妄议皇家家事，断了自己的退路。
明征君碑倒是一直保留下来，是目前栖霞寺内国家级文保单位之一。此碑建于唐上元三年（676），高宗李治亲自撰文，卫尉少卿高正臣书写，朝散大夫王至敬篆额。碑阴有“栖霞”两个鎏金大字，传为李治所书。碑文书写了明征君当年的事迹，是褒扬，历代有人把它当成一种提醒。
南北朝时期，僧祐、僧朗、吉藏等高僧为发展栖霞寺做出了杰出贡献。僧祐不仅是律学名僧，而且利用自己在僧、俗两界的影响力，使栖霞寺千佛岩初具规模，现存的几尊大佛造像，都是由他亲自设计。刘勰在南京写成《文心雕龙》也是依靠僧祐的帮助，据《刘勰本传》记载，刘勰“依沙门僧祐，與之居处，积十余年”，可见僧祐对刘勰的影响。刘勰的文艺思想和僧祐的佛家教义的关系，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有人甚至认为《文心雕龙》也对《高僧传》等佛家经典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心雕龙》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佛教思想的影响也很明显。如《文心雕龙》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和“神”是决定客观世界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此点实与佛理相通，也与柏拉图的理念说类似。刘勰早年即浸染于佛教，并协助僧祐编撰《出三藏记集》。《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的赏识，推荐他出仕为官，担任过“太子通事舍人”等官职。梁昭明太子去世后，据说刘勰内心伤悲，请求出家，但梁武帝不准；刘勰烧发明志，在南京定林寺出家，并在此圆寂，实现了出世的理想。 僧朗主要功德在栖霞山（摄山），被称为摄山大师，栖霞寺三论宗的祖庭地位的基础主要由他奠定。据《神僧传》记载，僧朗不避酒肉，常伴在僧朗左右的是一猴一犬，进餐时，僧朗必与它们分而食之。吃完后，猴把吃饭的钵套在头上，骑上狗，仍不离僧朗左右。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能与动物和谐相处，符合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想。人类过“进”，必然要役使自然，形成佛家所反对的贪与欲。这位僧朗，讲经时声震如雷，听众往往只见他的唇吻在动，多数人不能辨明内容。三论宗与禅宗一样，重神会不重语言，也不需要听得那么清楚。洞山良价禅师说：“我不重先师到得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不说破才给他留下了心会、心领的空间，“心领”才是真正的得到、得道。
在僧祐、僧朗的基础上，吉藏将三论宗发扬光大，成为一大宗派，并流布至海外。他们都是真正的出家人，与“进”“入”没有关系，或者说，他们的“进”与“入”是佛家的进与入，是普度众生的思与愿。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与提婆的《百论》为教义，倡导“诸法性空”，入世间、出世间与有为、无为皆为因缘所定。
尽管如此，无论是进、退，出、入，都还有高下之分。佛教有宗派，可以争论；僧有高低，就高不就低。唐代诗人郑谷有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奉赦撰写《宋高僧传》的赞宁原为吴越国僧统，入宋后，获皇帝赐予紫衣，充僧统，做了僧界的领导，致使《宋高僧传》不叙僧人不事王侯事，有媚上、媚世的嫌疑。欧阳修《六一诗话》载，一次安鸿渐遇赞宁与数僧行走于街上，嘲讽说：“郑都官（指郑谷。——引者著）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反应快，应声道：“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这倒是说出了媚僧与俗儒之间的共通之处，确有警醒意义。禅宗十三祖有言：“如来有教，沙门不得亲近国王、大臣权势之家。” 琉璃殿上无知识，佛家不入权贵之门。即使是佛家认识清醒，仍还须时时警示，可见进与入、退与出矛盾的调和之难。
君临天下做皇帝大概是“进”与“入”的最高阶梯了吧。但即使皇帝，心里也免不了有“退”与“出”的思想。皇帝的“俗世”可以满足各种欲望，但也无法避免“烦恼”。这样的矛盾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栖霞寺舍利塔，不仅是栖霞寺最重要的文物，也是南京最重要的南唐旧物之一。始建于隋代，南唐改建为石塔，并遗留至今。隋文帝杨坚登基之前，神尼智仙赠予舍利数百颗。登基后的杨坚回忆往事，相信自己能君临天下是佛护佑的结果，所以两次下诏在各地选址建塔，安放舍利，栖霞寺是首座获建舍利塔的寺庙。此次建起的木塔，毁于唐会昌灭佛。重建舍利塔要等到南唐时期。《五灯会元》多次记载“江南国主”请僧说法、襄助佛事，保留至今的石质舍利塔是南唐襄助佛事的最有力证明。这“江南国主”，要么指李璟要么指李煜，作为南唐偏安江南的两位皇帝，一方面承受着来自北宋的巨大压力，行动上对佛教的倡扬，也是祈求菩萨保佑“国泰民安”与李家江山吧；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时空内也免不了“浮世”之慨，内心偶尔也会有“厌世”之情，动“出世”之念。但作为皇帝，实际上已是退无可退，对佛教的态度，也证明了他们只能在进与退之间纠结、挣扎。一位官员问马祖道一禅师：我吃不吃肉呢？禅师答：吃是你的禄，不吃是你的福。即使是普通人，这“福”与“禄”都很难取舍，皇帝的那块“肉”，那可是天下最大的“禄”。
皇帝“进”“退”，天下震动。顺治皇帝几次三番要出家，甚至剃度成为落发皇帝，举国震惊。虽然出家之事被劝阻，不了了之，皇帝出家心切却是事实。痛失爱子爱妃（这本是他进取的个人动力），使他心灰意冷，厌倦俗务（皇帝的工作当然也是俗务），一意要遁入空门。
雍正皇帝崇佛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他“用”佛已达一定的“境界”，自号“圆明居士”“破尘居士”，曾作《自疑》诗一首：“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不着僧服的“野僧”皇帝，看似一闲人，自许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佛家皇帝。登上皇位后竟自称“释主”，不仅要做人间的皇帝，而且要为佛教的教主。佛教只是雍正的借口和统治工具——臣民清净无为，就更好统治了。但曾与雍正过从甚密的僧人结局都不是太好。这些僧人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者成为一些人走近皇帝的媒介，抑或竟想假借皇帝之名，那下场就不会好了。
皇帝流连，美人隐居，确实给游客想象栖霞留出了巨大的空间。虽然风流逸事与精神性关系不大，但从中倒也可以见出精神向度和价值取向。
天下名山僧占多，古寺名刹一般选址在云蒸霞蔚的深山老林，山以寺灵，寺以山名，佛教喜好自然，僧人向往融入自然，身处寂静清幽的山林，有利于潜心修炼、护持身心。对这样的好事，皇帝当然不肯置身事外。皇帝平时住在阔大高耸的宫殿里，威严有余，舒閑不足，既然出了京城，当然山水悠然最好。乾隆六次南巡，有五次驻跸栖霞山；第一次南巡就游览了栖霞山，但因为栖霞行宫其时还未建好，未能留驻。两江总督尹继善为了吸引、讨好乾隆皇帝，四次增修栖霞行宫，劳民伤财可以想见。当年的乾隆行宫建筑面积有两万多平方米，前后花了六年的时间建成，是乾隆南巡行宫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乾隆驻跸栖霞行宫期间题诗119首，书写楹联、匾额50余副、块，御碑三块，可见乾隆在此心情大好，而且颇为悠闲。皇帝住在寺山，远离紫禁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退”；休整好了以后，当然是为了更好地“进”。皇帝的江山从来不是铁打的，乾隆钟爱的栖霞行宫被太平军一把火烧了，沦为废墟，现在称为“乾隆行宫遗址”，为栖霞山增添了一些花絮。
有的人是从官场退隐山林，有的是从商场退出江湖，而李香君竟然是从情场金盆洗手，舍情取义，落发为尼，归隐栖霞，终老桃花涧。如今的桃花涧有李香君墓。桃花涧本是栖霞山美景，明代《栖霞小志》记载桃花涧：“春末夏初，则红英绿荫，错落左右，游人行其下，衣袂皆有香色。然知者亦少，非耽于山者，不能久宿。”世间“耽于山者”终是极少数。李香君“故事始于桃花扇，传奇终之桃花涧”。作为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乃一代佳人，选择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为人生归宿，侯、李之爱，情动天下，为一时佳话。在明清易代之际，在权贵的威逼之下，刚烈女子李香君以死抗争，一头撞向梳妆台，血溅她与侯方域的定情之物桃花扇……清军兵临金陵城下，李香君避入栖霞山的葆真庵，遁入空门。而此时的侯方域已降顺清朝，做了贰臣。国破家亡之际，“青楼皆为义气女，英雄尽是屠狗辈”。后来侯方域寻至葆真庵，李香君当面撕碎了那把溅血的桃花扇。李香君以肉身的出世，保证了精神的入世，舍个人私情，保民族大义，为栖霞山涂抹了别样的色调。 为栖霞寺增进事功的当然主要还是高僧，近代以来最为得力的当属宗仰上人。宗仰上人与帝师翁同龢是常熟老乡，上人幼年时曾受业于翁同龢。翁看了他的文章后曾对他说：“君习举子业，住著自缚；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翁同龢是从他的文章和气息看出了他的慧根。翁是庙堂之上的“进”“入”之人，对“出”“入”气象倒是最敏感的。宗仰天资超群，此后确实一心向内，潜于内典，不再仕进向外，16岁便剃度出家。但他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出世的精神忧时济世，以出家人的身份从事着革命者的事业。19至20世纪之交，国家内忧外患，宗仰联络众多革命者，编辑出版革命报纸，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立中国教育学会，鼓吹革命，资助革命事业。后来的国民党要人高度评价宗仰：“迹其生平，襟怀磊落，德性坚定，闻义必先，避免若浼，实佛门之龙象，吾党之瑰奇。”佛门龙象、党之瑰奇，这样的评价用在一个人身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遇“义”而进，面“名利”而退，无反顾，不犹豫，绝不拖泥带水，这才是宗仰最让人感佩处。民国建立以后，当年的革命战友飞黄腾达，孙中山根据宗仰上人对革命的贡献请他到民国教育部任职，宗仰坚持不受，仍以“佛”为其宗旨，托迹丛林。但仍旧关注国家大事，宋教仁被刺，袁世凯意欲称帝，宗仰上人撰下《宋杀愤言》和《讨袁篇》，俨然革命斗士。宗仰就是这样：以佛家弟子身份，时时为革命施以援手，但绝不入戏。《五灯会元》载，径山道钦禅师对他的徒弟说：“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将相“负累”太多，宗仰不肯为“将相”，却是真正的“大丈夫”。有和尚问大珠慧海禅师：“儒释道三教异同如何？”禅师答：“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异也。”宗仰立足于释，兼取儒、道，足称“大量者”。
也许在宗仰上人看来，如果入世，俗世的事情没弄好，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大概很难有出家人的出世与救世吧。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圆认为“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中庸子传·上》，《闲居篇》卷十九）这用在宗仰身上颇为合适。1919年，宗仰上人到栖霞山寻觅僧绍遗踪。此时的栖霞寺经历了太平天国战火等灾难后，已是破败不堪。宗仰上人在众人的请求下，决定驻锡栖霞寺，利用自己的名望和能力，重建古寺，绍隆佛种。孙中山闻知宗仰出世兴法，以归还宗仰当年资助革命款项为名，为栖霞寺拨款一万银圆。受此影响，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信众，纷纷为修复栖霞寺捐款。但修复工程诸事浩繁，劳心劳力。宗仰上人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在主体建筑即将落成之际圆寂。由于宗仰上人的努力，栖霞古寺得以中兴。为纪念宗仰上人，栖霞寺和台湾佛光山均建有宗仰上人纪念堂。
抗日战争中，南京城为日本侵略者所破，栖霞寺冒着被灭寺的危险，义无反顾收治伤残的中国军人。在民族大义面前，退无可退。“现在轮到我们前进，我死，你们生。”这是西哲柏拉图著作的大主题，也是《申辩篇》的结语。哲学家的向死而生和永恒判断与死亡灵魂的生分离开来。苏格拉底说：“我们当中谁采取的路线更好，这对所有人都是隐藏的，除了神。”（《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中国儒教与佛教的舍生取义，与西方哲学教义不谋而合。有的人是退着进步，比如佛教的勇猛精进；有的人却是进着退步，比如那些儒教的末流，那些蝇营狗苟的名利之徒。当然还有那些在“进”与“入”道路上伤痕累累的失意彷徨之人，那些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的“待诏”之辈，他们对“进退维谷”体会最深。这些，神都知道。
明代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的德清禅师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九《学要》），打通儒道两家。在真正的高人那里，儒释道没有截然分野。
经过了人生的诸多“进”“入”与“退” “出”之后，最高的境界，大概是“不进不退”。正如《五灯会元》所载玉泉昙懿禅师的自问自答：“进一步则乾坤震动，退一步则草偃风行。且道不进不退一句作什么生道？良久曰：‘闲持经卷依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
好一个“闲持经卷依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
只是，我们现代人住在公寓楼的“鸽子籠”里，家门口已无松可依；而且，也已经没有山林给你结庐隐居。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在尘世左冲右突，最终以“和尚”为业。谈起僧俗两界，他竟幽幽地说：“都差不多。”听此语，我也是幽幽的，没好再问他在何处驻锡。进、入与退、出，我们现代人只能在“心”上做文章。连高僧都说：莫学佛法，但自修心。
责任编辑 许泽红
南京著名的栖霞山，可以说是进与退、出与入问题的最佳诠释。有时是去看栖霞红叶，有时陪朋友去拜佛、看古迹，有时就是想到那儿清净一会儿。多少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出入栖霞，睹物思人，想得最多的也是进与退的老问题。栖霞山本名摄山，因山中盛产中药材，取“摄生”之意。1930年出版的《栖霞新志》记载的栖霞山出产的中药材还有近600种。李时珍在南京刊刻《本草纲目》时，曾到栖霞山采集药材标本，补充、丰富《本草纲目》的内容与纲目。中草药食之可以摄生祛疾，“摄”乃保养也。“摄”在这里是一个好词，有名有实，但延养的毕竟只是人的肉身。
栖霞山后来从延养肉身走向涵养心灵，从养生转向养心。南齐时的明僧绍是转折性的人物，称得上是栖霞山的开山之祖。他先是在摄山结庐修行，后舍宅为寺，因他字栖霞，寺名栖霞，山以寺名，“摄山”成了“栖霞山”。至此，栖霞山不仅和肉身相关，更与精神相联。千百年来，栖霞山上的故事，鼓励人退隐、出世，也激励人进取、入世，矛盾而又和谐。
明氏为世家大族，即使到了僧绍这一代，自宋至梁，刺史就出了六位，胞兄僧胤是冀州刺史，胞弟庆符是青州刺史。但南北朝社会大动乱，乱世出英雄，“进”可能成为“英雄”，甚至称霸、成王；但也可能招祸，甚而丢了性命，危及家庭、亲族。因此，避乱世、求心安，也是明智之举。明僧绍雅好山水，本不肯屈居人下，他六次拒绝皇帝的诏命，甘居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确为“逸士”，时人称他为“征君”。由此可看出，明僧绍隐居山林不是一种姿态，不是待价而沽，不是“待诏”，其“退”，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其心理和理论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退”与“出”的思想渐为人所注意：玄学是显学，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佛教传入不久，思想时有交锋，明僧绍有自己的理性思考。他在《正二教论》中说：“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称长生不死，名补天曹，大乖老、庄立言本理。”求生理意义上的长生不老是道家之“蔽”，不但与佛理相悖，也有违老庄思想。明僧绍退隐栖霞山并不是求道问药，期冀长生不老，而是体现为一种人生态度：退出俗世，遁入自我。
知音难求，知音的心趣相契也给人生带来无与伦比的欣喜。世间美好的事物莫不如此。明僧绍“征君”的声名吸引了不少人，其中就有高僧法度。他慕名来到栖霞山，在明僧绍的山舍宣讲《无量寿经》，一来二往，隐士断绝了其他的一切，走向佛教，并舍宅为寺，“千佛名蓝”的栖霞寺由此成立，成为江南地区的佛教中心。先“退”再“出”是明僧绍的人生轨迹，这当然是明僧绍意义上的——不是以退为进，而是退着进，是佛家意义上的进。正如布袋和尚的《插秧歌》：“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是渡己、渡人意义上的“进”。
任何事业，贵在有后继者，事业与精神因此才能长久。“长久”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理想之一。继其父志，“传明氏家业”的是明僧绍的次子明仲璋。按照父亲的遗嘱，他与法度一起在栖霞山造无量寿佛及二菩萨，传导佛法。自此，佛教之义与“征君”之名吸引了大批王公贵族和士大夫纷纷来栖霞山造献佛像，成就了江南名窟——栖霞山千佛岩。
为明僧绍“树碑立传”的是他的五世孙明崇俨。但这位明氏后人却是精神意义上的不肖子孙。他因为擅长“方外之术”，得到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宠信。“方外之术”乃道家的末流，“守生者蔽”，他的先祖明僧绍肯定是反对的。此为不肖者一。他为了“光宗耀祖”，求高宗李治为明僧绍撰写碑文，实质是借祖荣己，本质上还是为了一己的“进”与“入”，为儒家的末流，至少违背了祖宗的修持善业的高逸精神。天底下最贪恋长生不老之术的，莫过于皇帝，天下为他所有，“死”意味着失去那巨大的所有。所以，皇帝最看重两种人：一是为他打江山、管理江山的人，一是能帮他长寿，甚至长生不老的人。但是，因为皇帝见多了积极要求进步之人——那些在他面前尽力表现，求官求财的人。因此，皇帝心中最欣赏的一定不是这些人。也许，那些能放下一切的高逸之士，才有可能让皇帝心动。有了上面这些原因，唐高宗才肯为了一个正谏大夫的远祖写下“明征君碑”的碑文。而这位明崇俨后来竟被人刺杀，年仅33岁。有历史考证者认为，他是死于太子李贤的谋杀。武则天曾请他为几个儿子相面，看哪个儿子更有帝王命相，明崇俨说了太子的坏话。他是忘了明家的祖训，入世太深，进取失据，妄议皇家家事，断了自己的退路。
明征君碑倒是一直保留下来，是目前栖霞寺内国家级文保单位之一。此碑建于唐上元三年（676），高宗李治亲自撰文，卫尉少卿高正臣书写，朝散大夫王至敬篆额。碑阴有“栖霞”两个鎏金大字，传为李治所书。碑文书写了明征君当年的事迹，是褒扬，历代有人把它当成一种提醒。
南北朝时期，僧祐、僧朗、吉藏等高僧为发展栖霞寺做出了杰出贡献。僧祐不仅是律学名僧，而且利用自己在僧、俗两界的影响力，使栖霞寺千佛岩初具规模，现存的几尊大佛造像，都是由他亲自设计。刘勰在南京写成《文心雕龙》也是依靠僧祐的帮助，据《刘勰本传》记载，刘勰“依沙门僧祐，與之居处，积十余年”，可见僧祐对刘勰的影响。刘勰的文艺思想和僧祐的佛家教义的关系，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有人甚至认为《文心雕龙》也对《高僧传》等佛家经典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心雕龙》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佛教思想的影响也很明显。如《文心雕龙》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和“神”是决定客观世界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此点实与佛理相通，也与柏拉图的理念说类似。刘勰早年即浸染于佛教，并协助僧祐编撰《出三藏记集》。《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的赏识，推荐他出仕为官，担任过“太子通事舍人”等官职。梁昭明太子去世后，据说刘勰内心伤悲，请求出家，但梁武帝不准；刘勰烧发明志，在南京定林寺出家，并在此圆寂，实现了出世的理想。 僧朗主要功德在栖霞山（摄山），被称为摄山大师，栖霞寺三论宗的祖庭地位的基础主要由他奠定。据《神僧传》记载，僧朗不避酒肉，常伴在僧朗左右的是一猴一犬，进餐时，僧朗必与它们分而食之。吃完后，猴把吃饭的钵套在头上，骑上狗，仍不离僧朗左右。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能与动物和谐相处，符合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想。人类过“进”，必然要役使自然，形成佛家所反对的贪与欲。这位僧朗，讲经时声震如雷，听众往往只见他的唇吻在动，多数人不能辨明内容。三论宗与禅宗一样，重神会不重语言，也不需要听得那么清楚。洞山良价禅师说：“我不重先师到得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不说破才给他留下了心会、心领的空间，“心领”才是真正的得到、得道。
在僧祐、僧朗的基础上，吉藏将三论宗发扬光大，成为一大宗派，并流布至海外。他们都是真正的出家人，与“进”“入”没有关系，或者说，他们的“进”与“入”是佛家的进与入，是普度众生的思与愿。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与提婆的《百论》为教义，倡导“诸法性空”，入世间、出世间与有为、无为皆为因缘所定。
尽管如此，无论是进、退，出、入，都还有高下之分。佛教有宗派，可以争论；僧有高低，就高不就低。唐代诗人郑谷有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奉赦撰写《宋高僧传》的赞宁原为吴越国僧统，入宋后，获皇帝赐予紫衣，充僧统，做了僧界的领导，致使《宋高僧传》不叙僧人不事王侯事，有媚上、媚世的嫌疑。欧阳修《六一诗话》载，一次安鸿渐遇赞宁与数僧行走于街上，嘲讽说：“郑都官（指郑谷。——引者著）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反应快，应声道：“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这倒是说出了媚僧与俗儒之间的共通之处，确有警醒意义。禅宗十三祖有言：“如来有教，沙门不得亲近国王、大臣权势之家。” 琉璃殿上无知识，佛家不入权贵之门。即使是佛家认识清醒，仍还须时时警示，可见进与入、退与出矛盾的调和之难。
君临天下做皇帝大概是“进”与“入”的最高阶梯了吧。但即使皇帝，心里也免不了有“退”与“出”的思想。皇帝的“俗世”可以满足各种欲望，但也无法避免“烦恼”。这样的矛盾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栖霞寺舍利塔，不仅是栖霞寺最重要的文物，也是南京最重要的南唐旧物之一。始建于隋代，南唐改建为石塔，并遗留至今。隋文帝杨坚登基之前，神尼智仙赠予舍利数百颗。登基后的杨坚回忆往事，相信自己能君临天下是佛护佑的结果，所以两次下诏在各地选址建塔，安放舍利，栖霞寺是首座获建舍利塔的寺庙。此次建起的木塔，毁于唐会昌灭佛。重建舍利塔要等到南唐时期。《五灯会元》多次记载“江南国主”请僧说法、襄助佛事，保留至今的石质舍利塔是南唐襄助佛事的最有力证明。这“江南国主”，要么指李璟要么指李煜，作为南唐偏安江南的两位皇帝，一方面承受着来自北宋的巨大压力，行动上对佛教的倡扬，也是祈求菩萨保佑“国泰民安”与李家江山吧；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时空内也免不了“浮世”之慨，内心偶尔也会有“厌世”之情，动“出世”之念。但作为皇帝，实际上已是退无可退，对佛教的态度，也证明了他们只能在进与退之间纠结、挣扎。一位官员问马祖道一禅师：我吃不吃肉呢？禅师答：吃是你的禄，不吃是你的福。即使是普通人，这“福”与“禄”都很难取舍，皇帝的那块“肉”，那可是天下最大的“禄”。
皇帝“进”“退”，天下震动。顺治皇帝几次三番要出家，甚至剃度成为落发皇帝，举国震惊。虽然出家之事被劝阻，不了了之，皇帝出家心切却是事实。痛失爱子爱妃（这本是他进取的个人动力），使他心灰意冷，厌倦俗务（皇帝的工作当然也是俗务），一意要遁入空门。
雍正皇帝崇佛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他“用”佛已达一定的“境界”，自号“圆明居士”“破尘居士”，曾作《自疑》诗一首：“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不着僧服的“野僧”皇帝，看似一闲人，自许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佛家皇帝。登上皇位后竟自称“释主”，不仅要做人间的皇帝，而且要为佛教的教主。佛教只是雍正的借口和统治工具——臣民清净无为，就更好统治了。但曾与雍正过从甚密的僧人结局都不是太好。这些僧人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者成为一些人走近皇帝的媒介，抑或竟想假借皇帝之名，那下场就不会好了。
皇帝流连，美人隐居，确实给游客想象栖霞留出了巨大的空间。虽然风流逸事与精神性关系不大，但从中倒也可以见出精神向度和价值取向。
天下名山僧占多，古寺名刹一般选址在云蒸霞蔚的深山老林，山以寺灵，寺以山名，佛教喜好自然，僧人向往融入自然，身处寂静清幽的山林，有利于潜心修炼、护持身心。对这样的好事，皇帝当然不肯置身事外。皇帝平时住在阔大高耸的宫殿里，威严有余，舒閑不足，既然出了京城，当然山水悠然最好。乾隆六次南巡，有五次驻跸栖霞山；第一次南巡就游览了栖霞山，但因为栖霞行宫其时还未建好，未能留驻。两江总督尹继善为了吸引、讨好乾隆皇帝，四次增修栖霞行宫，劳民伤财可以想见。当年的乾隆行宫建筑面积有两万多平方米，前后花了六年的时间建成，是乾隆南巡行宫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乾隆驻跸栖霞行宫期间题诗119首，书写楹联、匾额50余副、块，御碑三块，可见乾隆在此心情大好，而且颇为悠闲。皇帝住在寺山，远离紫禁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退”；休整好了以后，当然是为了更好地“进”。皇帝的江山从来不是铁打的，乾隆钟爱的栖霞行宫被太平军一把火烧了，沦为废墟，现在称为“乾隆行宫遗址”，为栖霞山增添了一些花絮。
有的人是从官场退隐山林，有的是从商场退出江湖，而李香君竟然是从情场金盆洗手，舍情取义，落发为尼，归隐栖霞，终老桃花涧。如今的桃花涧有李香君墓。桃花涧本是栖霞山美景，明代《栖霞小志》记载桃花涧：“春末夏初，则红英绿荫，错落左右，游人行其下，衣袂皆有香色。然知者亦少，非耽于山者，不能久宿。”世间“耽于山者”终是极少数。李香君“故事始于桃花扇，传奇终之桃花涧”。作为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乃一代佳人，选择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为人生归宿，侯、李之爱，情动天下，为一时佳话。在明清易代之际，在权贵的威逼之下，刚烈女子李香君以死抗争，一头撞向梳妆台，血溅她与侯方域的定情之物桃花扇……清军兵临金陵城下，李香君避入栖霞山的葆真庵，遁入空门。而此时的侯方域已降顺清朝，做了贰臣。国破家亡之际，“青楼皆为义气女，英雄尽是屠狗辈”。后来侯方域寻至葆真庵，李香君当面撕碎了那把溅血的桃花扇。李香君以肉身的出世，保证了精神的入世，舍个人私情，保民族大义，为栖霞山涂抹了别样的色调。 为栖霞寺增进事功的当然主要还是高僧，近代以来最为得力的当属宗仰上人。宗仰上人与帝师翁同龢是常熟老乡，上人幼年时曾受业于翁同龢。翁看了他的文章后曾对他说：“君习举子业，住著自缚；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翁同龢是从他的文章和气息看出了他的慧根。翁是庙堂之上的“进”“入”之人，对“出”“入”气象倒是最敏感的。宗仰天资超群，此后确实一心向内，潜于内典，不再仕进向外，16岁便剃度出家。但他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出世的精神忧时济世，以出家人的身份从事着革命者的事业。19至20世纪之交，国家内忧外患，宗仰联络众多革命者，编辑出版革命报纸，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立中国教育学会，鼓吹革命，资助革命事业。后来的国民党要人高度评价宗仰：“迹其生平，襟怀磊落，德性坚定，闻义必先，避免若浼，实佛门之龙象，吾党之瑰奇。”佛门龙象、党之瑰奇，这样的评价用在一个人身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遇“义”而进，面“名利”而退，无反顾，不犹豫，绝不拖泥带水，这才是宗仰最让人感佩处。民国建立以后，当年的革命战友飞黄腾达，孙中山根据宗仰上人对革命的贡献请他到民国教育部任职，宗仰坚持不受，仍以“佛”为其宗旨，托迹丛林。但仍旧关注国家大事，宋教仁被刺，袁世凯意欲称帝，宗仰上人撰下《宋杀愤言》和《讨袁篇》，俨然革命斗士。宗仰就是这样：以佛家弟子身份，时时为革命施以援手，但绝不入戏。《五灯会元》载，径山道钦禅师对他的徒弟说：“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将相“负累”太多，宗仰不肯为“将相”，却是真正的“大丈夫”。有和尚问大珠慧海禅师：“儒释道三教异同如何？”禅师答：“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异也。”宗仰立足于释，兼取儒、道，足称“大量者”。
也许在宗仰上人看来，如果入世，俗世的事情没弄好，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大概很难有出家人的出世与救世吧。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圆认为“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中庸子传·上》，《闲居篇》卷十九）这用在宗仰身上颇为合适。1919年，宗仰上人到栖霞山寻觅僧绍遗踪。此时的栖霞寺经历了太平天国战火等灾难后，已是破败不堪。宗仰上人在众人的请求下，决定驻锡栖霞寺，利用自己的名望和能力，重建古寺，绍隆佛种。孙中山闻知宗仰出世兴法，以归还宗仰当年资助革命款项为名，为栖霞寺拨款一万银圆。受此影响，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信众，纷纷为修复栖霞寺捐款。但修复工程诸事浩繁，劳心劳力。宗仰上人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在主体建筑即将落成之际圆寂。由于宗仰上人的努力，栖霞古寺得以中兴。为纪念宗仰上人，栖霞寺和台湾佛光山均建有宗仰上人纪念堂。
抗日战争中，南京城为日本侵略者所破，栖霞寺冒着被灭寺的危险，义无反顾收治伤残的中国军人。在民族大义面前，退无可退。“现在轮到我们前进，我死，你们生。”这是西哲柏拉图著作的大主题，也是《申辩篇》的结语。哲学家的向死而生和永恒判断与死亡灵魂的生分离开来。苏格拉底说：“我们当中谁采取的路线更好，这对所有人都是隐藏的，除了神。”（《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中国儒教与佛教的舍生取义，与西方哲学教义不谋而合。有的人是退着进步，比如佛教的勇猛精进；有的人却是进着退步，比如那些儒教的末流，那些蝇营狗苟的名利之徒。当然还有那些在“进”与“入”道路上伤痕累累的失意彷徨之人，那些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的“待诏”之辈，他们对“进退维谷”体会最深。这些，神都知道。
明代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的德清禅师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九《学要》），打通儒道两家。在真正的高人那里，儒释道没有截然分野。
经过了人生的诸多“进”“入”与“退” “出”之后，最高的境界，大概是“不进不退”。正如《五灯会元》所载玉泉昙懿禅师的自问自答：“进一步则乾坤震动，退一步则草偃风行。且道不进不退一句作什么生道？良久曰：‘闲持经卷依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
好一个“闲持经卷依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
只是，我们现代人住在公寓楼的“鸽子籠”里，家门口已无松可依；而且，也已经没有山林给你结庐隐居。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在尘世左冲右突，最终以“和尚”为业。谈起僧俗两界，他竟幽幽地说：“都差不多。”听此语，我也是幽幽的，没好再问他在何处驻锡。进、入与退、出，我们现代人只能在“心”上做文章。连高僧都说：莫学佛法，但自修心。
责任编辑 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