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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桐城派产生于安徽桐城，初创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因文见道，别树一枝”，故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将从桐城派的起源及发展入手，探究桐城派文统与道统间的关系，最终对桐城派做一个整体评价，从而得出一个系统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桐城派 文统 道统
一、引言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有一段对桐城派的评论，从“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这句结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清朝时期，桐城派在文坛中的地位。古文理论分为唐宋八大家、秦汉派、唐宋派等不同派别，而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是当时桐城文人汲取了上述三种不同理论的精华，并与中国传统诗论结合，反复斟酌、不断创新而成的，桐城派的文统道统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又包括了多位文学巨匠的思索。这才使得它作为集中国古代文论之大成的文学流派，在古代存在了两百余年。而桐城派的核心理论就是方苞的义法说，“义法”一词并非方苞自创，它最早可追溯到《易经》一书，在义法说中，“义法”即标准。义法说，一般用来记录文人的创作灵感及内心感悟，但实质上又是桐城派创立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义法说以及之后的发展，如材料与能事、道与艺等共同形成了桐城派文道观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桐城派起源及发展
“桐城派”名称的起源，自古以来便有多种传言。在姚鼐著作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曾援用程晋芳、周永年戏谓自己的话，“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但此文中只提到了“桐城，”并未将之以派别看待；真正将“桐城”变为“桐城派”的，是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赞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桐城派”的名字才正式记载在历史中。
桐城派理论的建立是经历了史称“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的不断探求而得。最初是在18世纪30年代，方苞以“义法”为标准，编著了《古文约选》，为后代提供了学习古文的范例，也对古文中的“义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义法”开始被世人关注和重视。方苞继承了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认为文章要有内容，更要有条理与形式技巧。乾隆时期的刘大櫆则是进一步探求了散文的艺术性，他提出的“因声求气”说无疑继承了方苞“义法说”的理论机制，在桐城派的发展历程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人物。约从乾隆年间起始，至19世纪之前，这段时间属于桐城派的鼎盛时期，这时全国上下早已被桐城古文所影响，形成了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倡导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它以“道统自任”，无论是戴均衡还是梁启超都曾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对桐城文学主张有过详述，如梁启超曾说过的“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可见桐城派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选取的题材也多为宣传儒家思想，在表达上更是追求简明达意，给人一种清顺通畅之感。
桐城派对古代文坛的影响非常大，并于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此时的桐城派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理论体系，一时蔚然成风。同时，桐城派的影响范围已不仅是国内，许多外籍学者也争相传授，形成了遍布全国的作家群。但至新文化运动兴起时，胡适、陈独秀等先后向桐城派发起了进攻，加之末流作家拘泥于桐城“义法”，不得创新，与新文化运动有相悖之处，以致逐渐走向了衰亡阶段。
三、桐城派文统与道统关系
（一）道统中的桐城派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自元朝时期被帝王家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兴盛一时，但大多学者鄙弃其空疏之弊。至乾嘉时期，汉学家提倡考据，理学被全面打压，嘉道年间，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与不断激化，清王朝想要拯救社会危机，重振理学的地位，于是理学从清王朝开始走向复兴。到了咸通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的振兴之路到达了一个至高点，成为了清政府重建社会道德、应对内外危机的重要理论支持。光宣时期，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接二连三的出现；今文经学作为文坛中的新生力量突然间崛起，这都使得理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走向了终点。持道统理论的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密不可分，在很多研究中都可看出，道统论的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士人阶级的存在。“士人”指古代的读书人，也就是思想丰富的知识分子。古代士人表现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不为一己，心系大家。他们心怀“达则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并迫切地希望以自身所肩负的道付诸现实，从而实现理想。而儒家道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甚至可以说与现实相去甚远。它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状态。所以，士人想要实现道统，必须要与现实社会的统治相悖而行，让社会在批判中不断调整修正，逐渐接受道统的观念。“荀卿述先王而頌儒效，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士人阶层在皇权专制“政统”的统治下，在社会改革中一步步壮大，却无法与政统抗衡。双方的关系复杂而微妙。皇权势力要想在现实社会实施阶级统治，就要依靠士人阶层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理论根据；士人阶层也必须依靠着皇权势力才得以生存，进而实现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理想。道统与政统在这一时期是一种既存在合作又有时刻爆发斗争可能的关系，士人阶层与皇权势力一直在矛盾中前进，有时是道统引导政统，有时是政统压制道统。从理论意义上看，道统的地位是高于政统的，虽说皇权至高无上，但如果一直是霸权主义，无丝毫道义可言，将随时面临被推翻的命运。无奈古代帝王政权一直是世代相袭，在这种“家天下”的传统政治制度下，儒家道统根本不可能将政统完全推翻，甚至独立存在都难以达到。
道统与政统就这样一直处于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中发展着。道统的地位浮浮沉沉，但最终仍是敌不过政治斗争，走向了衰败。而桐城派正是在这个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这让本就对道统十分忌惮的政统非常惶恐，必然对桐城派加以打压，这时的桐城派处于一种无奈又尴尬的局面。 （二）桐城派文统与道统的矛盾
古文一派的道统与文统的观念由韩愈初创。韩愈始终坚持儒家思想，并以恢复儒学道统作为一生的追求。他将孔孟相传之道称为古道，认为古道虽然许久无人问津，但在古文中还是可见其灵魂，只有读懂古文中所言之意，兼通其辞，才能真正复兴古道。之后韩愈又自命为“道统之继承者”，认为儒家的道统如因自己流传于世，即使死也不会有遗憾。宋朝初期，柳开在韩愈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他认定韩愈为道统、文统的传承者。但宋代理学家与柳开的观念相去甚远，他们否定韩愈传承者的身份，并想要夺取道统嫡传之位认为周、张、二程才是孔孟之道统的继承者。明代的唐宋派自诩为承接古文一脉，他们不满于“古文之法亡于韩”之说，提倡学古文应从唐宋入手，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典范。这时唐宋八大家的说法广泛流传。唐宋派在韩愈、柳开的道统与文统说之后，再次明确建立起由唐宋八大家上窥两汉，由两汉上接孔孟的道统、文统传承系统。
桐城派作为一个古文派别，在看待文学的态度上自然继承了唐、宋古文家的许多特点。桐城派始祖方苞在对文统和道统的继承上也有所区别，在文统上直接继承了韩、欧，道统上则承接程朱理学的思想。唐宋古文家曾有“文以载道”的观点，到了桐城派这里，由于“道统”的变化，“文以载道”中的“道”已经变为了景程朱重新诠释过的孔孟之道了，这使得“文”与“道”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
四、桐城派历史地位与评价
桐城派作为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它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对散文理论进行了体系化的建设。可以说几乎每位桐城巨匠都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主张，比如方苞的“义法说”，强调“言有误”、“言有序”；刘大櫆的“因声求气”说，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的主张；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的“气势、识度、情韵、趣味”的主张，即“古文四象”说；张裕钊对散文鉴赏“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以求“与古人忻合于无间”的心理机制的说明等，都是结合不同时期与个人内心的产物。
另外，桐城派文人对古文理论有意识的引导也对古文产生了重大影响。桐城派在方苞时期就倡导散文的“雅洁”，“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这已经透露出了方苞对待散文的态度。在刘大櫆看来，“意到处言不到，言尽处意不尽”的文字更值得提倡。姚鼐在教导学生看《史记》时会令其注意“大处、远处、疏淡处”和“风韵疏淡”处，这些都是对古文含蓄必要性的推崇。同时这也是对桐城文派进行了体系化理论建树的体现。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是对桐城派文章的赞美，更是对桐城文学的高度肯定。桐城派的散文作品大多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现实，时隔多少年都仍然具有探究的意义和价值，都能引发人们对生活、时代、社会的思考。
五、结语
文统与道统是桐城派雄峙文坛，号召天下的根本。文统与道统间的关系，以及桐城文人肆意膨胀的文统、道统情结，也最终成就了古文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桐城派不可避免地走向最终衰亡，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局。但是桐城派在盛世年间創造的文学景观，在清代文坛留下的深刻印记是谁人都无法轻易抹灭的。如今桐城派的部分散文以被收录作为大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优秀素材，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同样有着教育作用。
注释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1：2.
参考文献
[1] 路建国.桐城派文统与道统之关系[D].云南大学，2010（5）.
[2] 关爱和.相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J].河南大学学报，1990（5）.
[3] 赵栋栋.桐城文派的形成及其古文理论意义之阐释[D].陕西师范大学，2006（4）.
关键词：桐城派 文统 道统
一、引言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有一段对桐城派的评论，从“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这句结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清朝时期，桐城派在文坛中的地位。古文理论分为唐宋八大家、秦汉派、唐宋派等不同派别，而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是当时桐城文人汲取了上述三种不同理论的精华，并与中国传统诗论结合，反复斟酌、不断创新而成的，桐城派的文统道统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又包括了多位文学巨匠的思索。这才使得它作为集中国古代文论之大成的文学流派，在古代存在了两百余年。而桐城派的核心理论就是方苞的义法说，“义法”一词并非方苞自创，它最早可追溯到《易经》一书，在义法说中，“义法”即标准。义法说，一般用来记录文人的创作灵感及内心感悟，但实质上又是桐城派创立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义法说以及之后的发展，如材料与能事、道与艺等共同形成了桐城派文道观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桐城派起源及发展
“桐城派”名称的起源，自古以来便有多种传言。在姚鼐著作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曾援用程晋芳、周永年戏谓自己的话，“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但此文中只提到了“桐城，”并未将之以派别看待；真正将“桐城”变为“桐城派”的，是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赞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桐城派”的名字才正式记载在历史中。
桐城派理论的建立是经历了史称“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的不断探求而得。最初是在18世纪30年代，方苞以“义法”为标准，编著了《古文约选》，为后代提供了学习古文的范例，也对古文中的“义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义法”开始被世人关注和重视。方苞继承了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认为文章要有内容，更要有条理与形式技巧。乾隆时期的刘大櫆则是进一步探求了散文的艺术性，他提出的“因声求气”说无疑继承了方苞“义法说”的理论机制，在桐城派的发展历程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人物。约从乾隆年间起始，至19世纪之前，这段时间属于桐城派的鼎盛时期，这时全国上下早已被桐城古文所影响，形成了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倡导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它以“道统自任”，无论是戴均衡还是梁启超都曾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对桐城文学主张有过详述，如梁启超曾说过的“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可见桐城派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选取的题材也多为宣传儒家思想，在表达上更是追求简明达意，给人一种清顺通畅之感。
桐城派对古代文坛的影响非常大，并于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此时的桐城派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理论体系，一时蔚然成风。同时，桐城派的影响范围已不仅是国内，许多外籍学者也争相传授，形成了遍布全国的作家群。但至新文化运动兴起时，胡适、陈独秀等先后向桐城派发起了进攻，加之末流作家拘泥于桐城“义法”，不得创新，与新文化运动有相悖之处，以致逐渐走向了衰亡阶段。
三、桐城派文统与道统关系
（一）道统中的桐城派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自元朝时期被帝王家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兴盛一时，但大多学者鄙弃其空疏之弊。至乾嘉时期，汉学家提倡考据，理学被全面打压，嘉道年间，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与不断激化，清王朝想要拯救社会危机，重振理学的地位，于是理学从清王朝开始走向复兴。到了咸通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的振兴之路到达了一个至高点，成为了清政府重建社会道德、应对内外危机的重要理论支持。光宣时期，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接二连三的出现；今文经学作为文坛中的新生力量突然间崛起，这都使得理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走向了终点。持道统理论的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密不可分，在很多研究中都可看出，道统论的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士人阶级的存在。“士人”指古代的读书人，也就是思想丰富的知识分子。古代士人表现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不为一己，心系大家。他们心怀“达则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并迫切地希望以自身所肩负的道付诸现实，从而实现理想。而儒家道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甚至可以说与现实相去甚远。它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状态。所以，士人想要实现道统，必须要与现实社会的统治相悖而行，让社会在批判中不断调整修正，逐渐接受道统的观念。“荀卿述先王而頌儒效，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士人阶层在皇权专制“政统”的统治下，在社会改革中一步步壮大，却无法与政统抗衡。双方的关系复杂而微妙。皇权势力要想在现实社会实施阶级统治，就要依靠士人阶层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理论根据；士人阶层也必须依靠着皇权势力才得以生存，进而实现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理想。道统与政统在这一时期是一种既存在合作又有时刻爆发斗争可能的关系，士人阶层与皇权势力一直在矛盾中前进，有时是道统引导政统，有时是政统压制道统。从理论意义上看，道统的地位是高于政统的，虽说皇权至高无上，但如果一直是霸权主义，无丝毫道义可言，将随时面临被推翻的命运。无奈古代帝王政权一直是世代相袭，在这种“家天下”的传统政治制度下，儒家道统根本不可能将政统完全推翻，甚至独立存在都难以达到。
道统与政统就这样一直处于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中发展着。道统的地位浮浮沉沉，但最终仍是敌不过政治斗争，走向了衰败。而桐城派正是在这个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这让本就对道统十分忌惮的政统非常惶恐，必然对桐城派加以打压，这时的桐城派处于一种无奈又尴尬的局面。 （二）桐城派文统与道统的矛盾
古文一派的道统与文统的观念由韩愈初创。韩愈始终坚持儒家思想，并以恢复儒学道统作为一生的追求。他将孔孟相传之道称为古道，认为古道虽然许久无人问津，但在古文中还是可见其灵魂，只有读懂古文中所言之意，兼通其辞，才能真正复兴古道。之后韩愈又自命为“道统之继承者”，认为儒家的道统如因自己流传于世，即使死也不会有遗憾。宋朝初期，柳开在韩愈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他认定韩愈为道统、文统的传承者。但宋代理学家与柳开的观念相去甚远，他们否定韩愈传承者的身份，并想要夺取道统嫡传之位认为周、张、二程才是孔孟之道统的继承者。明代的唐宋派自诩为承接古文一脉，他们不满于“古文之法亡于韩”之说，提倡学古文应从唐宋入手，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典范。这时唐宋八大家的说法广泛流传。唐宋派在韩愈、柳开的道统与文统说之后，再次明确建立起由唐宋八大家上窥两汉，由两汉上接孔孟的道统、文统传承系统。
桐城派作为一个古文派别，在看待文学的态度上自然继承了唐、宋古文家的许多特点。桐城派始祖方苞在对文统和道统的继承上也有所区别，在文统上直接继承了韩、欧，道统上则承接程朱理学的思想。唐宋古文家曾有“文以载道”的观点，到了桐城派这里，由于“道统”的变化，“文以载道”中的“道”已经变为了景程朱重新诠释过的孔孟之道了，这使得“文”与“道”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
四、桐城派历史地位与评价
桐城派作为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它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对散文理论进行了体系化的建设。可以说几乎每位桐城巨匠都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主张，比如方苞的“义法说”，强调“言有误”、“言有序”；刘大櫆的“因声求气”说，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的主张；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的“气势、识度、情韵、趣味”的主张，即“古文四象”说；张裕钊对散文鉴赏“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以求“与古人忻合于无间”的心理机制的说明等，都是结合不同时期与个人内心的产物。
另外，桐城派文人对古文理论有意识的引导也对古文产生了重大影响。桐城派在方苞时期就倡导散文的“雅洁”，“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这已经透露出了方苞对待散文的态度。在刘大櫆看来，“意到处言不到，言尽处意不尽”的文字更值得提倡。姚鼐在教导学生看《史记》时会令其注意“大处、远处、疏淡处”和“风韵疏淡”处，这些都是对古文含蓄必要性的推崇。同时这也是对桐城文派进行了体系化理论建树的体现。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是对桐城派文章的赞美，更是对桐城文学的高度肯定。桐城派的散文作品大多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现实，时隔多少年都仍然具有探究的意义和价值，都能引发人们对生活、时代、社会的思考。
五、结语
文统与道统是桐城派雄峙文坛，号召天下的根本。文统与道统间的关系，以及桐城文人肆意膨胀的文统、道统情结，也最终成就了古文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桐城派不可避免地走向最终衰亡，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局。但是桐城派在盛世年间創造的文学景观，在清代文坛留下的深刻印记是谁人都无法轻易抹灭的。如今桐城派的部分散文以被收录作为大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优秀素材，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同样有着教育作用。
注释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1：2.
参考文献
[1] 路建国.桐城派文统与道统之关系[D].云南大学，2010（5）.
[2] 关爱和.相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J].河南大学学报，1990（5）.
[3] 赵栋栋.桐城文派的形成及其古文理论意义之阐释[D].陕西师范大学，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