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在20世纪初正经历着历史剧变，地方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正以新的姿态适应时代变迁。本文从先前学者研究的成果中大致了解到清末民初时期，地方共同体存在的合理机制以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内部运行方式，以期达到对它的进一步理解。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Local Community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OU Feng
(Sociology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China is experiencing historical upheav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is process, Local community is adapt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time with a new attitude. This paper overviewed local community existing reasonable mechanism and 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l operation mode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scholars, to reach for its further understanding.
Key wordslocal community; clan; market community; rural governance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共同体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斯宾塞所阐述的社会有机体论，地方共同体正是以它们自身特有的运行模式，来发挥对于国家力量之外的空间影响。我们也试图通过中国东南宗族的一些资料分析和西南地区的市场结构以及华北地区的地方治理研究，进一步理解地方共同体的异同和特质。
1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
宗族组织，是中国东南地区地方共同体的一个典型缩影。地方共同体存在于国家力量的弱势地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地方依据本身的地缘和血缘等关系，久而久之地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地方联合体。
1.1 内部系统有机体的存在及其维持（静态分析）
宗族组织是个庞大的系统，以功能和结构的视角看待，不同的层级和每个部分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而且是“各司其职”、必不可少的。宗族系统的整合与分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之中。我们可以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考察，还可以从继嗣群体的等级来衡量，总之，系统的每个层次和横剖面都能够反映宗族组织的运行维持机制。
在农耕文明的社会中，农田是占据首要地位的。不管地方性的组织是何种形态，农田的所属和分类，直接关系到社区（community）的运转。在宗族组织为主的村落共同体中，个体的家户、家庭都拥有自己生存的土地，除此之外，人們为了公共活动的继续而保持一定的公用土地。显而易见，公用土地的出现，是宗族的特征之一。宗族可以通过土地的劳作产生的产品来维持宗族所要担负的任务。以祭田为例，宗族祭祀活动的开支依靠于这种供给体制；再看“书灯田”，宗族对于读书人的表彰，则通过公共土地所创造的财富来支持。诸如此类，公共土地的耕种，其显功能在于经济（财力）上对宗族的支撑。以潜在的功能看待，公共土地（族田）的耕种能够增强维系各个家庭、房支对于宗族中心的归属。土地的耕作是需要每个家户作为成员的共同协作的，这种向心力的强化是无形的。而且，单就公共土地而言，其数量的大小也直接反映出一个宗族势力的强与弱。由此可见，公共土地是考察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指标。
祖先崇拜是宗族延续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多是通过祠堂和灵牌来发生效力。在整个宗族的框架内，祖先一般供奉于祠堂之中。可以说祠堂是解决宗族事务的“裁判所”，祠堂的管理并非人人皆可，只有当宗族授权于某个成员或是家庭，他们也只能毕恭毕敬地接受这样的殊荣。以家庭供奉的灵牌来分析，可以看出每个家庭对于祖先的尊敬是必须的，他们也能从对于死者的崇敬中获得荣耀（至少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形的资源）。通过祖先崇拜的考察，我们能看出宗族信仰的一般运行模式。祖先庇护子孙，子孙“顶礼膜拜”。正是这样的阴阳交互（祭祀），使得生者一方更多的受制于崇拜体系，宗族的结构便更加强化了。以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它更多的发挥了维持和强化的作用。
1.2 内部系统的分化与裂变（动态分析）
组织系统的运转会造成一些层级的分化，通过以上静态的分析，我们知道宗族组织的运行规则。这种规则发生效力时，必然造成了一些冲突，冲突也就产生了分化。以下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宗族所发生的裂变。
宗族的一部分人员获得特权来自于国家的层面，“学而优则仕”是他们获取政治资源的重要途径，取得“功名”之后，这些成员转化了身份。即使没有官府提供的职务，但他们绝对的扮演一种“经纪人”的第三方角色。这样的绅士群体，在宗族中是拥有大量的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可以说，他们是宗族事务的“裁判者”。宗族通过官方来引进“权威”，使得成员们必须普遍遵守，权威的代表者就是绅士。如何进入这一群体呢？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寒窗苦读”，而一些拥有雄厚财力的家户则可以通过捐钱的方式来获得这种角色。
仪式分化，更多的体现在灵牌的排放和埋葬死者的风水之位置。灵牌的摆放位置是社会地位的体现，高与低则直接表现在树立灵位的花费和灵牌的是否准入。埋葬死者的风水之争，更多的体现出宗族内部的不平等地位。优势者更多的拥有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更为重要的资源（心理层次的），而由此产生的宗族内部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化解这种矛盾，是宗族内部势力权衡博弈的结果。
2 市场体系的角度（以市场共同体来看待）
施坚雅从市场体系的角度来阐述农村的组织形态，使得我们多了一番视角来看待更加广大的农村社会。以他的学说，可以说是地理学派上对于农村形态的描述，而这种描述也绝不仅仅是从地理的因素上，而是从更加广泛的社会结构层次上来描述。
2.1 市场体系的静止分析
在二十世纪之初，中国内陆的农村地区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这使得以农村的市场活动作为描述的对象成为一种可能，至少可以由此抽离出一种理论模型。而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概念上的。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心地的存在必然不是“单独”的。一个中心地的存在是需要其下的支点来维持的。而中心地所发挥的功能大致可分为行政防卫和商贸交易。由此，低层的驻防镇则更多的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自发形成的集镇则是周边村落生活商贸交流的需求。根据距离的远近，市场周期性的集会（集期）频率不同。其实，这也反映出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
空间体系通过不同层级的集镇分布可以使人显而易见：基层集镇——中间集镇——高级集镇（城市）。单从地理角度分析，越高的集镇，它的分布就越离散，数量就越少。当然，在实际的地形影响下，并不会呈现出理想模型。以经济功能来看待，越高的集镇中心地，越能够提供低一级中心地所提供不了的商品。我们可以通过集期的频次来区别出不同等级的中心地，等级越高的中心地，集会的周期就会越长。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交换则更多的是在基层市场中完成，并且集期的周期较短。由此可见，正是这样一种空间和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村落的分布形态。
2.2 现代的变革（动态分析）
市场体系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在二十世纪前叶，内陆的市场体系逐渐发生一些新的变化。首先，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村民可以越过基层市场，而直接接触到中间市场甚至更高的中心地（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的需求并不是零散的，这已经表明農民越来越受到商业的影响，加之交通条件的改善，他们更多地与高级市场接触，基层市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更主要的是，他们发现在中间市场中能够获利更多。由此，我们可以分析，随着社会特质的转变，原先的传统社会中的市场体系和现代社会的市场体系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前者的存在前提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后者更多的是把农民纳入到开放式的现代社会中。所以，市场体系的动态变化，更是从一种角度反映了两种不同特质社会的转变。
3 乡村治理的角度
3.1 乡村本身的治理
国家政权一旦建立，其自身就会运作。无论何种政权，封建专制也好、军阀政权也罢，它们无不想将自身权力体系的触角伸及到农村社群。可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农村社群本身高度的自治力和组织性，足以让他们望而生畏。相反，国家政权知难而退的聪明做法就是使得“皇权不下县”。这样做或许有些无奈，但也符合乡村（地方共同体）长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与国家体系相照应的自治系统。
3.2 国家权力的介入
国家体系一直想介入乡村区域，通常，通过赋税徭役和诸如村学等公益事业的途径来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在介入的过程中，地方共同体往往会巧妙地消化这种努力。这使得国家不得不采取更加折中的办法，依靠原有的乡村精英群体实现政策目标。从以下的介入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国家层面的行动，单纯的依靠政治力和强制力是徒劳的。
在华北地区，村正是国家的半官方代理人，他履行着国家义务之时，却与国家的期望相去甚远。与其说是他国家的代理人，到不如说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言者。村正掌握着与国家对话的话语权，其合法存在的基础在于国家层面的支持。政权尝试通过另外建立一套基层体系取代非官方的乡地体制，可结果导致两种体制并存。村正体制也慢慢地服从于村社内部的规定，即便是跨村的村正，其行使权力常依靠于自身原有身份的合法性（功名生员）。由此可知，村正真正的运行标准并非仅仅为国家层面的出谋划策，地方话语是不容忽视的。比如，田房交易证人取代田房官中，就是这一博弈过程的写照。原本的“田房官中”在构建中使得地方治理体系出现不适，为了排除这一异样，交易证人便出现。田房交易证人的出现，则是国家不得不妥协于地方共同体（地方精英）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是两者互构的结果，而并非对立。
4 结束语
通过对以上三种类型的地方共同体进行分析，这使得我们对于清末民初时期的地方共同体有进一步了解，以多方位的视角研究并厘清了清末民初时期地方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透过宗族、市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分析，三种各具特色的地方共同体在清末民初时期的运行状态呈现在我们眼前，而这三种类型正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例证和缩影。
参考文献
[1][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美]李怀印著.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M].岁有生,王士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4]林耀华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5][美]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杨懋春著.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Local Community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OU Feng
(Sociology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China is experiencing historical upheav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is process, Local community is adapt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time with a new attitude. This paper overviewed local community existing reasonable mechanism and 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l operation mode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scholars, to reach for its further understanding.
Key wordslocal community; clan; market community; rural governance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共同体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斯宾塞所阐述的社会有机体论，地方共同体正是以它们自身特有的运行模式，来发挥对于国家力量之外的空间影响。我们也试图通过中国东南宗族的一些资料分析和西南地区的市场结构以及华北地区的地方治理研究，进一步理解地方共同体的异同和特质。
1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
宗族组织，是中国东南地区地方共同体的一个典型缩影。地方共同体存在于国家力量的弱势地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地方依据本身的地缘和血缘等关系，久而久之地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地方联合体。
1.1 内部系统有机体的存在及其维持（静态分析）
宗族组织是个庞大的系统，以功能和结构的视角看待，不同的层级和每个部分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而且是“各司其职”、必不可少的。宗族系统的整合与分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之中。我们可以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考察，还可以从继嗣群体的等级来衡量，总之，系统的每个层次和横剖面都能够反映宗族组织的运行维持机制。
在农耕文明的社会中，农田是占据首要地位的。不管地方性的组织是何种形态，农田的所属和分类，直接关系到社区（community）的运转。在宗族组织为主的村落共同体中，个体的家户、家庭都拥有自己生存的土地，除此之外，人們为了公共活动的继续而保持一定的公用土地。显而易见，公用土地的出现，是宗族的特征之一。宗族可以通过土地的劳作产生的产品来维持宗族所要担负的任务。以祭田为例，宗族祭祀活动的开支依靠于这种供给体制；再看“书灯田”，宗族对于读书人的表彰，则通过公共土地所创造的财富来支持。诸如此类，公共土地的耕种，其显功能在于经济（财力）上对宗族的支撑。以潜在的功能看待，公共土地（族田）的耕种能够增强维系各个家庭、房支对于宗族中心的归属。土地的耕作是需要每个家户作为成员的共同协作的，这种向心力的强化是无形的。而且，单就公共土地而言，其数量的大小也直接反映出一个宗族势力的强与弱。由此可见，公共土地是考察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指标。
祖先崇拜是宗族延续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多是通过祠堂和灵牌来发生效力。在整个宗族的框架内，祖先一般供奉于祠堂之中。可以说祠堂是解决宗族事务的“裁判所”，祠堂的管理并非人人皆可，只有当宗族授权于某个成员或是家庭，他们也只能毕恭毕敬地接受这样的殊荣。以家庭供奉的灵牌来分析，可以看出每个家庭对于祖先的尊敬是必须的，他们也能从对于死者的崇敬中获得荣耀（至少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形的资源）。通过祖先崇拜的考察，我们能看出宗族信仰的一般运行模式。祖先庇护子孙，子孙“顶礼膜拜”。正是这样的阴阳交互（祭祀），使得生者一方更多的受制于崇拜体系，宗族的结构便更加强化了。以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它更多的发挥了维持和强化的作用。
1.2 内部系统的分化与裂变（动态分析）
组织系统的运转会造成一些层级的分化，通过以上静态的分析，我们知道宗族组织的运行规则。这种规则发生效力时，必然造成了一些冲突，冲突也就产生了分化。以下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宗族所发生的裂变。
宗族的一部分人员获得特权来自于国家的层面，“学而优则仕”是他们获取政治资源的重要途径，取得“功名”之后，这些成员转化了身份。即使没有官府提供的职务，但他们绝对的扮演一种“经纪人”的第三方角色。这样的绅士群体，在宗族中是拥有大量的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可以说，他们是宗族事务的“裁判者”。宗族通过官方来引进“权威”，使得成员们必须普遍遵守，权威的代表者就是绅士。如何进入这一群体呢？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寒窗苦读”，而一些拥有雄厚财力的家户则可以通过捐钱的方式来获得这种角色。
仪式分化，更多的体现在灵牌的排放和埋葬死者的风水之位置。灵牌的摆放位置是社会地位的体现，高与低则直接表现在树立灵位的花费和灵牌的是否准入。埋葬死者的风水之争，更多的体现出宗族内部的不平等地位。优势者更多的拥有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更为重要的资源（心理层次的），而由此产生的宗族内部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化解这种矛盾，是宗族内部势力权衡博弈的结果。
2 市场体系的角度（以市场共同体来看待）
施坚雅从市场体系的角度来阐述农村的组织形态，使得我们多了一番视角来看待更加广大的农村社会。以他的学说，可以说是地理学派上对于农村形态的描述，而这种描述也绝不仅仅是从地理的因素上，而是从更加广泛的社会结构层次上来描述。
2.1 市场体系的静止分析
在二十世纪之初，中国内陆的农村地区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这使得以农村的市场活动作为描述的对象成为一种可能，至少可以由此抽离出一种理论模型。而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概念上的。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心地的存在必然不是“单独”的。一个中心地的存在是需要其下的支点来维持的。而中心地所发挥的功能大致可分为行政防卫和商贸交易。由此，低层的驻防镇则更多的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自发形成的集镇则是周边村落生活商贸交流的需求。根据距离的远近，市场周期性的集会（集期）频率不同。其实，这也反映出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
空间体系通过不同层级的集镇分布可以使人显而易见：基层集镇——中间集镇——高级集镇（城市）。单从地理角度分析，越高的集镇，它的分布就越离散，数量就越少。当然，在实际的地形影响下，并不会呈现出理想模型。以经济功能来看待，越高的集镇中心地，越能够提供低一级中心地所提供不了的商品。我们可以通过集期的频次来区别出不同等级的中心地，等级越高的中心地，集会的周期就会越长。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交换则更多的是在基层市场中完成，并且集期的周期较短。由此可见，正是这样一种空间和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村落的分布形态。
2.2 现代的变革（动态分析）
市场体系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在二十世纪前叶，内陆的市场体系逐渐发生一些新的变化。首先，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村民可以越过基层市场，而直接接触到中间市场甚至更高的中心地（城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的需求并不是零散的，这已经表明農民越来越受到商业的影响，加之交通条件的改善，他们更多地与高级市场接触，基层市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更主要的是，他们发现在中间市场中能够获利更多。由此，我们可以分析，随着社会特质的转变，原先的传统社会中的市场体系和现代社会的市场体系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前者的存在前提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后者更多的是把农民纳入到开放式的现代社会中。所以，市场体系的动态变化，更是从一种角度反映了两种不同特质社会的转变。
3 乡村治理的角度
3.1 乡村本身的治理
国家政权一旦建立，其自身就会运作。无论何种政权，封建专制也好、军阀政权也罢，它们无不想将自身权力体系的触角伸及到农村社群。可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农村社群本身高度的自治力和组织性，足以让他们望而生畏。相反，国家政权知难而退的聪明做法就是使得“皇权不下县”。这样做或许有些无奈，但也符合乡村（地方共同体）长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与国家体系相照应的自治系统。
3.2 国家权力的介入
国家体系一直想介入乡村区域，通常，通过赋税徭役和诸如村学等公益事业的途径来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在介入的过程中，地方共同体往往会巧妙地消化这种努力。这使得国家不得不采取更加折中的办法，依靠原有的乡村精英群体实现政策目标。从以下的介入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国家层面的行动，单纯的依靠政治力和强制力是徒劳的。
在华北地区，村正是国家的半官方代理人，他履行着国家义务之时，却与国家的期望相去甚远。与其说是他国家的代理人，到不如说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言者。村正掌握着与国家对话的话语权，其合法存在的基础在于国家层面的支持。政权尝试通过另外建立一套基层体系取代非官方的乡地体制，可结果导致两种体制并存。村正体制也慢慢地服从于村社内部的规定，即便是跨村的村正，其行使权力常依靠于自身原有身份的合法性（功名生员）。由此可知，村正真正的运行标准并非仅仅为国家层面的出谋划策，地方话语是不容忽视的。比如，田房交易证人取代田房官中，就是这一博弈过程的写照。原本的“田房官中”在构建中使得地方治理体系出现不适，为了排除这一异样，交易证人便出现。田房交易证人的出现，则是国家不得不妥协于地方共同体（地方精英）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是两者互构的结果，而并非对立。
4 结束语
通过对以上三种类型的地方共同体进行分析，这使得我们对于清末民初时期的地方共同体有进一步了解，以多方位的视角研究并厘清了清末民初时期地方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透过宗族、市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分析，三种各具特色的地方共同体在清末民初时期的运行状态呈现在我们眼前，而这三种类型正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例证和缩影。
参考文献
[1][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美]李怀印著.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M].岁有生,王士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4]林耀华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5][美]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杨懋春著.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