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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旧的拉动力，房地产和出口已光环不在，有可能在短期引爆并可以长期依赖的最大增长点就是公共消费型投资。
按照可能爆发的顺序看，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点包括：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已有产能的绿化和升级以及居民消费。其中，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 并可长期依赖的是公共消费型固定资产投资。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3年前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GDP增速已经降到了7.5%左右，名义GDP增速也降到了个位数。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潜力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如果有，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应该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接生？
增长潜力仍存
中国经历了36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比排在第三位的日本超出了将近一倍。尽管如此，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计算，仍然只有美国的20%。
东亚各经济体追赶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它们的人均GDP与美国差距较大时，追赶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接近美国时，步伐就会放缓。其基本原因是，差距大的经济体不但可以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商业经营的模式，更可以向发达国家出口，从而提升本国国民的收入水平。
日本的人均GDP在二战之后达到了美国的20%，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人均GDP则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达到美国的20%，在此之后的5～10年，这些经济体的增速都在8%以上。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的5～10年仍然有接近8%甚至超过8%的增长潜力。当然，这一潜力需要通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善来释放。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有三大发展优势。首先，作为大国经济，中国拥有巨大的腹地，不必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其次，中国是一个赶超型、学习型的经济体，能不断从发达国家学习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经济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不同，仍然有体制创新的原始动力。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49年，中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达到美国的70%～75%，总体经济规模将接近美国的3倍左右。
根据这一分析，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应该有底气适当地采取措施来应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中国可以通过未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与此同步上升的国家财力，来弥补当前维系经济增长的一些社会成本。
经济减速的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增长点正在褪色，而新增长点尚未完全爆发。
过去近20年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点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二是出口。房地产开发及其拉动的相关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房地产开发投资长期以来约占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20%、GDP的10%。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它不仅拉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让已经买房的家庭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增值感，撬动了相当数量人群的消费。出口则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长期保持两位数甚至高达20%的增长。
但是这两大经济增长点都在逐步褪色。房地产业的增长碰到了困难，原因有两个。其一，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得到了部分满足。其二，由于金融改革的加速，许多家庭可以比较容易获得5%以上，即超过通胀水平2.5%以上的低风险的、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回报，这改变了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将投资买房作为财富增值保值手段的格局。
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光环不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已从4年前的5万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10万亿美元，世界这个大市场再也不能提供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步的进口需求，更不用说中国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利率上涨也为出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阻力。
新增长点在哪里
中国经济未来存在3个增长点，按照有可能爆发的顺序列举如下。
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
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
这种公共消费型投资不同于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它们并不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不带来产能的过剩。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共消费型投资并不完全是提供公共产品，比如说高铁和地铁仍然是谁使用谁受益，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并不是全体百姓同时受益。公共消费品需要大量的前期性投资，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尽管商业回报可能比较低，但一旦形成服务能力，可以逐步形成社会福利回报。
这类投资是当前中国百姓最需要的，最能够直接提升百姓未来幸福感。中国的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与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差距，已经不再是电冰箱的拥有量、手机的普及度和质量，以及汽车的拥有量和品质，而在于空气质量、交通拥挤程度、公共交通普及度和质量，以及自然灾害来临之时的应对能力。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25%用于此类投资，这一比重未来还有提升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投资不仅不会加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反而有助于化解这一难题。
已有生产能力的绿化和升级
中国的制造业从生产能力和产出量上讲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各种生产设备往往是高污染、高能耗，把这样的产能升级为现代化、有效率的产能，需要投资。这个投资的过程将长期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根据笔者不完全测算，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就需要10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由此带来的低污染和低能耗将令国人长期受益。
居民消费
中国居民消费每年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目前已经上升到45%左右，但是居民消费真正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其比重超过GDP的50%，还需要4～5年的时间。
创新融资渠道
中国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并且可以长期依赖的最大增长点就是公共消费型投资。 为了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条长期稳定、高效的融资渠道。当前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及信托产品，公开发债占比很低。
依赖银行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的弊端很多。第一是期限错配，以3年及以下的银行贷款支持10年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使得地方政府需要不断向银行再融资，而每一轮再融资无论对银行还是对政府都有风险。
第二是地方政府面对短期还债的压力，因而过分依赖土地开发。这就像一个紧箍咒，不断逼着地方政府拍卖土地，同时又担心地价下降，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不能够按照应有的长期规划来进行土地开发。
第三就是由于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依赖银行贷款，而这些投资具有政府背景，在资金来源上具有优先级，在相当程度上挤压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往往不得不以很高的利率为代价融资，这就拉高了整个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但贷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而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15%左右，其贷款利率却普遍在3%～4%的水平。我们必须进行机制创新，通过创新为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打开融资渠道。允许宏观杠杆率有所提高，当前中国的杠杆率，即贷款余额加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90%。
国际上很多人认为这个比重太高，但必须注意，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50%，用这些储蓄去支持占GDP约190%的债务没有任何问题，这些债务的年利息顶多是GDP的19%。美国经济的杠杆率是250%，但是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5%左右，更何况，美国还是一个以股权等直接融资市场为主的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杠杆率按照比较保守的计算应该提升至300%。其中的关键是调整债务结构。本质上讲，需要把部分公共消费性基础设施投资由银行贷款转变为低利率的政府性贷款或由政府担保的借款，由此释放银行贷款潜力，让其更多地为企业服务。
具体说来，首先应逐年增加国债的发行量，使国债占GDP的比例从当前的15%提升到50%。可以用净增发的国债收入建立专门的国家民生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类似于国家开发银行，但其功能更加单纯，就是专门评估地方政府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使用情况。中国2014年可以增加9000亿元的国债规模，2015年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增加3000亿元，即1.2万亿元。以此类推，中国经济未来5年能够形成一个7万亿元以上的不断滚动的投资基金，用于长期支持民生性项目的投资建设。
已发的、地方政府所借的债务，应该及时转为地方政府的公开债务，但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要公开自己的财务信息和资产负债表。这样可以形成社会对地方政府财政的监督机制，这也是一个机制的创新。
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逐步降低银行贷款存量占GDP的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130%降低至100%，将有助于化解银行的金融风险，更可以解决经济增长对货币发行依赖的老大难问题。
通过以上运作，可以逐步将货币的部分功能调整为由国债等准货币类金融工具来提供，从而使得金融市场的风险大幅度下降。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由银行发出的基础设施贷款有一定的风险，应该允许银行和信贷公司进行一定的重组，允许部分的项目和产品违约，这样才能够给金融系统消毒，逐步地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文根据李稻葵教授在“2014夏季达沃斯腾讯TEF俱乐部主题酒会”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按照可能爆发的顺序看，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点包括：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已有产能的绿化和升级以及居民消费。其中，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 并可长期依赖的是公共消费型固定资产投资。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3年前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GDP增速已经降到了7.5%左右，名义GDP增速也降到了个位数。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潜力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如果有，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应该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接生？
增长潜力仍存
中国经历了36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比排在第三位的日本超出了将近一倍。尽管如此，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计算，仍然只有美国的20%。
东亚各经济体追赶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它们的人均GDP与美国差距较大时，追赶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接近美国时，步伐就会放缓。其基本原因是，差距大的经济体不但可以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商业经营的模式，更可以向发达国家出口，从而提升本国国民的收入水平。
日本的人均GDP在二战之后达到了美国的20%，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人均GDP则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达到美国的20%，在此之后的5～10年，这些经济体的增速都在8%以上。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的5～10年仍然有接近8%甚至超过8%的增长潜力。当然，这一潜力需要通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善来释放。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有三大发展优势。首先，作为大国经济，中国拥有巨大的腹地，不必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其次，中国是一个赶超型、学习型的经济体，能不断从发达国家学习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经济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不同，仍然有体制创新的原始动力。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49年，中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达到美国的70%～75%，总体经济规模将接近美国的3倍左右。
根据这一分析，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应该有底气适当地采取措施来应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中国可以通过未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与此同步上升的国家财力，来弥补当前维系经济增长的一些社会成本。
经济减速的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增长点正在褪色，而新增长点尚未完全爆发。
过去近20年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点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二是出口。房地产开发及其拉动的相关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房地产开发投资长期以来约占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20%、GDP的10%。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它不仅拉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让已经买房的家庭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增值感，撬动了相当数量人群的消费。出口则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长期保持两位数甚至高达20%的增长。
但是这两大经济增长点都在逐步褪色。房地产业的增长碰到了困难，原因有两个。其一，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得到了部分满足。其二，由于金融改革的加速，许多家庭可以比较容易获得5%以上，即超过通胀水平2.5%以上的低风险的、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回报，这改变了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将投资买房作为财富增值保值手段的格局。
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光环不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已从4年前的5万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10万亿美元，世界这个大市场再也不能提供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步的进口需求，更不用说中国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利率上涨也为出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阻力。
新增长点在哪里
中国经济未来存在3个增长点，按照有可能爆发的顺序列举如下。
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
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
这种公共消费型投资不同于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它们并不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不带来产能的过剩。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共消费型投资并不完全是提供公共产品，比如说高铁和地铁仍然是谁使用谁受益，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并不是全体百姓同时受益。公共消费品需要大量的前期性投资，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尽管商业回报可能比较低，但一旦形成服务能力，可以逐步形成社会福利回报。
这类投资是当前中国百姓最需要的，最能够直接提升百姓未来幸福感。中国的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与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差距，已经不再是电冰箱的拥有量、手机的普及度和质量，以及汽车的拥有量和品质，而在于空气质量、交通拥挤程度、公共交通普及度和质量，以及自然灾害来临之时的应对能力。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25%用于此类投资，这一比重未来还有提升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投资不仅不会加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反而有助于化解这一难题。
已有生产能力的绿化和升级
中国的制造业从生产能力和产出量上讲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各种生产设备往往是高污染、高能耗，把这样的产能升级为现代化、有效率的产能，需要投资。这个投资的过程将长期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根据笔者不完全测算，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就需要10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由此带来的低污染和低能耗将令国人长期受益。
居民消费
中国居民消费每年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目前已经上升到45%左右，但是居民消费真正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其比重超过GDP的50%，还需要4～5年的时间。
创新融资渠道
中国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并且可以长期依赖的最大增长点就是公共消费型投资。 为了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条长期稳定、高效的融资渠道。当前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及信托产品，公开发债占比很低。
依赖银行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的弊端很多。第一是期限错配，以3年及以下的银行贷款支持10年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使得地方政府需要不断向银行再融资，而每一轮再融资无论对银行还是对政府都有风险。
第二是地方政府面对短期还债的压力，因而过分依赖土地开发。这就像一个紧箍咒，不断逼着地方政府拍卖土地，同时又担心地价下降，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不能够按照应有的长期规划来进行土地开发。
第三就是由于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依赖银行贷款，而这些投资具有政府背景，在资金来源上具有优先级，在相当程度上挤压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往往不得不以很高的利率为代价融资，这就拉高了整个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但贷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而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15%左右，其贷款利率却普遍在3%～4%的水平。我们必须进行机制创新，通过创新为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打开融资渠道。允许宏观杠杆率有所提高，当前中国的杠杆率，即贷款余额加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90%。
国际上很多人认为这个比重太高，但必须注意，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50%，用这些储蓄去支持占GDP约190%的债务没有任何问题，这些债务的年利息顶多是GDP的19%。美国经济的杠杆率是250%，但是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5%左右，更何况，美国还是一个以股权等直接融资市场为主的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杠杆率按照比较保守的计算应该提升至300%。其中的关键是调整债务结构。本质上讲，需要把部分公共消费性基础设施投资由银行贷款转变为低利率的政府性贷款或由政府担保的借款，由此释放银行贷款潜力，让其更多地为企业服务。
具体说来，首先应逐年增加国债的发行量，使国债占GDP的比例从当前的15%提升到50%。可以用净增发的国债收入建立专门的国家民生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类似于国家开发银行，但其功能更加单纯，就是专门评估地方政府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使用情况。中国2014年可以增加9000亿元的国债规模，2015年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增加3000亿元，即1.2万亿元。以此类推，中国经济未来5年能够形成一个7万亿元以上的不断滚动的投资基金，用于长期支持民生性项目的投资建设。
已发的、地方政府所借的债务，应该及时转为地方政府的公开债务，但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要公开自己的财务信息和资产负债表。这样可以形成社会对地方政府财政的监督机制，这也是一个机制的创新。
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逐步降低银行贷款存量占GDP的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130%降低至100%，将有助于化解银行的金融风险，更可以解决经济增长对货币发行依赖的老大难问题。
通过以上运作，可以逐步将货币的部分功能调整为由国债等准货币类金融工具来提供，从而使得金融市场的风险大幅度下降。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由银行发出的基础设施贷款有一定的风险，应该允许银行和信贷公司进行一定的重组，允许部分的项目和产品违约，这样才能够给金融系统消毒，逐步地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文根据李稻葵教授在“2014夏季达沃斯腾讯TEF俱乐部主题酒会”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