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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不但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而且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从而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旗帜。全国人大第十三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了宪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重要举措，对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五本一个系列的采访实录，精彩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故事：“他有过曲折的少年时代，也有过奋斗的青年时代。他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委主席，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工作过。他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地区，一路走来，在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都留下了足迹，书写了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等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活工作足迹，了解他“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执政为民”的实践担当和领导风范，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八个明确”是：“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明确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从理论上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十四个坚持”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在实践上制定了明确的方案、有力的措施和具体的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理论，是理论的来源，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科学理论对实践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因此，笔者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要坚持“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科学发展观。
笔者试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这个指导思想出发，结合“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两个方面的具体实践战略，以《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记载的主要内容为素材依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实践进行初步探索。
关于新发展理念的实践初探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那如何创新性发展、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才是“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新发展理念重在一个“新”字，就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或在前人之事的基础上，敢于实践、敢于推陈出新、敢于不断创新，并且能实践出新事物、创造出新成效，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向往”。从1969年到1996年（从延川到福州），习近平总书记就是这样以“开拓进取，执政为民”的情怀“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地进行了探索实践。
1969年1月，习近平从北京到陕西省延川县“上山下乡”当知青，他落户到了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此之前，村民梁玉明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介绍：“从1974年1月担任党支部书记，到1975年10月离开梁家河去清华大学读书，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最少办了五件在当时看起来是了不得的大事情：第一件是借鉴四川绵阳办沼气的经验，在村里点亮了陕北高原上第一盏沼气灯，解决了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第二件是从四川带回了种植烤烟技术，带领村民种植烤烟，发展经济。第三件是带领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全村人的吃水问题。第四件是给村里办了铁业社和缝纫社，铁业社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等，解决了社员对劳动工具的需求;缝纫社解放了妇女劳力，帮助更多人解决了琐碎的缝缝补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粮食生产中。第五件事情是带领村民大搞河桥治理，打了五大块坝地。”这五件事情现在看起来简单，但梁玉明同志说：“这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接替习近平担任梁家河村党支书的石春阳同志介绍：“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情，也不搞这些副业。” 那个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守旧。当时年仅22岁的习近平“敢想敢干”，实为“新发展理念”“创新精神” 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真心、真意、真情的探索实践。
1982年3月到1985年5月，习近平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职务，他的“新发展理念”“创新精神”进一步得到了探索实践。根据正定县正好地处省会石家庄市和农村之间的特点，他提出正定应该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经济发展思路，并提出“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二十字经济发展方针;另外还提出“人才是发展经济、翻番致富的根本”，正定应该“大念人才经”，主持制定了广招人才的《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简称“人才九条”），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这个“人才九条”，一下子震动了全省甚至全国，正定县当年引进人才374人。曾担任过正定县县长职务、和习近平共事3年的程宝怀同志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在正定干的一件“很有魄力”的事，更是对“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很好的诠释。
程宝怀同志介绍：“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当时要拍摄《红楼梦》，需要建一个40亩地大的临时摄影棚。当时，习近平同志正在酝酿发展旅游业，当听到这个消息后，敏锐地意识到正定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和剧组联系。剧组到正定后，原计划投资49万元，让正定投资27万元。他考虑《红楼梦》拍摄完后，临时摄影棚经不起风吹日晒雨淋，正定什么也落不着，就提议建一个‘真实’的荣国府。这个想法得到了制作中心的支持。后来，正定县投资350万元建了‘真实’的荣国府。1986年建成开放后，第一年门票收入221万元，旅游总收入达1761万元。这个时候，他已经担任了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从1985年6月到1996年2月，习近平除任职福建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外，还曾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如果说在冀中平原的正定是搞农业工作，那么来到东南沿海，习近平开始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新发展理念”和“创新发展精神”让他和广大特区建设者并肩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
曾擔任过厦门市委副书记、和习近平在一起工作过3年的李秀记同志介绍：“在上任后的一次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他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后来，他告诫干部‘发财不要当官，当官就别想着发财’‘干事业就得一心为公’。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时间，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后，时年35岁的习近平从深入调研起步，先是跑遍了地区9个县，建立了“四下基层”制度，随后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同时倡导“滴水穿石”精神，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改善宁德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下决心用“新发展理念”和“创新发展精神”，带领闽东百姓摆脱贫困。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包括任福建省委常委和福建省委副书记但主要负责福州市委工作期间）后，习近平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思路，规划了被福州人民称为“3820”工程的发展战略目标——《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福州实现跨越式发展，打造了国际化福州城市的形象。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初探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样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达到新高度，国家软实力显著增强”。如何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在“核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精神高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明确坚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和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无论是在梁家河还是在正定乃或是在厦门、宁德和福州，习近平既从“打铁必须自身硬”做起，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立志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也广交新闻和文学界朋友，还关心指导新闻文学界用先进的文化引领人，高举党的旗帜，领导党的新闻宣传、文化思想等工作，坚定地带领群众朝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梁家河村返乡知青王宪平曾到文安驿公社迎接知青，他介绍：“那天，我帮知青搬行李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老式棕箱、一个皮箱，看起来不起眼，但搬时却特别沉。”梁玉明同志介绍：“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沉甸甸的箱子是习近平的，里面装的全都是书。大伙感慨地说，这两大箱的书，我们干惯了体力活的社员都觉得太沉了，他竟然从北京一路搬到了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雷平生同志既是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同学，也是同时上山下乡、同在梁家河大队插队的知青，还在同一孔窑洞里住了六年。雷平生同志介绍：“习近平思路宽广、思想活跃，分析问题能力很强，这同他刻苦读书学习分不开。他既勤奋好学，又注重分析对比。”在共同生活的几年里，“他每次探亲回来，总能带回来一些新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资本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和我议论起来这部著作，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习近平对马列著作版本沿革是很注意的。有一次他议论起《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问题，说有从俄、日、德、英、法不同语言翻译过来的中译本，很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贡献，但又各有侧重”“习近平总书记读哲学书籍，主要还是读马列主义哲学”。 《习近平在正定》一书的出版说明中讲：“习近平当年从政的初心就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初到正定，身为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工作。就是后来担任书记时，他对这些工作仍然十分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在正定工作的3年时间里，习近平正是这样探索实践的。
曾担任过正定县副县长的王幼辉同志介绍，正定是文化古城，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之说，习近平对文化非常重视，他提出来把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一是修建了常山公园，二是修缮、彩绘大佛寺，三是组建乘飞机旅游观光的公司，四是兴建荣国府。“他还给我算了一笔账：‘不仅仅是荣国府卖门票的问题，也不是让游客看一会儿就走。游客不仅可以在荣国府参观，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买纪念品。如果我们正定只有一个隆兴寺的话，游客一上午就走了，只在此停留半天。如果我们再加上荣国府和荣宁一条街，游客最少能停留一天。这一天之内，他要吃喝，要住宿，要消费，这样他就把钱留在正定了。’这样的理念，今天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不得不说这是习近平发展文化产业的独到眼光，他的思想很有远见。”
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期间，习近平分管文教宣传工作，后来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也对新闻宣传工作十分重视。曾在厦门日报社当过10年文艺副刊编辑的陈慧瑛，是习近平在交往了作家路遥之后的又一位作家朋友。其实早在正定的时候，习近平就已经有宣传经验和习惯与新闻单位打交道了。程宝怀同志介绍：“‘人才九条’制定好后，他让我印了两千张宣传单，发到生产队，广泛张贴，并让我送到石家庄地区的《建设日报》发表。结果人家不敢登。我把这事说给他后，他说你去找找《河北日报》，一定没问题。结果《河北日报》总编辑林放同志看了后非常高兴，说正定县委班子思想解放，胆子大，就把‘人才九条’刊发在头版头条了。”
邢常葆同志曾担任过宁德电视台台长，邱树添同志曾担任过《闽东日报》副总编辑，他们介绍：习近平曾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建设。习近平强调要加强新闻宣传，通过加油鼓劲来推动工作。“习近平深知宣传工作在我党政权建设中的重要性，他对新闻工作十分重视，提出要在闽东办一份报纸、建一个电视台”，因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光靠几个干部跑几个村子，那樣覆盖面太小，还要依靠宣传工具依靠媒体”，可“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宁德没有地方党报”，最后“在他的推动下，停刊20年的《闽东报》（1993年改为《闽东日报》）很快复刊了，《闽东通讯》随后创刊，1990年12月电视台也建起来了”。这些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和舆论阵地。
邢常葆同志还介绍：“习近平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对新闻工作有很高的要求。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邱树添同志还介绍：“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习近平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为《闽东报》撰写的复刊词，题目是《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另一篇是《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的新闻工作会议讲话，题目是《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复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的办报方向，明确了办报宗旨。一般来说，地委书记能讲到办报宗旨已经很可以了，但他又讲出了‘四为主’的编辑方针，要求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报道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地方消息为主;以新闻报道为主’;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他说：‘我们的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党性，饱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新闻工作者就是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思想）和习近平从西北内陆到东南沿海期间形成的发展思路和执政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一以贯之，可以说是这个思想核心要义探索实践的基础篇、典范篇、精彩篇，其中既有梁家河元素，也有正定元素，亦有厦门、宁德和福州元素。深入学习了解这个探索实践过程，对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干事担当的工作作风和更加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宁夏石嘴山市新闻传媒中心）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五本一个系列的采访实录，精彩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故事：“他有过曲折的少年时代，也有过奋斗的青年时代。他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委主席，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工作过。他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地区，一路走来，在中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都留下了足迹，书写了农民、大学生、军人、干部等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活工作足迹，了解他“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执政为民”的实践担当和领导风范，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八个明确”是：“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明确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从理论上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十四个坚持”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在实践上制定了明确的方案、有力的措施和具体的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理论，是理论的来源，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科学理论对实践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因此，笔者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要坚持“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科学发展观。
笔者试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这个指导思想出发，结合“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两个方面的具体实践战略，以《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采访实录记载的主要内容为素材依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实践进行初步探索。
关于新发展理念的实践初探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那如何创新性发展、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才是“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新发展理念重在一个“新”字，就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或在前人之事的基础上，敢于实践、敢于推陈出新、敢于不断创新，并且能实践出新事物、创造出新成效，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向往”。从1969年到1996年（从延川到福州），习近平总书记就是这样以“开拓进取，执政为民”的情怀“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地进行了探索实践。
1969年1月，习近平从北京到陕西省延川县“上山下乡”当知青，他落户到了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此之前，村民梁玉明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介绍：“从1974年1月担任党支部书记，到1975年10月离开梁家河去清华大学读书，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最少办了五件在当时看起来是了不得的大事情：第一件是借鉴四川绵阳办沼气的经验，在村里点亮了陕北高原上第一盏沼气灯，解决了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第二件是从四川带回了种植烤烟技术，带领村民种植烤烟，发展经济。第三件是带领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全村人的吃水问题。第四件是给村里办了铁业社和缝纫社，铁业社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等，解决了社员对劳动工具的需求;缝纫社解放了妇女劳力，帮助更多人解决了琐碎的缝缝补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粮食生产中。第五件事情是带领村民大搞河桥治理，打了五大块坝地。”这五件事情现在看起来简单，但梁玉明同志说：“这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接替习近平担任梁家河村党支书的石春阳同志介绍：“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情，也不搞这些副业。” 那个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守旧。当时年仅22岁的习近平“敢想敢干”，实为“新发展理念”“创新精神” 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真心、真意、真情的探索实践。
1982年3月到1985年5月，习近平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职务，他的“新发展理念”“创新精神”进一步得到了探索实践。根据正定县正好地处省会石家庄市和农村之间的特点，他提出正定应该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经济发展思路，并提出“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二十字经济发展方针;另外还提出“人才是发展经济、翻番致富的根本”，正定应该“大念人才经”，主持制定了广招人才的《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简称“人才九条”），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这个“人才九条”，一下子震动了全省甚至全国，正定县当年引进人才374人。曾担任过正定县县长职务、和习近平共事3年的程宝怀同志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在正定干的一件“很有魄力”的事，更是对“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很好的诠释。
程宝怀同志介绍：“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当时要拍摄《红楼梦》，需要建一个40亩地大的临时摄影棚。当时，习近平同志正在酝酿发展旅游业，当听到这个消息后，敏锐地意识到正定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和剧组联系。剧组到正定后，原计划投资49万元，让正定投资27万元。他考虑《红楼梦》拍摄完后，临时摄影棚经不起风吹日晒雨淋，正定什么也落不着，就提议建一个‘真实’的荣国府。这个想法得到了制作中心的支持。后来，正定县投资350万元建了‘真实’的荣国府。1986年建成开放后，第一年门票收入221万元，旅游总收入达1761万元。这个时候，他已经担任了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从1985年6月到1996年2月，习近平除任职福建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外，还曾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如果说在冀中平原的正定是搞农业工作，那么来到东南沿海，习近平开始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新发展理念”和“创新发展精神”让他和广大特区建设者并肩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
曾擔任过厦门市委副书记、和习近平在一起工作过3年的李秀记同志介绍：“在上任后的一次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他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后来，他告诫干部‘发财不要当官，当官就别想着发财’‘干事业就得一心为公’。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时间，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后，时年35岁的习近平从深入调研起步，先是跑遍了地区9个县，建立了“四下基层”制度，随后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同时倡导“滴水穿石”精神，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改善宁德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下决心用“新发展理念”和“创新发展精神”，带领闽东百姓摆脱贫困。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包括任福建省委常委和福建省委副书记但主要负责福州市委工作期间）后，习近平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思路，规划了被福州人民称为“3820”工程的发展战略目标——《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福州实现跨越式发展，打造了国际化福州城市的形象。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初探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样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达到新高度，国家软实力显著增强”。如何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在“核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精神高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明确坚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和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无论是在梁家河还是在正定乃或是在厦门、宁德和福州，习近平既从“打铁必须自身硬”做起，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立志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也广交新闻和文学界朋友，还关心指导新闻文学界用先进的文化引领人，高举党的旗帜，领导党的新闻宣传、文化思想等工作，坚定地带领群众朝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梁家河村返乡知青王宪平曾到文安驿公社迎接知青，他介绍：“那天，我帮知青搬行李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老式棕箱、一个皮箱，看起来不起眼，但搬时却特别沉。”梁玉明同志介绍：“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沉甸甸的箱子是习近平的，里面装的全都是书。大伙感慨地说，这两大箱的书，我们干惯了体力活的社员都觉得太沉了，他竟然从北京一路搬到了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雷平生同志既是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同学，也是同时上山下乡、同在梁家河大队插队的知青，还在同一孔窑洞里住了六年。雷平生同志介绍：“习近平思路宽广、思想活跃，分析问题能力很强，这同他刻苦读书学习分不开。他既勤奋好学，又注重分析对比。”在共同生活的几年里，“他每次探亲回来，总能带回来一些新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资本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和我议论起来这部著作，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习近平对马列著作版本沿革是很注意的。有一次他议论起《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问题，说有从俄、日、德、英、法不同语言翻译过来的中译本，很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贡献，但又各有侧重”“习近平总书记读哲学书籍，主要还是读马列主义哲学”。 《习近平在正定》一书的出版说明中讲：“习近平当年从政的初心就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初到正定，身为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工作。就是后来担任书记时，他对这些工作仍然十分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在正定工作的3年时间里，习近平正是这样探索实践的。
曾担任过正定县副县长的王幼辉同志介绍，正定是文化古城，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之说，习近平对文化非常重视，他提出来把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一是修建了常山公园，二是修缮、彩绘大佛寺，三是组建乘飞机旅游观光的公司，四是兴建荣国府。“他还给我算了一笔账：‘不仅仅是荣国府卖门票的问题，也不是让游客看一会儿就走。游客不仅可以在荣国府参观，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买纪念品。如果我们正定只有一个隆兴寺的话，游客一上午就走了，只在此停留半天。如果我们再加上荣国府和荣宁一条街，游客最少能停留一天。这一天之内，他要吃喝，要住宿，要消费，这样他就把钱留在正定了。’这样的理念，今天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不得不说这是习近平发展文化产业的独到眼光，他的思想很有远见。”
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期间，习近平分管文教宣传工作，后来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也对新闻宣传工作十分重视。曾在厦门日报社当过10年文艺副刊编辑的陈慧瑛，是习近平在交往了作家路遥之后的又一位作家朋友。其实早在正定的时候，习近平就已经有宣传经验和习惯与新闻单位打交道了。程宝怀同志介绍：“‘人才九条’制定好后，他让我印了两千张宣传单，发到生产队，广泛张贴，并让我送到石家庄地区的《建设日报》发表。结果人家不敢登。我把这事说给他后，他说你去找找《河北日报》，一定没问题。结果《河北日报》总编辑林放同志看了后非常高兴，说正定县委班子思想解放，胆子大，就把‘人才九条’刊发在头版头条了。”
邢常葆同志曾担任过宁德电视台台长，邱树添同志曾担任过《闽东日报》副总编辑，他们介绍：习近平曾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建设。习近平强调要加强新闻宣传，通过加油鼓劲来推动工作。“习近平深知宣传工作在我党政权建设中的重要性，他对新闻工作十分重视，提出要在闽东办一份报纸、建一个电视台”，因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光靠几个干部跑几个村子，那樣覆盖面太小，还要依靠宣传工具依靠媒体”，可“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宁德没有地方党报”，最后“在他的推动下，停刊20年的《闽东报》（1993年改为《闽东日报》）很快复刊了，《闽东通讯》随后创刊，1990年12月电视台也建起来了”。这些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和舆论阵地。
邢常葆同志还介绍：“习近平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对新闻工作有很高的要求。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邱树添同志还介绍：“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习近平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为《闽东报》撰写的复刊词，题目是《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另一篇是《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的新闻工作会议讲话，题目是《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复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的办报方向，明确了办报宗旨。一般来说，地委书记能讲到办报宗旨已经很可以了，但他又讲出了‘四为主’的编辑方针，要求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报道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地方消息为主;以新闻报道为主’;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他说：‘我们的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党性，饱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新闻工作者就是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思想）和习近平从西北内陆到东南沿海期间形成的发展思路和执政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一以贯之，可以说是这个思想核心要义探索实践的基础篇、典范篇、精彩篇，其中既有梁家河元素，也有正定元素，亦有厦门、宁德和福州元素。深入学习了解这个探索实践过程，对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干事担当的工作作风和更加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宁夏石嘴山市新闻传媒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