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在严重拖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对世界经济贸易格局造成了全方位影响。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的供应和协作受到冲击，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短缺造成制造成本上升，下游消费需求疲软拖累一般性产品出口。为规避地域风险，一些供应链出现产能转移，产业链加速重构，行业加速洗牌。在全球经济衰退等多重背景交织影响下，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重构，就业压力增大、国际人才流动受限，众多数字经济发展要素受到影响。总体来看，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加剧，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挑战更加严峻。

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产业分工格局不断重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制造业“逆向回流”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高端跃升”并存。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成为构建国际分工体系的新方式。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催化产业链的逆全球化和内向化发展。全球产业链在疫情的冲击下表现出较大脆弱性，其中，对外依存度高的产业链环节受到较大冲击，诱发全球产业链回缩和布局调整转移，部分国家支持重要、关键产业回流本国。疫情使得国际供应链和市场供需收缩，叠加世界经济宏观调控矛盾和国家间利益博弈影响，全球产业链出现阻隔甚至断裂风险。从供给角度来看，德国和美国作为欧洲和北美洲两大区域生产网络的中心均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多条国际物流通道关闭，导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出现断裂风险。我国在疫情初期也受到较大影响，为恢复发展生产，我国适时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加强全球抗疫合作，同时推动我国积极参与到全球产业链重构当中，充分发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产业链危机由供给端扩散至需求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劳动收入减少引发需求萎缩，最终形成供需两端同时萎缩的局面，进一步冲击产业链。全球价值链体系出现断裂、萎缩乃至价值贬值现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形成冲击，尤其对汽车、电子和机械设备等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较高的行业，影响更为明显。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一些商品的跨国生产、流通、储备、分配、消费等环节出现障碍，导致全球性价值创造及价值实现能力下降，全球公共福利水平受到损害。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产业链数字化趋势明显，数字技术在产业链改造与重构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深刻。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5G、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燃机。随着全球范围内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与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已逐渐成为产业链“标准化”流通媒介，全球价值链中传统产业的简单劳动环节持续萎缩，中间品贸易额持续下降，服务经济获得逆势增长，产业分工格局加速重构。

网络社会加速构建，牵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及和深入，互联网在丰富人类活动场景的同时，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提供了新思维、新方式、新路径，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动力供给。网络社会引领生活方式变革，助推文化与价值观传播，加深数字经济发展对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辐射影响。
　　以民主参与、集体协作、去中心化、自组织为特征的网络社会正在加速形成。社交网络、移动互联、即时通信、线上线下结合等应用空前扩展了人际交往空间，网络社会互动跨越了地域、种族、文化与宗教的界限。网络亚文化群、网络自律团体等不断涌现，传统社会组织与结构加速向扁平化、多中心模式发展演化。基于在线合作、分享互助的知识性协作社区，将根本改变人们知识创造和经验分享的方式。
　　新一代数字技术应用变革加速以人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模式创新。“慕課”“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新模式不断涌现，加速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开放。可穿戴式医疗设备和移动物联网集成创新，提高居民健康智能检测水平。远程医疗、在线问诊、移动医疗极大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获取性，推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便捷、智能的终端设备和一体化服务内容形成智慧居家养老新模式。
　　互联网平台成为民众影响政治议程、公共政策和政府感知民意的重要渠道。网上听证、网络民意调查、在线政策协商等多样化电子参与方式日渐兴起，不断提升公众参政议政的广度和深度。政务微博、政务微信让政府与民众实现“指尖上的对话”，成功架设官民对话、互动的新桥梁。网络反腐更趋频繁，正在开辟公民权利维护、公共权力监督的新战场。

数字经济战略升级，塑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

　　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减弱，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档期，世界各国对数字经济的重视度日渐提升，不断升级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抢夺战略高地。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热点的迭代，数字化战略转型升级，为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数字经济战略从顶层设计向提升数字创新应用能力发展。在推出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后，各国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发创新和应用发展加快布局。美国2018年发布《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报告》，提出六大国家机器智能策略，旨在通过对产品研究与开发的长期资金支持，促进机器智能技术安全发展，并通过强化创新基地巩固美国领先地位。2019年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计划”，发布了最新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重新评估了联邦政府人工智能研发投资的优先次序，加速人工智能发展，维持领先地位。德国2018年推出《高技术战略2025》，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利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系统提升德国在该领域的能力。同年发布《德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旨在将人工智能重要性提升到国家高度，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提出整体政策框架，并计划在2025年前投入30亿欧元用于该战略的实施。
　　各国加快数字规则制定，推动形成数字治理国际新机制。一是数据保护与开放共享成为数字化战略的新焦点。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近年来成为各国制定数字经济战略的一大侧重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正式实施，成为欧盟内部唯一、统一的数据保护条例，也成为全球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典范。同年10月发布《非个人数据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框架条例》，旨在确保非个人数据在欧盟范围内的自由流通，消除数据保护主义，增强欧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2019年4月，欧盟公布一项新的92亿欧元资助计划——“数字欧洲计划”，以确保欧洲应对各种数字挑战具备所需的技能和基础设施。日本于2018年发布的《综合创新战略》强调要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所必需的数据协作基础。二是多国不断丰富平台治理手段。欧盟积极运用反垄断手段，频频对跨国科技巨头开出天价罚单;同时，欧委会拟将非欧盟国家的补贴纳入反垄断法考量，并相应扩大其执法权;此外，欧委会计划在1—2年内出台或更新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创新利用现有执法手段（例如临时禁令），推动数据依法依规共享。美国社会各界对大型科技企业势力的担忧日渐增长，2020年7月，美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举行听证会，就美国四大科技公司——亚马逊、谷歌、苹果和“脸书”正在面临的反垄断问题展开集中讨论。中国对数字经济企业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也加强了规范和引导，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2020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外正式公布《〈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草案涉及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如何界定、市场支配地位如何认定、反垄断法面临的新挑战等棘手问题。三是主要国家针对人工智能伦理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准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年9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的最新进展，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的相称性、人类的监督和决定、环境管理、性别平等的关键概念。四是数字税成为国际规则制定的新桥头堡。目前全球已有包括法国、意大利、英国、印度、捷克、土耳其、奥地利等在内的超过30个国家宣布将对大型互联网公司征收数字税。其中，意大利、英国等国家分别于本年度1月、4月确认开征数字税。
　　编辑：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