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中的机制复合体与国际金融治理

来源 :当代亚太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olaile999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章使用机制复合体来描述双边、区域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组合。机制复合体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治理机制转移、出现“选择法院”以及对规则选择性的执行和解释,并在各治理机制之间造成低效竞争;机制复合体也可能提供了加强合作和提高效率的机会,个体机制通过机制间学习、说服和信息交流等互动过程促进了合作。考虑到机制复合体中多层治理机制之间核心规范的差异性与个体机制的策略选择两个维度,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影响,文章提出了机制复合体的四种类型:良性协同、功能性竞争、建设性合作和恶性破坏,并通过案例说明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重叠的后果。案例分析表明,不同领域的金融治理机制间相互作用的范围、性质、层级等要素存在很大差异,其演进规律也不相同。尽管我们希望合理化和简化日益复杂的国际金融架构,但金融机制复合体中的多层安排具有战略和政治动机,因而加强全球安排和治理机制的努力,不太可能扭转金融治理多边化和区域化的趋势。因此,推动机制复合体内各个体机制的协调,并促使其朝着减少分歧、增加互动的方向发展,是提高机制复合体治理有效性的关键。
其他文献
霸权护持是霸权国在霸权周期内的主要战略目标。通过考察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护持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代理人战略是美国频频实践但仍缺乏深入研究的现象。代理人战略是一种国家不直接出面,而是借助安全与外交领域的代理人实现间接制衡目标的战略手段。明确对手且制定相应策略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特征,当前美国政府认定的霸权威胁来源包括战略竞争对手、地区反美国家及恐怖主义等。基于战略目标的不同,美国针对上述三种威胁所采取的代理人战略的类型亦存在差异,分别是国家代理人战略、复合代理人战略以及次国家代理人战略。美国寻找的代理人一般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经济合作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中,这些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地区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的维持与深化三个阶段,不同因素在各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亚太地区,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这三个变量对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通过考察各个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文章认为,当地区内大国
文章遵循历史脉络,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定义权力及其生产方式,将战争理解为权力博弈的一种手段,并考察随着权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变化,大国获取权力和财富的渠道更为多元,战争的“投入—产出”比下降。文章认为,当政治权力意味着引领构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经济权力意味着领导全球经济治理和解决发展问题,多边制度体系及其信誉与融资成为新的权力生产方式,战争就不再作为大国博弈的必要选项,多边制度框架下的博弈成为大国战争之外的新主题。遵循制度逻辑、维护制度信誉是大国获得发展融资和治理融资,进而保持权力可持续生产的理性更优
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少对于国际秩序颇具冲击性的做法,美国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国际规则的广泛冲击是特朗普政府高度一致性的政策,其行为逻辑包括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改变原有的话语体系和“适当性逻辑”,不以盟友和对手作为政策区分的基本依据,强调获取明确可见的实际利益,在手段的使用上,通过广泛的极限施压等方式表现出与以往很大的不同。特朗普政府冲击国际规则体系的具体做法包括,对无益于美国的国际规则直接退出、对已经运行良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瘫痪已有国际组织的职能或降低其行动能力、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
文章提出了后冷战时期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战略预期有助于小国明确其挑战周边大国“源动力”的强弱,以及预判具备哪些必要条件才能相对成功地挑战周边大国。小国享有大国竞争赋予的重要战略空间,其面对的冲突性议题不是周边大国的战略重点,采取迫使和诱使周边大国保持战略克制的策略,这些对小国则至关重要。在多个小国挑战同一周边大国时,“源动力”相对强烈的小国,不同的战略预期将催生其差异明显的策略模式。根据大国竞争的强度与周边大国“求稳”偏好的水平,此类小国的战略预期可以依次分解为审慎战
在既有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国际秩序并不是一个清晰、客观和固定的概念,不同领域的国际秩序存在不同的形式。作为国际秩序的表征,国际规则的受认同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往往见仁见智。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国际规则的“违反者”,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而正如不少批评指出的,近年来以“现状国家”自居的美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但这种观点尚缺乏严谨的系统研究支撑。文章将国际秩序要素分为共识程度较高的规则和共识尚在形
在美中权力转移的时代关口,崛起国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务意义。文章将权力与文化的解释共同纳入理论框架,用突厥—隋唐时期的不对称关系加以检验,探讨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崛起国会对不同的小国施行何种政策,以及什么因素决定了其政策。隋唐对吐谷浑、高句丽的政策证实了基于权力的核心逻辑,两大国的权力对比决定了崛起国的攻守倾向,从而产生它对小国的政策基调。吐谷浑与高句丽这组最相似案例否证了文化亲和度的作用。以历史启示审视今日世局,在实力超越美国之前,中国将保持对美国的防御姿态与对小国的和缓政策。
国家利益被认为是一国介入国际危机的重要考量,而其究竟是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却从未被验证。文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该问题。文章首先审视了五个条件组态,发现国家利益重合程度这一变量近似于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必要条件,并且在与其他条件组合时成为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得出了四条有效的解释路径,其中,危机防御国同美国国家利益重合度高、美国领导人支持来源不变更、挑战国相比防御国军事实力强分别出现在这些解释路径中,并未出现如其他条件变量的取值变化,表明这三个因素是影响美国介入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