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湘江战役以后，中央红军伤亡过半，从八万多人一下子锐减到三万。如果按照李德、博古他们的既定部署，就是要到湘西与红六军团会师，恰好钻进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其结果将会导致全军覆没。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不得不遵守共产国际不容置疑的指示。而李德、博古由于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没有人敢于质疑，更没有人敢于挑战。面对危机四伏、军情紧迫的情况，唯有处于低潮时期的毛泽东发挥超人的智慧和策略，并以其睿智的军事洞察力，在风雨飘摇中带领中国红军走出了困境，找准“通道”，终于促成通道转兵，摆脱了全军覆没的险境。单纯从军事意义上讲，通道会议及其促成的通道转兵的意义并不亚于其后的遵义会议。但对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人而言，只知道有遵义会议而不知道有通道会议。影片《通道转兵》以电影特有的艺术表现手法再现了“通道转兵”那段鲜为人知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发掘历史、认识历史和评价历史的机会。
　　战争无非就是敌我双方统帅智慧、部署及其双方士兵面对面的对垒和较量；军事题材尤其是战争题材的电影，也就是双方统帅智慧、部署及其双方士兵面对面对垒和较量的蒙太奇展现。一般战争题材影片都脱离不了这样一个模式。《通道转兵》除了写敌我双方的较量之外还找到一个特别的维度，就是当时处于孤立的毛泽东争取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并与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一个“地下三人团”而与当时掌握所有权利的最高三人团展开了较量。影片当中很多段落、情节主要是表现“地下三人团”与当时掌握所有权利的最高三人团的对垒和较量。从历史层面而言，这种对垒和较量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从艺术层面而言，这种对垒和较量产生了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悬念：红军下一步到底往哪儿走？毛泽东的意见是否能为当时的当权者接受从而把三万多红军带出险境？正是在生死存亡、生死选择的关键点上，成功塑造了一个当时处于政治低潮、疾病缠身，却呕心沥血，始终心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毛泽东形象。毛泽东能够在剥夺所有职务的背景下跟张闻天、王稼祥达成很多默契，通过朱德争取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最终实现战略转变，显现出了超人的大智慧、大智谋。影片对于处于孤立和低潮时期毛泽东形象的塑造和表现，给了我们观察领袖人物一个新的纬度。影片还有一个亮点，是对博古和李德形象的塑造和表现尊重了历史事实，也尊重了历史的辩证法。李德、博古从骨子里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看不起只看了《孙子兵法》的毛泽东。面对毛泽东的质问，气急败坏的李德甚至有拔枪的动作，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也符合影片建构的叙事情境。另一方面，李德、博古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在影片中也得到了肯定性的表现。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塑造好李德和博古的形象，才能反过来塑造好毛泽东的形象。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
　　《通道转兵》有很多电影化的段落、细节很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历史很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很多是我们后来的定位。其实当时的最高三人团，博古太年轻，李德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真正的决策核心某种意义上是周恩来。影片非常艺术、也非常智慧、非常巧妙地处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以及影片特定叙事情境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影片找到了一些独特的细节和段落，特别是场面调度和镜头的运用来完成人物关系建构及其表达。如张团长就要被抓走的时候，周恩来骑着大马过来，按照我们习惯看到的表现方式，影片一定会让周恩来下马。但影片中周恩来并没有下马，从影像角度准确地表现了周恩来在党内军内的位置远远高于毛泽东。后来周恩来主动找毛泽东征求意见，此时毛泽东在高处而周恩来在低处，巧妙地暗示了两人关系微妙变化。这种微妙变化是语言无法表达的，而电影化的表达则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言有尽而意无穷”。
　　当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比较注重寻找领袖人物生活化的细节来表现人性化、日常化的一面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但笔者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塑造领袖人物也不能走极端，不能因为过去领袖人物高高在上而反其道而行之，一味的常人化、人性化，因为分寸把握不好的话有可能流于庸俗化。《通道转兵》有很多笔墨写张吉安团长和侗家少女吴阿溪：吴阿溪一定要嫁给张团长，张团长则因为革命没有胜利而死活不答应。这一幕也被毛泽东和贺子珍看到了，笔者真的很担心影片会让毛泽东去促成张吉安团长和侗家少女吴阿溪婚姻。欣慰的是，影片没有一味的追求人性化表达。事实上，毛泽东那时候想的是整个三万多红军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哪儿还有功夫去关心某个人的婚姻问题。《通道转兵》在这一点上还是把握了分寸。我个人认为，对领袖人物的塑造和表现还得要坚持历史原则和美学原则，不能因为人性化而走向庸俗化，不能走极端。
　　 前面已经说过，《通道转兵》除了塑造和刻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以及李德、博古的形象，也没有让一些鲜活的小人物湮没在宏大的叙事中，着力刻画了红军长征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普通人物如红五团团长张吉安、侗家少女吴阿溪等对领袖人物的塑造形成了有力的支撑、烘托。从地域特色方面来说，影片在展现军情危机的同时也把通道独特的地域环境、侗族少数民族风情、民族习惯、民族性格都有机结合起来，丰富了影片的影像元素，也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如侗家特殊的习惯咬耳朵。可贵的是，影片对少数民族风情也没有过度渲染，而是融入影片的叙事情境之中。（作者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