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浙江温州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作家、藏书家。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他平生热衷藏书，为传承民族文化、保存珍典古籍作出非凡贡献。40多年的不懈坚持、10万卷藏书的坎坷经历，堪称中华藏书史上的隽永传奇。

承传好家风

　　1898年12月19日，郑振铎出生在浙江永嘉县乘凉桥郑家老宅。郑氏家族是世代承传的书香门第，清代就有高祖郑元璧、叔祖父郑允展等5位先人考中进士。
　　爱书喜读的家风为郑振铎积淀下优秀的血脉传承，他十几岁念私塾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岳飞传》《水浒传》等名著。40多年后他回忆说：“余素喜治流略之学，童稚时，不但通读《汉书·文志》《古文观止》等，尚手录《隋书经籍志》《八史经籍志》等，时自省览。”
　　1917年，郑振铎考入北平铁道管理学校，课余最喜欢去浏览旧书市，眼望褐黄的书卷被风吹日蚀，深叹自己无力拯救古人的珍贵典籍……他订成一册《求书日录》，在扉页写道：“我要把保存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从那天起，他发现善本、孤本、钞本等珍籍，就把书名、作者、印刻年代、卷数等信息详细记在《求书日录》上，在北平读书3年多，以史籍、诗文、戏剧、故事等分类，共记载古籍4800多种，为日后搜书、藏书积累了可靠依据。

手抄救孤本

　　1921年，郑振铎毕业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做译文编辑。一次，他出差浙江鄞城（今宁波鄞州区），闲暇步入一家旧书屋，发现一套元代古籍《录鬼簿》，这套书记录了金、元两代80余位知名杂剧、散曲艺人的生平和代表作。
　　他想买下，但店主要价过高，只得请求租阅，结果店主只允许他在店里看，不许拿走。恰好店主家楼上开客栈，他便租住楼上，雇来两位誊写快手，加上自己，3人圈在屋里两天一夜，把《录鬼簿》全部抄完。后来，这部原书佚失，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就是依照郑振铎抄本排印的。
　　1927年，郑振铎因投身反帝反专制斗争，受到军阀政府通缉迫害，不得不远赴英法等国避难。到英国的第二天，早已抵达伦敦的舒庆春（老舍）、朱光潜等人为他接风，对他说：“这里的图书馆有许多从祖国掠夺来的古籍，你要去看一看，对藏书大有益处。”
　　当郑振铎走进大不列颠图书馆，果见难以计数的中国古籍。翻阅更为震惊，许多踪迹难寻的孤本、善本，都默默躺在异国的书架上，他暗下决心：带遭劫的中华民族智慧结晶“回家”！
　　但图书馆有严格规定：古籍只可阅读，不许借走、抄录。这难不倒郑振铎，他在阅览室把古籍段落背熟，再到休息室默写下来，后来觉得太耗力费时，便把白纸粘在大腿的裤子上，穿起大衣，坐在阅览室偏僻角落，撩开大衣偷偷地抄。一个人太慢，就找老舍、朱光潜等人帮忙，在英国几个月，抄得10多万字珍贵孤本，还浏览了绝大部分中国古籍，并作了详细记录，回国后出版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专著。

倾家购善本

　　1928年至1937年，郑振铎创作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数十种专著，稿费所得换来了万卷古籍。他购书、藏书不惜代价在文化界颇具名声，当时的文史专家王伯祥说：“西谛买书之勇，世罕其匹，虽典质举债，不恤也。”
　　1938年3月的一天，郑振铎在旧书店发现一套赵琦美手抄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赵琦美是明代“脉望馆”藏书楼主人，万历年间，他竭力收集整理元、明两代各类剧本，耗时3年多，手抄剧目242部，集成《甲编》《乙编》两套共64册《古今杂剧》，堪称元、明戏剧大成，是弥足珍贵的善本。
　　他与店主杨寿祺讨价还价，最终以1000元讲妥。郑振铎拿出全部积蓄，变卖值钱家当，最后把呢子大衣、礼帽都送进了当铺，才筹足款项。取书时他还托付杨寿祺帮忙打听《乙编》的下落。
　　没几天，杨寿祺有消息传来：《乙编》32册在闸北“集宝斋”古董商孙伯渊手中。郑振铎急忙去找孙伯渊，谁知他也热衷藏书，已寻找《甲编》多年，得知被郑振铎购得，竟提出两个意想不到的条件：“一是我出5000元，买你的《甲编》;二是你出1万元，买我的《乙编》。”孙伯渊想以漫天要价、给对方一笔赚头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料郑振铎并未还价，一口应承出资1万元购买《乙编》。
　　原来，郑振铎早有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宅，最少值两万元。但张罗出售不禁叫苦，当时上海局势紧张，日本轰炸机常常掠过，防空警报不时响起，民众惶惶，都无心购置房产。他只得四处托关系，把房屋抵押给银行，拿到5000元贷款，急忙全部交了定金，并與孙伯渊签下协议：余款一个月内付清。
　　此时的郑振铎，再也无力承担巨额购书款，他请来好友张元济（商务印书馆总编）、程瑞霖（暨南大学校长）、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等人商议，终于凑足了5000元。
　　郑振铎购得全套善本，撰写《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说：“得《古今杂剧》最为重要，它在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里是一个巨大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钞本的发现。”

大隐隐于市

　　1941年12月，日军攻陷上海，文化界许多爱国人士有的投奔陕北解放区，有的远走重庆大后方，但人们却不知郑振铎去了哪里，许多好友也不清楚他的下落。
　　1942年元旦刚过，上海居尔典路（今湖南路）一条里弄的二层小楼，搬来一位长衫礼帽、戴着圆眼镜的新房客。不久，街坊得知他姓陈，是个书商。渐渐地，街坊发现，陈先生勤快热情，每天晨练时都把弄口打扫干净，邻里有事总来帮忙，但他很少出门，只是躲在楼里看书、写字。
　　上海沦陷前，胡愈之、沈雁冰等人劝郑振铎去延安，那里是他多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数万卷藏书如何带走？几经慎思，他还是下定决心留下来。他悄悄租好房子，在好友唐弢（后任《文汇报》副刊主编）的帮助下把藏书运来，除去家人，谁也不知他的居住地。
　　怕暴露行踪，他不敢回家，家人也不敢来看他，湿冷严冬，独自守书，仰望寒天朦月，他心中涌起阵阵伤感，慨叹万千，禁不住命笔疾书：“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世何地，均姑不闻问矣。”
　　在他心绪低落、思想灰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唐弢转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他冒险留在上海守护藏书，对他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保护文化遗存的精神十分钦佩，并带来口信——一旦有危险，只要到指定地点，用暗号联系，马上有人安排他去苏北解放区。中共党组织和陈毅军长的关怀，让他备受感动，极大增强了藏书、护书的信念和决心。郑振铎在浦江滩头阴霾笼罩、十里洋场血雨腥风的逆境中，忍辱负重、历尽艰辛，护书、读书、写书，坚守了4年多。
　　郑振铎繁忙工作之余，把整理、阅读藏书视为最大乐趣，他常常捧卷凝神，仿佛每套、每册都是记忆的留存，都有难忘的故事。眼望一排排、一摞摞饱蕴历史沧桑的珍籍古卷，他经常自语：“倘若我不在人世，这些书全是国家的。”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团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幸飞机失事罹难，享年60岁。他去世后，许多商家前来收购藏书，有的出价高达40万元，但家人遵照他生前“这些书全是国家的”这一遗愿，把珍藏的94400多卷古籍全部捐给了国家，最好地实现了他生平的藏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