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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全体动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反抗侵略,保卫国家的一场伟大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侵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这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空前重大意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以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的视角,从不同层面对青海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特点及贡献做比较深入的研究探讨,这有利于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抗战精神的继承发扬,有利于我省各族人民共建和谐幸福的精神家园,有利于凝聚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团结奋斗。
我们青海虽然地处祖国的西部边陲,当时属于非战争地区。但这里的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也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热爱祖国,挽救危亡的伟大抱负与信念,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行动起来,开展支援抗战的各种活动。
首先是省会西宁地区各学校师生纷纷开研讨会,办报刊、出墙报,举行抗日演讲比赛等。他们走上街头,奔向农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宣传动员群众支援抗战。省垣师生的积极行动,带动了各区县广大师生的抗日热情,仅乐都、民和等农村8县就有47所学校先后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抗日义勇队的倡议下,成立了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该处利用课余时间对各学校义勇军进行军事知识讲座与军事训练。各学校义勇军曾在西宁联合举行誓师大会,要求发给枪械赴东北与日寇进行血战。在国家危亡之时,广大师生这种挺身而出,勇于报国的精神,值得肯定与发扬。
随着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路经果洛部分地区和红军西路军进入青海广大地区,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周恩来副主席于1937年4月下旬,同时任青海省主席马麟会面交谈,使青海各界人士与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与认知。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救亡的旗帜,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对日抗战。在党中央的努力下,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包括青海在内的全国全面抗战的新篇章。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初期青海的抗战还处在自发的爱国热忱并局限于学校师生之中,那么“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抗战形势就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形成了上下贯通,全民抗战的火热局面,为了抗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已经落实到行动上。为宣传动员抗战,不仅新闻文教单位集中宣传报导,学校和广大民众唱抗战歌、做抗战事、许多诗词作者发表了大量以抗战为内容的诗词作品,一些上层人士也积极投入了宣传工作。如藏传佛教大师、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就前往各大寺院,或利用青海湖“祭海”活动向广大僧侣和蒙藏上层人士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同时他还派出几名宗教界代表分赴青海蒙古族29旗普遍进行这种宣传教育。全省各族各界人士,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先后捐献了大量现金、御寒服装与皮张、粮食和驮骡军马送往前线与有关部门。在记述青海人民对抗战所做的贡献时,最需要提及的是无数各族青年和有志之士,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拯救民族危亡,通过不同渠道,毅然奔赴抗日最前线。大体说有三种渠道,一种原本在国民党军内任职,随本部队开赴前线,如曾国佐、马登云、马彪等,另一种则是在青海无法生存,奔逃外省,然后于外地参加了八路军。如余光、钱平、寇从善等,他们在党的直接培养教育下锻炼成长,新中国成立后,大都回到青海,成为党政部门或地区的领导干部。再就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下,马步芳奉命抽调一个师的兵力开赴前线,这就是驰骋于陕、豫、皖地区,威震敌胆,声名远扬的青海骑八师。无论从何种渠道走上前线,他们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彪炳青史,顽强悲壮的抗日赞歌,传颂于祖国大地。在梳理一些抗战英雄人物的行为轨迹时,我注意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与中共党员与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有诸多联系,并深受影响。如29军中担任副旅长的曾国佐将军,他与中共党员何基丰旅长就有多年的交往。是工作上的搭档,成为能够交心的友人。他英勇善战,亲率大刀队与日寇拼杀。“七·七”卢沟桥事变,是他们指挥的部队打响了反击日寇侵略的第一枪。作曲家麦新(原名孙培元)创作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写他的部队英勇杀敌的故事,至今仍在全国传唱。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抗日英雄”的骑八师师长马彪将军,在豫、皖作战的过程中,主动与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取得联系,建立起了亲密的友军关系。他们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赠送马匹弹药,互通共用军事情报,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骑八师在与新四军交往合作中,深受人民军队的影响。他们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抗战中全师伤亡人数累计达8000余人,其中有5000英烈血沃豫、皖,为战胜日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战淮阳的战斗中,副师长卢广伟和三旅旅长马秉忠等壮烈牺牲,在当地为马秉忠举行追悼大会时,淮阳、项城等10余县的人民群众自动前来参加,场面十分壮观感人。三团二营营长李国勋在万寨牺牲后,当地群众对他盛仪厚葬,后来欲将遗体迁走时,群众恋恋不舍地说:“李营长是爱国爱民的好营长,就让他留在万寨,让万寨人世世代代纪念他,祭祀他”。骑八师每次战斗,当地群众都主动抢救收容伤员,喂汤喂饭,擦洗身体,赠送鞋袜,感人事迹不胜枚举。这说明只要真心爱国爱民,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这种军爱民民拥军,相拥相助的鱼水之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倡导的人民战争的主要特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大感召力的充分体现,是取得抗战全面胜利的根本所在。
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70周年,世界格局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早已远去,但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记。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只有不忘历史才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只有正确的总结和铭记历史,历史的悲剧才能避免重演,才能更加珍惜和热爱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与自由幸福的生活。只有铭记日寇侵略史,才能够敏锐地看清日本右翼和他们在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的狼子野心。整个抗战的历史过程生动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而且首先是最热烈、最忠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是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盼。
我们青海虽然地处祖国的西部边陲,当时属于非战争地区。但这里的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也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热爱祖国,挽救危亡的伟大抱负与信念,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行动起来,开展支援抗战的各种活动。
首先是省会西宁地区各学校师生纷纷开研讨会,办报刊、出墙报,举行抗日演讲比赛等。他们走上街头,奔向农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宣传动员群众支援抗战。省垣师生的积极行动,带动了各区县广大师生的抗日热情,仅乐都、民和等农村8县就有47所学校先后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抗日义勇队的倡议下,成立了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该处利用课余时间对各学校义勇军进行军事知识讲座与军事训练。各学校义勇军曾在西宁联合举行誓师大会,要求发给枪械赴东北与日寇进行血战。在国家危亡之时,广大师生这种挺身而出,勇于报国的精神,值得肯定与发扬。
随着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路经果洛部分地区和红军西路军进入青海广大地区,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周恩来副主席于1937年4月下旬,同时任青海省主席马麟会面交谈,使青海各界人士与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与认知。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救亡的旗帜,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对日抗战。在党中央的努力下,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包括青海在内的全国全面抗战的新篇章。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初期青海的抗战还处在自发的爱国热忱并局限于学校师生之中,那么“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抗战形势就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形成了上下贯通,全民抗战的火热局面,为了抗战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已经落实到行动上。为宣传动员抗战,不仅新闻文教单位集中宣传报导,学校和广大民众唱抗战歌、做抗战事、许多诗词作者发表了大量以抗战为内容的诗词作品,一些上层人士也积极投入了宣传工作。如藏传佛教大师、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就前往各大寺院,或利用青海湖“祭海”活动向广大僧侣和蒙藏上层人士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同时他还派出几名宗教界代表分赴青海蒙古族29旗普遍进行这种宣传教育。全省各族各界人士,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先后捐献了大量现金、御寒服装与皮张、粮食和驮骡军马送往前线与有关部门。在记述青海人民对抗战所做的贡献时,最需要提及的是无数各族青年和有志之士,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拯救民族危亡,通过不同渠道,毅然奔赴抗日最前线。大体说有三种渠道,一种原本在国民党军内任职,随本部队开赴前线,如曾国佐、马登云、马彪等,另一种则是在青海无法生存,奔逃外省,然后于外地参加了八路军。如余光、钱平、寇从善等,他们在党的直接培养教育下锻炼成长,新中国成立后,大都回到青海,成为党政部门或地区的领导干部。再就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下,马步芳奉命抽调一个师的兵力开赴前线,这就是驰骋于陕、豫、皖地区,威震敌胆,声名远扬的青海骑八师。无论从何种渠道走上前线,他们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彪炳青史,顽强悲壮的抗日赞歌,传颂于祖国大地。在梳理一些抗战英雄人物的行为轨迹时,我注意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与中共党员与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有诸多联系,并深受影响。如29军中担任副旅长的曾国佐将军,他与中共党员何基丰旅长就有多年的交往。是工作上的搭档,成为能够交心的友人。他英勇善战,亲率大刀队与日寇拼杀。“七·七”卢沟桥事变,是他们指挥的部队打响了反击日寇侵略的第一枪。作曲家麦新(原名孙培元)创作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写他的部队英勇杀敌的故事,至今仍在全国传唱。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抗日英雄”的骑八师师长马彪将军,在豫、皖作战的过程中,主动与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取得联系,建立起了亲密的友军关系。他们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赠送马匹弹药,互通共用军事情报,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骑八师在与新四军交往合作中,深受人民军队的影响。他们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抗战中全师伤亡人数累计达8000余人,其中有5000英烈血沃豫、皖,为战胜日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战淮阳的战斗中,副师长卢广伟和三旅旅长马秉忠等壮烈牺牲,在当地为马秉忠举行追悼大会时,淮阳、项城等10余县的人民群众自动前来参加,场面十分壮观感人。三团二营营长李国勋在万寨牺牲后,当地群众对他盛仪厚葬,后来欲将遗体迁走时,群众恋恋不舍地说:“李营长是爱国爱民的好营长,就让他留在万寨,让万寨人世世代代纪念他,祭祀他”。骑八师每次战斗,当地群众都主动抢救收容伤员,喂汤喂饭,擦洗身体,赠送鞋袜,感人事迹不胜枚举。这说明只要真心爱国爱民,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这种军爱民民拥军,相拥相助的鱼水之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倡导的人民战争的主要特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大感召力的充分体现,是取得抗战全面胜利的根本所在。
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70周年,世界格局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早已远去,但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记。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只有不忘历史才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只有正确的总结和铭记历史,历史的悲剧才能避免重演,才能更加珍惜和热爱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与自由幸福的生活。只有铭记日寇侵略史,才能够敏锐地看清日本右翼和他们在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的狼子野心。整个抗战的历史过程生动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而且首先是最热烈、最忠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是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年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