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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朱厚熜（1522—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以下简称嘉靖），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弟弟（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因孝宗的儿子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死得早且没有后代，嘉靖以外藩的身份入承大统。
在继位之初，嘉靖还算是有所作为、锐意进取的。他采取了一系列清除弊政、稳定局势、缓解危机的措施：清除贪官，任用贤能，使嘉靖初期多忠臣贤士，改变了正德朝小人当道的局面；清理皇庄，抑制了勋戚贵族庄田的恶性发展；减免赋役，注意救荒，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正德朝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嘉靖本人也较能约束自己，倡俭祛奢，停罢了一些不急之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以外藩继承大统，与朝廷内的宦官集团没有什么感情关系，所以能够毅然决然地惩治宦官，罢除了一大批派往地方、鱼肉百姓的宦官。而宦官权力的削弱，使内阁的权力上升，一些能干的阁臣如杨廷和、张璁等得以充分施展才干，为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开辟了道路。
但嘉靖是一个没有长性且率性而为的皇帝。经过短暂的有所作为后，他逐渐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繁琐政事感到厌倦，开始沉溺于荒淫无耻的后宫生活。史传他迷信采阴补阳之术，采幼女之经血以炼制丹药，虐待幼女以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结果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差一点被十几个宫女勒死。因嘉靖二十一年为农历壬寅年，这一事件被称为“壬寅宫变”。
“壬寅宫变”现场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晚，嘉靖正在宠妃端妃的宫里熟睡。深夜时分，杨金花等十几个宫女悄悄地溜进了寝宫。
宫女杨玉香用闲置的仪仗花绳搓成了一条粗绳，然后把搓好的粗绳递给另一位宫女苏川药，苏川药又递给杨金花。杨金花把粗绳做成套子。众人一拥而上，用套子套住了嘉靖的脖子。紧接着，邢翠莲按胸，王槐香按身，苏川药压住左手，关梅秀压住右手，刘妙莲和陈菊花按着两腿，姚叔皋和关梅秀使劲地拉紧绳套。可惜的是，由于过于慌张，杨金花在做绳套的时候，把绳套做成了死结。众人虽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怎么也勒不紧。情急之下，姚叔皋用双手掐住了嘉靖的脖子，旁边的杨翠英一边叫：“使劲掐着脖子，不要放松！”一边接过邢翠莲递过来的黄绫抹布，蒙在嘉靖的脸上。这时，在一旁帮忙的张金莲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差错，竟然偷偷地跑了出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方皇后。方皇后匆忙赶来，被姚叔皋迎面打了一拳。王秀兰叫陈菊花赶紧把灯吹灭，可陈芙蓉又把灯给点了起来。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再把灯吹灭。就在这一来一往的工夫，陈芙蓉叫来了管事太监，把这些宫女统统捉住。
以上场面是根据时任刑部主事的张合在其私人著作《宙载》中所载的刑部审讯口供还原的，应该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场景。其中，杨金花应为杨金英之误，早期的《明世宗实录》和后来的史书都记为杨金英，是这个“宫变”的主角。胆子最大的姚叔皋（掐住嘉靖脖子并打了方皇后一拳的那一位），一般史书都写作姚淑翠。
嘉靖虽没有被勒死断气，但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方皇后立即召集御医前来抢救。眼看皇帝快不行了，御医们深感责任重大，左右为难：如果用药不得法，皇帝很可能就死在自己的手里，那岂不是杀身之祸？众御医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一个敢轻易向前的。首席御医、掌管太医院的许绅知道自己无法推脱，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强行用一味猛药灌进了嘉靖的嘴里。经过四个时辰的漫长煎熬，昏迷已久的嘉靖突然呻吟出声，吐了好几口紫血，活了过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慢药调治，恢复了健康。许绅把嘉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名声大噪，也得到了嘉靖的格外奖赏，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锡赉甚厚”。这是后话。
嘉靖虽然被抢救了过来，但灵魂几乎出窍，一时口不能言，更不能理事。对“谋逆”宫女的处治，实际由方皇后主持。方皇后令司礼监：“好生打着问！”对这些宫女进行了严刑拷问。宫女们马上供认了这次“宫变”的幕后主使是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她们曾在“宫变”前两天的点灯时分，商量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 在端妃和宁嫔的指使下，宫女们分头准备，于二十一日晚上齐聚端妃寝宫，伺机行动，于是就发生了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
经刑部等衙门审讯得实，并报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方皇后说了算），指使、参与这次“宫变”的端妃、宁嫔和十几名宫女被凌迟处死。据《万历野获编》载，被处死的宫女为16名，她们是：
杨金英、杨莲香、苏川药、姚淑翠、邢翠莲、刘妙莲、关梅香、黄秀莲、黄玉莲、尹翠香、王槐香、徐秋花、张春景、邓金香、陈菊花、张金莲。
而《明世宗实录》记载的只有15名：
杨金英、杨玉香、苏川药、姚淑翠、邢翠莲、刘妙莲、关梅秀、黄玉莲、徐秋花、张春景、邓金香、陈菊花、王秀兰、杨翠英、张金莲。
几种记载略有出入。其中张金莲就是那个头脑发昏跑去打报告的宫女。她虽有首告之功，但因属于“事露方告”，也没有幸免于难。那位把灯给点亮并叫来管事太监的陈芙蓉，则“虽系逆婢，阻拦免究”。被株连处死的宫女亲属还有10人，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者20人。
据说行刑那天，“大雾弥漫，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有人认为是因为端妃有冤才出现了这样的天象。据说是方皇后早就对端妃怀有妒意，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除掉了这个情敌。但细想起来，此事就发生在端妃的宫里，参与谋杀的宫女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应该大部分也都是端妃身边的宫女，“小主”很难脱了干系。还有一点很奇怪，既然嘉靖睡在端妃的宫里，那么当那十几个宫女动手的时候，端妃在哪里呢？史书上没有交待，也没有说她和宫女们一起动手。只有一些现代人编的“野史”说宫女们是趁端妃出门洗澡之机动手的，这并不可信。
至于宁嫔为什么参与此谋（史书上也没有说她同宫女们一起动手），据说是因为宁嫔此前曾为嘉靖生了一个儿子，嘉靖却没有按惯例将她晋升为妃，引起宁嫔的不满。她指使杨金英等人将皇帝勒死，一是为了报复，二是顺便把责任推到端妃的身上（端妃受宠引起后宫所有妃嫔的妒忌，包括宁嫔在内）。但这一说法更不可信，宁嫔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十几个宫女肯冒着被千刀万剐的危险听她一个人使唤？ 既非有人指使，这些宫女又哪来这样的勇气“刺王杀驾”呢？
为什么要谋害嘉靖
世界上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宫女们冒着被千刀万剐的危险谋害嘉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但正史里讳莫如深。据历史学家推测（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这件事很可能是由嘉靖炼制长生不老药引起的。
嘉靖崇道由来已久，早在湖广安陆当藩王世子时，就受其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影响，对道教很感兴趣。到北京当皇帝后，因一开始不习惯北方生活，身体常有不适。为消灾祛病，他常在宫中搞斋醮活动，并服用各种丹药。据说这些丹药不仅能起强身健体的作用，还能增强性欲。嘉靖在这些丹药的刺激下，贪恋女色，纵欲无度，身体反而越来越差。而身体越差，越要借助于丹药。如此这般，嘉靖对女色和丹药都上了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一些有名的佞臣、方士，纷纷投嘉靖所好，有的千方百计地网罗民间幼女入宫供其淫乐，有的加紧“研制”、进献各种房事“秘方”、“长生不老药”以邀取宠信。据说，嘉靖宠信的方士“研制”出了一种名叫“红铅”的丹药，是用童女的月经炼制而成的。谢肇淛《五杂俎·物部三》记载了这种丹药的炼制方法：
医家有取红铅之法，择十三四岁童女，美丽端正者，一切病患残疾，声雄发粗，及实女无经者，俱不用。谨护起居，候其天癸将至，以罗帛盛之，或以金银为器，入磁盆内，澄如朱砂色，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澄，七度晒干，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药为末，或用鸡子抱，或用火炼，名“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曾严厉地斥责过这种愚蠢的药方：
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谓参同契之金华，悟真篇之首经，皆此物也。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
为了提炼“纯洁”的“红铅”，被采童女的起居饮食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不得随便进食，只能像蚕一样吃嫩叶、饮露水。童女们苦不堪言，有时还不得不服食催经下血的药物，使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多有因失血过多而丧命者。即使不死，也会落下病根，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
至于端妃、宁嫔的谋杀动机，其实也并不难判定——嘉靖一方面贪色，另一方面又喜怒无常，后宫的女人们都噤若寒蝉。他的第一个皇后陈氏就是被他给吓死的。
史传有一天嘉靖正在宫里和陈皇后闲谈，方、张二妃进来献茶。嘉靖见二妃之手白嫩，便当着皇后的面将二妃之手拉过来抚摸。陈皇后醋意马上写在脸上，但又不便说什么，起身就要离开。嘉靖一见，立即龙颜大怒。陈皇后被吓得魂飞魄散，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流了产，没几天自己也撒手归西了。
第二位皇后张氏也没有好结果。张皇后因替人说情，竟被嘉靖扒掉衣冠，当众鞭打了一顿，随即被罢掉皇后之位。
皇后尚且如此，一般妃嫔和宫女的境遇可想而知。据朝鲜《李朝中宗实录》记载：“盖以皇帝（嘉靖）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多不容恕，辄加箠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三百人。”正因为如此，端妃、宁嫔和宫女们深知，她们自己迟早不是被吓死打死，就是被饿死采死，于是发出了“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的呼喊，不顾被千刀万剐的危险，决心和嘉靖这个不把女人当人的恶棍拼死一搏。
宫变后的嘉靖
由于“宫变”是在大内发生的，迷信的嘉靖觉得乾清宫及大内都不是吉祥之地，决定搬到西苑永寿宫去住。从此基本上不视朝、不举经筵、不出席典礼，把自己禁闭在西苑这个小圈子里，一意玄修，试图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从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的二十四年时间里，史书上只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正月、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正月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三次朝见群臣的记录。除此而外，就再也没有嘉靖上朝视事的记录了，创下了明朝建立以来皇帝怠政的新纪录。经筵被废止，祭祀大典也几乎由官员代行，嘉靖唯独与身边的术士形影不离，言听计从。正如《明史·陶仲文传》所说的：“帝自二十（一）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陶）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议己，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廷臣莫知所指。”
皇帝做了“甩手掌柜”，但又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完全不理朝政势必造成国家机器的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嘉靖更需要一个既忠实又柔顺的大臣充任内阁首辅，帮助他全权处理朝政。结果，机智敏捷、善于揣摩帝意的奸臣严嵩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内阁首辅。严嵩常常利用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挤其他阁臣，并让自己的儿子严世蕃进入值房，为其代办票拟之事。而严嵩父子又是以贪墨而著称的，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专权自恣、排除异己、安插私人，疯狂地攫取财富，造成政以贿成、吏治极为腐败的局面，社会矛盾也再一次尖锐了起来。所以有人说，“壬寅宫变”是嘉靖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宫变”发生后，嘉靖死里逃生，但他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多干一些利国利民的事，反而以为自己能够大难不死，全赖天地、祖宗和神祗的保佑，更是自己长期崇信道教的结果。从此变本加厉，更加依赖道术，使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即杨金英等宫女被处决后不久，嘉靖即在内廷举办大型的祈福禳灾大蘸，竟感叹道：“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
第二年七月，宫变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嘉靖还念念不忘道教之恩。他对礼部官员说：“朕生辰且至，思去岁宫变，非赖天地洪恩，垂安有兹辰，朕将举大报典。供事诸臣其体朕诚，勿怠。”（《明世宗实录》卷 276）八月，嘉靖以自己生日将至，再一次举办了为期10天的报恩大典。
“宫变”发生前，嘉靖虽然迷信道术，但基本上还算是个人爱好，危害也仅限于宫廷内部，对朝政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宫变”发生后，嘉靖更加迷信道教，竟十分荒唐地将军国大事与修玄奉道联系在一起，使嘉靖朝政治逐渐带有“道术治国”的色彩。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月，大同边军设计擒获了叛卒王三。王三原是大同左卫指挥王铎之子，叛降鞑靼后不断引鞑靼骑兵骚扰内地，成为北部边防的一大祸害。王三被擒，本是边军将士的功劳，但嘉靖却归之于上玄，宣谕礼部说“叛人王三被擒，皆因祷玄修仙之功”，将功劳算在身边道士陶仲文的身上。从此以后，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一旦有边防捷报传来，嘉靖都要归功于道教，并举行“谢玄礼”。
嘉靖还将道术与刑法联系在一起。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嘉靖在扶乩的时候，认为有“神”降临，请求宽宥杨爵、周怡和刘魁三人。嘉靖立即下令将杨爵等三人释放出狱。一个月后，尚书熊浃上疏极言乩仙之妄，嘉靖生气地说：“我早知道释放杨爵后，那些乱说话乱诿过的人就会纷纷而至了。”于是又命令东厂重新逮捕了杨爵等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嘉靖用以修道的场所之一大高玄殿发生火灾，嘉靖在露台祈祷消灾时仿佛听见火光中有人呼唤杨爵等三人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嘉靖立即传诏把他们放了。杨爵三人固然是忠臣，但皇帝如此行事，也太荒唐了。
国家的其他大事，嘉靖也借助于法术来“解决”。试举几例：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由于采取了不恰当的闭关息贡政策，引发了“北虏”——蒙古俺答部的大举犯境，京师一度被围，史称“庚戌之变”。俺答虽然没能攻入京师，但震动了宗庙社稷，也给京城周边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第二年（1551年），嘉靖下令终止与日本的“朝贡贸易”，使从事海外贸易的一些中国商人失去了谋生机会，驱使他们走上了与“南倭”相勾结的道路，侵扰沿海地区，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倭患”。
嘉靖不但没有从政策的层面去检讨错误，反而设立了“镇虏”法坛，将平定“北虏南倭”的希望寄托在北极玄武上帝的身上，以为通过法术，就可以达到使“北虏南倭”“勿窥我边国”的目的。可笑的是，当嘉靖“天灵灵地灵灵”地施了一番法术后，大同边塞突然传来好消息，说俺答派人前来“款塞”（“款塞”意指外族诚意来边塞归顺——引者注）。刚要撤掉法坛，却又传来俺答“有异谋”的警报。嘉靖竟得意洋洋地对大臣们说：“你看看，我十九日刚要撤掉镇虏法坛，二十日就来了警报。玄威所至，不可不信啊！”弄得大臣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当南方将士浴血奋战，在沿海取得抗倭斗争胜利的时候，嘉靖又令人在武当山“修设金箓，求保安邦福夏灭狄请符，大斋三昼夜，奉蘸一千二百位席”，祈祷“先靖于胡，而次靖倭寇，南北攸宁，家国康宁”。他在《御制斋意》中说：“思惟玄天真武圣神，受上帝之命，镇北方之区，朕承天位于燕都，实近北漠之胡地，念边民屡遭残扰，希玄圣降武朔区。”完全无视将士们的努力。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一月，为消弭水灾，嘉靖又特地遣官致祭武当山玄天上帝。《御制告文》记载：“兹以水潦，为灾非常，特遣抚臣，恭伸祭告，伏希鉴佑，消灾赐福，以永庇于邦家。”与此同时，特取武当灵符镇灾除厄，以保佑宫廷和他本人。但嘉靖的法术终究没能让自己“长生不老”，更不用说让子民免灾得福了。这一年年底，当了45年皇帝（却有一大半时间不理朝政）的嘉靖皇帝，死了。
在继位之初，嘉靖还算是有所作为、锐意进取的。他采取了一系列清除弊政、稳定局势、缓解危机的措施：清除贪官，任用贤能，使嘉靖初期多忠臣贤士，改变了正德朝小人当道的局面；清理皇庄，抑制了勋戚贵族庄田的恶性发展；减免赋役，注意救荒，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正德朝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嘉靖本人也较能约束自己，倡俭祛奢，停罢了一些不急之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以外藩继承大统，与朝廷内的宦官集团没有什么感情关系，所以能够毅然决然地惩治宦官，罢除了一大批派往地方、鱼肉百姓的宦官。而宦官权力的削弱，使内阁的权力上升，一些能干的阁臣如杨廷和、张璁等得以充分施展才干，为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开辟了道路。
但嘉靖是一个没有长性且率性而为的皇帝。经过短暂的有所作为后，他逐渐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繁琐政事感到厌倦，开始沉溺于荒淫无耻的后宫生活。史传他迷信采阴补阳之术，采幼女之经血以炼制丹药，虐待幼女以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结果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差一点被十几个宫女勒死。因嘉靖二十一年为农历壬寅年，这一事件被称为“壬寅宫变”。
“壬寅宫变”现场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晚，嘉靖正在宠妃端妃的宫里熟睡。深夜时分，杨金花等十几个宫女悄悄地溜进了寝宫。
宫女杨玉香用闲置的仪仗花绳搓成了一条粗绳，然后把搓好的粗绳递给另一位宫女苏川药，苏川药又递给杨金花。杨金花把粗绳做成套子。众人一拥而上，用套子套住了嘉靖的脖子。紧接着，邢翠莲按胸，王槐香按身，苏川药压住左手，关梅秀压住右手，刘妙莲和陈菊花按着两腿，姚叔皋和关梅秀使劲地拉紧绳套。可惜的是，由于过于慌张，杨金花在做绳套的时候，把绳套做成了死结。众人虽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怎么也勒不紧。情急之下，姚叔皋用双手掐住了嘉靖的脖子，旁边的杨翠英一边叫：“使劲掐着脖子，不要放松！”一边接过邢翠莲递过来的黄绫抹布，蒙在嘉靖的脸上。这时，在一旁帮忙的张金莲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差错，竟然偷偷地跑了出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方皇后。方皇后匆忙赶来，被姚叔皋迎面打了一拳。王秀兰叫陈菊花赶紧把灯吹灭，可陈芙蓉又把灯给点了起来。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再把灯吹灭。就在这一来一往的工夫，陈芙蓉叫来了管事太监，把这些宫女统统捉住。
以上场面是根据时任刑部主事的张合在其私人著作《宙载》中所载的刑部审讯口供还原的，应该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场景。其中，杨金花应为杨金英之误，早期的《明世宗实录》和后来的史书都记为杨金英，是这个“宫变”的主角。胆子最大的姚叔皋（掐住嘉靖脖子并打了方皇后一拳的那一位），一般史书都写作姚淑翠。
嘉靖虽没有被勒死断气，但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方皇后立即召集御医前来抢救。眼看皇帝快不行了，御医们深感责任重大，左右为难：如果用药不得法，皇帝很可能就死在自己的手里，那岂不是杀身之祸？众御医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一个敢轻易向前的。首席御医、掌管太医院的许绅知道自己无法推脱，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强行用一味猛药灌进了嘉靖的嘴里。经过四个时辰的漫长煎熬，昏迷已久的嘉靖突然呻吟出声，吐了好几口紫血，活了过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慢药调治，恢复了健康。许绅把嘉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名声大噪，也得到了嘉靖的格外奖赏，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锡赉甚厚”。这是后话。
嘉靖虽然被抢救了过来，但灵魂几乎出窍，一时口不能言，更不能理事。对“谋逆”宫女的处治，实际由方皇后主持。方皇后令司礼监：“好生打着问！”对这些宫女进行了严刑拷问。宫女们马上供认了这次“宫变”的幕后主使是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她们曾在“宫变”前两天的点灯时分，商量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 在端妃和宁嫔的指使下，宫女们分头准备，于二十一日晚上齐聚端妃寝宫，伺机行动，于是就发生了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
经刑部等衙门审讯得实，并报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方皇后说了算），指使、参与这次“宫变”的端妃、宁嫔和十几名宫女被凌迟处死。据《万历野获编》载，被处死的宫女为16名，她们是：
杨金英、杨莲香、苏川药、姚淑翠、邢翠莲、刘妙莲、关梅香、黄秀莲、黄玉莲、尹翠香、王槐香、徐秋花、张春景、邓金香、陈菊花、张金莲。
而《明世宗实录》记载的只有15名：
杨金英、杨玉香、苏川药、姚淑翠、邢翠莲、刘妙莲、关梅秀、黄玉莲、徐秋花、张春景、邓金香、陈菊花、王秀兰、杨翠英、张金莲。
几种记载略有出入。其中张金莲就是那个头脑发昏跑去打报告的宫女。她虽有首告之功，但因属于“事露方告”，也没有幸免于难。那位把灯给点亮并叫来管事太监的陈芙蓉，则“虽系逆婢，阻拦免究”。被株连处死的宫女亲属还有10人，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者20人。
据说行刑那天，“大雾弥漫，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有人认为是因为端妃有冤才出现了这样的天象。据说是方皇后早就对端妃怀有妒意，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除掉了这个情敌。但细想起来，此事就发生在端妃的宫里，参与谋杀的宫女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应该大部分也都是端妃身边的宫女，“小主”很难脱了干系。还有一点很奇怪，既然嘉靖睡在端妃的宫里，那么当那十几个宫女动手的时候，端妃在哪里呢？史书上没有交待，也没有说她和宫女们一起动手。只有一些现代人编的“野史”说宫女们是趁端妃出门洗澡之机动手的，这并不可信。
至于宁嫔为什么参与此谋（史书上也没有说她同宫女们一起动手），据说是因为宁嫔此前曾为嘉靖生了一个儿子，嘉靖却没有按惯例将她晋升为妃，引起宁嫔的不满。她指使杨金英等人将皇帝勒死，一是为了报复，二是顺便把责任推到端妃的身上（端妃受宠引起后宫所有妃嫔的妒忌，包括宁嫔在内）。但这一说法更不可信，宁嫔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十几个宫女肯冒着被千刀万剐的危险听她一个人使唤？ 既非有人指使，这些宫女又哪来这样的勇气“刺王杀驾”呢？
为什么要谋害嘉靖
世界上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宫女们冒着被千刀万剐的危险谋害嘉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但正史里讳莫如深。据历史学家推测（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这件事很可能是由嘉靖炼制长生不老药引起的。
嘉靖崇道由来已久，早在湖广安陆当藩王世子时，就受其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影响，对道教很感兴趣。到北京当皇帝后，因一开始不习惯北方生活，身体常有不适。为消灾祛病，他常在宫中搞斋醮活动，并服用各种丹药。据说这些丹药不仅能起强身健体的作用，还能增强性欲。嘉靖在这些丹药的刺激下，贪恋女色，纵欲无度，身体反而越来越差。而身体越差，越要借助于丹药。如此这般，嘉靖对女色和丹药都上了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一些有名的佞臣、方士，纷纷投嘉靖所好，有的千方百计地网罗民间幼女入宫供其淫乐，有的加紧“研制”、进献各种房事“秘方”、“长生不老药”以邀取宠信。据说，嘉靖宠信的方士“研制”出了一种名叫“红铅”的丹药，是用童女的月经炼制而成的。谢肇淛《五杂俎·物部三》记载了这种丹药的炼制方法：
医家有取红铅之法，择十三四岁童女，美丽端正者，一切病患残疾，声雄发粗，及实女无经者，俱不用。谨护起居，候其天癸将至，以罗帛盛之，或以金银为器，入磁盆内，澄如朱砂色，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澄，七度晒干，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药为末，或用鸡子抱，或用火炼，名“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曾严厉地斥责过这种愚蠢的药方：
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谓参同契之金华，悟真篇之首经，皆此物也。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
为了提炼“纯洁”的“红铅”，被采童女的起居饮食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不得随便进食，只能像蚕一样吃嫩叶、饮露水。童女们苦不堪言，有时还不得不服食催经下血的药物，使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多有因失血过多而丧命者。即使不死，也会落下病根，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
至于端妃、宁嫔的谋杀动机，其实也并不难判定——嘉靖一方面贪色，另一方面又喜怒无常，后宫的女人们都噤若寒蝉。他的第一个皇后陈氏就是被他给吓死的。
史传有一天嘉靖正在宫里和陈皇后闲谈，方、张二妃进来献茶。嘉靖见二妃之手白嫩，便当着皇后的面将二妃之手拉过来抚摸。陈皇后醋意马上写在脸上，但又不便说什么，起身就要离开。嘉靖一见，立即龙颜大怒。陈皇后被吓得魂飞魄散，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流了产，没几天自己也撒手归西了。
第二位皇后张氏也没有好结果。张皇后因替人说情，竟被嘉靖扒掉衣冠，当众鞭打了一顿，随即被罢掉皇后之位。
皇后尚且如此，一般妃嫔和宫女的境遇可想而知。据朝鲜《李朝中宗实录》记载：“盖以皇帝（嘉靖）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多不容恕，辄加箠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三百人。”正因为如此，端妃、宁嫔和宫女们深知，她们自己迟早不是被吓死打死，就是被饿死采死，于是发出了“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的呼喊，不顾被千刀万剐的危险，决心和嘉靖这个不把女人当人的恶棍拼死一搏。
宫变后的嘉靖
由于“宫变”是在大内发生的，迷信的嘉靖觉得乾清宫及大内都不是吉祥之地，决定搬到西苑永寿宫去住。从此基本上不视朝、不举经筵、不出席典礼，把自己禁闭在西苑这个小圈子里，一意玄修，试图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从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的二十四年时间里，史书上只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正月、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正月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三次朝见群臣的记录。除此而外，就再也没有嘉靖上朝视事的记录了，创下了明朝建立以来皇帝怠政的新纪录。经筵被废止，祭祀大典也几乎由官员代行，嘉靖唯独与身边的术士形影不离，言听计从。正如《明史·陶仲文传》所说的：“帝自二十（一）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陶）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议己，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廷臣莫知所指。”
皇帝做了“甩手掌柜”，但又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完全不理朝政势必造成国家机器的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嘉靖更需要一个既忠实又柔顺的大臣充任内阁首辅，帮助他全权处理朝政。结果，机智敏捷、善于揣摩帝意的奸臣严嵩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内阁首辅。严嵩常常利用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挤其他阁臣，并让自己的儿子严世蕃进入值房，为其代办票拟之事。而严嵩父子又是以贪墨而著称的，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专权自恣、排除异己、安插私人，疯狂地攫取财富，造成政以贿成、吏治极为腐败的局面，社会矛盾也再一次尖锐了起来。所以有人说，“壬寅宫变”是嘉靖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宫变”发生后，嘉靖死里逃生，但他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多干一些利国利民的事，反而以为自己能够大难不死，全赖天地、祖宗和神祗的保佑，更是自己长期崇信道教的结果。从此变本加厉，更加依赖道术，使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即杨金英等宫女被处决后不久，嘉靖即在内廷举办大型的祈福禳灾大蘸，竟感叹道：“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
第二年七月，宫变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嘉靖还念念不忘道教之恩。他对礼部官员说：“朕生辰且至，思去岁宫变，非赖天地洪恩，垂安有兹辰，朕将举大报典。供事诸臣其体朕诚，勿怠。”（《明世宗实录》卷 276）八月，嘉靖以自己生日将至，再一次举办了为期10天的报恩大典。
“宫变”发生前，嘉靖虽然迷信道术，但基本上还算是个人爱好，危害也仅限于宫廷内部，对朝政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宫变”发生后，嘉靖更加迷信道教，竟十分荒唐地将军国大事与修玄奉道联系在一起，使嘉靖朝政治逐渐带有“道术治国”的色彩。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月，大同边军设计擒获了叛卒王三。王三原是大同左卫指挥王铎之子，叛降鞑靼后不断引鞑靼骑兵骚扰内地，成为北部边防的一大祸害。王三被擒，本是边军将士的功劳，但嘉靖却归之于上玄，宣谕礼部说“叛人王三被擒，皆因祷玄修仙之功”，将功劳算在身边道士陶仲文的身上。从此以后，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一旦有边防捷报传来，嘉靖都要归功于道教，并举行“谢玄礼”。
嘉靖还将道术与刑法联系在一起。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嘉靖在扶乩的时候，认为有“神”降临，请求宽宥杨爵、周怡和刘魁三人。嘉靖立即下令将杨爵等三人释放出狱。一个月后，尚书熊浃上疏极言乩仙之妄，嘉靖生气地说：“我早知道释放杨爵后，那些乱说话乱诿过的人就会纷纷而至了。”于是又命令东厂重新逮捕了杨爵等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嘉靖用以修道的场所之一大高玄殿发生火灾，嘉靖在露台祈祷消灾时仿佛听见火光中有人呼唤杨爵等三人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嘉靖立即传诏把他们放了。杨爵三人固然是忠臣，但皇帝如此行事，也太荒唐了。
国家的其他大事，嘉靖也借助于法术来“解决”。试举几例：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由于采取了不恰当的闭关息贡政策，引发了“北虏”——蒙古俺答部的大举犯境，京师一度被围，史称“庚戌之变”。俺答虽然没能攻入京师，但震动了宗庙社稷，也给京城周边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第二年（1551年），嘉靖下令终止与日本的“朝贡贸易”，使从事海外贸易的一些中国商人失去了谋生机会，驱使他们走上了与“南倭”相勾结的道路，侵扰沿海地区，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倭患”。
嘉靖不但没有从政策的层面去检讨错误，反而设立了“镇虏”法坛，将平定“北虏南倭”的希望寄托在北极玄武上帝的身上，以为通过法术，就可以达到使“北虏南倭”“勿窥我边国”的目的。可笑的是，当嘉靖“天灵灵地灵灵”地施了一番法术后，大同边塞突然传来好消息，说俺答派人前来“款塞”（“款塞”意指外族诚意来边塞归顺——引者注）。刚要撤掉法坛，却又传来俺答“有异谋”的警报。嘉靖竟得意洋洋地对大臣们说：“你看看，我十九日刚要撤掉镇虏法坛，二十日就来了警报。玄威所至，不可不信啊！”弄得大臣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当南方将士浴血奋战，在沿海取得抗倭斗争胜利的时候，嘉靖又令人在武当山“修设金箓，求保安邦福夏灭狄请符，大斋三昼夜，奉蘸一千二百位席”，祈祷“先靖于胡，而次靖倭寇，南北攸宁，家国康宁”。他在《御制斋意》中说：“思惟玄天真武圣神，受上帝之命，镇北方之区，朕承天位于燕都，实近北漠之胡地，念边民屡遭残扰，希玄圣降武朔区。”完全无视将士们的努力。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一月，为消弭水灾，嘉靖又特地遣官致祭武当山玄天上帝。《御制告文》记载：“兹以水潦，为灾非常，特遣抚臣，恭伸祭告，伏希鉴佑，消灾赐福，以永庇于邦家。”与此同时，特取武当灵符镇灾除厄，以保佑宫廷和他本人。但嘉靖的法术终究没能让自己“长生不老”，更不用说让子民免灾得福了。这一年年底，当了45年皇帝（却有一大半时间不理朝政）的嘉靖皇帝，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