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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她3岁那年被她舅母按在她家的炕上,强行缠足,母亲3次连哭带踢，踹坏她舅母家的芦苇炕席。那时,姥姥边哭边说:“这孩子没治了。”姥爷边打边说：“不管她了，让她长大嫁不出去。”
没人管的母亲，12岁时就显露出她显著的特征——大脚，尽管那时也只有23厘米（37码），但却是全村女孩里第一大脚，于是母亲就有了绰号——周大脚。
母亲20岁时最终嫁给了父亲，村里20岁的女人早已都有几个孩子了，母亲那时也算晚婚了。他们的婚姻几经周折，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那双大脚惹的祸。
小姨的故事
小姨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是12岁，我是在小姨背上长大的。小姨13岁那年冬天的夜里，突然高烧不退，吓坏了母亲。那天，大雪下了一个白天，晚上雪也没有停。看着呼吸越来越急促的小姨，母亲把我托付给瘫痪在炕的大姥姥，背着小姨，踩着深雪，往乡里的医院跑。
母亲说：“被大雪覆盖的大地，早就看不见路。我顺着树林子，凭着记忆，背着你小姨，拼命地跑，跑了20里的雪路，到了乡里。乡医院关着门，我没有歇，又背着你小姨，找了半天，才敲开了医生的门，跪着求他救你小姨。”小姨也说：“等我醒来，你母亲的鞋还没脱下来，因为，脚上的鞋早就被冰雪裹在里面了。因为我，你母亲差点失去那双大脚。如果没有你母亲的那双大脚，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
小姨17岁时，我们家搬到城里，父亲在城里有了工作，把我们接过去。小姨没有城市户口，我们在城里吃住都成了问题，哪有地方叫小姨安身。那时，我的大姥姥已经过世，为了安排小姨，母亲没有马上搬家，一双大脚每天村里、乡里、县里地来回跑，求爷爷告奶奶，终于把小姨安排到县里的乳品厂上班，因为那里有独身宿舍。我们离开村子那天，母亲把卖房子的钱全部塞给小姨说：“妹子，今后姐姐不能照顾你了，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呀！遇事要学会坚强，要有主见……”
小姨很听母亲的话，19岁就入了党，直到退休，年年都是县里的劳模。
四叔上学
母亲是个念旧的人，对她有帮助的人，她念念不忘。比如舅姥爷，在我们住在乡下时，每天清晨担两桶水放在我家的门口……但对她不好的人，她也是念念不忘。我们在城里时，每年总有村里的亲戚到城里来，母亲招待他们后，总是讲着在村里受婆家的气，一桩桩、一件件，讲得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父亲很尴尬地说：“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提它干什么！”“怎么不提，你忘了，我可忘不了，那年……”每每这时，父亲就转身进厨房去了。
在我刚上小学的那年夏天，四叔第一次来我们家。支支吾吾半天才说：“二嫂，我要到县里念中学，能不能给我12块钱学费？”母亲的脸当时就撂下了：“我给你钱，凭什么？我该你的还是欠你的，那年打苇帘子……”四叔马上说：“别说了，二嫂，我不要了，学也不上了，回家种地……”后来母亲说：“不是那么回事，你奶奶大手大脚，孩子一大帮也不知道攒点钱。”
四叔没在我们家住下，连夜去了火车站。父亲沉着脸，里外屋走着，不时地看着小闹钟，他在看看弟弟此时是否上了火车。母亲半天不做声，在被服垛里掏了半天，拿出15块钱，给父亲说：“快点跑，给老四送去。”父亲摆手说：“还有半小时开车了，你叫我飞去呀？”母亲什么也没说，转身消失在黑夜里。母亲回来的时候，喘着粗气说：“差点没赶上，火车都快开了，告诉你，你们王家又欠我一份人情。”
四叔拿着母亲的钱，到县里上学去了。之后直接参军，直到前年才转业，一直在沈阳，四叔是个军医，一家人很幸福。后来母亲病重住院时，四叔汇来五千块钱，母亲哭了说：“这小子，还算他有良心……”
母親的腿脚
母亲患糖尿病至今有13年了，13年来，母亲仍没有停止劳作。退休后，母亲在街道办的工厂里做鞋垫，夏天的夹垫，冬天的毡垫。尤其是冬天，毛毡的粉尘呛得母亲夜里咳嗽不止，但她依然一直干下去，直到搬到楼上。
搬进楼，母亲又开始帮助我们忙活印刷小作坊的生意，每次我把钱给她，她竟不好意思地说：“给我这干什么，为了儿女，我心甘情愿。”但是她还是收下了。后来我又回厂上班了，生意也不做了。那年女儿上重点高中（自费），母亲突然送来5000块钱，说：“我知道你们缺钱，这是做姥姥的心意。”我算来算去，这些钱比我给母亲的工钱要多出一倍。
去年春节前，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母亲糖尿病的并发症下肢动脉栓塞出现了。
那天清晨5点，我被紧促的电话惊醒，预感到母亲病重了。自母亲患病以来，我的心一直跟她悬着，最怕家里的电话半夜后突然骤响。我的担心成为现实，那一夜，母亲的脚剧痛了一夜，小脚趾开始变黑。父亲说：“她不让我给你打电话，挺了一夜。”
母亲有什么病，她都是在挺不住的情况下，才通知我。我送母亲住院，大夫说：“太晚了，你们早干什么了，恐怕保不住这只脚了。”直到今天，如果说我这一生中有负什么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我母亲。在母亲治疗期间，我承受了亲情带给我的痛苦。
我一家家医院地跑，询问西医、中医，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保住母亲的脚，最后不得不接受截肢的现实。
手术前的几天，母亲安慰我说：“没什么，比起那些患癌症的病人，我还是幸运的。我不是还能活下去吗？再说，我也能安稳地睡觉了。”母亲的平静和泰然处之叫我心里稍稍有一点安慰。后来我对回家过春节的妹妹哭着说：“姐姐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妈。”那一刻，从不流泪的父亲“呜”的一声也哭了。
站在手术室外的4个小时，我仿佛等待了4年时光。正赶上医院在装修，吱吱的电锯声，好像在锯着母亲的大腿。我眼睛在流泪，心里在流血。突然手术门开了，一个医生喊着母亲的名字，问：“谁是患者的家属？”我迎上去，以为母亲出了事。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完事了，烧掉吧。”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当我知道拿在手里的就是母亲的腿和脚时，那一刻我掩面“哇”的一声哭出来。我感觉手里的东西沉甸甸的，还有热乎乎的母亲的体温哪。瞬间，我瘫软在地上。我抱着母亲的腿脚，就像抱着我的心头肉呵！
手术后的疼痛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肌肉痛、神经痛、截骨痛、断筋痛……所有的疼痛一起向母亲袭来，母亲竟疼得神质不清，不能睡觉。一针针的杜冷丁，一片片的止痛药，对母亲来说，好像失去药效。清醒的时候，母亲强装笑脸。昏迷的时候，从不叫苦的母亲大声叫喊。缓解的时候，她看见我们疲惫的样子又说：“看看，我咋给儿女添了这么多麻烦……”十几个昼夜，我和妹妹轮番抱着母亲，就像当初母亲搂抱着我们一样。我喃喃地说：“妈，把你的疼给我吧，都给我吧……”母亲说：“那怎么行，不可以的，我疼了，以后你们就不会再疼了……”
母亲在医院住了3个月后出院的，不想伤口的假愈合又把母亲再一次推向手术台——第二次截肢。想到噩梦般的术后疼痛，又要卷土重来，我绝望了，跳楼的心都有了。母亲劝我和家人说：“没有人遭不了的罪，第一次都挺过来了，这一次也没事。”母亲是微笑着被推进手术室的。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减轻母亲的疼痛，从不相信迷信的我，第一次走进大仙家的门，以神灵来驱赶疼痛的恶魔。我承认那时的我多么的愚昧，我哭着跪着磕头，祈求神灵来帮我母亲渡难关。也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上苍，第二次手术母亲没有那么的疼，出院后向来看望她的亲朋好友笑谈她的治疗过程，讲得别人泪流满面。
家里没人的时候，母亲默默地盯着只剩下的半条腿，默默地把以前的长裤剪去半截，颤抖着手，缝上裤子的堵头……我远远地站着，眼前出现了在田野里忙碌、在上班的路上奔走，轰轰踩着缝纫机、噌噌上下火车的母亲的大脚，想得我心酸了，心疼了，心碎了……
没人管的母亲，12岁时就显露出她显著的特征——大脚，尽管那时也只有23厘米（37码），但却是全村女孩里第一大脚，于是母亲就有了绰号——周大脚。
母亲20岁时最终嫁给了父亲，村里20岁的女人早已都有几个孩子了，母亲那时也算晚婚了。他们的婚姻几经周折，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那双大脚惹的祸。
小姨的故事
小姨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是12岁，我是在小姨背上长大的。小姨13岁那年冬天的夜里，突然高烧不退，吓坏了母亲。那天，大雪下了一个白天，晚上雪也没有停。看着呼吸越来越急促的小姨，母亲把我托付给瘫痪在炕的大姥姥，背着小姨，踩着深雪，往乡里的医院跑。
母亲说：“被大雪覆盖的大地，早就看不见路。我顺着树林子，凭着记忆，背着你小姨，拼命地跑，跑了20里的雪路，到了乡里。乡医院关着门，我没有歇，又背着你小姨，找了半天，才敲开了医生的门，跪着求他救你小姨。”小姨也说：“等我醒来，你母亲的鞋还没脱下来，因为，脚上的鞋早就被冰雪裹在里面了。因为我，你母亲差点失去那双大脚。如果没有你母亲的那双大脚，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
小姨17岁时，我们家搬到城里，父亲在城里有了工作，把我们接过去。小姨没有城市户口，我们在城里吃住都成了问题，哪有地方叫小姨安身。那时，我的大姥姥已经过世，为了安排小姨，母亲没有马上搬家，一双大脚每天村里、乡里、县里地来回跑，求爷爷告奶奶，终于把小姨安排到县里的乳品厂上班，因为那里有独身宿舍。我们离开村子那天，母亲把卖房子的钱全部塞给小姨说：“妹子，今后姐姐不能照顾你了，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呀！遇事要学会坚强，要有主见……”
小姨很听母亲的话，19岁就入了党，直到退休，年年都是县里的劳模。
四叔上学
母亲是个念旧的人，对她有帮助的人，她念念不忘。比如舅姥爷，在我们住在乡下时，每天清晨担两桶水放在我家的门口……但对她不好的人，她也是念念不忘。我们在城里时，每年总有村里的亲戚到城里来，母亲招待他们后，总是讲着在村里受婆家的气，一桩桩、一件件，讲得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父亲很尴尬地说：“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提它干什么！”“怎么不提，你忘了，我可忘不了，那年……”每每这时，父亲就转身进厨房去了。
在我刚上小学的那年夏天，四叔第一次来我们家。支支吾吾半天才说：“二嫂，我要到县里念中学，能不能给我12块钱学费？”母亲的脸当时就撂下了：“我给你钱，凭什么？我该你的还是欠你的，那年打苇帘子……”四叔马上说：“别说了，二嫂，我不要了，学也不上了，回家种地……”后来母亲说：“不是那么回事，你奶奶大手大脚，孩子一大帮也不知道攒点钱。”
四叔没在我们家住下，连夜去了火车站。父亲沉着脸，里外屋走着，不时地看着小闹钟，他在看看弟弟此时是否上了火车。母亲半天不做声，在被服垛里掏了半天，拿出15块钱，给父亲说：“快点跑，给老四送去。”父亲摆手说：“还有半小时开车了，你叫我飞去呀？”母亲什么也没说，转身消失在黑夜里。母亲回来的时候，喘着粗气说：“差点没赶上，火车都快开了，告诉你，你们王家又欠我一份人情。”
四叔拿着母亲的钱，到县里上学去了。之后直接参军，直到前年才转业，一直在沈阳，四叔是个军医，一家人很幸福。后来母亲病重住院时，四叔汇来五千块钱，母亲哭了说：“这小子，还算他有良心……”
母親的腿脚
母亲患糖尿病至今有13年了，13年来，母亲仍没有停止劳作。退休后，母亲在街道办的工厂里做鞋垫，夏天的夹垫，冬天的毡垫。尤其是冬天，毛毡的粉尘呛得母亲夜里咳嗽不止，但她依然一直干下去，直到搬到楼上。
搬进楼，母亲又开始帮助我们忙活印刷小作坊的生意，每次我把钱给她，她竟不好意思地说：“给我这干什么，为了儿女，我心甘情愿。”但是她还是收下了。后来我又回厂上班了，生意也不做了。那年女儿上重点高中（自费），母亲突然送来5000块钱，说：“我知道你们缺钱，这是做姥姥的心意。”我算来算去，这些钱比我给母亲的工钱要多出一倍。
去年春节前，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母亲糖尿病的并发症下肢动脉栓塞出现了。
那天清晨5点，我被紧促的电话惊醒，预感到母亲病重了。自母亲患病以来，我的心一直跟她悬着，最怕家里的电话半夜后突然骤响。我的担心成为现实，那一夜，母亲的脚剧痛了一夜，小脚趾开始变黑。父亲说：“她不让我给你打电话，挺了一夜。”
母亲有什么病，她都是在挺不住的情况下，才通知我。我送母亲住院，大夫说：“太晚了，你们早干什么了，恐怕保不住这只脚了。”直到今天，如果说我这一生中有负什么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我母亲。在母亲治疗期间，我承受了亲情带给我的痛苦。
我一家家医院地跑，询问西医、中医，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保住母亲的脚，最后不得不接受截肢的现实。
手术前的几天，母亲安慰我说：“没什么，比起那些患癌症的病人，我还是幸运的。我不是还能活下去吗？再说，我也能安稳地睡觉了。”母亲的平静和泰然处之叫我心里稍稍有一点安慰。后来我对回家过春节的妹妹哭着说：“姐姐对不起你，没有照顾好妈。”那一刻，从不流泪的父亲“呜”的一声也哭了。
站在手术室外的4个小时，我仿佛等待了4年时光。正赶上医院在装修，吱吱的电锯声，好像在锯着母亲的大腿。我眼睛在流泪，心里在流血。突然手术门开了，一个医生喊着母亲的名字，问：“谁是患者的家属？”我迎上去，以为母亲出了事。他递给我一个塑料袋：“完事了，烧掉吧。”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当我知道拿在手里的就是母亲的腿和脚时，那一刻我掩面“哇”的一声哭出来。我感觉手里的东西沉甸甸的，还有热乎乎的母亲的体温哪。瞬间，我瘫软在地上。我抱着母亲的腿脚，就像抱着我的心头肉呵！
手术后的疼痛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肌肉痛、神经痛、截骨痛、断筋痛……所有的疼痛一起向母亲袭来，母亲竟疼得神质不清，不能睡觉。一针针的杜冷丁，一片片的止痛药，对母亲来说，好像失去药效。清醒的时候，母亲强装笑脸。昏迷的时候，从不叫苦的母亲大声叫喊。缓解的时候，她看见我们疲惫的样子又说：“看看，我咋给儿女添了这么多麻烦……”十几个昼夜，我和妹妹轮番抱着母亲，就像当初母亲搂抱着我们一样。我喃喃地说：“妈，把你的疼给我吧，都给我吧……”母亲说：“那怎么行，不可以的，我疼了，以后你们就不会再疼了……”
母亲在医院住了3个月后出院的，不想伤口的假愈合又把母亲再一次推向手术台——第二次截肢。想到噩梦般的术后疼痛，又要卷土重来，我绝望了，跳楼的心都有了。母亲劝我和家人说：“没有人遭不了的罪，第一次都挺过来了，这一次也没事。”母亲是微笑着被推进手术室的。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减轻母亲的疼痛，从不相信迷信的我，第一次走进大仙家的门，以神灵来驱赶疼痛的恶魔。我承认那时的我多么的愚昧，我哭着跪着磕头，祈求神灵来帮我母亲渡难关。也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上苍，第二次手术母亲没有那么的疼，出院后向来看望她的亲朋好友笑谈她的治疗过程，讲得别人泪流满面。
家里没人的时候，母亲默默地盯着只剩下的半条腿，默默地把以前的长裤剪去半截，颤抖着手，缝上裤子的堵头……我远远地站着，眼前出现了在田野里忙碌、在上班的路上奔走，轰轰踩着缝纫机、噌噌上下火车的母亲的大脚，想得我心酸了，心疼了，心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