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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对深圳的看法有一个明显变化。在国内外风云激荡之际，邓小平深思熟虑之下，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最终把改革开放突破口放在深圳，打开了中国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门。
【关键词】南方谈话；邓小平；深圳
邓小平1992年初毅然决定视察深圳等经济特区，并对深圳称赞有加。但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到1992年南方谈话前夕这段时间，他对深圳的看法实际上有过反复。
一
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之初，邓小平在6月9日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讲话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①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批评是严厉的。这一看法与以往对深圳的信任讲话相比，反差太大。这与政治风波期间深圳的学潮事件有关系。邓小平的最新讲话在全国广泛传达，给深圳领导人带来很大压力。如果不能改变邓小平对深圳的印象，后来的南方谈话无从谈起。
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是中国不可动摇的一项基本国策。他多次谈话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1990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谈到开放浦东时，提到要学习广东经验，但没有提起深圳②。此刻，在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之下，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本的深圳正处在1986年以来的最低谷。在全国治理整顿格局下，1990年2月，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对深圳经济政策有所放宽。同年7月开始，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突破，西方“制裁”禁令被逐步打破，港台资金关注深圳的热度也逐渐升温，深圳发展形势迅速好转。
鉴于邓小平对特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批评，深圳领导人在考虑工作时，强调加强四项基本原则宣传教育。在中宣部支持下，1990年中，深圳市委组织摄制了电视政论片《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该片被中宣部推荐为全党思想政治工作教材。曾坚决反对《河殇》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对《世纪行》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政协主席李先念等人观看③。据说邓小平专门看了这部片子，认为拍得不错④。
邓小平在考虑改革开放大思路时，仍然留意经济特区的作用。1990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与中央领导人研究改革开放工作。事前，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曾于1990年春以后到经济特区及沿海一些城市做过调查。邓小平说：现在看来，改革开放这条路是走对了。……可以考虑有计划、分地区推行、完善市场经济。推行中遇到新问题是必然的，不要一出现问题就怀疑是否搞错了、搞快了。没有错，是我们一些同志思想意识错；不是快了，而是慢了，要加快一些，这是条生路，是条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路。谈到粮食问题时，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先特区、沿海城市，再推向全国大中城市；先产粮区，再推向非产粮区①。以此看来，尽管邓小平已经严厉批评特区工作一手硬一手软，但他对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坚持市场经济导向和担当“试验场”的功能，仍然十分看重。
二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以来，8月26日是特区成立纪念日。1990年是特区十周年大庆，该如何庆祝这来之不易的十年成就？1990年上半年到深圳视察的中央几位负责人暂时没有就是否举办国家级的庆典活动表态。
邓小平对特区最新的公开态度，体现在他于1990年9月5日为珠海题写“珠海经济特区十周年”。值得注意的是，他暂时没有为经济特区中最有代表性的深圳题词。同年9月8日，深圳市委向中央请示，希望举办经济特区十周年庆典活动，“给中央提供一个论坛，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中央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变，表明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不变”，“我们特别盼望邓小平同志能亲自到深圳参加这一庆典”，“我们与珠海市领导商议过，初步安排在十一月下旬举行，先在深圳后到珠海”。11月6日，中央决定，江泽民总书记赴深圳参加庆祝活动。11月26日，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招待会隆重举行。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中顾委常委耿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出席招待会。
江泽民代表中央指出，深圳等特区“为确立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和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特区）重视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为我们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人的政治、业务和文化素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②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招待会致辞中表达了对邓小平的崇高敬意。11月28日，参加深圳庆典的中央领导人转赴珠海参加庆祝活动。国家主席杨尚昆以及中顾委常委余秋里、胡乔木等人也专程参加珠海庆典。这一时期，《人民日报》连续在头版报道 深圳、珠海庆典活动新闻。经济特区最新情况很快为邓小平所知。
经济特区实践促使邓小平进一步思考如何看待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1990年12月24日，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一天，当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工作时，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③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新论断，是他长期思考的逻辑延续。理论界有人评价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实现了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④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抵达上海视察。在去住地途中，邓小平对上海领导人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显然，邓小平在到上海之前对深圳已经信心十足。同年2月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时强调了他的新观点：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年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再次谈起，当年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自1989年6月他对经济特区工作提出批评以来，至此印象明显改观。 限于历史条件，邓小平了解到的给深圳带来繁荣景气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一种以传统体制手段管理、调节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行政管理的市场经济”。正因如此，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深刻的问题与矛盾。1988年初，深圳市委、市政府曾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对特区发展市场经济模式初步提出调整思路，因政治风波而中断。南方谈话后，尤其是1992年8月深圳发生股票风波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圳调研组和全国政协深圳调研组先后指出，深圳市场发育还处于原始阶段，距离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有相当的路程，还须作艰苦的努力。由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演变为充分体现法治精神的市场经济模式，符合历史潮流，这也是南方谈话之后深圳特区一直在继续摸索前进的道路。
三
在邓小平上海谈话前夕，值得注意的是，杨尚昆继参加珠海十周年庆典之后、在陪同邓小平到上海过1991年春节前夕的不到两个月时间内，曾再度到经济特区视察，并于1991年1月20日接见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①。袁庚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标志性人物。政治风波过后，他被人指责为走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没有参加十周年庆典。1990年蛇口工业区管理体制发生重大改变，原来在1984年设立的相对独立的蛇口区被撤销，蛇口作为“社会试验”（谷牧1986年语）宣告结束。关于杨尚昆两次视察经济特区的行程，合乎逻辑的判断是，鉴于特区十周年庆典呈现的大好形势，他有可能建议并陪同邓小平到深圳、珠海过1991年的春节。因时间仓促，邓小平最后决定由杨尚昆陪同到上海过春节。邓小平从杨尚昆处进一步了解到深圳和珠海的最新情况。1991年4月23日，邓小平继1984年为深圳题词之后，又一次为深圳火车站题写站名，使深圳领导人深受鼓舞②。邓小平对袁庚印象深刻。虽然他在1984年之后没有接见过袁庚，但在1992年初视察深圳时还是富有感情地脱口说出，“袁庚是个敢闯的人！”（这八个字是笔者在整理邓小平视察深圳时的讲话录音中听到的）。这对一度接受政治审查的袁庚而言，是多么令他宽慰的话。遗憾的是，有关方面在安排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经济特区的接待工作时，并没有事先计划邓小平与袁庚的见面。
邓小平1991年春节期间在上海发表一系列鼓动改革开放的谈话，随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一组评论文章，宣传邓小平的新思想。“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国内）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③1991年4月以后，苏联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8月20日，邓小平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讨论苏联政变事件。邓小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④苏东剧变后，党内有人“惊慌失措”（邓小平语），提出反“和平演 变”与发展经济两个中心的观点。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可能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尚处在治理整顿中的中国往何处去？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将于1992年第四季度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何确定基调？邓小平深感时不我待，他把目光投向深圳。中央一直看重作为国内梯度开放格局排头兵的深圳。邓小平1991年春节期间对深圳的看法明朗以后，国内对深圳的关注快速升温。
邓小平一直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在他视察深圳之前，中央有关部门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深圳在快速发展同时，也存在“黄、赌、毒、淫、拐、黑、封”等社会病态问题。这实际上与深圳人口规模的超规划迅猛扩张直接相关。1986年到1991年间深圳市人口平均增速约为20.6%。按这一速度计算，到2000年深圳人口将达到1300万人，远远超出1991年拟定的至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300万以内的规划目标。至1992年初，深圳实际总人口已超过200万人。大量青壮劳动力汹涌而入，推动了城市蓬勃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到深圳视察的众多中央领导人纷纷提出，深圳要为全国提供两手都能抓好的经验。比如，薄一波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深圳总的发展形势是好的，但资本主义社会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比如吸毒、卖淫、赌博、黑社会等等，“深圳差不多都有了，这在全国不是数一、数二，也是比较突出的。如果不及时清除这些东西，迟早要影响大局，决不可等闲视之。”①从南方谈话内容看，邓小平显然已经了解到有关情况。他的态度是共产党刚进城时就有这方面经验，只要整治工作从苗头抓起，常抓不懈，不难抓好，中国共产党有这个自信。
作为有口皆碑历时已有十一年的深圳特区试验，要认定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并进一步推向全国，在苏东剧变、国内涌现中国往何处去的思想交锋背景下，没有绝大魄力和深孚众望的领袖魅力，难以肩负这一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重任。这担子非邓小平莫属，这地点非深圳莫属。
1991年夏，邓小平长子、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来深圳考察时，李灏请他报告邓小平：深圳市委盼望他老人家来深圳视察。邓朴方说：我父亲有考虑再到深圳看看的计划，我回去报告深圳市委的这个请求，你有机会去北京时，也可以直接去请一请，争取今年冬天他老人家能来深圳一趟②。同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住地与杨尚昆谈话，内容涉及春节期间视察深圳、珠海事宜。1992年1月1日，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打电报，正式通知邓小平将到广东休息的计划。1月2日，邓小平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九届万丰杯“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从照片看，他神情凝重③。或许邓小平不知道，这次桥牌比赛恰好就是他将要前往的深圳一个富裕农村万丰村赞助的。1月3日，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飞抵广州打前站，并主动向广东省委接待人员强调，“最好将行动路线定为：深圳—珠海—深圳—上海”。④这一行程安排显露了邓小平此刻心境。香港《百姓》杂志新年元旦第一期刊载特辑文章，名为“邓小平最后的机会”。文章说，在苏东巨变冲击下，中国大陆“处此危疑险峻的时刻，邓小平仍居于领航把舵的地位。诚然，他已不再拥有绝对权威，但他绝对还有推动为人民欢迎的政策的权威”（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语）。据反馈消息，邓办工作人员把特辑送邓小平看过，邓小平“不动声色”。1月16日香港《百姓》杂志继续刊登文章，发言者“众口一词地认为邓小平还有最后的机会，关键在于他本人能否乾坤一掷。”⑤1月17日，时隔八年之久，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之行终于出发。对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来讲，百闻不如一见。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即将因邓小平此行“大动声色”而翻开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关键词】南方谈话；邓小平；深圳
邓小平1992年初毅然决定视察深圳等经济特区，并对深圳称赞有加。但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到1992年南方谈话前夕这段时间，他对深圳的看法实际上有过反复。
一
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之初，邓小平在6月9日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讲话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①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批评是严厉的。这一看法与以往对深圳的信任讲话相比，反差太大。这与政治风波期间深圳的学潮事件有关系。邓小平的最新讲话在全国广泛传达，给深圳领导人带来很大压力。如果不能改变邓小平对深圳的印象，后来的南方谈话无从谈起。
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是中国不可动摇的一项基本国策。他多次谈话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1990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谈到开放浦东时，提到要学习广东经验，但没有提起深圳②。此刻，在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之下，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本的深圳正处在1986年以来的最低谷。在全国治理整顿格局下，1990年2月，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对深圳经济政策有所放宽。同年7月开始，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突破，西方“制裁”禁令被逐步打破，港台资金关注深圳的热度也逐渐升温，深圳发展形势迅速好转。
鉴于邓小平对特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批评，深圳领导人在考虑工作时，强调加强四项基本原则宣传教育。在中宣部支持下，1990年中，深圳市委组织摄制了电视政论片《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该片被中宣部推荐为全党思想政治工作教材。曾坚决反对《河殇》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对《世纪行》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政协主席李先念等人观看③。据说邓小平专门看了这部片子，认为拍得不错④。
邓小平在考虑改革开放大思路时，仍然留意经济特区的作用。1990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与中央领导人研究改革开放工作。事前，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曾于1990年春以后到经济特区及沿海一些城市做过调查。邓小平说：现在看来，改革开放这条路是走对了。……可以考虑有计划、分地区推行、完善市场经济。推行中遇到新问题是必然的，不要一出现问题就怀疑是否搞错了、搞快了。没有错，是我们一些同志思想意识错；不是快了，而是慢了，要加快一些，这是条生路，是条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路。谈到粮食问题时，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先特区、沿海城市，再推向全国大中城市；先产粮区，再推向非产粮区①。以此看来，尽管邓小平已经严厉批评特区工作一手硬一手软，但他对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坚持市场经济导向和担当“试验场”的功能，仍然十分看重。
二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以来，8月26日是特区成立纪念日。1990年是特区十周年大庆，该如何庆祝这来之不易的十年成就？1990年上半年到深圳视察的中央几位负责人暂时没有就是否举办国家级的庆典活动表态。
邓小平对特区最新的公开态度，体现在他于1990年9月5日为珠海题写“珠海经济特区十周年”。值得注意的是，他暂时没有为经济特区中最有代表性的深圳题词。同年9月8日，深圳市委向中央请示，希望举办经济特区十周年庆典活动，“给中央提供一个论坛，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中央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变，表明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不变”，“我们特别盼望邓小平同志能亲自到深圳参加这一庆典”，“我们与珠海市领导商议过，初步安排在十一月下旬举行，先在深圳后到珠海”。11月6日，中央决定，江泽民总书记赴深圳参加庆祝活动。11月26日，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十周年招待会隆重举行。江泽民、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中顾委常委耿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出席招待会。
江泽民代表中央指出，深圳等特区“为确立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和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特区）重视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为我们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人的政治、业务和文化素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②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招待会致辞中表达了对邓小平的崇高敬意。11月28日，参加深圳庆典的中央领导人转赴珠海参加庆祝活动。国家主席杨尚昆以及中顾委常委余秋里、胡乔木等人也专程参加珠海庆典。这一时期，《人民日报》连续在头版报道 深圳、珠海庆典活动新闻。经济特区最新情况很快为邓小平所知。
经济特区实践促使邓小平进一步思考如何看待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1990年12月24日，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一天，当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工作时，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③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新论断，是他长期思考的逻辑延续。理论界有人评价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实现了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④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抵达上海视察。在去住地途中，邓小平对上海领导人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显然，邓小平在到上海之前对深圳已经信心十足。同年2月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时强调了他的新观点：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年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再次谈起，当年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自1989年6月他对经济特区工作提出批评以来，至此印象明显改观。 限于历史条件，邓小平了解到的给深圳带来繁荣景气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一种以传统体制手段管理、调节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行政管理的市场经济”。正因如此，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深刻的问题与矛盾。1988年初，深圳市委、市政府曾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对特区发展市场经济模式初步提出调整思路，因政治风波而中断。南方谈话后，尤其是1992年8月深圳发生股票风波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圳调研组和全国政协深圳调研组先后指出，深圳市场发育还处于原始阶段，距离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有相当的路程，还须作艰苦的努力。由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演变为充分体现法治精神的市场经济模式，符合历史潮流，这也是南方谈话之后深圳特区一直在继续摸索前进的道路。
三
在邓小平上海谈话前夕，值得注意的是，杨尚昆继参加珠海十周年庆典之后、在陪同邓小平到上海过1991年春节前夕的不到两个月时间内，曾再度到经济特区视察，并于1991年1月20日接见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①。袁庚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标志性人物。政治风波过后，他被人指责为走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没有参加十周年庆典。1990年蛇口工业区管理体制发生重大改变，原来在1984年设立的相对独立的蛇口区被撤销，蛇口作为“社会试验”（谷牧1986年语）宣告结束。关于杨尚昆两次视察经济特区的行程，合乎逻辑的判断是，鉴于特区十周年庆典呈现的大好形势，他有可能建议并陪同邓小平到深圳、珠海过1991年的春节。因时间仓促，邓小平最后决定由杨尚昆陪同到上海过春节。邓小平从杨尚昆处进一步了解到深圳和珠海的最新情况。1991年4月23日，邓小平继1984年为深圳题词之后，又一次为深圳火车站题写站名，使深圳领导人深受鼓舞②。邓小平对袁庚印象深刻。虽然他在1984年之后没有接见过袁庚，但在1992年初视察深圳时还是富有感情地脱口说出，“袁庚是个敢闯的人！”（这八个字是笔者在整理邓小平视察深圳时的讲话录音中听到的）。这对一度接受政治审查的袁庚而言，是多么令他宽慰的话。遗憾的是，有关方面在安排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经济特区的接待工作时，并没有事先计划邓小平与袁庚的见面。
邓小平1991年春节期间在上海发表一系列鼓动改革开放的谈话，随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一组评论文章，宣传邓小平的新思想。“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国内）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③1991年4月以后，苏联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8月20日，邓小平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讨论苏联政变事件。邓小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④苏东剧变后，党内有人“惊慌失措”（邓小平语），提出反“和平演 变”与发展经济两个中心的观点。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可能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尚处在治理整顿中的中国往何处去？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将于1992年第四季度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何确定基调？邓小平深感时不我待，他把目光投向深圳。中央一直看重作为国内梯度开放格局排头兵的深圳。邓小平1991年春节期间对深圳的看法明朗以后，国内对深圳的关注快速升温。
邓小平一直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在他视察深圳之前，中央有关部门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深圳在快速发展同时，也存在“黄、赌、毒、淫、拐、黑、封”等社会病态问题。这实际上与深圳人口规模的超规划迅猛扩张直接相关。1986年到1991年间深圳市人口平均增速约为20.6%。按这一速度计算，到2000年深圳人口将达到1300万人，远远超出1991年拟定的至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300万以内的规划目标。至1992年初，深圳实际总人口已超过200万人。大量青壮劳动力汹涌而入，推动了城市蓬勃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到深圳视察的众多中央领导人纷纷提出，深圳要为全国提供两手都能抓好的经验。比如，薄一波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深圳总的发展形势是好的，但资本主义社会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比如吸毒、卖淫、赌博、黑社会等等，“深圳差不多都有了，这在全国不是数一、数二，也是比较突出的。如果不及时清除这些东西，迟早要影响大局，决不可等闲视之。”①从南方谈话内容看，邓小平显然已经了解到有关情况。他的态度是共产党刚进城时就有这方面经验，只要整治工作从苗头抓起，常抓不懈，不难抓好，中国共产党有这个自信。
作为有口皆碑历时已有十一年的深圳特区试验，要认定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并进一步推向全国，在苏东剧变、国内涌现中国往何处去的思想交锋背景下，没有绝大魄力和深孚众望的领袖魅力，难以肩负这一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重任。这担子非邓小平莫属，这地点非深圳莫属。
1991年夏，邓小平长子、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来深圳考察时，李灏请他报告邓小平：深圳市委盼望他老人家来深圳视察。邓朴方说：我父亲有考虑再到深圳看看的计划，我回去报告深圳市委的这个请求，你有机会去北京时，也可以直接去请一请，争取今年冬天他老人家能来深圳一趟②。同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住地与杨尚昆谈话，内容涉及春节期间视察深圳、珠海事宜。1992年1月1日，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打电报，正式通知邓小平将到广东休息的计划。1月2日，邓小平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九届万丰杯“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从照片看，他神情凝重③。或许邓小平不知道，这次桥牌比赛恰好就是他将要前往的深圳一个富裕农村万丰村赞助的。1月3日，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飞抵广州打前站，并主动向广东省委接待人员强调，“最好将行动路线定为：深圳—珠海—深圳—上海”。④这一行程安排显露了邓小平此刻心境。香港《百姓》杂志新年元旦第一期刊载特辑文章，名为“邓小平最后的机会”。文章说，在苏东巨变冲击下，中国大陆“处此危疑险峻的时刻，邓小平仍居于领航把舵的地位。诚然，他已不再拥有绝对权威，但他绝对还有推动为人民欢迎的政策的权威”（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语）。据反馈消息，邓办工作人员把特辑送邓小平看过，邓小平“不动声色”。1月16日香港《百姓》杂志继续刊登文章，发言者“众口一词地认为邓小平还有最后的机会，关键在于他本人能否乾坤一掷。”⑤1月17日，时隔八年之久，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之行终于出发。对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来讲，百闻不如一见。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即将因邓小平此行“大动声色”而翻开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深圳市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