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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受粤海风杂志的委托为该刊物主持一个讨论艺术乡建的栏目，为此，本期栏目约到了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艺术和文化如何参与乡村建设的问题，角度虽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在乡村振兴中谁是主体？我们讨论的艺术乡建也好，文化乡建也好，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乡村建设是为城市人所建，还是为乡村人所建等。
一、“防止城乡融合中的傲慢与偏见”，这是孙若风先生的文章，他是从未来将会实现城乡融合的角度来讨论的，他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必须摒弃城市的傲慢与偏见，文化融合尤其应如此。他指出，在城乡文化关系上，始终存在着文化观念的差距和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长期以来城市的优势感。一直以来，城乡是当地政治经济中心，信息畅通，人才集聚，部分人甚至专事文化艺术，这使得它站在制高点上。
他进一步认为，要消除这种傲慢与偏见的理由是，生于此长于此的乡村百姓，他们是城乡融合必须依靠的力量。他们是这方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是这里发展的向导，离开了他们，任何工作都只会成为盲人瞎马。而且他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文化生活问题受到关注，经历了城里人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找文化”的过程。本意是要拉平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乡村文化站、图书室，很多都是闲置的，无人问津。有些设施被坏。有些图书被当作废纸变卖，甚至铁制的图书架也作废品处理。他认为，这种填鸭式的以城带乡，不仅不利于乡村正常文化生活的形成，而且剥蚀了它的传统根基。在乡村文化发展中，在城乡文化互动中，农民不能永远只是当观众。他们应该参与进去，而且要唱主角。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乡村振兴的主体应该是当地的村民，而且，在城乡的相互依存中，乡村始终是关键性角色。在新的乡村建设中，应通过文化、旅游领域，全方位增强城乡文化融合的理念，从艺术生产创作、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文化市场、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逐一梳理城乡的对接点和融合点，并从文化、旅游的特殊规律出发，分清政府与市场在城乡融合中的各自责任，确定基本方略，寻找合理路径，有所规划，有所推动。
二、“艺术乡建”的审美理念及其文化逻辑，这是季中扬先生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艺术乡建”者大多宣称，要尊重乡村肌理与乡土文化，不以现代的、都市的审美理念改造乡村，而是呈现出乡村的固有之美。其实，所谓乡村的固有之美并非来自乡民们的审美理念，恰恰是现代的、都市的审美理念的投射，是满足城里人消费欲望的审美幻象。
因此，他在文章中讨论的“艺术乡建”是一个特定概念，主要指当代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为主体，自觉地、主动地利用艺术的力量对乡村进行建设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艺术乡建”的概念和行为，并非源自艺术家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参与乡村建设，而是乡村中那些富有历史人文意味的传统积淀契合了艺术家的审美追求，让他们产生了“艺术乡建”的内在冲动。
这种内在动力除社会责任感之外，还有一种社会内在危机促使现代艺术走出了象牙塔，出现了“公共艺术”“大地艺术”等新的艺术观念与艺术实践。也因此，季中扬认为，就某种意义而言，“艺术乡建”其实就是“公共艺术”下乡，也可以说是“大地艺术”的一个亚型。而且，王南溟就提出，“许村计划依然是一件艺术作品。”[1] 他认为，王南溟的说法是有代表性的，事实上，诸多参与“艺术乡建”的艺术家的确是把“艺术乡建”视为一种艺术创作的。
于是，他将这些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归纳出了三种路径：一是举办大型艺术节，在这类“艺术乡建”中，艺术家很少真正融入乡村中，除了指导修葺一下老房子，处理一下农业景观之外，主要工作就是每两三年举办一次大型艺术节。并非给本地村民看，而是为了吸引来自城市的游客。渠岩的“许村计划”和左靖的“碧山计划”就是属于这一类型;二是致力于修复社会与文化的生态，这是渠岩“青田范式”的类型，这一类型就是要从历史、经济、信仰、礼俗、自然、环境、农作、民俗生活等各个方面，用地方性传统，然后时代衔接，形成新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生态，进而重建乡村共同体社会。[2] 三是吸引城里人下鄉定居、共建。艺术家林正碌的“艺术乡建”路径，艺术家参与改造老房子，吸引城里人来此定居、生活。几年之后，龙潭村已有六十多户外来民众在此定居，他们承租、修复了这里的老房子，再造了乡村景观与社会空间，村落原住民也返回家乡，该村由150人发展到了600多人。
他最后认为，从审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艺术乡建”本质上是把乡村和艺术视为一种文化资本、一种文化商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城里人来购买或消费。
“艺术乡建”路径之中往往隐藏着来自城市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审美意识形态是乡土“情感结构”与审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他最后的反思是，在“艺术乡建”实践中，人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反思精神，不忘“艺术乡建”初心，尽可能遵循审美逻辑、情感逻辑，尊重乡村与乡民的主体性。
三、关于艺术介入传统村落保护实践的几点思考，这是汪欣女士的文章，其和上两篇的角度不同的是，她是从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参与讨论的，她认为，当下，许多乡村正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本土特色文化，融入创意产业，对产品进行升级，开创本土品牌。如将竹编技艺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编织符合现代审美的艺术品，弘扬竹艺文化，创建竹艺品牌;运用现代设计艺术，对传统食品的包装进行创意设计，促进产品销售。一些村落将现代文化元素引入传统节俗活动，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的结合，如在传统民俗活动中，举办流行音乐节、现代艺术展、创意集市等活动。本土文化资源，举办大地艺术季、国际艺术节等充满现代元素的创意活动。这些文化创意活动为传统村落注入了鲜活的现代元素，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碰中极大地增强了村落的吸引力。
为此，传统的乡村文化遗产与村落景观的观光旅游，研学游、体验游正成为新的旅游业态，而这种乡村旅游业态进一步带动了民宿产业的发展，为村落的民居活化、村民的就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等专业人士成为村落保护和发展的主要实施者。如渠岩以现代艺术家的身份对山西许村、广东青田村进行改造;左靖以策展人的身份对安徽碧山、云南景迈山的改造;林正碌、程美信等艺术家对福建屏南县传统村落的改造。她认为，艺术家介入村落建设的作用是：1.提供技术和创意支持，为村落引入新的融投资渠道。2.赋予了村落新的价值，重塑村落社会关系。即艺术家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下不断涌入的外来者，拓展了原住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3.重塑村落业态。在缺乏产业资源的村落，发展文创是重塑村落业态的重要途径。
她认为，发展村落文创，既可以依托村落原有的农业、手工业，也可以引入新的行业。一些村落将农业与文创相结合，对农产品和农业经营模式进行创意包装与改造，如对当地的土特产进行创意包装，将农业生产活动与网络直播、小视频制作等。一些村落依托本地的传统手工艺研发创意产品，打造本土创意品牌。
她最后的反思是：艺术家以现代艺术介入传统村落的改造与提升，在村落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村落建设的主导者和受益者。由此产生了乡村建设主体性问题。谁是乡村建设的主体？谁是乡村建设的受益者？而且两类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享同一个村落空间，必然面临新的交往模式，既为彼此的生活注入了新鲜空气，也带来了文化碰撞下产生的新的矛盾。比如，艺术乡建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问题——艺术乡建是本土文化的重建还是外来文化的植入？
也因此提出：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是否还应执着于本土与外来之分，外来文化是否必然造成本土文化生态的失衡，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命题。
四、结语
这一期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艺术乡建和文化乡建的问题，在讨论中我们看到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是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文化和心态上。我们今天提出的艺术乡建，一方面是到了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也符合当下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以艺术参与社会发展的主观愿望。但在这一切的发展和愿望中，我们最少提到的是村民，但最需要提到的也是村民，只有他们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也只有他们最希望那片土地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外来的力量，外来的艺术包括外来的资本能够与他们的愿望达成一致吗？能够更大限度地考虑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未来生活吗？这三篇文章为我们提出的这些思考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回答，因此，需要我们还不断地繼续思考和研究下去。
主持人：方李莉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
注释：
[1] 邓小南、渠敬东等：《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学术研究》，2016年，第10期。
[2] 渠岩：《艺术乡建：中国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径》，《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
受粤海风杂志的委托为该刊物主持一个讨论艺术乡建的栏目，为此，本期栏目约到了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艺术和文化如何参与乡村建设的问题，角度虽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在乡村振兴中谁是主体？我们讨论的艺术乡建也好，文化乡建也好，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乡村建设是为城市人所建，还是为乡村人所建等。
一、“防止城乡融合中的傲慢与偏见”，这是孙若风先生的文章，他是从未来将会实现城乡融合的角度来讨论的，他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必须摒弃城市的傲慢与偏见，文化融合尤其应如此。他指出，在城乡文化关系上，始终存在着文化观念的差距和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长期以来城市的优势感。一直以来，城乡是当地政治经济中心，信息畅通，人才集聚，部分人甚至专事文化艺术，这使得它站在制高点上。
他进一步认为，要消除这种傲慢与偏见的理由是，生于此长于此的乡村百姓，他们是城乡融合必须依靠的力量。他们是这方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是这里发展的向导，离开了他们，任何工作都只会成为盲人瞎马。而且他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文化生活问题受到关注，经历了城里人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找文化”的过程。本意是要拉平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乡村文化站、图书室，很多都是闲置的，无人问津。有些设施被坏。有些图书被当作废纸变卖，甚至铁制的图书架也作废品处理。他认为，这种填鸭式的以城带乡，不仅不利于乡村正常文化生活的形成，而且剥蚀了它的传统根基。在乡村文化发展中，在城乡文化互动中，农民不能永远只是当观众。他们应该参与进去，而且要唱主角。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乡村振兴的主体应该是当地的村民，而且，在城乡的相互依存中，乡村始终是关键性角色。在新的乡村建设中，应通过文化、旅游领域，全方位增强城乡文化融合的理念，从艺术生产创作、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文化市场、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逐一梳理城乡的对接点和融合点，并从文化、旅游的特殊规律出发，分清政府与市场在城乡融合中的各自责任，确定基本方略，寻找合理路径，有所规划，有所推动。
二、“艺术乡建”的审美理念及其文化逻辑，这是季中扬先生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艺术乡建”者大多宣称，要尊重乡村肌理与乡土文化，不以现代的、都市的审美理念改造乡村，而是呈现出乡村的固有之美。其实，所谓乡村的固有之美并非来自乡民们的审美理念，恰恰是现代的、都市的审美理念的投射，是满足城里人消费欲望的审美幻象。
因此，他在文章中讨论的“艺术乡建”是一个特定概念，主要指当代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为主体，自觉地、主动地利用艺术的力量对乡村进行建设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艺术乡建”的概念和行为，并非源自艺术家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参与乡村建设，而是乡村中那些富有历史人文意味的传统积淀契合了艺术家的审美追求，让他们产生了“艺术乡建”的内在冲动。
这种内在动力除社会责任感之外，还有一种社会内在危机促使现代艺术走出了象牙塔，出现了“公共艺术”“大地艺术”等新的艺术观念与艺术实践。也因此，季中扬认为，就某种意义而言，“艺术乡建”其实就是“公共艺术”下乡，也可以说是“大地艺术”的一个亚型。而且，王南溟就提出，“许村计划依然是一件艺术作品。”[1] 他认为，王南溟的说法是有代表性的，事实上，诸多参与“艺术乡建”的艺术家的确是把“艺术乡建”视为一种艺术创作的。
于是，他将这些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归纳出了三种路径：一是举办大型艺术节，在这类“艺术乡建”中，艺术家很少真正融入乡村中，除了指导修葺一下老房子，处理一下农业景观之外，主要工作就是每两三年举办一次大型艺术节。并非给本地村民看，而是为了吸引来自城市的游客。渠岩的“许村计划”和左靖的“碧山计划”就是属于这一类型;二是致力于修复社会与文化的生态，这是渠岩“青田范式”的类型，这一类型就是要从历史、经济、信仰、礼俗、自然、环境、农作、民俗生活等各个方面，用地方性传统，然后时代衔接，形成新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生态，进而重建乡村共同体社会。[2] 三是吸引城里人下鄉定居、共建。艺术家林正碌的“艺术乡建”路径，艺术家参与改造老房子，吸引城里人来此定居、生活。几年之后，龙潭村已有六十多户外来民众在此定居，他们承租、修复了这里的老房子，再造了乡村景观与社会空间，村落原住民也返回家乡，该村由150人发展到了600多人。
他最后认为，从审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艺术乡建”本质上是把乡村和艺术视为一种文化资本、一种文化商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城里人来购买或消费。
“艺术乡建”路径之中往往隐藏着来自城市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审美意识形态是乡土“情感结构”与审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他最后的反思是，在“艺术乡建”实践中，人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反思精神，不忘“艺术乡建”初心，尽可能遵循审美逻辑、情感逻辑，尊重乡村与乡民的主体性。
三、关于艺术介入传统村落保护实践的几点思考，这是汪欣女士的文章，其和上两篇的角度不同的是，她是从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参与讨论的，她认为，当下，许多乡村正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本土特色文化，融入创意产业，对产品进行升级，开创本土品牌。如将竹编技艺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编织符合现代审美的艺术品，弘扬竹艺文化，创建竹艺品牌;运用现代设计艺术，对传统食品的包装进行创意设计，促进产品销售。一些村落将现代文化元素引入传统节俗活动，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的结合，如在传统民俗活动中，举办流行音乐节、现代艺术展、创意集市等活动。本土文化资源，举办大地艺术季、国际艺术节等充满现代元素的创意活动。这些文化创意活动为传统村落注入了鲜活的现代元素，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碰中极大地增强了村落的吸引力。
为此，传统的乡村文化遗产与村落景观的观光旅游，研学游、体验游正成为新的旅游业态，而这种乡村旅游业态进一步带动了民宿产业的发展，为村落的民居活化、村民的就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等专业人士成为村落保护和发展的主要实施者。如渠岩以现代艺术家的身份对山西许村、广东青田村进行改造;左靖以策展人的身份对安徽碧山、云南景迈山的改造;林正碌、程美信等艺术家对福建屏南县传统村落的改造。她认为，艺术家介入村落建设的作用是：1.提供技术和创意支持，为村落引入新的融投资渠道。2.赋予了村落新的价值，重塑村落社会关系。即艺术家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下不断涌入的外来者，拓展了原住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3.重塑村落业态。在缺乏产业资源的村落，发展文创是重塑村落业态的重要途径。
她认为，发展村落文创，既可以依托村落原有的农业、手工业，也可以引入新的行业。一些村落将农业与文创相结合，对农产品和农业经营模式进行创意包装与改造，如对当地的土特产进行创意包装，将农业生产活动与网络直播、小视频制作等。一些村落依托本地的传统手工艺研发创意产品，打造本土创意品牌。
她最后的反思是：艺术家以现代艺术介入传统村落的改造与提升，在村落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村落建设的主导者和受益者。由此产生了乡村建设主体性问题。谁是乡村建设的主体？谁是乡村建设的受益者？而且两类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享同一个村落空间，必然面临新的交往模式，既为彼此的生活注入了新鲜空气，也带来了文化碰撞下产生的新的矛盾。比如，艺术乡建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问题——艺术乡建是本土文化的重建还是外来文化的植入？
也因此提出：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是否还应执着于本土与外来之分，外来文化是否必然造成本土文化生态的失衡，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命题。
四、结语
这一期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艺术乡建和文化乡建的问题，在讨论中我们看到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是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文化和心态上。我们今天提出的艺术乡建，一方面是到了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也符合当下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以艺术参与社会发展的主观愿望。但在这一切的发展和愿望中，我们最少提到的是村民，但最需要提到的也是村民，只有他们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也只有他们最希望那片土地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外来的力量，外来的艺术包括外来的资本能够与他们的愿望达成一致吗？能够更大限度地考虑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未来生活吗？这三篇文章为我们提出的这些思考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回答，因此，需要我们还不断地繼续思考和研究下去。
主持人：方李莉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
注释：
[1] 邓小南、渠敬东等：《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学术研究》，2016年，第10期。
[2] 渠岩：《艺术乡建：中国乡村建设的第三条路径》，《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