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偏脸子流传着一首歌谣，开头就是，“火车头，呜呜叫，吭哧吭哧进地包……”
　　地包，俄语Aeno，火车库的译音。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九月，中东铁路滨绥线由哈尔滨向东铺轨的同时，开始在今天的位置兴建哈尔滨机务段。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中东铁路局在秦家岗设立了松花江站（今哈尔滨站），搭建了几座木头房和砖房（今哈尔滨站行李房的位置），有站长办公室、电报室及行车人员休息室等。
　　哈尔滨机务段在松花江站的西北侧，修建了火车库。火车库呈扇形，二十二个库眼儿，用于简单的维修和保养作业，给机车锅炉和管道清理水垢，更换缸套和轴瓦等易损件，在酷寒的冬季存放段内暂时不工作的蒸汽机车。
　　哈尔滨机务段为工人和家属在火车库的西侧修建宿舍，米黄色的铁路官房，人们笼统地称哈尔滨机务段和这片居民区为地包，后来渐渐专指后者，现在叫地德里小区。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七月十四日，中东铁路正式运营，扩建后的松花江站，改称哈尔滨站。哈尔滨机务段业务量骤增，招募的工人多达一千五百多名，中俄工人各占一半。
　　地包的居民区开始向南延伸。
　　由于地域的扩大，地包有了大小之分，通常，人们习惯把机务段大门附近，以“地”字打头的街道形成的区域，叫小地包，后来向西延伸的部分，今天哈尔滨市锁厂周边的“抚”字头的街道形成的区域，叫大地包。
　　一条街若90度转弯，则属于另外一条街，而在地包，此惯例根本不适用。这里的街道折来折去，用偏脸子人的话说，没有一条直溜儿的街道，比如，“丁”字形状的地包二道街，分成了三段。
　　毛主席老人家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按哈尔滨地方志编撰者说，这个说法要改动。马列主义在哈尔滨传播，比这个习惯说法的时间更早。
　　中东铁路哈尔滨机务段的俄国工人里，有个叫伊万诺维奇的中年人，下班后，经常去中国工人居住的工棚，讲苏俄“红党”和“白党”的不同。
　　穷苦的中国工人知道了“红党”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白党”是马尔托夫领导的盂什维克。
　　伊万诺维奇的真实身份是布尔什维克派到中东铁路哈尔滨机务段的负责人。中国工人们聚会时，伊凡诺维奇领着大伙齐声高唱《国际歌》。
　　若这个史实确凿，那哈尔滨的地包就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最早唱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地方。
　　苏联的档案也可以佐证，《苏联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第十一卷第35页有这样的记载：“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还有同中国工人并肩劳动着的俄国工人。他们之间奠定并加强了革命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在中东铁路区域内，不仅在俄国工人中间，而且在中国工人中间进行了革命工作。还在1905年-1908年时，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就在中国工人中间开展了系统的工作。我们在他们中间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不仅努力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而且还培养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清朝专制制度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先锋队。”
　　可惜作为历史文物的中东铁路机务段的火车库，没有保存下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被拆除了。我们似乎不太珍惜历史的遗迹。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夏，哈尔滨机务段新招来一批中国工人，其中有一个叫吴丽石的小个子的江苏人，脸面白嫩，手指尖细，穿着破旧的学生服，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吴丽石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党员，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受党中央派遣，到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
　　吴丽石在偏脸子的塞瓦斯托伯尔街（今安心街）和谢尔吉耶夫街（今安广街）拐角，租借了临街的一所白俄人的沙曼房，开办了“俄语夜校”——哈尔滨第一个地下产业工人党支部。
　　不久，吴丽石调离哈尔滨，先到沈阳，后到山东济南，组建遭到破坏的山东省委。由于叛徒出卖，吴丽石不幸被捕。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四月五日，山東临时军法委员会判处吴丽石等二十多名共产党人死刑。同日，吴丽石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就义。

2

　　我小的时候，这间房子是个裁缝铺，小业主叫任一剪。家里的针线活儿主要由女人做，可好的裁缝却多是男的，这世上的事儿，真是挺有意思的。
　　任一剪整天围着蓝围裙，套着蓝套袖，皮尺挂在脖子上，有客人上门，他把鼻梁上卡着的眼镜向下拉，眼睛透过上半截镜片，用化石片在布料上划线。
　　在我的眼里，任一剪的眼镜就是个配搭。
　　任一剪有个闺女，留着耷拉到屁股上的大辫子，乌黑乌黑的，任一剪裁好的布料，大辫儿蹬马神儿机（俄语машниа，机器）做活。
　　偏脸子人管缝纫机叫马神儿机，也有少数说话南方腔调的人叫针车，这叫法，在偏脸子不流行。
　　偏脸子有好几家裁缝铺，唯独任一剪家的生意兴隆。人们说任一剪的活儿好。
　　我家对面屋的老井婆子反驳道，你们是看上大辫儿了，穿她亲手做的衣服，身子和心里舒坦。
　　疯疯癫癫的老井婆子的话，有时一针见血。
　　地包二道街“丁”字形的那一竖，与地包头道街交叉点的南侧，有一个地基比其他铁路官房高出一截儿的石头房子，当年住着哈尔滨机务段检修车间的白俄工段长巴科维奇，咱们的工人叫他大个儿驴。
　　大个儿驴凭自己身高马大，力量上不吃亏，经常打骂咱们的工人。
　　山东掖县大汉张有仁在机务段当司炉工，实在忍不下这口气，联合几个老乡，教训了大个儿驴。
　　从此，大个儿驴对咱们的工人客客气气。
　　我在抚顺小学上学时，学校常把退休的张有仁老爷爷请来，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张有仁老爷爷七十多岁了，腰板溜直，用浓重的掖县口音，给我们讲述他们收拾大个儿驴的故事——
　　俺和工友们提前把三条麻袋连在一起，改了一个特大号的麻袋。 　　掌灯时分，一个钳工用铁条弄开了大个儿驴的房门，俺和工友们踮着脚尖，摸黑进到大个儿驴的屋里。
　　大个儿驴趴在床上，像一头死猪，呼噜震天，他下了班，天天喝得烂醉，不过半夜不醒酒。
　　俺张开麻袋口，工友们扯着大个儿驴的四条腿，准备装进去，这时，大个儿驴的呼噜突然断了。工友们抬着大个儿驴，悬在半空，屏住呼吸。大个儿驴打了个嗝，立马呼噜又一个接一个。工友们将大个儿驴塞进麻袋，俺扎上口，几个人七手八脚把大个儿驴弄到运料的手推车上。
　　俺们直奔下坎儿水洼子街（今安丰街）的臭水泡子。
　　可俺一想，要是大个儿驴真的淹死了，就惹下大麻烦了，不如祸害他一下，适可而止。
　　工友们同意。
　　俺们把大个儿驴抛到附近的一个烂泥塘里。
　　秋天的水，冰冷刺骨。大个儿驴冻醒了，在麻袋里乱蹬着，高呼救命。
　　俺们躲在旁边的胡同，捂着嘴乐。
　　这钟点儿，偏脸子的街道上根本没有行人。大个儿驴的呼喊声弱了，也不在麻袋里折腾了。
　　俺看差不多了，就给大个儿驴解开麻袋。
　　俺故意问大个儿驴，巴科维奇段长，你得罪什么人了？大个儿驴上牙和下牙一个劲儿地打架，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就得罪你们了。
　　大个儿驴一个礼拜没来，高烧不退，蒙在额头上用冷水浸湿的毛巾，一会儿就要换一条。
　　大个儿驴感冒好了，出现在车间里，背着手，像啥事儿没發生一样。
　　大个儿驴走到那几个工友面前说，下了班，喊上张司炉，来我宿合，我们喝酒，一醉方休。

3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第一辆自己设计的干线货运蒸汽机车——前进型机车，偏脸子人俗称的“五对轮”研制成功。
　　哈尔滨铁路分局机务段老毛子人留下的火车库，无法容纳身躯庞大的前进型蒸汽机车，存放小型的调车用的上游型蒸汽机车尚可以，便择地新建火车库，地包彻底地废弃了。
　　我经常翻过机务段围墙的豁口，去废弃的调车场玩，转盘的背后就是残破的火车库。人非物也非。
　　我坐在调车转盘锈蚀的铁架子上，看南来北往的火车。
　　黑色的蒸汽机车对我来说，是个庞大的家伙，汽笛的鸣叫，曲轴和连杆的转动，锅炉喷出的蒸汽，似乎有无穷的力量。
　　夕阳下，那列向东开出的火车，绿皮车厢的窗户下沿儿挂着的白铁牌上写着：三棵树——东方红。
　　大人说，这个叫东方红的小镇是密山——东方红铁道的终点。
　　那咱，我不知道东方红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到底离偏脸子有多远。
　　我竟然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来到东方红。
　　K7081次，仍是小时候的绿皮火车，亲切又惆怅，遇车站一律停靠，无论大小，796公里，运行14小时26分。
　　东方红，原来是一个安静的小镇，倒不如说，一个寂寞的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