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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儿不解舐犊意
我出生在武汉解放的炮火声中，母亲刚生下我就感染伤寒去世。姨妈怪罪于父亲，认定是他欺骗了比他小14岁的母亲，带她离开家庭遭受磨难，才26岁就夭折了。
时任湘江文工团团长的父亲正带领团员进入刚解放的长沙，他把刚领到的军大衣袖筒剪下来，把我塞在里面，抱着我离开了医院。这个袖筒就成了我的第一件“衣服”。
在我成年以后，才知道父母这段艰难的往事。我的父亲刘斐章是贵州兴义人，20世纪初，贵州有何、王、刘三大家族，我们刘家便是其中之一。我伯祖父当过贵州的督军兼省长，是个军阀。祖父为贵州派驻北京的国会议员，但40多岁就过世了。伯祖父垮台后，家道中落。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父亲没毕业就前往日本留学，在那里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回国后他先加入左联再加入共产党。
父亲从30年代初开始主要从事革命戏剧活动。1937年上海“8·13”事变后，他担任救亡演剧队第八队队长(后改为演剧六队)，率领这支戏剧轻骑，行程万里，宣传抗日救亡。1946年，他和另外三位演剧队长，在重庆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
我的生母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进步青年，她心甘情愿地参加演剧队跟随父亲。为了他们的结合，田汉先生还赠诗一首：“十年推剧阵，百战人将老，前路尚多艰，且种同心草。”
因为文工团的工作太忙，大人们在台上排练，我就在台下爬着玩耍，父亲托一个同事的母亲照看我。爱抽烟的老奶奶常捡起地上的烟头来抽，我也学着把烟头塞到嘴里，结果染上了肺病。父亲四处求医，为了找一种稀有的药物，他还去托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我体质一直比较弱，为此父亲自责了一生。
父子事耕桑
我4岁时，父亲重新组建家庭，我不但多了姐姐，又添个妹妹。父亲对子女很严厉，但又不乏幽默。他带我们去看戏，讲故事，讲笑话，不知不觉在我们心里种上了一些乐观的种子。
父亲常说：“人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劳动。”我从小就开始干家务活。周末，父亲先让我帮他擦自行车，接下来的工作是剥花生仁、糊火柴盒。我上初中时，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家里常吃些南瓜、面粉糊糊。父亲每月有两斤油和一点面粉，他却总是把油送给机关的困难职工。一次父亲看见我的脸浮肿，说恐怕是营养不够。他要继母想办法多买点骨头炖汤，但他油还是照样送人。我家有一个花园，没有种花而是种南瓜，父亲教我如何下底肥，如何给花授粉，我们的南瓜获得丰收，机关评比还得了第一，我和父亲都很开心。
父亲从没打过我。记得读初一的时候，我外语不及格，父亲发现我骗他说早上起来读外语其实在看小人书，他气极了狠狠地将拳头朝墙上击去，吐出一句话：“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呆呆地站在他面前，什么话也不敢说，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父亲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缓和下来，拉着我的手说，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英语不好，整整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清华大学。那时他没有钱也没有住的地方，全靠朋友接济，一天有时就只能吃一个烧饼。父亲这次发脾气和谈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学习也变得比较自觉了。
父子更兼师友情
我高中毕业，“文革”开始了。父亲很快就被“揪”了出，成为“走资派”、“文化特务”、“叛徒”。因为被发现留着我生母坟地证明，他又藏着“变天账”，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已60岁，经常被“红卫兵”打得几天起不来床。后来，我们全家5口人下放到4个地方，几年都不得团聚。我曾去干校看望父亲，他消瘦、话少，干活比我当知青更重更累，他笑着说，现在他对批斗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又说“何处黄土不埋人”。我不知这笑声中含着多少苦涩，也不知这苦涩中还有多少幽默。
1974年，父亲在左联的老朋友陈沂来看望他，陈沂曾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是当时湖南“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杨大易的老上级，他拍着胸脯为我父亲“担保”，父亲才得以摘掉“专政对象”的帽子。父亲说陈沂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却如此乐观，应该向他学习。
我听出父亲这话是对我讲的，因为我找不到工作，只能在码头当临时工。身体也不好，时不时咳血，四处看病买药，情绪非常低落。年迈的父亲也陪着我到处找医生，一次他硬是顶着寒冷的北风，骑车四处为我寻找老中医。后来我因大吐血住院，父亲来守护我，70岁的他还整夜不睡。看到他坐在我床前，我心里便感到很愧疚，可他还给我讲笑话。
暮年父子难分离
1978年，父亲彻底平反恢复职务、党籍。妹妹上了中专，我考进了大学。父亲像年轻了20岁，拼命工作，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他下洞庭重建岳阳褛，上衡山修复南岳臣庙，他还是全国剧协常委、省政协常委文化组组长。1987年他完全离休，省政协一再挽留也被他拒绝了。对他来说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反差”。每天打太极，看书、写字、浇花、散步，关心国家大事。父亲本是谈锋甚健，85岁后他听得多说得少了，年纪越大越不再喜怒于色，但他对祖国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感到高兴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继母因癌症病逝后，父亲身体也大不如前，可他不愿意住到子女家里，宁愿一个人过日子。
90岁时，父亲突发奇想，要将一生经历写出来。妹妹反对，说轻轻松松过日子多好。但他一定要有精神生活。父亲花了2年时间完成了近30万字的自传，父亲说没有遗产留给我们，住房也要捐给“希望工程”，想让老家的穷孩子能多一个人上学，但他这本书却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去年有一天，父亲反复问我什么叫上网、在线，病毒。我也尽力给他解释。他听完后说，10岁的他离开故乡去北京，一路跋山涉水，在武汉才平生第一次看见汽车。他感叹这百年的巨变，也许自己真的老了。说完他闭上眼，仿佛进入到一个冥想的空间里，忽然，他睁开眼，似乎恢复年轻的状态，说：“到100岁时我再去北京，和老朋友聚一聚，去看奥运会。”
父亲没能完成他去北京的梦想，今年春天，98岁的他悄然而逝。我刚搬了新居，父亲说要来看看却未能成行，他为我的新居摸索着题了一生最后几个字——“爱我中华”，还挂在客厅。我想念父亲，希望能在梦中与他继续说话，告诉他现在又有了叫“博客”的新事物……
我出生在武汉解放的炮火声中，母亲刚生下我就感染伤寒去世。姨妈怪罪于父亲，认定是他欺骗了比他小14岁的母亲，带她离开家庭遭受磨难，才26岁就夭折了。
时任湘江文工团团长的父亲正带领团员进入刚解放的长沙，他把刚领到的军大衣袖筒剪下来，把我塞在里面，抱着我离开了医院。这个袖筒就成了我的第一件“衣服”。
在我成年以后，才知道父母这段艰难的往事。我的父亲刘斐章是贵州兴义人，20世纪初，贵州有何、王、刘三大家族，我们刘家便是其中之一。我伯祖父当过贵州的督军兼省长，是个军阀。祖父为贵州派驻北京的国会议员，但40多岁就过世了。伯祖父垮台后，家道中落。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父亲没毕业就前往日本留学，在那里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回国后他先加入左联再加入共产党。
父亲从30年代初开始主要从事革命戏剧活动。1937年上海“8·13”事变后，他担任救亡演剧队第八队队长(后改为演剧六队)，率领这支戏剧轻骑，行程万里，宣传抗日救亡。1946年，他和另外三位演剧队长，在重庆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
我的生母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进步青年，她心甘情愿地参加演剧队跟随父亲。为了他们的结合，田汉先生还赠诗一首：“十年推剧阵，百战人将老，前路尚多艰，且种同心草。”
因为文工团的工作太忙，大人们在台上排练，我就在台下爬着玩耍，父亲托一个同事的母亲照看我。爱抽烟的老奶奶常捡起地上的烟头来抽，我也学着把烟头塞到嘴里，结果染上了肺病。父亲四处求医，为了找一种稀有的药物，他还去托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我体质一直比较弱，为此父亲自责了一生。
父子事耕桑
我4岁时，父亲重新组建家庭，我不但多了姐姐，又添个妹妹。父亲对子女很严厉，但又不乏幽默。他带我们去看戏，讲故事，讲笑话，不知不觉在我们心里种上了一些乐观的种子。
父亲常说：“人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劳动。”我从小就开始干家务活。周末，父亲先让我帮他擦自行车，接下来的工作是剥花生仁、糊火柴盒。我上初中时，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家里常吃些南瓜、面粉糊糊。父亲每月有两斤油和一点面粉，他却总是把油送给机关的困难职工。一次父亲看见我的脸浮肿，说恐怕是营养不够。他要继母想办法多买点骨头炖汤，但他油还是照样送人。我家有一个花园，没有种花而是种南瓜，父亲教我如何下底肥，如何给花授粉，我们的南瓜获得丰收，机关评比还得了第一，我和父亲都很开心。
父亲从没打过我。记得读初一的时候，我外语不及格，父亲发现我骗他说早上起来读外语其实在看小人书，他气极了狠狠地将拳头朝墙上击去，吐出一句话：“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呆呆地站在他面前，什么话也不敢说，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父亲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缓和下来，拉着我的手说，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英语不好，整整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清华大学。那时他没有钱也没有住的地方，全靠朋友接济，一天有时就只能吃一个烧饼。父亲这次发脾气和谈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学习也变得比较自觉了。
父子更兼师友情
我高中毕业，“文革”开始了。父亲很快就被“揪”了出，成为“走资派”、“文化特务”、“叛徒”。因为被发现留着我生母坟地证明，他又藏着“变天账”，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已60岁，经常被“红卫兵”打得几天起不来床。后来，我们全家5口人下放到4个地方，几年都不得团聚。我曾去干校看望父亲，他消瘦、话少，干活比我当知青更重更累，他笑着说，现在他对批斗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又说“何处黄土不埋人”。我不知这笑声中含着多少苦涩，也不知这苦涩中还有多少幽默。
1974年，父亲在左联的老朋友陈沂来看望他，陈沂曾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是当时湖南“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杨大易的老上级，他拍着胸脯为我父亲“担保”，父亲才得以摘掉“专政对象”的帽子。父亲说陈沂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却如此乐观，应该向他学习。
我听出父亲这话是对我讲的，因为我找不到工作，只能在码头当临时工。身体也不好，时不时咳血，四处看病买药，情绪非常低落。年迈的父亲也陪着我到处找医生，一次他硬是顶着寒冷的北风，骑车四处为我寻找老中医。后来我因大吐血住院，父亲来守护我，70岁的他还整夜不睡。看到他坐在我床前，我心里便感到很愧疚，可他还给我讲笑话。
暮年父子难分离
1978年，父亲彻底平反恢复职务、党籍。妹妹上了中专，我考进了大学。父亲像年轻了20岁，拼命工作，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他下洞庭重建岳阳褛，上衡山修复南岳臣庙，他还是全国剧协常委、省政协常委文化组组长。1987年他完全离休，省政协一再挽留也被他拒绝了。对他来说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反差”。每天打太极，看书、写字、浇花、散步，关心国家大事。父亲本是谈锋甚健，85岁后他听得多说得少了，年纪越大越不再喜怒于色，但他对祖国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感到高兴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继母因癌症病逝后，父亲身体也大不如前，可他不愿意住到子女家里，宁愿一个人过日子。
90岁时，父亲突发奇想，要将一生经历写出来。妹妹反对，说轻轻松松过日子多好。但他一定要有精神生活。父亲花了2年时间完成了近30万字的自传，父亲说没有遗产留给我们，住房也要捐给“希望工程”，想让老家的穷孩子能多一个人上学，但他这本书却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去年有一天，父亲反复问我什么叫上网、在线，病毒。我也尽力给他解释。他听完后说，10岁的他离开故乡去北京，一路跋山涉水，在武汉才平生第一次看见汽车。他感叹这百年的巨变，也许自己真的老了。说完他闭上眼，仿佛进入到一个冥想的空间里，忽然，他睁开眼，似乎恢复年轻的状态，说：“到100岁时我再去北京，和老朋友聚一聚，去看奥运会。”
父亲没能完成他去北京的梦想，今年春天，98岁的他悄然而逝。我刚搬了新居，父亲说要来看看却未能成行，他为我的新居摸索着题了一生最后几个字——“爱我中华”，还挂在客厅。我想念父亲，希望能在梦中与他继续说话，告诉他现在又有了叫“博客”的新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