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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村长’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村官与专家就当前我国三农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商讨，并就三农发展的未来趋势发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见。这些宝贵意见和建议对拓宽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要挣钱，少种粮食少养猪。”种粮，或许是大多数人对“农民”的普遍印象，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党委书记朱重庆在采访中却对笔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全国“名村”的书记，朱重庆说这话时非常谨慎，语气中透着些无奈，但还是说了。他是30多年来带领航民村发展起来的老书记，是位打拼了一辈子的农村实干家，说出这句话，必然不是“一时冲动”。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到底折射了当前我国三农发展的哪些问题？
“名村”书记称“中国的发展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话没人敢说”
航民村是个“名村”，从2005年以来在全国获了很多奖项，包括2008年获的“中国经济十强村”。村党委书记朱重庆就是航民村发展的带头人。
现在航民村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据朱重庆介绍，“村子很小”，只有2平方公里，全村1080余人，但村里职工则达12000多人。改革开放以来，村里主要靠发展工业起家，迄今已有纺织、印染、热电、饰品加工、宾馆、海运等二、三产业的企业25家，今年预计销售额100亿元，与去年相比增长10%。“现在增长慢了，以前都是增长30%～50%。”朱重庆说。据他介绍，去年村里上缴税金3亿元。
问到村民的生活状态，朱重庆说：“我们村民的生活不算差，也不算顶尖，算中上吧。”他说，村民年平均收入3.5万元左右，“平均每户一辆车”，村里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学费全免，考上大学的除了每年2400元的补贴，还一次性奖励1万元。“三分之二学生毕业后回了村”。2000年之前，村里给村民直接发养老金，“2000年开始，按照政策，我们必须把钱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发放养老金，个人缴30%，村里缴70%。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经缴了1.8亿了”。
笔者从朱重庆展示的一份村貌画册上看到，航民村的建设外观已经完全没有了人们印象中“农村”的样子，楼房、别墅、马路、汽车、公园，俨然一座现代化城镇了。
然而，作为一个靠工业起家的村子，航民村的农业发展情况如何呢？谈到村中的农业发展，朱重庆语调中有几分自豪，也有几分无奈。他介绍说，早年村里的土地用完，从周边买了一些，目前耕地共有800亩，从1985年开始就实现了机械化，农场化操作，现在村里直接从事种地、养殖的“农民”只有26个人。“打的粮食除了给村里人吃的，每年还有部分出售。虽然实现机械化、规模化，但因为种粮农民是发工资，所以种粮食还是赔本的。”
笔者谈到大多数名村的发展主要靠二三产业而不是农业，朱重庆说出一句令人颇感意外的话：“对。要挣钱，少种粮食少养猪，自己够吃就好。”说这话时，朱重庆有些无奈。他说：“养殖、种植都很难挣钱，行情不稳定。粮价太低，国家按最低价收购，都是刚够农民成本的，所以，种粮食的农民很穷。”
对于近年来农村政策转好的问题，朱重庆也摇摇头说：“各级政府都是要赚钱的，与我们企业一样。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包括征地。”笔者问他对当前农村发展的建议，朱重庆说：“发展工业也不理想，已经晚了。”他认为，航民村当时发展工业起家，是赶上了好时机，“80年代时，政府先免税3年，后又支持外资进入，税收两免三减半，有扶持政策。但现在扶持政策没有了，亏损企业也要缴增值税、附加税，办工业很难。很多企业都是亏损的，不挣钱的能占到一半。现在农村办工业未必有出路”。
谈到对“新农村”的理解，朱重庆显出“实干家”而非“理论家”的本色，他说：“‘新农村’这个概念不好谈，但我们村已经差不多达到了，村民们并不向往大城市的生活。”显然，航民村的发展，像大多数名村一样，很好地解决了本村的“农村、农民”问题，富起来了，但“农业”的头上却依然有个问号。
笔者把朱重庆的观点提给山西龙门村村党委书记原贵生时，他表示赞同。原贵生略作沉思后说：“中国的发展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话没人敢说。农业根本没有出路。”原贵生进一步说：“我们国家13亿多人口，八九亿是农民，农业的产出有多少？如果一亩地产出1000斤，能挣多少钱？你的种子、化肥、浇水等成本远把你的收入都抵消光了，还不如出去打工。”
问到加大科技投入能否解决种粮利润过低的问题，原贵生认为也不容乐观：“科技投入了，你的成本还会往上加。没什么好办法，主要还是靠好的政策去引导。”对于当前的三农政策，原贵生首先肯定政策“的确很好”，但又强调“和城市、工业相比，还远不如”。
专家承认农民利益受损
讨论农民该不该“种粮”
在采访中，笔者把朱重庆的话作为问题提给几位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大多获到了肯定回答。“一定意义上，这种话是对的。”对于朱重庆的观点，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三农发展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如此说。但他认为，种粮收入不高，主要是“人多地少”的客观原因所致，他说：“用单位土地种粮食与用单位土地种茶叶、花卉，肯定是后者挣钱。这就是所谓‘比较优势’——粮食适合于‘人少地多’的地方种，像美国就不会搞花卉，因为花卉是需要人力的，美国人少地多，只能搞粮食、棉花等适合大规模经营的。”
对于原贵生的观点，顾益康也表示赞同，他说，长期以来，城乡发展其实是在“采阴补阳”：“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低价征收农民土地，再高价卖掉；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做工业原料，农民当然亏了”。
实际上，笔者通过采访一些刚起步的村子时也发现，发展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而非农业，确实是一些村子已经或将要选择的路子。对于农业该如何发展的问题，顾益康开出的方子是“走品质型发展路子”。他认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大批高端消费群体，有大量的人想“吃文化”，那么，就要用文化来做农业。这是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把原来最原始、低端的东西包装成高端产品，让老百姓增收。增收后，用文化推动乡村旅游、推动农家乐、推动新农村建设。” 对于一些人的“舍农业而发展农村”的思路，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北大客座教授高焕喜也表示了不认可。高焕喜认为，多数“名村”确实是靠工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但今天面临的环境已经不同了。他强调说：“今天的工业竞争相当激烈，全国那么多村，县域、乡镇的工业低水平重复的很多。今天搞工业没有了早期的条件和机遇，难度相当大。”他进一步强调，在农村“搞农业效益实际上并不低”，而破解“农业”与“赚钱”这个困局的钥匙，就是“搞现代农业”。
对于“现代农业”，高焕喜与顾益康一样，也认为要发展与文化有关的“创意农业”，但他强调首先要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高焕喜把现代农业概括为四个字：“优、特、名、高”，这应该是农业发展的目标。他解释说：“所谓‘优’，产品结构要优、品质要优；所谓‘特’，产品要有独特的优势、有市场竞争力；所谓‘名’，要有知名的品牌；所谓‘高’，要有高附加值。”
高焕喜认为在搞好农业的基础之上，可以向两个产业延伸：一是搞“创意农业”，“结合搞旅游，比如采摘，融入一些文化的元素。要满足城里人尤其是高端市场的需要”。二是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而不一定是传统工业。“实际上农产品的加工也是工业，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很多。靠贷款、靠引进去发展工业，尤其是传统的、有污染的工业，不能去考虑。”
专家热议“粮食安全”
强调中央必须牢控“18亿亩红线”
对于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秘书长张从明说：“国家提出来了，首先要保护耕地，确保18亿亩红线。此外，粮食播种面积不少于16.5亿亩。再就是通过科技提高粮食产量。这样粮食供给基本上有保证。”同时，他认为，要保证粮食的安全，“第一要补贴高，第二要规模大”，“国家根据财政情况，补贴要逐步加大。将来种粮食有条件的地方，土地可以流转，种粮大户可以多赚钱。主要还是规模问题”。
对于很多人对“粮食安全”表示担忧，顾益康认为，那说明“我们还是计划经济的脑袋”。他说：“只要价格放开、市场体系完善，粮食安全基本没问题。物以稀为贵，粮食少了，价格就会上去。价格上去了，就会带动粮食种植。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以粮为纲’，最后大家肚子饿坏了。计划经济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他认为，如果非要说“担忧”，那主要是出于国际粮食问题的考虑，“如果中国粮食不能自给，将对世界粮食市场产生很大冲击。如果中国只有1300万人口，根本没问题”。
尽管主张要依靠“市场”来解决农业问题，但顾益康还是向笔者强调需要保证“18亿亩的耕地红线”。他说：“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很冲动，就想搞工业开发区赚钱，所以，中央要牢控。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这个必须要严格控制。”对于“粮食安全”这个问题，高焕喜认为，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他说：“食品安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短缺，不够吃；第二、质量有问题，不利健康。前者是数量上的，后者是质量上的。目前我国这两种不安全都存在。”
谈到当前的三农政策，高焕喜说：“如果说政策还有什么缺陷，就是粮价太低。国家补贴是按亩来补，实际上还不如放开粮价。那样，城里的低收入人群，政府可以给补贴。现在粮农则主要是卖给国家粮库，价格很低的。农民种粮食效益还是低，所以现在种粮还是吃亏的。粮价为什么不能再高点呢？”除了政策上的原因，高焕喜认为，种粮效益低也与“人多地少”的国情有关，“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时间。本来一个劳动力可以种30亩地，但他只有3亩、5亩，不就存在大量剩余劳动时间了吗？说到底就是一种失业。如果30亩地呢？会好一点”。最后的观点是，还得靠规模经营。
农村土地集中、规模经营或将快速推进 专家呼吁：“不能强行霸占”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村官、专家认为，解决粮食问题及农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土地流转”而实现规模经营，将是一个趋势。事实上，很多村多年前已经着手进行了，而一些村正在计划之中。有专家预测：“一个可以预期的变化将在2013年窥见端倪……农村耕地将被资本整合进现代农业模式以推进规模化经营……”
那么，土地规模化经营到底是不是一个必然趋势？是不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必由之路？张从明认为：“‘土地流转’应该说是一个发展趋势，但要实事求是，看该地是不是具备流转的条件，不能盲目地流转。”同时，他针对目前国内出现的大量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突发事件说：“要保证‘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不能强行霸占。”
谈到土地规模运作与“家庭承包制度”的关系，张从明认为，即使普遍实行规模运作，家庭承包制度也没有过时。他说：“中国的农村太大，地区差别也大，有的地方二三产业发展起来了，劳动力大部分都转走了，有些户不愿耕种，于是就流转给别人了。但承包权还是他的，可以从中受益。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还是一家一户主要靠几亩地来生活的传统模式，这种地方要长期以家庭承包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
对于土地规模运营的问题，高焕喜的看法是“利大于弊，是个方向”。据他分析，“解决了规模的问题，可以解决农业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对提高农业的效益，保障粮食安全有好处”。另外，通过大面积的土地流转之后，可以搞花卉，搞农业观光等。但同时，他又提醒，“也不排除一些地方通过土地流转，改变耕地使用方向，这就需要宏观调控”。
顾益康分析这个问题时，打了个比方：“原来7个农民生产出的东西给3个人吃，而现在2个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给8个人吃，那么，这两个农民不就富起来了吗？”他进一步说：“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换言之，他认为，农民人数减少、土地规模耕种，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当然，他同时强调，农民的素质必须提高。
“要挣钱，少种粮食少养猪。”种粮，或许是大多数人对“农民”的普遍印象，但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党委书记朱重庆在采访中却对笔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全国“名村”的书记，朱重庆说这话时非常谨慎，语气中透着些无奈，但还是说了。他是30多年来带领航民村发展起来的老书记，是位打拼了一辈子的农村实干家，说出这句话，必然不是“一时冲动”。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到底折射了当前我国三农发展的哪些问题？
“名村”书记称“中国的发展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话没人敢说”
航民村是个“名村”，从2005年以来在全国获了很多奖项，包括2008年获的“中国经济十强村”。村党委书记朱重庆就是航民村发展的带头人。
现在航民村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据朱重庆介绍，“村子很小”，只有2平方公里，全村1080余人，但村里职工则达12000多人。改革开放以来，村里主要靠发展工业起家，迄今已有纺织、印染、热电、饰品加工、宾馆、海运等二、三产业的企业25家，今年预计销售额100亿元，与去年相比增长10%。“现在增长慢了，以前都是增长30%～50%。”朱重庆说。据他介绍，去年村里上缴税金3亿元。
问到村民的生活状态，朱重庆说：“我们村民的生活不算差，也不算顶尖，算中上吧。”他说，村民年平均收入3.5万元左右，“平均每户一辆车”，村里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学费全免，考上大学的除了每年2400元的补贴，还一次性奖励1万元。“三分之二学生毕业后回了村”。2000年之前，村里给村民直接发养老金，“2000年开始，按照政策，我们必须把钱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发放养老金，个人缴30%，村里缴70%。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经缴了1.8亿了”。
笔者从朱重庆展示的一份村貌画册上看到，航民村的建设外观已经完全没有了人们印象中“农村”的样子，楼房、别墅、马路、汽车、公园，俨然一座现代化城镇了。
然而，作为一个靠工业起家的村子，航民村的农业发展情况如何呢？谈到村中的农业发展，朱重庆语调中有几分自豪，也有几分无奈。他介绍说，早年村里的土地用完，从周边买了一些，目前耕地共有800亩，从1985年开始就实现了机械化，农场化操作，现在村里直接从事种地、养殖的“农民”只有26个人。“打的粮食除了给村里人吃的，每年还有部分出售。虽然实现机械化、规模化，但因为种粮农民是发工资，所以种粮食还是赔本的。”
笔者谈到大多数名村的发展主要靠二三产业而不是农业，朱重庆说出一句令人颇感意外的话：“对。要挣钱，少种粮食少养猪，自己够吃就好。”说这话时，朱重庆有些无奈。他说：“养殖、种植都很难挣钱，行情不稳定。粮价太低，国家按最低价收购，都是刚够农民成本的，所以，种粮食的农民很穷。”
对于近年来农村政策转好的问题，朱重庆也摇摇头说：“各级政府都是要赚钱的，与我们企业一样。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包括征地。”笔者问他对当前农村发展的建议，朱重庆说：“发展工业也不理想，已经晚了。”他认为，航民村当时发展工业起家，是赶上了好时机，“80年代时，政府先免税3年，后又支持外资进入，税收两免三减半，有扶持政策。但现在扶持政策没有了，亏损企业也要缴增值税、附加税，办工业很难。很多企业都是亏损的，不挣钱的能占到一半。现在农村办工业未必有出路”。
谈到对“新农村”的理解，朱重庆显出“实干家”而非“理论家”的本色，他说：“‘新农村’这个概念不好谈，但我们村已经差不多达到了，村民们并不向往大城市的生活。”显然，航民村的发展，像大多数名村一样，很好地解决了本村的“农村、农民”问题，富起来了，但“农业”的头上却依然有个问号。
笔者把朱重庆的观点提给山西龙门村村党委书记原贵生时，他表示赞同。原贵生略作沉思后说：“中国的发展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话没人敢说。农业根本没有出路。”原贵生进一步说：“我们国家13亿多人口，八九亿是农民，农业的产出有多少？如果一亩地产出1000斤，能挣多少钱？你的种子、化肥、浇水等成本远把你的收入都抵消光了，还不如出去打工。”
问到加大科技投入能否解决种粮利润过低的问题，原贵生认为也不容乐观：“科技投入了，你的成本还会往上加。没什么好办法，主要还是靠好的政策去引导。”对于当前的三农政策，原贵生首先肯定政策“的确很好”，但又强调“和城市、工业相比，还远不如”。
专家承认农民利益受损
讨论农民该不该“种粮”
在采访中，笔者把朱重庆的话作为问题提给几位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大多获到了肯定回答。“一定意义上，这种话是对的。”对于朱重庆的观点，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三农发展组组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如此说。但他认为，种粮收入不高，主要是“人多地少”的客观原因所致，他说：“用单位土地种粮食与用单位土地种茶叶、花卉，肯定是后者挣钱。这就是所谓‘比较优势’——粮食适合于‘人少地多’的地方种，像美国就不会搞花卉，因为花卉是需要人力的，美国人少地多，只能搞粮食、棉花等适合大规模经营的。”
对于原贵生的观点，顾益康也表示赞同，他说，长期以来，城乡发展其实是在“采阴补阳”：“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低价征收农民土地，再高价卖掉；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做工业原料，农民当然亏了”。
实际上，笔者通过采访一些刚起步的村子时也发现，发展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而非农业，确实是一些村子已经或将要选择的路子。对于农业该如何发展的问题，顾益康开出的方子是“走品质型发展路子”。他认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大批高端消费群体，有大量的人想“吃文化”，那么，就要用文化来做农业。这是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把原来最原始、低端的东西包装成高端产品，让老百姓增收。增收后，用文化推动乡村旅游、推动农家乐、推动新农村建设。” 对于一些人的“舍农业而发展农村”的思路，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北大客座教授高焕喜也表示了不认可。高焕喜认为，多数“名村”确实是靠工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但今天面临的环境已经不同了。他强调说：“今天的工业竞争相当激烈，全国那么多村，县域、乡镇的工业低水平重复的很多。今天搞工业没有了早期的条件和机遇，难度相当大。”他进一步强调，在农村“搞农业效益实际上并不低”，而破解“农业”与“赚钱”这个困局的钥匙，就是“搞现代农业”。
对于“现代农业”，高焕喜与顾益康一样，也认为要发展与文化有关的“创意农业”，但他强调首先要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高焕喜把现代农业概括为四个字：“优、特、名、高”，这应该是农业发展的目标。他解释说：“所谓‘优’，产品结构要优、品质要优；所谓‘特’，产品要有独特的优势、有市场竞争力；所谓‘名’，要有知名的品牌；所谓‘高’，要有高附加值。”
高焕喜认为在搞好农业的基础之上，可以向两个产业延伸：一是搞“创意农业”，“结合搞旅游，比如采摘，融入一些文化的元素。要满足城里人尤其是高端市场的需要”。二是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而不一定是传统工业。“实际上农产品的加工也是工业，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很多。靠贷款、靠引进去发展工业，尤其是传统的、有污染的工业，不能去考虑。”
专家热议“粮食安全”
强调中央必须牢控“18亿亩红线”
对于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秘书长张从明说：“国家提出来了，首先要保护耕地，确保18亿亩红线。此外，粮食播种面积不少于16.5亿亩。再就是通过科技提高粮食产量。这样粮食供给基本上有保证。”同时，他认为，要保证粮食的安全，“第一要补贴高，第二要规模大”，“国家根据财政情况，补贴要逐步加大。将来种粮食有条件的地方，土地可以流转，种粮大户可以多赚钱。主要还是规模问题”。
对于很多人对“粮食安全”表示担忧，顾益康认为，那说明“我们还是计划经济的脑袋”。他说：“只要价格放开、市场体系完善，粮食安全基本没问题。物以稀为贵，粮食少了，价格就会上去。价格上去了，就会带动粮食种植。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以粮为纲’，最后大家肚子饿坏了。计划经济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他认为，如果非要说“担忧”，那主要是出于国际粮食问题的考虑，“如果中国粮食不能自给，将对世界粮食市场产生很大冲击。如果中国只有1300万人口，根本没问题”。
尽管主张要依靠“市场”来解决农业问题，但顾益康还是向笔者强调需要保证“18亿亩的耕地红线”。他说：“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很冲动，就想搞工业开发区赚钱，所以，中央要牢控。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这个必须要严格控制。”对于“粮食安全”这个问题，高焕喜认为，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他说：“食品安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短缺，不够吃；第二、质量有问题，不利健康。前者是数量上的，后者是质量上的。目前我国这两种不安全都存在。”
谈到当前的三农政策，高焕喜说：“如果说政策还有什么缺陷，就是粮价太低。国家补贴是按亩来补，实际上还不如放开粮价。那样，城里的低收入人群，政府可以给补贴。现在粮农则主要是卖给国家粮库，价格很低的。农民种粮食效益还是低，所以现在种粮还是吃亏的。粮价为什么不能再高点呢？”除了政策上的原因，高焕喜认为，种粮效益低也与“人多地少”的国情有关，“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时间。本来一个劳动力可以种30亩地，但他只有3亩、5亩，不就存在大量剩余劳动时间了吗？说到底就是一种失业。如果30亩地呢？会好一点”。最后的观点是，还得靠规模经营。
农村土地集中、规模经营或将快速推进 专家呼吁：“不能强行霸占”
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村官、专家认为，解决粮食问题及农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土地流转”而实现规模经营，将是一个趋势。事实上，很多村多年前已经着手进行了，而一些村正在计划之中。有专家预测：“一个可以预期的变化将在2013年窥见端倪……农村耕地将被资本整合进现代农业模式以推进规模化经营……”
那么，土地规模化经营到底是不是一个必然趋势？是不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必由之路？张从明认为：“‘土地流转’应该说是一个发展趋势，但要实事求是，看该地是不是具备流转的条件，不能盲目地流转。”同时，他针对目前国内出现的大量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突发事件说：“要保证‘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不能强行霸占。”
谈到土地规模运作与“家庭承包制度”的关系，张从明认为，即使普遍实行规模运作，家庭承包制度也没有过时。他说：“中国的农村太大，地区差别也大，有的地方二三产业发展起来了，劳动力大部分都转走了，有些户不愿耕种，于是就流转给别人了。但承包权还是他的，可以从中受益。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还是一家一户主要靠几亩地来生活的传统模式，这种地方要长期以家庭承包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
对于土地规模运营的问题，高焕喜的看法是“利大于弊，是个方向”。据他分析，“解决了规模的问题，可以解决农业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对提高农业的效益，保障粮食安全有好处”。另外，通过大面积的土地流转之后，可以搞花卉，搞农业观光等。但同时，他又提醒，“也不排除一些地方通过土地流转，改变耕地使用方向，这就需要宏观调控”。
顾益康分析这个问题时，打了个比方：“原来7个农民生产出的东西给3个人吃，而现在2个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给8个人吃，那么，这两个农民不就富起来了吗？”他进一步说：“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换言之，他认为，农民人数减少、土地规模耕种，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当然，他同时强调，农民的素质必须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