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3号坑发掘现场，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中正在为大口尊的提取做准备工作。一位文物修复师为什么要亲自参与文物的提取？
“成熟的文物修复师，都会了解许多和文物保护相关的原理。这些原理不仅是如何修好文物，同样包括怎样提取文物，在提取过程中，如何保证被提取文物的安全，怎样尽量避开其他文物。”郭汉中说。作为国内文物修复的第6代传人， 相比师傅杨晓邬那一代注重对修复手艺的理解和传承，郭汉中的文物修复理念和实践中，加入了更多科技元素。
文物修复大师：不止是修复
郭汉中的师傅杨晓邬是国内知名的文物修复大师，曾经主持修复了三星堆1号、2号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纵目青铜面具等一系列青铜重器。在他看来，文物修复师并不是只做修复，也要到现场去提取文物。文物一层层叠压在坑里面，由于器型不同，下层文物和上层文物可能缠在一起，所以提取时要特别小心。作为文物修复人员，参与文物提取环节，能更好地了解文物出土时的原貌，更准确地把握文物的器型、规格，这样日后开展修复时才能心中有数。
在现场提取文物时，需要先对文物进行临时性的加固，然后整体提取。转移到修复实验室后，观察文物表面及其附着物，了解残留的信息。观察之后，文保人员还需要进行取样、检测，对文物的质地、成分、锈蚀氧化程度、保存状况等进行修复前的登记，记录文物出土时的原始状况，为之后的修复做准备。清理罍、尊这种容器内部时，还要进行“二次考古”——容器内部的泥土中也可能会找到其他的青铜器、金器等文物。
修复人员要对器物有所了解，比如青铜器的扭曲、变形程度，规格尺寸，零件缺失情况等。早期的文物修复按照文物零件的造型、粗细、质地、氧化程度等，进行比对、拼接，然后进入下一步——预合，以验证前期的拼接位置、方式是否存在问题。预合后可以看到文物的整个形体，为修复提供初步依据。
杨晓邬回忆，早年三星堆的文物修复，从眼形器开始，到青铜立人、面具和尊、罍等容器，最后再到青铜神树，从小到大，由简入繁。选择最后修复青铜神树，原因在于其他的文物能够放在室内的转盘上进行修复，哪个地方有歪斜，哪个部件需要调整，高低是否对齐，一目了然。而青铜神树很高大，修复工作只能在室外进行，情况更为复杂。
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多种修复方法的结合使用，如粘接、焊接、铆接等。在杨晓邬的经验中，一件文物不可能只用一种工艺就能修复，要灵活运用多种修复方法。
修复青铜头像时，部分头像、金面具在坑里遭氧化、锈蚀。这些青铜头像长出了铜锈，使头像面部胀起，原本贴合覆盖在头像上的金面具出现拱胀，导致头像和金面具分离。这就需要先将金面具揭下来，把青铜头像面部的锈蚀病害清理干净，然后再把金面具还原上去。在杨晓邬的描述中，这一清理过程很像为文物美容。
谈及这次5号坑新出土的金面具不同部位的薄厚差别，杨晓邬解释称，这是金属的打制工艺造成的。一块金子最开始从鼻子的部分开始敲打，之后向四周延展。第1道到鼻翼，所以较厚，第2道则会到脸颊，第3道到颧骨，第4道到耳朵，第5道是耳朵后面的边缘。这样的工艺就会导致处在中心位置的鼻子最厚，越向四周和边缘就越薄。
杨晓邬介绍，只有对古代文物的制造工艺有一定了解，理解其原理，才能修复好文物。比如古蜀先民铸造神树时，也结合了多种铸造方法。神树上的器物，如花果、太阳等，都是经过二次铸造后再补铸在神树枝干上的。其中，部分零件铆铸在神树上，即在神树枝干上打孔，直接向孔内灌铜水，再将零部件铆接上去。了解这些制造工艺，是为了尽可能采用与铸造神树相同或接近的工藝。文物修复时，在需要铆铸的部位，杨晓邬也看到了一些铆口和铆接的痕迹。修复师就需要在这些原始痕迹的基础上进行修复，以求在细节上最大程度恢复文物原貌。
在神树的修复中，修复师先进行了不同部件的拼对，之后再预合，最终方能固定成型。预合是通过捆绑的形式进行固定，就好像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骨架一样，内部有一个支撑架，展出时的恐龙骨架是绑在支撑架上的。青铜神树的预合也是如此，把神树各部分拼对好后，需要用带子固定枝干，或者用一个支撑物把整个神树支撑起来。这样，修复人员就可以立体地对神树进行局部、细节上的调整。可以说，预合工作是最终修复定性的基础。
做完这些后，还需要确定保护修复工作的目标原则，编写保护修复方案，哪些地方可以粘接，哪些部位适合焊接，哪些零件有缺失，都需要详尽地写在方案中。
除了按部就班地修复，恢复文物原貌之外，杨晓邬对青铜神树独创性的固定保护，也使得这件旷世奇珍免遭二次损毁。
2008年，汶川地震波及了三星堆，但1号和2号神树并没有在地震中被破坏，其中杨晓邬在修复后用丝线固定的设计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出土时，神树的半边龙形部件已经缺失，导致主杆两侧的配重不平衡，正常放在展厅时，神树就会自然向一侧倾斜。为了防止地震破坏，杨晓邬在修复时就为青铜神树拴了一根渔线，固定在展厅保护罩中。地震时，展厅的监控录像显示，正是由于杨晓邬的这一创举，总高3.95米的1号神树只是在地震波来临时上下颠簸，并没有左右摇摆，因而未受损害。
修复技艺传承：更多科技元素
在三星堆博物馆的郭汉中修复工作室，有一件牛头纹的青铜部件静静地放在一个托盘上，精美程度几可乱真。这是郭汉中正在修复的一个圆尊的配件，是他自己雕刻出来的，目前刚经过化学处理。
作为国内文物修复的第6代传人，相比师傅杨晓邬那一代注重对修复手艺的理解和传承，郭汉中的文物修复理念和实践中，加入了更多科技元素。
“最小干预，最大保护，还原本质。”这是郭汉中对自己文物修复理念的概括。在他看来，修复的第一要义是尊重古代的遗物。如果文物上有信息，修复人员就尽量复原;如果缺乏信息，就要让科研人员尽量研究。这也是文物修复中的真实性原则，即保护修复的文物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不能凭主观想象改变文物原貌。 谈到此次发掘中提取大口尊的经历，郭汉中说，并不是所有文物修复师都能参与文物提取，因为古代遗物只有一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有深厚的经验积累，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由于不能用出土文物原物进行开模，所以此次提取中，考古队员首先使用3D 扫描仪对文物进行扫描及周边数据收集，然后根据坑内文物的原型进行等比例3D打印，打印一个文物的树脂模型，用这个模型进行开模，制作硅胶保护膜，最终将这个硅胶保护膜套到文物上。当硅胶保护膜与大口尊完全贴合后，再在外面灌注一层厚厚的石膏保护层，将器物放在专门的套箱里，使器物和箱体融为一体，最后进行整体提取、出坑。
大口尊的自重加上附着泥土的总重量超过100千克，此时，考古队员会利用考古发掘舱中安装的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脚不沾地”地进入1米多深的坑中提取文物。文物出坑落地后，文保人员再将套箱和包裹文物的石膏分为4块，分别取下，并对文物表面进行清理，通过拉曼光谱仪、X 射线、金相分析等科技手段，保存文物的所有原始信息。
考古作业中科技含量的日益提高，让文物修复的关口也前移到了发掘、提取阶段。郭汉中特别强调，眼下已经不能单一、割裂地看待發掘时的信息收集和文物修复，二者现在是一个综合体。修复时也非常需要一开始发掘、提取时收集的文物信息，比如金属成分、探伤过程、颜色分析、氧化程度等。文物修复已成为一个融合多学科的整体性专业。
此外，郭汉中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是“可逆”。他认为，修复人员应尽量把文物完整地留给后人去研究，尽量保留所有微痕信息。修复工作要采用可逆的方法，可逆的材料。
在他的理念中，修复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修复人员只对文物进行恢复、加固，待后人需要拆解研究时，器物出土时本身的信息都还在。可能假以时日，科学技术更加先进，后来人还能够按照修复人员留下的文物和相关信息，进行更好的修复。
文物修复是修复者回应历史的一种方式，而文物修复的成果，也是郭汉中自己留给历史的微痕。
修复人才培养：困境中前行
近几年，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和此次三星堆发掘等现象级的事件推动，国内的文博热达到了一个高峰。然而，在摄像机镜头的背后，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招聘和晋升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则鲜为人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谢振斌说，很多人认为，修复是技工干的活。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例，做修复的人员学历水平相对较低，评选较高级的职称和专家称号难度很大，这导致很多人更愿意搞研究，不愿意做修复。
谢振斌表示，目前国内很多考古机构招聘时，通常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这个门槛就把很多优秀的文物修复人才拒之门外了;而从文物修复职业学校等引进的修复人才，又由于学历不够，按规定无法进入编制。“一位文物修复师可能干了几十年还是劳动合同工，无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
另一方面，文物修复越来越成为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专业，多学科交叉。修复人员不光要把文物修好，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修。很多工作需要使用如金相显微镜等先进设备，对金属陶瓷组织进行观察和形貌分析，对青铜器合金生成、冶炼、浇铸以及加工工艺等信息进行研究。这些任务对文物修复人才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能力要求更高，传统的修复人才从事这些工作相对比较吃力。
谢振斌称，目前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有很大问题，只有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几所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了文物保护学专业，其他大部分是大专院校和职业学校开设这个专业。另外，学校教育和师承制如何更好地结合，传统手艺和科技文保怎样兼容，这些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几年前，杨晓邬曾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开设文物修复课程，一个班100人左右，但由于只有大专文凭，许多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工作后的待遇也比较低。杨晓邬还是认为像郭汉中这种师承制带出来的徒弟在知识、积累方面更扎实，因为院校很少有文物能让学生上手实践，而师承制徒弟遇到什么问题，师傅能很快解答，并且能更个性化地讲解。相对来说，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就比较程式化。
“搞文物修复，如果只在学校里学习，是学不全面的。雕塑、磨具、锻造、钣金、焊接、雕刻、美术、用力的改变和形状的矫正，以及修复理念...... 等你学好这么多学科，胡子都白了。”郭汉中说，文物本身器型、条件千差万别，个性化问题很多，所以要自己总结经验，掌握原理，才能一通百通。
由于平日修复工作繁重，郭汉中的徒弟主要是博物馆文物修复部的工作人员，以及通过项目和其他单位合作进行交流的人才。十几年来，郭汉中带了十几个徒弟。他表示，在杨晓邬的时代，更讲究传承，不是这个圈子的人，很难进这个门;而现在，很多技术都是公开的，且中国文物修复人才奇缺，还有很多精美的文物公众根本不知道，更看不到，而这些文物，现在的修复人几辈子都修不完。
“成熟的文物修复师，都会了解许多和文物保护相关的原理。这些原理不仅是如何修好文物，同样包括怎样提取文物，在提取过程中，如何保证被提取文物的安全，怎样尽量避开其他文物。”郭汉中说。作为国内文物修复的第6代传人， 相比师傅杨晓邬那一代注重对修复手艺的理解和传承，郭汉中的文物修复理念和实践中，加入了更多科技元素。
文物修复大师：不止是修复
郭汉中的师傅杨晓邬是国内知名的文物修复大师，曾经主持修复了三星堆1号、2号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纵目青铜面具等一系列青铜重器。在他看来，文物修复师并不是只做修复，也要到现场去提取文物。文物一层层叠压在坑里面，由于器型不同，下层文物和上层文物可能缠在一起，所以提取时要特别小心。作为文物修复人员，参与文物提取环节，能更好地了解文物出土时的原貌，更准确地把握文物的器型、规格，这样日后开展修复时才能心中有数。
在现场提取文物时，需要先对文物进行临时性的加固，然后整体提取。转移到修复实验室后，观察文物表面及其附着物，了解残留的信息。观察之后，文保人员还需要进行取样、检测，对文物的质地、成分、锈蚀氧化程度、保存状况等进行修复前的登记，记录文物出土时的原始状况，为之后的修复做准备。清理罍、尊这种容器内部时，还要进行“二次考古”——容器内部的泥土中也可能会找到其他的青铜器、金器等文物。
修复人员要对器物有所了解，比如青铜器的扭曲、变形程度，规格尺寸，零件缺失情况等。早期的文物修复按照文物零件的造型、粗细、质地、氧化程度等，进行比对、拼接，然后进入下一步——预合，以验证前期的拼接位置、方式是否存在问题。预合后可以看到文物的整个形体，为修复提供初步依据。
杨晓邬回忆，早年三星堆的文物修复，从眼形器开始，到青铜立人、面具和尊、罍等容器，最后再到青铜神树，从小到大，由简入繁。选择最后修复青铜神树，原因在于其他的文物能够放在室内的转盘上进行修复，哪个地方有歪斜，哪个部件需要调整，高低是否对齐，一目了然。而青铜神树很高大，修复工作只能在室外进行，情况更为复杂。
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多种修复方法的结合使用，如粘接、焊接、铆接等。在杨晓邬的经验中，一件文物不可能只用一种工艺就能修复，要灵活运用多种修复方法。
修复青铜头像时，部分头像、金面具在坑里遭氧化、锈蚀。这些青铜头像长出了铜锈，使头像面部胀起，原本贴合覆盖在头像上的金面具出现拱胀，导致头像和金面具分离。这就需要先将金面具揭下来，把青铜头像面部的锈蚀病害清理干净，然后再把金面具还原上去。在杨晓邬的描述中，这一清理过程很像为文物美容。
谈及这次5号坑新出土的金面具不同部位的薄厚差别，杨晓邬解释称，这是金属的打制工艺造成的。一块金子最开始从鼻子的部分开始敲打，之后向四周延展。第1道到鼻翼，所以较厚，第2道则会到脸颊，第3道到颧骨，第4道到耳朵，第5道是耳朵后面的边缘。这样的工艺就会导致处在中心位置的鼻子最厚，越向四周和边缘就越薄。
杨晓邬介绍，只有对古代文物的制造工艺有一定了解，理解其原理，才能修复好文物。比如古蜀先民铸造神树时，也结合了多种铸造方法。神树上的器物，如花果、太阳等，都是经过二次铸造后再补铸在神树枝干上的。其中，部分零件铆铸在神树上，即在神树枝干上打孔，直接向孔内灌铜水，再将零部件铆接上去。了解这些制造工艺，是为了尽可能采用与铸造神树相同或接近的工藝。文物修复时，在需要铆铸的部位，杨晓邬也看到了一些铆口和铆接的痕迹。修复师就需要在这些原始痕迹的基础上进行修复，以求在细节上最大程度恢复文物原貌。
在神树的修复中，修复师先进行了不同部件的拼对，之后再预合，最终方能固定成型。预合是通过捆绑的形式进行固定，就好像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骨架一样，内部有一个支撑架，展出时的恐龙骨架是绑在支撑架上的。青铜神树的预合也是如此，把神树各部分拼对好后，需要用带子固定枝干，或者用一个支撑物把整个神树支撑起来。这样，修复人员就可以立体地对神树进行局部、细节上的调整。可以说，预合工作是最终修复定性的基础。
做完这些后，还需要确定保护修复工作的目标原则，编写保护修复方案，哪些地方可以粘接，哪些部位适合焊接，哪些零件有缺失，都需要详尽地写在方案中。
除了按部就班地修复，恢复文物原貌之外，杨晓邬对青铜神树独创性的固定保护，也使得这件旷世奇珍免遭二次损毁。
2008年，汶川地震波及了三星堆，但1号和2号神树并没有在地震中被破坏，其中杨晓邬在修复后用丝线固定的设计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出土时，神树的半边龙形部件已经缺失，导致主杆两侧的配重不平衡，正常放在展厅时，神树就会自然向一侧倾斜。为了防止地震破坏，杨晓邬在修复时就为青铜神树拴了一根渔线，固定在展厅保护罩中。地震时，展厅的监控录像显示，正是由于杨晓邬的这一创举，总高3.95米的1号神树只是在地震波来临时上下颠簸，并没有左右摇摆，因而未受损害。
修复技艺传承：更多科技元素
在三星堆博物馆的郭汉中修复工作室，有一件牛头纹的青铜部件静静地放在一个托盘上，精美程度几可乱真。这是郭汉中正在修复的一个圆尊的配件，是他自己雕刻出来的，目前刚经过化学处理。
作为国内文物修复的第6代传人，相比师傅杨晓邬那一代注重对修复手艺的理解和传承，郭汉中的文物修复理念和实践中，加入了更多科技元素。
“最小干预，最大保护，还原本质。”这是郭汉中对自己文物修复理念的概括。在他看来，修复的第一要义是尊重古代的遗物。如果文物上有信息，修复人员就尽量复原;如果缺乏信息，就要让科研人员尽量研究。这也是文物修复中的真实性原则，即保护修复的文物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不能凭主观想象改变文物原貌。 谈到此次发掘中提取大口尊的经历，郭汉中说，并不是所有文物修复师都能参与文物提取，因为古代遗物只有一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有深厚的经验积累，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由于不能用出土文物原物进行开模，所以此次提取中，考古队员首先使用3D 扫描仪对文物进行扫描及周边数据收集，然后根据坑内文物的原型进行等比例3D打印，打印一个文物的树脂模型，用这个模型进行开模，制作硅胶保护膜，最终将这个硅胶保护膜套到文物上。当硅胶保护膜与大口尊完全贴合后，再在外面灌注一层厚厚的石膏保护层，将器物放在专门的套箱里，使器物和箱体融为一体，最后进行整体提取、出坑。
大口尊的自重加上附着泥土的总重量超过100千克，此时，考古队员会利用考古发掘舱中安装的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脚不沾地”地进入1米多深的坑中提取文物。文物出坑落地后，文保人员再将套箱和包裹文物的石膏分为4块，分别取下，并对文物表面进行清理，通过拉曼光谱仪、X 射线、金相分析等科技手段，保存文物的所有原始信息。
考古作业中科技含量的日益提高，让文物修复的关口也前移到了发掘、提取阶段。郭汉中特别强调，眼下已经不能单一、割裂地看待發掘时的信息收集和文物修复，二者现在是一个综合体。修复时也非常需要一开始发掘、提取时收集的文物信息，比如金属成分、探伤过程、颜色分析、氧化程度等。文物修复已成为一个融合多学科的整体性专业。
此外，郭汉中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是“可逆”。他认为，修复人员应尽量把文物完整地留给后人去研究，尽量保留所有微痕信息。修复工作要采用可逆的方法，可逆的材料。
在他的理念中，修复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修复人员只对文物进行恢复、加固，待后人需要拆解研究时，器物出土时本身的信息都还在。可能假以时日，科学技术更加先进，后来人还能够按照修复人员留下的文物和相关信息，进行更好的修复。
文物修复是修复者回应历史的一种方式，而文物修复的成果，也是郭汉中自己留给历史的微痕。
修复人才培养：困境中前行
近几年，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和此次三星堆发掘等现象级的事件推动，国内的文博热达到了一个高峰。然而，在摄像机镜头的背后，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招聘和晋升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则鲜为人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谢振斌说，很多人认为，修复是技工干的活。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例，做修复的人员学历水平相对较低，评选较高级的职称和专家称号难度很大，这导致很多人更愿意搞研究，不愿意做修复。
谢振斌表示，目前国内很多考古机构招聘时，通常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这个门槛就把很多优秀的文物修复人才拒之门外了;而从文物修复职业学校等引进的修复人才，又由于学历不够，按规定无法进入编制。“一位文物修复师可能干了几十年还是劳动合同工，无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
另一方面，文物修复越来越成为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专业，多学科交叉。修复人员不光要把文物修好，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修。很多工作需要使用如金相显微镜等先进设备，对金属陶瓷组织进行观察和形貌分析，对青铜器合金生成、冶炼、浇铸以及加工工艺等信息进行研究。这些任务对文物修复人才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能力要求更高，传统的修复人才从事这些工作相对比较吃力。
谢振斌称，目前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有很大问题，只有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几所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了文物保护学专业，其他大部分是大专院校和职业学校开设这个专业。另外，学校教育和师承制如何更好地结合，传统手艺和科技文保怎样兼容，这些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几年前，杨晓邬曾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开设文物修复课程，一个班100人左右，但由于只有大专文凭，许多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工作后的待遇也比较低。杨晓邬还是认为像郭汉中这种师承制带出来的徒弟在知识、积累方面更扎实，因为院校很少有文物能让学生上手实践，而师承制徒弟遇到什么问题，师傅能很快解答，并且能更个性化地讲解。相对来说，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就比较程式化。
“搞文物修复，如果只在学校里学习，是学不全面的。雕塑、磨具、锻造、钣金、焊接、雕刻、美术、用力的改变和形状的矫正，以及修复理念...... 等你学好这么多学科，胡子都白了。”郭汉中说，文物本身器型、条件千差万别，个性化问题很多，所以要自己总结经验，掌握原理，才能一通百通。
由于平日修复工作繁重，郭汉中的徒弟主要是博物馆文物修复部的工作人员，以及通过项目和其他单位合作进行交流的人才。十几年来，郭汉中带了十几个徒弟。他表示，在杨晓邬的时代，更讲究传承，不是这个圈子的人，很难进这个门;而现在，很多技术都是公开的，且中国文物修复人才奇缺，还有很多精美的文物公众根本不知道，更看不到，而这些文物，现在的修复人几辈子都修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