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消失的事物废除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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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天电影院 很多年前,中国百姓最美好的光景,是伴随着露天电影度过的——孩子们带着自家小板凳,开演前几小时就去抢地盘,有时候人太多,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银幕的反面。1990年代中期,一些大城市还有少量露天电影院。进入21世纪,人们大多选择在家里看影碟。
  朝鲜和东欧电影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引进的“大片”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电影为主,以朝鲜电影的引进规模最为庞大。那时,看电影更多是工厂和学校组织的“忆苦思甜”的一个节目。当时有句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小人书 小人书学名连环画。解放后,小人书的题材多半是土地改革、爱国增产、抗美援朝等。1980年代小人书进入鼎盛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外国名著和中国名著小人书也在市场热销。1990年代,小人书渐渐在书店里消失。今天,这个集体记忆的标本已成为民间逐年升温的紧俏收藏品。
  公共澡堂 女作家大老黄这样描绘她对公共澡堂的感受:我极为讨厌那个地方。除了人多拥挤透不过气外,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么多的裸体女人,我感到无所适从。在公共澡堂里,我感到所有的丑恶都聚集在了一起。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谁家浴室里没有个莲蓬头啊。
  四合院/老胡同 四合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的汉族民居典型,以正房、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又有游廊连接彼此,具有很强的私密性。1990年代后期开始,拜经济发展之赐,北京许多年代久远的四合院夷为平地。
  蜂窝煤/煤炉 有了液化气、煤气之后,这两个物件在城市中基本看不到了,不过,在北方农村,它们仍然是重要的日常用品。随着油价高企,一些城市的低保户也开始重新使用蜂窝煤。
  右派帽子 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部完成。
  知青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六条”精神,随后,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
  红宝书 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曾经风靡全国、遍及世界,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已达10.55亿册。“文革”中,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不可不读。
  敌台 这个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非常吓人的。敌台就是敌人的电台,那时除了政府和党的电台外,都可以理解为敌台。虽然还有几个国际朋友,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但个个穷得叮当响,其电台估计连自己的国家都覆盖不了,更无法将他们的革命之声传到中国了。
  万岁 解放后,由于伟大领袖空前绝后的伟力,老百姓激动得找不到更美好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只好求助于“万岁”。改革开放后,“万岁”的口号和个人崇拜一起成为历史。
  打倒 “文革”中,“打倒”一词成了口头禅。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多都尝过打倒与被打倒的滋味。打倒“四人帮”以后,斗争气息如此之浓的口号渐渐废除。
  
  螺丝钉 螺丝钉精神源自雷锋日记,“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这个一度最光鲜的字眼,象征着无私奉献、忠贞坚守、默默无闻等最美好的品质。这样的精神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理想。1990年代以后,雷锋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
  “文革”色彩姓名 “卫东”、“万红”、“胜利”、“抗美”、“国庆”、“超英”,“文革”中,中国人取名字大多带有政治色彩。今天的家长,谁也不会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红旗牌轿车 1958年8月,中央为建国10周年庆典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的任务。工人们以借来的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手工制作了一辆高级轿车。
  1959年10月1日,10辆崭新红旗轿车在首都国庆庆典上亮相,引得国外媒体争相报道。
  1980年代,“红旗”因耗油量大、成本高、产量低而停产。1990年代,一汽与国外公司合作重新开发红旗系列轿车,但在外形上摆脱不掉老款奥迪的影子,技术上也都是依靠国外。
  食品供应证/粮票/布票/油票
  计划经济时代,物品奇缺,求大于供,只能采取凭证分配的办法。那时,中国人每家都有户口,有了户口本,才有粮食关系,有了粮食关系才发粮本,有了粮本才能买米,或者取粮票,有了粮票才能在街上买吃的——光有钱是不行的。“大跃进”时期,粮油票、布票之外,又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其他一些花样百出的票证。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这些票证全都成为历史遗物。
  倒爷 倒爷分两种:一种受到人民群众痛恨——在价格“双轨制”时代,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悬殊差价牟取暴利;再有一种,只要他/她卖的是少见的物品,就被叫作“倒爷”。
  1997年3月,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表示,正在抓紧起草制定有关市场监督方面的行政法规,以取代备受关注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此条例适用已经20年了。
  工分 工分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
  招工指标 十几二十年前,这是一个重要词汇。当时想找一份工作,不管国营还是集体,必须有招工指标。招工指标非常少,即便花钱也难以弄到。那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制还未形成,没有“正式”工作就等于没有了饭碗。
  现在,已听不到哪儿还有招工指标,倒是“炒鱿鱼”和“跳槽”成了新的口头禅。
  工资区 1956年,中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依据各地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水平、工资状况,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这一规定沿用到1993年。
  万元户 改革开放初期,极少数农民通过各种努力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当时,万元户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全国人均月收入为1041.73元。在很多大城市,月入万元尚不能算作中产阶级。
  大集体 特定时代的产物。“文革”中,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文革”结束时,大部分知青要求回城,造成1979年、1980年左右的失业高峰。当时中央政策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你父母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负责你的工作安排,国有企业的职工子女被国有企业自己包下来了,又不能马上把他变成国有企业职工,就把他们放在劳动服务公司,形成了厂办大集体。市场经济时代多被改制或破产。
  大锅饭 大锅饭是指原国有企业中,各工种、单位不按市场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统统吃国家的,好像在国家‘大锅’里吃饭一样。大锅饭是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长期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效率增长的痼疾。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个人吃集体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等问题,十分严重。   农转非 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农,指农业;非,指非农业生产,确切的意思是国库粮。人事系统农转非工作是帮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贫困边远地区、艰苦岗位工作的职工和乡镇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解决户口困难,目的是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到艰苦岗位工作。当年,农转非“吃商品粮”,是让人羡慕的事。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某些地方,甚至有人念叨当农民的好处,愿意“非转农”。
  福利分房 单位所建房屋以福利形式分配给职工居住的一种待遇。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
  毕业分配 新中国建立后,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十分重视——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文革”后,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个个是香饽饽,这一时期依然沿袭“文革”期间中断了的统一分配制度,个人无需为工作操心,却也没有自主权,“一个萝卜一个坑”。
  1987年,首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分配后被退回的“寒潮”,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凸显。两年后,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已成往事。
  书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信札的年代早已过去。现代通讯方式在拉近人们距离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们彼此之间细腻的情感交流。小伙子们再也不会在大学的收发室里苦等姑娘来信:一枚倒贴的邮票代表着“我爱你”,侧贴则是“我想念你”,斜着贴代表怨恨……这些流行一时的邮票暗语注定了要像古老的旗语那样失传。
  电报 随着固话、手机、MSN、QQ、Email等现代交流工具的普及,电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每年央视春晚念贺电依然是保留节目,不过,这些贺电一点也不符合电报的最大特征——简短。
  表哥姐弟妹 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进入婚育高峰期。对于这些独生子女的下一代来说,“表哥姐弟妹”的称呼已变成只能在小说、电影、电视中才能看到的前朝往事了。同这些称呼一齐消失的,还有青梅竹马的玩伴和面对困难时来自家族的帮助,他们有可能会是中国最孤独的一代人。早有社会学家指出,计划生育在实现人口控制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伦情感方面的缺失。
  邻居 1949后,国家在城市建立了一整套住房方案,“单位”成为住房的惟一提供者和分配者。在大一统格局下,邻居一般意味着你的同事。尽管没有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权,但邻居间的情谊却被今天商品房内的人们所怀念。隐私观念的普及和福利分房政策的中止,让“邻居”走进了历史。
  贞操观 是什么让中国女性彻底看轻了贞操?女权运动还是性解放?亦或者,是操作简单收费低廉的处女修复术?最新看到一位男士在求偶贴中公布了对未来伴侣的、已经大大放宽了的贞操要求,令人莞尔:“不求第一次,只求第一胎。”
  单位结婚证明 结婚无须请组织批准,离婚也无须对组织负责,在单位退出私人生活领域后,社会中人之个体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实行,结婚不再需要单位或街道盖章出具婚姻状况证明,婚检,也从原来的强制性要求,变为自愿行为。结婚和离婚都变得更加简单,婚姻开始成为纯粹的两个人之间的私事。随之变化的是,以前婚姻遭遇第三者,有组织撑腰、全民监督、领导教育,可是现在,当婚姻遇到内部危机和外在威胁时,婚姻中的一方到对方单位去告状、大闹的家务案例大大减少。
  中山装 由于毛泽东经常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西方称中山装为“毛装”。在1960和1970年代,亿万中国人民大多穿中山装。中山装上衣兜里插支钢笔,代表有文化。
  1980年代以后,西装和时装开始流行,中山装逐步被人抛弃。
  雪花膏 20多年前,雪花膏是年轻女性令男子心旌荡漾的仅有的秘密武器。上了年龄的女人不能用,否则会有“妖精”之嫌。
  与雪花膏同一时期,还有一种叫蛤蜊油的护肤品,填在小贝壳里,没有香味,油腻腻的,一度标价9分钱。 1990年代世界级名牌化妆品纷纷打入中国市场,雪花膏和蛤蜊油已难见踪影。
  永久牌自行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是高档代步工具。那时,农村娶媳妇往往用“永久牌”接新娘子。随着私家车、公交车、轨道交通等出行方式的多样化,“永久牌”自行车淡出人们视线。
  算盘 阿拉伯数字出现前,算盘是世界上广为使用的计算工具。东汉末年,徐岳在《数术记遗》中记载,他的老师刘洪访问隐士天目先生时,天目先生解释了14种计算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珠算。
  电子计算器的出现,让用了几千年的算盘退休了。
  喇叭裤 喇嘛裤在1980年代突破灰色中山装的海洋,进入内地,心理叛逆的青年极爱穿上它,招摇于闹市街头。如此过分的打扮受到许多人反对,甚至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流里流气”、“不三不四”,全社会如临大敌。风靡了一阵子,到1990年代,喇嘛裤就成了过时玩意儿。
  军大衣/解放鞋/军挎 军大衣,解放鞋和军挎,对于今天40岁以上的人来说,意味着抹不掉的记忆。
  军大衣,在北方的冬天既保暖,又令人陡生一种英武之气;解放鞋便宜、结实、轻便、防滑效果好,但许多人都无法忘记那种穿久了的臭味;军挎单肩斜挎都行,骑车时还可以挂在车把上,禁脏耐磨。
  时过境迁,这些几乎所有家庭必备的行头,已成为农民工的工作服,偶尔会有前卫如崔健者,背着军挎出场,让人惊叹时光的变幻。
  叔叔阿姨头 1980年代盛极一时的发型,鬓角长长遮住耳朵,头上略烫小波浪,后脑勺留撮“鸭屁股”。女人剪了这个头,前面看上去像阿姨,后面看上去像叔叔;男人剪了这个头正好相反,前面看像叔叔,后面看像阿姨。这道风景早已淡出时尚,但性别混淆依然风口浪尖——李宇春那用发胶抓得满头乱竖的刺猬般的中短发,是新时代另一款宜男宜女的叔叔阿姨头。
  呼啦圈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一项新的健身运动席卷了全中国——呼啦圈。瘦瘦一根塑料管围成一个圈,一群人摇的时候,能听见壮观的“呼啦声”。当时,几乎所有的晚会上都有呼啦圈表演,单人转、组队转、一人身上套多个转。1990年亚运会,呼啦圈更是火得没边没际。1994年春节晚会,创造了旋转98个呼拉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上海13岁少女欧阳贝妮登台亮相,引起轰动。
  呼啦圈消失了很久,这两年又悄悄回到我们身边,这次打出了减肥瘦身的旗号。
  红茶菌 流行于1970年代中后期的民间养生疗病饮品。当时,家家户户五斗橱上都用玻璃罐养着一缸像海蜇水母一样的柔软物体。从邻居家讨一小块红茶菌组织,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用有限的白糖培养。每天,一家人数次喝下浸泡出的茶色液体。
  据四处散布的油印小册说,这一秘方本源于我国渤海一带,后流传至高加索,当地老人因长期饮用而健康长寿。
  进入1980年代,红茶菌被“醋蛋疗法”替代。
  霹雳舞 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引进中国,中国已故“霹雳王子”陶金深受震撼,开始苦练这种被当时正统舞蹈门类看成“歪门斜道、流里流气”的新舞步。陶金携新舞蹈上了春晚以后,霹雳舞在全国掀起一阵热潮,青年人戴着霹雳手套,在大街上模仿手臂折断、机器人木偶和月球漫步的谐趣动作,其热情程度,不亚于今天的青年跳街舞和赛滑板。   带功报告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曾掀起过一阵全民气功热,数以十万计的人练过自发五禽戏、鹤翔桩,后来是香功……那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年代,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关于特异功能的,最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是关于海灯法师的,最流行的演讲报告是听众一起发抖的——气功?催眠?还是心理暗示?反正大家纷纷表示:感觉到了,眉心热了,更有甚者,前排的残疾病人也扔掉拐杖站起来了。
  四大件 1970年代,结婚的“四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1980年代的“四大件”是: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现在要结婚,房子这一个大件就足以让小年轻们喘不过气来了。
  录像带 录像带是磁带的一种,主要用来录制、播放影音作品。在1980年代,“看录像”(主要是武打、言情)是城乡青年最流行的娱乐方式。近年来,因数位式储存技术如VCD和更新的DVD的发展,录像带和录像机退出大众市场。
  皮尔·卡丹 1950年,皮尔·卡丹创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装品牌。他凭借独特的创造力和高明的经营眼光,很快在巴黎打开市场。这个品牌在中国也曾出尽风头,一度是时尚界至尊。随着全球奢侈品全面覆盖中国,皮尔·卡丹过时了。
  BP机/寻呼小姐 “有事就拷我。”“可是你拷品真的很差,呼了你那么多遍你都不复机。”再过10年将这样的对白拿给后来听,他们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许多名词快速产生,又快速淘汰,这是语言学家面临的问题;小家电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许多红极一时的厂子在BP机退出历史舞台后纷纷转产或倒闭;而大批曾经薪水丰厚、嗓音甜美的寻呼小姐成了“下岗女工”。
  大哥大 摩托罗拉3200,因其曾经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警匪片中江湖大佬的标配,赢得了“大哥大”的美称。1987年我国首个900MHz模拟移动电话网在广东开通,“大哥大”因其昂贵价格和不菲的使用费,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除了信号模式,大哥大跟手机最大的不同是,其体型也是重量级的,黑暗笨重,厚如砖头。1996年,GSM网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退场。
  综艺大观 在只能看CCTV的时代,《综艺大观》作为惟一的综艺节目,短时间红遍大江南北,成为百姓快乐的重要源泉。
  就像它的标志人物倪萍被打上“古董”标签一样,《综艺大观》也已走完了13年的漫漫旅程。2003年,《综艺大观》走了,更多好玩好看的东西出现了。
  甲A 1994年,对于中国男子足球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年份。职业联赛诞生,甲A联赛问世。“成都保卫战”、“工体不败”……给中国球迷留下了最美好的一段回忆,那时,人们真的相信甲A是能拯救中国足球的。
  但在中国足协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黑幕、假球、黑哨、瞒上欺下、赌球、洗钱……
  2004,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宣布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开锣。此后的发展,不提也罢。
  1994年,大连万达夺得甲A冠军;2003年,上海申花捧杯;2008年,这两家队伍都早已换了东家。
  奉节古城 2002年11月4日上午10时53分,重庆奉节古城实施了长江三峡库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爆破,分两次完成,历时6秒,爆破面积20万平方米,被誉为“中国第一爆”。奉节古城永远消失。它的同伴还有:兵书宝剑峡、龙门峡、倒吊和尚、水帘洞、七道门洞、巴堰峡、关刀峡、大溪文化、屈原祠、白鹤梁、张飞庙……
  蓝天 “沙尘如雪盖京华,满城尽带黄金甲”,诗意盎然的标题下,是对北京一次沙尘暴天气的报导。据统计,目前北京一年中出现沙尘暴的次数相当于过去10年的总和。加上汽车尾气和工业污染猛增,北京全年“蓝天”出现的次数,在1998年锐减到不足100天。紧跟着北京沙尘暴的,是广州一年长达100天以上的灰霾天气。 蓝天、白云、星空、皎月,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耕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耕地面积一直在急剧减少,迄今为止,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三个半日本。1951年到1986年的36年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1亿亩,扣除开荒造田3.77亿亩,净减耕地2.34亿亩。全国已有9个省、直辖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0.05公顷警戒线。另一方面,全国人口却以每年10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保护有限耕地资源,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收容遣送制 有助于理解“收容遣送制”的关键词还有:盲流、昌平沙场、暂住证、遣送原籍……
  从“收容”变“救助”,湖北青年孙志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自由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活活打死。在媒体和学界关注下,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旧制度开始松动,但是暴露出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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